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别，回来也可以有事做。把我见到的、知道的，一点一点告诉人……”
“你看，还能拖多久？”“我看，快了。这边这个熊样，拖不了多久了。”“真的？”“当然。呃，你知道么？这回，我还学了不少歌呢。”“唱给我听听。”“干吗听？我来教你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共产党勤劳为人民，”
“共产党勤劳为人民，”“共产党一心救中国……．”“共产党一心救中国……”
就这样，在东北沉沉的黑夜里，在万家灯火都已熄灭的一片寂静中，夫妻两个头并着头，不知不觉还手拉上了手。丈夫又粗又哑的嗓子，和着张静那年轻充满生气的声音，低低地唱着，悄悄地唱着，唱着他们两个人最初的觉醒，唱着他们眼里看到的希望，心里的一片光明……她站在海珠桥头，几乎跳了下去，就在即将举脚的那一刹那，她又改变了主意……那天，正谈到兴头上，门轻轻地被敲了两下。我心里很不高兴，不是约好了整整一天不让人打扰的吗？我一声没吭，但张静已经明白了。
“是我的副经理和设计师。你会愿意见见她们的，是不是？”她一边观察我的脸色，对我笑着，一边迅速地打开了门。
我的眼前一亮，多么漂亮的两个女人。设计师鲁贞德穿一身黑色皱花领的衣裙，黑色镂空高跟鞋，外边罩一件橙色的外套，显得既庄重又艳丽。副经理廖加仪穿一套银灰色套装，剪裁得十分合体，脚上一双白色凉鞋，衬托得人潇洒而又雅致。她们两人的衣着不但各具特色，非常适合她们各人的身份、气度，而且站在一起，又是那样谐调，真让人赏心悦目。
她们两人是从展销会回来的，我不由想到正在百货大楼展销的英利专柜，明白了在那一片浅米、粉红、乳白……的时装中，她们两人全套服装的位置与作用，是整个精心设计的一个组成部分。
想必我的眼睛流露出了欣赏的神色，张静很高兴，对她们说：“累了吧？我们已经吃过饭了。你们快去吃吧。”
令我吃惊的是她们竟不去饭厅而是用电饭煲自己做饭。“北方饭菜，她们吃不惯，”张静向我解释，旋即又悄悄附在我耳朵上补充说：“哎，南方人，比咱娇嫩。”说着，朝我挤挤眼，又说，“不过，她们快得很，能干着呢！”
知道在议论她们，那两位女性只对我羞涩地笑笑。不一会儿，她们饭做好了，一大盘洗得干干净净的牛奶葡萄也给我们端上来了。
我们说着话，吃着葡萄，竟不知她们什么时候吃完的饭，只见鲁贞德一会儿收拾桌子上张静摊得乱七八糟的电话本、货样、纸张，一会儿又用小碟儿把我们扔在茶几上的葡萄皮统统收走。我顺手放在沙发边上的几本时装杂志，她也轻手轻脚地准备拾掇走。
“我还没看完，还要看呢！”我说。“哦，对不起，”她对我又是一笑，“这是个坏习惯。忘了这儿还有客人。”“坏习惯的是我们。”张静对我一吐舌头，“我们这位设计师是出名的温柔人儿，她家里可漂亮了……”鲁贞德用手点着她，做出吓唬她的样子，那神态，哪里像什么设计师和总经理，倒像一个娇惯的妹妹对待溺爱自己的长姊。“哎呀，不得了啦！猫咪不见了！”廖加仪忽然用广东话大叫起来。鲁贞德丢下抹布，慌慌张张就和她跑到阳台上去找猫了。“这猫咪是她们的心肝，”张静说，又对着阳台叫，“不一定在外边，我们根本没开过门。”看着她也心神不定的样子，我说：“你也去找吧，我正好休息一会儿。”我的话还没有落音，张静已经跳起来跑进了里屋。我靠在沙发上看她们三个人床上床下乱钻，柜里柜外乱翻，觉得真有趣，一时间竟忘了我是来采访的，倒像是在家里一样舒舒服服地把脚蜷缩进沙发，半躺着欣赏她们。她们找着了猫。鲁贞德和廖加仪你抱过来、我抱过去地笑着，用广东话叽叽嘎嘎地惊叹着，叙述着，无非是说她们怎样担心，怎样着急，怎样设想猫咪去了哪里。张静却顺手拿了一件衣服盖在我的腿上说：
“你累了。留她们在这儿闹吧，咱们上里屋躺着说去。”我说：“别忙，我想和你的设计师谈谈呢。”鲁贞德用眼睛睇视着张静，缓缓地走过来，坐了下来说：“我可说什么呢？”那神情，使我觉得张静选择了温柔两字形容她，真是再恰当不过了。我说：“听说你爱人在香港，儿子在巴西。你倒没出去？”她看看张静说：“如果不是张姨我可能就去了。”“你也叫她张姨？”“我们都叫她张姨。”正在打长途的廖加仪，忽然回头插上一句。“你不同，”我说，“你还小呀。”
鲁贞德又抿嘴一笑：“是呀！其实我岁数也不小了，可不知怎么，就想叫她姨。”
“你们早就认识？”“哪里，我是听说她之后，自己写信给她，问她要我不要？”“那我还能不要？”张静说，“我正缺设计师呢。”“你是在哪儿学的？”我问鲁贞德。“我是自学的。我妈妈原来开一家小洋服店。我从小就喜欢服装。后来又学画……”
“就这样成了设计师？”“哪里，刚解放咱们哪有这个专业，我中学毕业就进了护士学校。后来身体不好，就退了职。三中全会以后，群众对服装的要求越来越高，我就自己开办了时装训练班，一班一班地教学生。”
“你的这个专业真好。”“你这样看？”她顿时容光焕发，“当时，还有不少人说长道短呢。后来我不再办了，当然不是因为怕人说，而是心里总还觉得不够劲儿，觉得自己还能做更多更多的事。这不，一听说了张姨，我就想写封信试试，没想到，她立即回信说：’来吧，咱们一起干。‘”
“她不是为了谋生，”张静说，“她是为了干一番事业。”我点点头，这个我懂。我们有多少专业人才都是这样。张静说鲁贞德的这句话，不也就是她最好的自我描述么？
“你不知道张姨，”鲁贞德深情地睇视着张静，“跟她一起工作多痛快，她千方百计地支持你工作，常常使你做出你自己都料想不到的成绩来。每当这时，我就问自己：’这是我么？我怎么这么能干呢？‘我原来性子很软的……只是她太累了，我们怕的就是累垮了她。”
“我还怕累垮了你们呢！”张静说，一边对她摇头，一边指着还在那里一个接一个挂长途的廖加仪说，“你知道她们一天做多少事？昨天夜里，我睡不着，正想着展销会，忽然鲁贞德一骨碌爬起来对我说，’北方人和南方人真不一样，他们买每件衣服都要问：什么料子？他们太看重质地，而且南方的有些样式对他们的体形、气质都并不适宜。我为下次进京展销重新设计了一些套服，你看看。‘一边说一边就和我比比画画出一大堆草图来……我要没她们，真是什么事也做不成呢！”
“哇！我俤要有你，益发呣得啦！”鲁贞德腼腼腆腆，却又是惊慌地叫起来，一着急，说的竟是地道的广东话。
一时，满屋子的人都不禁笑起来。看着这些真心实意互相欣赏、互相支持，亲如一家的人们，我还需要问什么呢？似乎什么也不需要了。我满意地说：
“谢谢。不再打扰你们了。好！咱们进去谈吧。”等到我和张静在里间关上门，各自在一张床上舒舒服服躺下来，把自己安顿得好好的之后，“说吧！”我说。她却沉默着。“说呀！”我又催她说。
她突然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现在，英利倒是打开了局面，张静也成了人物。到处开会，把我排在前头，又是企业家，又是大能人，又是劳模，又是入党……可你知道么？二十年前，我差点一头从海珠大桥上跳下去。”
“自杀！你？”我不免有些惊异。她所有的材料上可都没提这个，而在我与她的接触中，所有印象也似乎都与这个词相悖。人，真是多么复杂的动物。
“人，真是复杂啊！”张静幽幽地说，“我从来也没想到在我身上竟会萌发这个念头，可就只差那么一点点，脚都举起来了……”
“是因为开除了你的公职？”“是因为不知道为什么要开除我的公职。”是啊，究竟为什么，又何至于呢？
她一边幽幽地说，我一边默默地听，同时，在脑子里迅速地翻阅着、印证着所有有关她的传说。
1949年，张静终于盼来了解放军，她立即报名参军，当了军部警卫团的文书。这时，丈夫从衡山来信说，他早已随军起义了，被分配到炮校工作。世上竟有这样完美的事么？二十五岁的张静那时高兴得整天唱啊、跳啊，开大会、刷标语，简直不像四个孩子的妈妈，而像个涉世未深，热血沸腾的小青年。很快，组织上送她去银行学校学习，结业之后，分配到黄石市保险公司，后又调到粮食局，当了管统购统销的经营科主管科员。
谁能相信她从来没有工作过呢？她打一手好算盘，能说会道，会动员，懂政策，察民情，和群众关系很好，没有一年不完成任务，没有一次账目出过差错。1954年湖北发大水，她只身划着一只小船，满世界跑，抗洪救灾。孩子呢？早忘了，有同志们呢！惊涛骇浪呢，她不怕。也不知浑身上下哪儿来的那么大的劲儿，生死早置之度外了。“那会儿，我正争取入党呢！”她说。
洪水退了，她荣立了二等功。这个旧社会里无父的穷苦孤儿，在革命队伍里找到了温暖的家。这个被变相买卖婚姻出售的生孩子的机器，在解放区的晴空里头一次挺直了脊梁，觉得自己这才像个人。她太爱这个家了，太珍视自己的主人翁身份了。于是，她拼命学习，拼命工作，在从前，她是什么不敢说，什么不敢做的呀！
“我夜里常常学习得头碰桌子，不过这和小时候缝衣裳时的脑袋撞墙可不一样了。我一碰了头，就笑，满心欢喜地对自己嚷，哦，这可是我自愿的呀！我可算逮着学习的机会了……白天，我整天东跑西颠，把头发塞在帽子里，把军衣洗烫得笔挺，干起活儿来像打仗，走起路来一阵风，觉得天也宽地也阔，自己美得不行。军衣一领来，就立即下剪子改得紧俏合身，追求那个飒爽英姿。自己改，还给别人改。”她突然笑起来指着我说，“对了，你坦白！那会儿你改过没有？”
“我？没有。”我说，“因为我根本不会缝纫。”“那你是不是紧紧地束上皮带？”“那倒是真的。”我也笑了起来，“我觉得这样更潇洒。”“就是呀！”她又叹口气说，“我们都是高身材，又肥又大的衣服，或者改紧俏，或者束紧皮带，既英武，又妩媚。不但能充分体现中国妇女的精神美，还能突出咱们的体态美，多好的事呀！你看，现在的女军服不是就尽力在体现这个特点吗？可到了1957年，却有人风言风语地说我是国民党官太太，资产阶级思想，什么什么都来了。我呢？还满不在乎，该提的意见还提，该和人吵的照吵。这一下可好，说是运动后期内定了我个什么，我至今还不知道是什么，只知道还是组织上保了我呢。后来还是降了我两级。降级我也不在乎，反正还让我革命呗！后来调广东工作时，档案里就很不干净了，可我哪儿知道呀！”
因为随丈夫调动，她到了广州。还是那样拼命学习，拼命干。单位都承认她能干，可她那个能干劲却真叫人受不了，经常是口口声声地说着“你不行，我来！”“看你干的这活儿，唉！”“搁下，搁下，别给我弄错了。”一和人闹气就更不得了，什么“当个科长什么了不起，叫我干准比你强！”“哼，他那也叫处长，一点水平没有。”“哼，还党员呢，觉悟还不如我这个非党员！”……这样，别管她工作干得多好，人多能干，不但党没入成，什么科长、处长不会有她的份儿，倒是得罪的人越来越多，“俟机处理”酝酿得越来越成熟，而她自己却还蒙在鼓里。因此，四清后期，需要处理一批干部时，开除她的公职也就是极其自然的了。可这对一向自我感觉良好的张静却不啻晴天霹雳。她在街上整整转了一天，想怎么回去告诉家人。
果然，丈夫接受不了：“你肯定犯的错不少。”“说什么的当然都有，可我问心无愧。”丈夫是好人，但他也很难相信她绝对清白无辜，说：“我相信组织，但我也不和你离婚。我，只搬出去住。”张静至今说：“他这就很宽厚了。当年，谁不是绝对相信组织。有多少人能顶得住这种压力。可我当时真接受不了。我想，连他，几十年朝夕相处，几乎可以说是看着我长大的人，都不相信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于是，我花了三天遍游广州。什么白云山呀，黄花岗呀，沙面哪，越秀公园呀……一一告别。最后，来到了海珠大桥上，正闭上眼，举起脚来，要迈这最后一步时，又想，让我再看看珠江吧，再看一眼就跳。谁知不看还好，这一看呀，不但看见了珠江上穷苦勤劳的水上人家，还看见了岸上来来往往的红男绿女。我心里一热，想起了我的童年，想到了我的儿女。我千辛万苦地活了这么大，容易吗？我死了，我的儿女不要为我背一辈子黑锅吗？谁能替我说明我是清白的，无罪的，是真心实意追求党的呢？谁也说不清的。只有我自己。对，不死！不该死，不能死，还得活！不但活下去，还要活个水落石出，还要活得有出息，继续为人民服务……”
这么一想，张静心里就宽敞了。回家，先拿过纸笔给组织写了一份汇报：“亲爱的党呀，我相信您总有一天会承认我不但无罪，而且是您的好女儿。我现在说不清楚，因为我不知道误会出在哪里，可我还能干，还会干，我会用我的行动证明我是忠诚的……”
“写完把笔一丢，我就上街打酒、买肉，切一碟烧鹅，来二两叉烧，回家自斟自饮了一通，倒头就呼呼大睡了……”张静说着哈哈大笑起来。
我却笑不出。我说：“可真有你的，你真吃得下，喝得下，睡得着？你没哭？你就没想到申诉？”
“要哭有用，我能哭它个三天三夜，可我明白，我就是把眼珠子哭出来也没用。”张静这回是苦笑了，“我岂止想到申诉，我甚至想去告他们。后来想想也没用，既然要整你，那就是捏好的窝窝蒸熟了的馍，不会改的。我才不白搭那个功夫呢！只有行动，行动本身就是最好的申诉。所以，我还就真一滴眼泪也没掉。我真吃得下、睡得着的原因是，我已经想好了一个活下去的主意。”
第二天，张静去找了丈夫，说：“我总得活下去，我想买架衣车，我只有八十元存款，你帮帮我，给我五十元，行吗？”
丈夫二话没说，就给了她五十元。张静至今感念说：“他真是个好人。他不知道，当时衣车只要一百一十多元，我多向他要十几元，是为了买针线、布头，因为我根本不会车衣，要现学……”她又爽朗地笑起来。
我仍然笑不出，只说：“幸亏你那会儿没死。”张静说：“可不，幸亏我那会儿没死。”停了一下，她舒舒服服地伸了个懒腰，又说，“活着，多好呀！”我也伸展腰肢，让自己躺得更加舒展些，说：“活着，又能做事，那就是好上加好了。”
我俩默默地笑着，一时竟谁也无话了。
她从五十元起家，建厂两年，已创产值几百万元，现在又发展出一个远近闻名的英利贸易公司。大型霓虹灯招牌引人注目地竖立在广州市中山八路，经营范围不但面向全国，而且面向海外……1983年，英利时装厂正式成立，与英利时装厂签订定购服装合同的单位，由广州的白天鹅宾馆、中国大酒店，省内的佛山、深圳、湛江等地的商场，扩大到省外的北京、西安、四川、河南等十几个省市的商场，与“英利”联系业务的信函，像雪片一样飞来。从去年十月底发展成贸易公司之后，它的经营范围已不仅限于时装，除原来的英利时装厂外，又发展了好些个加工点、卫星厂和联营厂。仅在天津一地，就有一家七百多名工人的服装厂，接受这个公司安排的生产任务。西安市纺织局也打算提供一笔资金，帮助该公司建设一个现代化的英利时装厂，共同经营，利润分成。近日，又有港商慕名而来，找到张静，探索合作的可能性。
英利的生意越做越大，张静的知名度越来越高。张静，张静，张静！挂在人们嘴里，简直成了电影明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