“我也决定要同你一样。”突然，屋角传出一个轻柔的、但却是坚决的声音。孙中山循声看去，原来是小小的庆龄。“那很好，庆龄，”孙中山说，“你愿意帮助我，我很感谢。”听到称赞，小庆龄反倒腼腆起来了。她从来喜欢静静地听人谈话，尤其是孙中山和父亲的谈话，她觉得可以从他们的谈话中得到许多新的知识，许多深刻的道理……所以，只要他们不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她就总是悄悄地坐在一边倾听，从来不打扰他们，这次是实在忍不住了。她抬头看看父亲，见父亲没有责备她的意思，就又补充说：“自从你到我们家……自从我知道你和爸爸在干什么以来，我也就确实知道我所要做的事情了。”
“可是庆龄，你还小啊！”宋耀如说。“革命可是要吃苦的呀！”孙中山说。“我不怕。”宋庆龄轻轻地说，“你们不是一直在说，全中国老百姓都在吃苦吗？”
“说不定还要被杀头……”孙中山又说。孙中山话没说完，宋庆龄立刻打断了他，坚定地说：
“当我去做我所决定的事情时，不管有什么意外发生，我都不会害怕。”宋耀如和孙中山吃惊地望着她，深深被这小女孩的精神和勇气感动了。庆龄这年才十三岁。1908年，庆龄十五岁，从中西女塾毕业了。夏天，父亲让她带着小妹美龄，在温秉忠夫妇的监护下赴美留学。翌年，考入乔治亚州的卫斯理安女子学院（WesleyanCollegeforWoman）文学系。庆龄是她的同学们见到的第一个中国女孩，她们都很爱她，因为她是那样文雅，那样美，又那样谦逊好学。只是觉得她有点过分严肃了，可不是吗？她竟那样喜欢哲学、历史，那样关心时事，那样细致地读报……“罗莎蒙德（Rosamonde），”同学们问她，“你这是在美国呀，你为什么不愿无忧无虑地享受生活，而老是去考虑这么多国家大事，自寻烦恼呢？”
“我觉得自己非常愉快！”庆龄回答说，“我对国内的事情充满了理想和希望。我不能不想中国，我也不能忘掉中国。如果忘记了祖国，生活该是多么没意思呀！”
同学们惊讶地看着她，这是一个多么与众不同的女孩呀！她说着一口流利的、微微带有乔治亚州口音的英语，穿着和她们一样的衣服，吃着一样的饮食，学着一样的课程，住在一个宿舍里。但是她的心却永远想念着中国，有着地地道道的中国气质，而且她会讲那么多优美神奇的中国故事。姑娘们深深地被她吸引，越来越敬重她，选她担任学院校刊《卫斯理安》（THEWESLEYAN）的文学编辑和哈里斯文学社（HarrisLiterarySociety）的通讯秘书。
在校期间，阅读父亲的来信是使庆龄最高兴的事。因为这些信不但可以让她知道亲爱的妈咪和弟弟们的起居、近况，还可以从中得到许多有关中国局势和革命形势的信息。这位日后被世界公认为“中国的良知”的伟大女性，确是从青少年时代起就为革命做着一切准备，对祖国和人民魂牵梦萦，息息相关。如果说她早期还写过一些表现中国人民传统美德的抒情短文，如《四个小点》《阿妈》之类，以后越来越多的就都是政论文章了。其中《受外国教育的留学生对中国的影响》，猛烈抨击中国封建官吏的愚昧，列举鸦片、缠足、蓄辫、特别是裙带风等陋习，表现了这未来的无畏斗士的敏锐目光和深刻的思想。她这样写道：
“数百年来，中国的政治都是以用人唯亲和尔虞我诈为特征。政府的各种职位，全为御用书生和宫廷亲信充塞……他们根本不懂科学管理，甚至连一点希图治国的才能也没有。人民的悲惨状况，频繁的骚动和起义，都是这种选拔‘能干官员’的不光彩的方式带来的后果……”
七十多年过去了，这篇文章不但在当时是切中时弊的，就是今天读来，也仍然有振聋发聩的意义。说明文章的生命力多么顽强。
而当时这位年轻的作者才刚刚十八岁。她的历史教授读到了她的这些文章，很欣赏她的才智，可又为她担心，怕她回国以后，会因此受到清朝统治者的迫害。于是，他决定找这个女孩子谈谈，规劝她一下。
“你的这些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呢？”庆龄一进办公室，教授就指着校刊上的文章问她。
“这些思想我从小就有了。”宋庆龄平静地回答。“是家庭的影响吗？”教授问。“原因是多方面的。”庆龄望着教授，坦诚地说，“我们家有个朋友，这个人正在领导中国革命。我小的时候，他常到我家来，和我父亲谈话。他们说的那些话，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庆龄思索了一下，又说：“当然，中国社会上种种不公正的现象，也是我产生这些思想的根源。”
接着，她列举了国内种种社会现象：农民成年累月地在田里劳动，可他们吃不饱，穿不暖，甚至到了典妻卖女的程度；地主不劳动，却过着十分奢侈的生活。官吏都由皇帝指派，他们只要巴结、奉承好皇帝和上司，不管怎样无能，横行霸道，欺压百姓，照样可以青云直上。人民没有一点权利。妇女比男人更苦，除了和男人一样受压迫外，还得受男人管束，婚姻凭媒妁之言，由父母做主决定……看到一向文静、腼腆的庆龄如此侃侃而谈，教授十分惊讶，也十分敬重她的信念和理想。而信念和理想是无从规劝的。
望着庆龄离去时那纤纤的背影，教授情不自禁地涌上一股尊敬又怜惜的感情：能有这样一个学生，是人生的幸福，但她是多么纤弱，多么年轻，几乎还是个孩子呢！
1912年，对庆龄来说，是终生难忘的一年，是无比幸福的一年。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孙中山12月29日被南京十七省代表会议选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这些，庆龄都在外国报纸上见到过简讯。详细情况呢？对这个视革命为生命、为最大幸福的年轻女孩子来说，她多么渴望知道一切详细的情况啊！
刚一过年，庆龄就收到父亲寄来的包裹。里边不但有一封长信，详细地叙述了她所渴望知道的一切，还有一面崭新的五色国旗呢！庆龄欣喜若狂，竟一反平时的温文尔雅，一把扯下挂在墙上的龙旗，踩在脚下，高声呼叫道：“打倒专制，高举共和的旗帜！”同学们也都被她的激情所感动，纷纷向她祝贺并帮她挂上五色旗。这些同学中有许多对中国并不了解，但偏见很深，通过庆龄，他们现在都改变了看法。庆龄看着他们，越发明白无论是一个国家或一个人要获得朋友的了解和信任，首先得自尊自爱，自立自强。
这年4月，庆龄又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文章，欢庆辛亥革命的胜利。题名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指出：
“是压迫导致了这场奇妙的革命——一件看来是不幸的而实际却是造福人间的喜事。”
“这一非常光辉的业绩意味着四万万人民从君主专制制度的奴役下解放了出来。这一制度已持续了四千多年，在它的统治下，人民毫无‘生活、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可言。这一业绩也标志着一个王朝的覆灭，这个王朝所进行的残酷剥削和自私自利，使得一度兴盛的国家，沦于极度贫困。推翻清政府就是铲除了一个充斥着野蛮习俗的道德败坏的朝廷。”
文中预言：“在促进人类进步的努力中，中国还要在其他方面起作用。”这是因为：
“一个民族的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国土广袤居世界首位，文化光辉灿烂，她在推动人类向上的事业中不可能不具有影响力。中国是首先创建了刑法法典的国家，她的哲学家对人类思想作出过某些最宝贵的贡献，她的浩瀚的文献赢得了学识渊博的、终身从事研究中国的欧洲学者的赞赏，她的社会和道德伦理的准则，几乎是任何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多少世纪以来，中国人一直是热爱和平的民族。对他们来说，笔比剑更有力量。
中国以她众多的人口和对和平的热爱——将作为和平的化身站起来。必将推动那个人道主义运动，即实现世界和平。”
文章发表以后，引起了广泛的影响，一时认识的与不认识的人们都在谈论这篇文章及那位写作这篇文章的年轻姑娘。
“她是多么的与众不同啊！”人们惊呼。“她是多么的与众不同啊！”当文章寄到家中，父母一边阅读，一边惊异时，宋耀如忍不住叫了起来。“我的庆龄从来和那些只知时髦衣衫和个人幸福的年轻姑娘们不同。”母亲骄傲地说。
“啊！我的庆龄，她这样温柔又这样犀利，这样聪明又这样透彻！咦，妈咪，你怎么了？”
妈咪流着幸福的泪水，眼睛里却充满了忧愁：“是的，是的，我们的庆龄是这样的。只是她对自己、对生活的要求都这样高，我怕——她未来的生活会很艰难的……”
妈咪这时自然还不可能预见到她的庆龄那极其辉煌的人生，但母亲的心已朦胧地预感到女儿前途的艰险。
庆龄当时不知道。她正沉静地坐在卫斯理安学院的图书馆里，为她的下一篇文章，为她壮丽的一生在做着准备。
她在明亮的灯光下忙碌着，感到充实而又幸福。
中国现代化的先驱
从青年时代起就追随宋庆龄投身革命，并始终在她领导下工作的伊·爱泼斯坦先生1986年在日本演讲时，一如既往地赞扬孙中山和宋庆龄作为“两个现代人物”，是“中国现代化的先驱”。他说：
“宋庆龄的现代意识并非受教于人，而是她出身于一个现代家庭。她生长在‘通商口岸’城市的中国资产阶级家庭，其生活方式已颇为西方化了。在19世纪90年代的中期和后期，这些‘口岸’城市已经出现了相当数量的资产阶级分子，形成了一个特殊的阶层。在她父母家里，从建筑形式到生活设施，家具乃至饭菜都是西式的。孩子们从小被送到教会学校就读，学校所设课程主要是用英文讲授的。由于宋耀如在美国接受了大学教育，所以孩子们也都被送往美国去读大学，然而，孩子们的父母又都是爱国主义者。他们无意让子女久居国外，希望他们学成归来，为中国的进步效力。宋庆龄是听从父母这个教诲的最忠实的孩子。
……她在美国求学时（1908-1913年）所写的文章先是号召改革，辛亥革命爆发后，她又为之热烈欢呼。在她还不到二十岁时就写道：归国留学生的使命和任务，就是按照西方自由派的传统，把中国改造成现代化的民主国家，以恢复其独立和强盛……这位热情的少女热衷于投身改造饱经忧患的祖国的事业，并把孙中山视为这一事业的领袖。
……在不懈的斗争和努力中，在1924年开始的新的革命中，他们总结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东西，那就是工人、农民、一个革命政党和一支为中国人民绝大多数谋利益的军队是十分重要和必不可少的。没有这些就没有现代化的新中国。”
伊·爱泼斯坦先生的演讲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宋庆龄成为一个“中国现代化的先驱”的首要前提是心系国家、民族，双脚牢牢踏在祖国大地上，为“振兴中华”而广泛吸收一切外来文化，借鉴世界各国的革命经验。
在这点上，宋庆龄和我国无数革命先烈和现代化先驱者并无二致。但是作为一个把中西文化这样完美的结合，以现代化的工作效率，广泛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既是伟大的爱国者，又洋溢着强烈的国际主义精神，为中国革命和世界和平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因而赢得国内外人民群众的普遍尊重和爱戴的现代伟人的形象，她又与周恩来惊人的相似。
宋庆龄的现代性也强烈地表现在她对吸取知识的开放和对世界事物的通达上。从她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她就如饥似渴地博览群书，关心中国及世界上的一切大事。在美国求学时，图书馆馆长路西斯·莫里斯就曾用惊奇的眼光注视着宋庆龄——这小小的十五岁的严肃少女，是如何贪婪地阅读成年人读的小说、传记、哲学和历史等等。这些书远远超越了她那个年龄的普通姑娘的口味。
和孙中山结合后，她迅速地卷入了中国政治中心，她阅读的范围更广，视野更开阔了。今天的人们无论是参观孙中山和宋庆龄在上海共同生活过的故居，还是参观孙中山故世后宋庆龄个人在北京和上海的故居，都会感动地发现：他们的生活极其简朴（以他们的身份而言），他们的主要财产就是藏书。确实，宋庆龄毕生最大的乐趣就是读书。当年的目睹者常常回忆起宋庆龄为孙中山朗读英文书籍的情景，几乎每天都要读上几小时。此外，她还有个人阅读的时间。她通过读书努力保持她的现代性及广泛的兴趣。
为了建设未来，她勤奋地研究过去和现在。如今悬挂在宋庆龄故居卧室里她那张手抚书卷沉醉其中的巨幅照片为我们留下了她那极美的神韵。据故居的讲解员说，至今还没有一个人能不为这张照片所动，无论中外，每个参观者几乎都情不自禁地在这张照片前止步、流连、凝视、沉思，甚至高声赞美。对此，我深信不疑。因为我自己就在这张照片前无法移开脚步，并几次在伫立时听到别人在我背后发出由衷的赞叹之声。
每当此时，总使我忍不住又要想起周总理那张最后的照片：《历史在这里沉思》。两位中国现代化的先驱都已名垂青史，这两张照片的美也将在岁月的长河里熠熠生辉，引起人们不尽的遐思和深沉的历史感。不同的只是周恩来那张是在饱经历史沧桑之后，而宋庆龄这张还是在青春焕发之时。
爱泼斯坦先生在他的演讲中还把宋庆龄和孙中山先生相提并论地说：
“孙中山和宋庆龄的另一个突出的现代特点是他们的国际主义精神。尽管他们是热忱的爱国者，他们从未认为中国是孤立的，而是把它看做是置身于整个世界进步范畴之内的。他们要自己的国家不仅分享世界进步的成果，同时也要尽力为之作出贡献。他们既反对民族自卑或虚无主义，也反对民族狂妄和大国沙文主义。他们尊重所有国家包括自己国家在内的积极和进步的事物，反对消极和反动的东西。在他们与压迫和攻击中国的帝国主义政府进行斗争时，他们与那些国家内主张进步正义的个人和组织保持着坚定和长远的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