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柯岩文集(第六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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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章 女人的魅力(2)

“别,别,回来也可以有事做。把我见到的、知道的,一点一点告诉人……”

“你看,还能拖多久?”“我看,快了。这边这个熊样,拖不了多久了。”“真的?”“当然。呃,你知道么?这回,我还学了不少歌呢。”“唱给我听听。”“干吗听?我来教你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共产党勤劳为人民,”

“共产党勤劳为人民,”“共产党一心救中国…….”“共产党一心救中国……”

就这样,在东北沉沉的黑夜里,在万家灯火都已熄灭的一片寂静中,夫妻两个头并着头,不知不觉还手拉上了手。丈夫又粗又哑的嗓子,和着张静那年轻充满生气的声音,低低地唱着,悄悄地唱着,唱着他们两个人最初的觉醒,唱着他们眼里看到的希望,心里的一片光明……她站在海珠桥头,几乎跳了下去,就在即将举脚的那一刹那,她又改变了主意……那天,正谈到兴头上,门轻轻地被敲了两下。我心里很不高兴,不是约好了整整一天不让人打扰的吗?我一声没吭,但张静已经明白了。

“是我的副经理和设计师。你会愿意见见她们的,是不是?”她一边观察我的脸色,对我笑着,一边迅速地打开了门。

我的眼前一亮,多么漂亮的两个女人。设计师鲁贞德穿一身黑色皱花领的衣裙,黑色镂空高跟鞋,外边罩一件橙色的外套,显得既庄重又艳丽。副经理廖加仪穿一套银灰色套装,剪裁得十分合体,脚上一双白色凉鞋,衬托得人潇洒而又雅致。她们两人的衣着不但各具特色,非常适合她们各人的身份、气度,而且站在一起,又是那样谐调,真让人赏心悦目。

她们两人是从展销会回来的,我不由想到正在百货大楼展销的英利专柜,明白了在那一片浅米、粉红、乳白……的时装中,她们两人全套服装的位置与作用,是整个精心设计的一个组成部分。

想必我的眼睛流露出了欣赏的神色,张静很高兴,对她们说:“累了吧?我们已经吃过饭了。你们快去吃吧。”

令我吃惊的是她们竟不去饭厅而是用电饭煲自己做饭。“北方饭菜,她们吃不惯,”张静向我解释,旋即又悄悄附在我耳朵上补充说:“哎,南方人,比咱娇嫩。”说着,朝我挤挤眼,又说,“不过,她们快得很,能干着呢!”

知道在议论她们,那两位女性只对我羞涩地笑笑。不一会儿,她们饭做好了,一大盘洗得干干净净的牛奶葡萄也给我们端上来了。

我们说着话,吃着葡萄,竟不知她们什么时候吃完的饭,只见鲁贞德一会儿收拾桌子上张静摊得乱七八糟的电话本、货样、纸张,一会儿又用小碟儿把我们扔在茶几上的葡萄皮统统收走。我顺手放在沙发边上的几本时装杂志,她也轻手轻脚地准备拾掇走。

“我还没看完,还要看呢!”我说。“哦,对不起,”她对我又是一笑,“这是个坏习惯。忘了这儿还有客人。”“坏习惯的是我们。”张静对我一吐舌头,“我们这位设计师是出名的温柔人儿,她家里可漂亮了……”鲁贞德用手点着她,做出吓唬她的样子,那神态,哪里像什么设计师和总经理,倒像一个娇惯的妹妹对待溺爱自己的长姊。“哎呀,不得了啦!猫咪不见了!”廖加仪忽然用广东话大叫起来。鲁贞德丢下抹布,慌慌张张就和她跑到阳台上去找猫了。“这猫咪是她们的心肝,”张静说,又对着阳台叫,“不一定在外边,我们根本没开过门。”看着她也心神不定的样子,我说:“你也去找吧,我正好休息一会儿。”我的话还没有落音,张静已经跳起来跑进了里屋。我靠在沙发上看她们三个人床上床下乱钻,柜里柜外乱翻,觉得真有趣,一时间竟忘了我是来采访的,倒像是在家里一样舒舒服服地把脚蜷缩进沙发,半躺着欣赏她们。她们找着了猫。鲁贞德和廖加仪你抱过来、我抱过去地笑着,用广东话叽叽嘎嘎地惊叹着,叙述着,无非是说她们怎样担心,怎样着急,怎样设想猫咪去了哪里。张静却顺手拿了一件衣服盖在我的腿上说:

“你累了。留她们在这儿闹吧,咱们上里屋躺着说去。”我说:“别忙,我想和你的设计师谈谈呢。”鲁贞德用眼睛睇视着张静,缓缓地走过来,坐了下来说:“我可说什么呢?”那神情,使我觉得张静选择了温柔两字形容她,真是再恰当不过了。我说:“听说你爱人在香港,儿子在巴西。你倒没出去?”她看看张静说:“如果不是张姨我可能就去了。”“你也叫她张姨?”“我们都叫她张姨。”正在打长途的廖加仪,忽然回头插上一句。“你不同,”我说,“你还小呀。”

鲁贞德又抿嘴一笑:“是呀!其实我岁数也不小了,可不知怎么,就想叫她姨。”

“你们早就认识?”“哪里,我是听说她之后,自己写信给她,问她要我不要?”“那我还能不要?”张静说,“我正缺设计师呢。”“你是在哪儿学的?”我问鲁贞德。“我是自学的。我妈妈原来开一家小洋服店。我从小就喜欢服装。后来又学画……”

“就这样成了设计师?”“哪里,刚解放咱们哪有这个专业,我中学毕业就进了护士学校。后来身体不好,就退了职。三中全会以后,群众对服装的要求越来越高,我就自己开办了时装训练班,一班一班地教学生。”

“你的这个专业真好。”“你这样看?”她顿时容光焕发,“当时,还有不少人说长道短呢。后来我不再办了,当然不是因为怕人说,而是心里总还觉得不够劲儿,觉得自己还能做更多更多的事。这不,一听说了张姨,我就想写封信试试,没想到,她立即回信说:’来吧,咱们一起干。‘”

“她不是为了谋生,”张静说,“她是为了干一番事业。”我点点头,这个我懂。我们有多少专业人才都是这样。张静说鲁贞德的这句话,不也就是她最好的自我描述么?

“你不知道张姨,”鲁贞德深情地睇视着张静,“跟她一起工作多痛快,她千方百计地支持你工作,常常使你做出你自己都料想不到的成绩来。每当这时,我就问自己:’这是我么?我怎么这么能干呢?‘我原来性子很软的……只是她太累了,我们怕的就是累垮了她。”

“我还怕累垮了你们呢!”张静说,一边对她摇头,一边指着还在那里一个接一个挂长途的廖加仪说,“你知道她们一天做多少事?昨天夜里,我睡不着,正想着展销会,忽然鲁贞德一骨碌爬起来对我说,’北方人和南方人真不一样,他们买每件衣服都要问:什么料子?他们太看重质地,而且南方的有些样式对他们的体形、气质都并不适宜。我为下次进京展销重新设计了一些套服,你看看。‘一边说一边就和我比比画画出一大堆草图来……我要没她们,真是什么事也做不成呢!”

“哇!我俤要有你,益发呣得啦!”鲁贞德腼腼腆腆,却又是惊慌地叫起来,一着急,说的竟是地道的广东话。

一时,满屋子的人都不禁笑起来。看着这些真心实意互相欣赏、互相支持,亲如一家的人们,我还需要问什么呢?似乎什么也不需要了。我满意地说:

“谢谢。不再打扰你们了。好!咱们进去谈吧。”等到我和张静在里间关上门,各自在一张床上舒舒服服躺下来,把自己安顿得好好的之后,“说吧!”我说。她却沉默着。“说呀!”我又催她说。

她突然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现在,英利倒是打开了局面,张静也成了人物。到处开会,把我排在前头,又是企业家,又是大能人,又是劳模,又是入党……可你知道么?二十年前,我差点一头从海珠大桥上跳下去。”

“自杀!你?”我不免有些惊异。她所有的材料上可都没提这个,而在我与她的接触中,所有印象也似乎都与这个词相悖。人,真是多么复杂的动物。

“人,真是复杂啊!”张静幽幽地说,“我从来也没想到在我身上竟会萌发这个念头,可就只差那么一点点,脚都举起来了……”

“是因为开除了你的公职?”“是因为不知道为什么要开除我的公职。”是啊,究竟为什么,又何至于呢?

她一边幽幽地说,我一边默默地听,同时,在脑子里迅速地翻阅着、印证着所有有关她的传说。

1949年,张静终于盼来了解放军,她立即报名参军,当了军部警卫团的文书。这时,丈夫从衡山来信说,他早已随军起义了,被分配到炮校工作。世上竟有这样完美的事么?二十五岁的张静那时高兴得整天唱啊、跳啊,开大会、刷标语,简直不像四个孩子的妈妈,而像个涉世未深,热血沸腾的小青年。很快,组织上送她去银行学校学习,结业之后,分配到黄石市保险公司,后又调到粮食局,当了管统购统销的经营科主管科员。

谁能相信她从来没有工作过呢?她打一手好算盘,能说会道,会动员,懂政策,察民情,和群众关系很好,没有一年不完成任务,没有一次账目出过差错。1954年湖北发大水,她只身划着一只小船,满世界跑,抗洪救灾。孩子呢?早忘了,有同志们呢!惊涛骇浪呢,她不怕。也不知浑身上下哪儿来的那么大的劲儿,生死早置之度外了。“那会儿,我正争取入党呢!”她说。

洪水退了,她荣立了二等功。这个旧社会里无父的穷苦孤儿,在革命队伍里找到了温暖的家。这个被变相买卖婚姻出售的生孩子的机器,在解放区的晴空里头一次挺直了脊梁,觉得自己这才像个人。她太爱这个家了,太珍视自己的主人翁身份了。于是,她拼命学习,拼命工作,在从前,她是什么不敢说,什么不敢做的呀!

“我夜里常常学习得头碰桌子,不过这和小时候缝衣裳时的脑袋撞墙可不一样了。我一碰了头,就笑,满心欢喜地对自己嚷,哦,这可是我自愿的呀!我可算逮着学习的机会了……白天,我整天东跑西颠,把头发塞在帽子里,把军衣洗烫得笔挺,干起活儿来像打仗,走起路来一阵风,觉得天也宽地也阔,自己美得不行。军衣一领来,就立即下剪子改得紧俏合身,追求那个飒爽英姿。自己改,还给别人改。”她突然笑起来指着我说,“对了,你坦白!那会儿你改过没有?”

“我?没有。”我说,“因为我根本不会缝纫。”“那你是不是紧紧地束上皮带?”“那倒是真的。”我也笑了起来,“我觉得这样更潇洒。”“就是呀!”她又叹口气说,“我们都是高身材,又肥又大的衣服,或者改紧俏,或者束紧皮带,既英武,又妩媚。不但能充分体现中国妇女的精神美,还能突出咱们的体态美,多好的事呀!你看,现在的女军服不是就尽力在体现这个特点吗?可到了1957年,却有人风言风语地说我是国民党官太太,资产阶级思想,什么什么都来了。我呢?还满不在乎,该提的意见还提,该和人吵的照吵。这一下可好,说是运动后期内定了我个什么,我至今还不知道是什么,只知道还是组织上保了我呢。后来还是降了我两级。降级我也不在乎,反正还让我革命呗!后来调广东工作时,档案里就很不干净了,可我哪儿知道呀!”

因为随丈夫调动,她到了广州。还是那样拼命学习,拼命干。单位都承认她能干,可她那个能干劲却真叫人受不了,经常是口口声声地说着“你不行,我来!”“看你干的这活儿,唉!”“搁下,搁下,别给我弄错了。”一和人闹气就更不得了,什么“当个科长什么了不起,叫我干准比你强!”“哼,他那也叫处长,一点水平没有。”“哼,还党员呢,觉悟还不如我这个非党员!”……这样,别管她工作干得多好,人多能干,不但党没入成,什么科长、处长不会有她的份儿,倒是得罪的人越来越多,“俟机处理”酝酿得越来越成熟,而她自己却还蒙在鼓里。因此,四清后期,需要处理一批干部时,开除她的公职也就是极其自然的了。可这对一向自我感觉良好的张静却不啻晴天霹雳。她在街上整整转了一天,想怎么回去告诉家人。

果然,丈夫接受不了:“你肯定犯的错不少。”“说什么的当然都有,可我问心无愧。”丈夫是好人,但他也很难相信她绝对清白无辜,说:“我相信组织,但我也不和你离婚。我,只搬出去住。”张静至今说:“他这就很宽厚了。当年,谁不是绝对相信组织。有多少人能顶得住这种压力。可我当时真接受不了。我想,连他,几十年朝夕相处,几乎可以说是看着我长大的人,都不相信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于是,我花了三天遍游广州。什么白云山呀,黄花岗呀,沙面哪,越秀公园呀……一一告别。最后,来到了海珠大桥上,正闭上眼,举起脚来,要迈这最后一步时,又想,让我再看看珠江吧,再看一眼就跳。谁知不看还好,这一看呀,不但看见了珠江上穷苦勤劳的水上人家,还看见了岸上来来往往的红男绿女。我心里一热,想起了我的童年,想到了我的儿女。我千辛万苦地活了这么大,容易吗?我死了,我的儿女不要为我背一辈子黑锅吗?谁能替我说明我是清白的,无罪的,是真心实意追求党的呢?谁也说不清的。只有我自己。对,不死!不该死,不能死,还得活!不但活下去,还要活个水落石出,还要活得有出息,继续为人民服务……”

这么一想,张静心里就宽敞了。回家,先拿过纸笔给组织写了一份汇报:“亲爱的党呀,我相信您总有一天会承认我不但无罪,而且是您的好女儿。我现在说不清楚,因为我不知道误会出在哪里,可我还能干,还会干,我会用我的行动证明我是忠诚的……”

“写完把笔一丢,我就上街打酒、买肉,切一碟烧鹅,来二两叉烧,回家自斟自饮了一通,倒头就呼呼大睡了……”张静说着哈哈大笑起来。

我却笑不出。我说:“可真有你的,你真吃得下,喝得下,睡得着?你没哭?你就没想到申诉?”

“要哭有用,我能哭它个三天三夜,可我明白,我就是把眼珠子哭出来也没用。”张静这回是苦笑了,“我岂止想到申诉,我甚至想去告他们。后来想想也没用,既然要整你,那就是捏好的窝窝蒸熟了的馍,不会改的。我才不白搭那个功夫呢!只有行动,行动本身就是最好的申诉。所以,我还就真一滴眼泪也没掉。我真吃得下、睡得着的原因是,我已经想好了一个活下去的主意。”

第二天,张静去找了丈夫,说:“我总得活下去,我想买架衣车,我只有八十元存款,你帮帮我,给我五十元,行吗?”

丈夫二话没说,就给了她五十元。张静至今感念说:“他真是个好人。他不知道,当时衣车只要一百一十多元,我多向他要十几元,是为了买针线、布头,因为我根本不会车衣,要现学……”她又爽朗地笑起来。

我仍然笑不出,只说:“幸亏你那会儿没死。”张静说:“可不,幸亏我那会儿没死。”停了一下,她舒舒服服地伸了个懒腰,又说,“活着,多好呀!”我也伸展腰肢,让自己躺得更加舒展些,说:“活着,又能做事,那就是好上加好了。”

我俩默默地笑着,一时竟谁也无话了。

她从五十元起家,建厂两年,已创产值几百万元,现在又发展出一个远近闻名的英利贸易公司。大型霓虹灯招牌引人注目地竖立在广州市中山八路,经营范围不但面向全国,而且面向海外……1983年,英利时装厂正式成立,与英利时装厂签订定购服装合同的单位,由广州的白天鹅宾馆、中国大酒店,省内的佛山、深圳、湛江等地的商场,扩大到省外的北京、西安、四川、河南等十几个省市的商场,与“英利”联系业务的信函,像雪片一样飞来。从去年十月底发展成贸易公司之后,它的经营范围已不仅限于时装,除原来的英利时装厂外,又发展了好些个加工点、卫星厂和联营厂。仅在天津一地,就有一家七百多名工人的服装厂,接受这个公司安排的生产任务。西安市纺织局也打算提供一笔资金,帮助该公司建设一个现代化的英利时装厂,共同经营,利润分成。近日,又有港商慕名而来,找到张静,探索合作的可能性。

英利的生意越做越大,张静的知名度越来越高。张静,张静,张静!挂在人们嘴里,简直成了电影明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