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呼天不应，入地无门，又不甘心就这么白白死去的情况下，我校一医学运动科的王艾明大夫告诉我，北京画院郭林的新气功协助治好了高文彬同志的转移性肺癌，让我试试新气功。我当时到处也找不到郭林老师的这本书，就按着王大夫说的，先迈右腿——两吸；再迈左腿——一呼；舌舔上腭，闭着眼睛走……我就像溺水时有人递给了我一个救生圈，一把抓住可就不放啰！从1980年8月1日我就走了起来，头一天只能走几分钟，慢慢地就能走半小时、几个小时了。走着走着，能吃下饭了，睡觉呼吸也轻快了一点。呀，莫不是有了希望了？！
“走呀！走呀！我活过了十一。活过了十一，我就有信心了。在东北零下四十度的大风雪里，你们可不知道那个冷哟！我每天四点起来，就不间断地做行功。走呀走，吸吸呼，吸吸呼。吸吸呼，把氧气吸进来；吸吸呼，把毒气甩出去。大雪飘飘地下，冰碴在脚下’沙沙‘地响，轻轻地碎裂……吸吸呼，吸吸呼，但愿吞噬细胞也能像白雪这样密密地扑向癌细胞，但愿肿瘤也能像冰碴这样被包围、被湮埋、被粉碎。吸吸呼，吸吸呼……“练了六个月功，到1981年2月13日又拍片复查，拍完片，我扭头就往家跑，都不敢问结果。
“吃过中饭，我爱人’扑通扑通‘地跑进屋，脚步咋这么重呢？我睁大眼睛望着他，一动不动地等他宣判。他却老也说不出话来，就像喘不过气来似的，我心想这下子可完了。谁知他大张着嘴结结巴巴地说：’没——没有了，胸骨后的阴影——没有了。消失——了。‘我像做梦一样听他说，是我院放射科赵楚静副教授给诊断的。’刷‘的一下，眼泪就’咕嘟嘟‘地从我眼里往外冒。
“他这会儿也不结巴了，话像开了闸，絮絮叨叨地说着，什么医生怎么抢着看这张片子啦，什么都不敢相信啦，什么就剩二肋间那个还有啦，什么什么……我可都听不进去了。站起来就抓个包，拉扯几件衣服，二话没说，拎着包就往外走，上北京，上北京，上北京哟！
“到了北京，进了这个班。这一正经学，这才知道，我的姿势还不大对呢。光知道在东北大雪地里傻走，原来还没有做预备功，也没做收功哩！哈哈哈……”她爽朗地大笑起来。
“哈哈哈哈……”我们也高兴地大笑起来。我一边扬声大笑，一边小心翼翼地用眼光骄矜地察看我的医生朋友的反应，倒好像给周月辉治好病的不是别人，而恰恰是我一样。
咦，怎么听不见老陈那哈哈的大笑声呢？半晌，我忽然觉得似乎少了点什么，忙回头找，只见他的爱人抽抽噎噎地在一边抹泪儿。老陈拉着她的手，直说：“咦，你这人，你这人，真是——哎……”我的心一热，也禁不住泪流满面了。
“做过切片吗？”医生到底是医生，冷静的调查开始了。“做过不止一次，我病历上都有。门诊号……化验单……”“这半年——就是1980年8月到1981年2月，做气功时，你还进行了放疗或化疗吗？”一个医生问。“没有。”
“还进行了别的治疗吗？”又一个医生问。“只注射过中药蟾蜍素，这是一直没停过的。”医生点点头，不问了。我却问道：“会不会是放射线在继续起作用呢？”周月辉笑了：“不。陈公言主任他们研究时还专门说过，钴60照射停止一个月后，就绝对再起不了杀死癌细胞的作用了。因此，他还开玩笑地说：’你的阴影消失，我决不冒领功劳‘……”
那么，是蟾蜍素的功劳？但以前也注射过，为什么偏偏这半年间它起了作用呢？我又小心翼翼地看了我的医生朋友们一眼。哦，数据么？我没有！活人呢？
我多的是。我打算带他们去找一个我熟识的老同志徐政委。我认识他可不是在癌症班，但我们这次相遇却是在这个癌症班。1979年，我听说徐政委得了癌，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让“四人帮”及其爪牙气的。我们去陆军总医院看他，手术很成功，他也十分乐观，送我们出门，还一边走一边说笑。
但去年听说，已转移到肾和肺，不行了……我心里十分难过，躺在病床上还想着他曾经对我有过的帮助，想着在“四人帮”横行时我们去到山西，曾经带给他种种麻烦……可惜现在医生限制我的活动，无法去看他了。
万没想到，一天我来紫竹院学功时，突然看见一个老军人正在我前边慢步行功，一招一式，十分沉稳从容。我不禁跟在后边模拟，越走越觉得这人似曾相识。我学功还没入门，从来很难入静，这时心里更是七上八下，谁呢？究竟是谁呢？我终于追到前面，细细打量——啊，原来是他！虽然因为清瘦多了，有些改了容颜，使我没能立刻认出他来，但更主要的是我万万没想到他活到今天，还站得起来，还在这儿从从容容地吸吸呼，吸吸呼……我的心猛烈地跳了起来，快步追了上去，高兴地轻轻地喊：“徐政委，徐政委——”他回过头来，紧紧地握着我的手，亲切地说：“听说你也病了……”我一时说不出话来，恍惚间，不知怎么颇有点隔世之感。
此刻，我急着在人群中找他，但却不知他到哪里去了。显然对这类访问，他早就习以为常，不需要听也不想多讲。我放目四望，只见他的背影在小山后一闪，迅速地进入小树丛中去了。他是在快步行功呢，步履仍是那样沉稳从容，就好像一个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大将！但他走得好快呀，又像个急于夺取胜利的小兵在勇猛冲锋……他哪里像个病人？！联想到这个癌症班的学员每天到公园来练功时，经常在公共汽车上给妇孺老残让座的故事，我不禁又笑了。
可是数据，数据呢？数据么？周月辉在轻轻拉扯我的衣襟，带我们走向了一个穿粉红色罩衣的姑娘。她，圆长脸儿，细挑身材，二十七岁，尚未婚。二十六岁时，乳腺癌癌细胞全切后一年复发，广泛淋巴转移，也是没有可能再做手术及放疗、化疗，只能等死的……现在做气功八个多月了，颈淋巴上的癌肿块明显变软变小，从核桃大变为花生米粒大。左右肋淋巴结原来一串串花生米粒大的肿块，现左边已缩小，右边么，已完全消失……做过切片么？当然。病理诊断……门诊号……住院号……她还那样年轻，还没有结婚。在回答我们问话时带着那样明显的女孩子的羞涩。因此，请原谅我在这里不引用她的姓名了。
我带着我的医生朋友们又走到一位黑黑胖胖的男同志面前，请他讲讲。为什么我找他呢？因为我刚来到这个班时，他曾拦住我说：“听说你是个记者？报道报道吧！”我说我不是记者，只是个病人。他遗憾地打量着我说：“那我怎么听说你是——唉，真该报道报道啊！”
此刻，我把录音机放在他的面前，他立即高兴地说起来。“我早就希望能够报道报道了。当然，不是报道我，而是报道气功，郭林老师的新气功……”我是肝癌，在河南确诊的。跑的那个医院就多了，都说确诊是肝癌。到北京，又跑了好几个医院，也都支持河南的诊断。有诊断书嘛！我自己也看了片子了……肝上，有拳头那么大，都说已无法手术，告诉家里人没多久了，想吃啥就给做点啥吧……吃啥哩，啥也吃不下。老婆哭，孩子叫，这就都不用说了……“你们看我现在壮壮实实的，吃得可胖了。可那会儿呀，真瘦成了人干了。怎能不瘦哩？不吃不睡，就像点灯耗油一样。
“我虽只是个普通干部，在河南××合作社工作，但咱从小参加革命，好歹是个老同志，是个共产党员。再疼得难熬，疼得不能活，也就当最后的考验了。我去照标准相，召开了家庭会议。我说：’你们都别哭了，哭也不能把癌哭没了不是？摊上了，有啥法哩！我也五十多岁了，比起早牺牲的同志，还多拣了几十年哩。共产党员嘛，啥考验没经过，在死亡面前也得脸不变色心不跳哇！我也没啥可留给你们的，就留给你们这点不怕死的精神吧。标准相，等我死了就挂上几天，留个念想。尸体呢，送去解剖。把癌这个玩意儿好好叫医生们研究研究，要能叫后人少受点疼，也算我没白长一回癌病吧！‘“谁知道，就在这节骨眼上，组织上、同志们纷纷给我找来了气功治癌的报纸、郭林老师的书，劝我上北京，到这个癌症班来学气功……我就半信半疑地来了。”来来回回练了这么一年多功，现在，你们看，我有多胖。X光片上什么肿瘤的影子也没有了……没了。你们说，神不神？“他正在滔滔不绝地说气功的好处时，一位医生打断他问：“做过切片么？”“没有。当时所有的检查都支持是癌。在肝上那样大，都说手术预后决不会好。都说不挨这一刀，可能存活期还长点。”他扫了医生们一眼：“哎——我知道，你们会说，没有切片，就不能证明那是癌。是的，我一好了，片子上一没有阴影了，我只一说没动手术，是气功治好的，医院顿时就说是当初误诊了。可怎么这么多医院都误诊了呢？还是不相信气功能治病呗。咱是不懂医，可你们大家琢磨琢磨，退一万步说，就不是癌，是个良性瘤，是个囊肿，那么老大个家伙，就这么吸吸呼，吸吸呼地给吸得不疼了，呼没了，你们也该研究研究吧！否定一件事咋那么容易，肯定一件事咋那么难呢？我也懂，要数据，要数据，可不研究，不积累，死了才是癌，一好了就说是误诊，这数据从哪儿来呀？”
他的话说得那样朴素，又那样在理，许多病人都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了，眼光期待地射向在场的医生同志。他们都是病人，重病人，死刑犯！医生决不会和他们争辩。他们只是宽容地笑笑，什么也没说。
我也什么都没说，但回来就抓住他们不放了。你们看见了吧？相信不相信？难道是假的吗？可能个别有例外，原因不好解释，那你们为什么不寻求解释呢？怎么寻求？做试验呗，找数据呗……但是，我也知道，这不可能。首先，他们忙，真忙。
是的，真忙。谁要是没有在八十年代的中国医院里看过普通门诊，住过普通病房，谁就不会懂得中国普通医生的忙。那甚至不是忙，而是劳累，是不能喘息。门诊，每个钟头四至十个。询问，主诉；听诊，扪诊；化验，透视；照相，分析片子；解释，答问；开方，处置，写病历……住院医生呢？每天工作平均不下十个小时：早班，晚班；大夜班，小夜班；治疗，查房；急救，抢救；开研究会，碰头会，学习会，讨论会；开诊断书，病历摘要，出院证明，死亡证明……当然，还不算排队、走路、挤车上下班的时间……你怎么还能要求他们考虑治疗外的事，做什么试验呢？其次，他们无权。他们只是普通医生，他们没有权利拿教科书上没教过他们的理论、没有足够科学实验数据支撑的任何方法用于临床。我没有话说了，但我的心并不平静。是的，他们没空。那么，有空的人呢？
专门研究的人员呢？是的，他们没权。那么，有权的人呢？有权而又专管医学科学的人为什么不组织这项研究呢？是的，需要研究的项目多得很，但为什么这项就命中注定不该早日排上重要日程呢？我确实不懂，并且因为我确实无知，不知道这些应该归哪里管。因此，请原谅，我决不是想把矛头指向哪个单位或哪些人。我只是想说，牵涉到这么多病人生死存亡的最凶恶的敌人——癌，难道不需要组织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联合起来去制服它吗？为什么只能走西医西药的道路，而不能从祖国医学遗产中（包括气功）更广更深地去挖掘呢？从前节所提的肿瘤研究所的文章中知道，有些专门人才、专业机构已开始在做这方面的研究了，但为什么不能更广泛更普遍地做呢？譬如，就譬如哪个医院的肿瘤科或肿瘤研究组，为什么不能和这些癌症气功班挂起钩来，在统一的指导下，配合作战，积累经验，从而取得数据呢？
数据，啊，数据！数据是重要的，但活人毕竟是根本。没有活人，没有和活人关系最紧密、接触最频繁的临床单位，不相信发生在活人身上手术以外的“奇迹”，不研究活人取得奇迹的一切条件、一切因素和一切可能，什么时候才能掌握足以说明问题规律性的数据呢？
而病人不能等，因为癌症不肯等啊！于是，成批成批的活人，有的是我们至亲至爱的人，有些是对“四化”大有贡献的人才，甚至是栋梁之材在被癌症吞噬。这个该死的、万恶的、必须迅速征服的癌症啊！
古老的课题
因为我住的医院靠近玉渊潭公园，遇到我彻夜失眠或凌晨早醒时，总是听到有些男男女女在喊嗓子练声：
“咦——咦——咦——咦——”
“啊——啊——啊——啊——”
有的声音高亢而圆润，听了使人十分舒服，给人以美感，每当这时，我总是设想有这样美丽声音的演员的容颜气质，并把它和银幕舞台联系起来。在因病不能参加任何活动，几乎与世隔绝的一年中，这种倾听与遐想对我简直是莫大的享受。但有的声音干瘪凄厉，听了使人十分难受，使人心凉齿冷，甚至有时禁不住战栗。每当这时，我就会情绪很坏，联想到“四人帮”时期硬塞到各种舞台上的许多不称职的、令人啼笑皆非的演员。不明白为什么直到今天还要让他们来折磨好人，甚至病人？什么时候，他们才会退出历史舞台呢？
进了癌症气功班之后，我才知道，我冤枉了其中一些人。原来练声的不全是演员及不称职的演员，其中还有一些癌症病人。原来新气功疗法治癌中一项很重要的功是吐音。
根据不同部位不同程度的癌，辨证施治，吐不同的音，把郁结之气、停滞之毒统统散发出去，是这种功法的一个重要论点。理论我不懂，但大白话我明白。西医说：流泪能帮助把由于悲伤、愤怒……所引起对人体有害的分泌物排出体外，是一种生物自我调节的本能。因此悲愤而不哭泣、不发泄是有害的。中医说：郁闷则结，不通则痛，要通则必须疏导。运气发声，通筋活络，务使气血流通，则百病除矣。
哦，是了。每当气愤或郁闷到极点时，我就想放声大哭或高声喊叫，原来这是生物自我调节的本能。真理往往是朴素的，保持人体生态平衡的理论原来也顶单纯。正像许多人类的重大发明，寻求啊寻求，探索啊探索，历经千辛万苦之后，往往得到的东西却是极为单纯，甚至是你朝夕相处熟视无睹的事物。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还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生活的辩证法常令我心肃然，喜极无言。而这次，新气功疗法中的有关吐音的论述又不禁唤起我惊奇的喜悦，令我默默地思索……我有了进一步了解一下这位气功家及新气功疗法的愿望。原来报纸杂志也曾连篇累牍地介绍过：“郭林，原名林妹殊。中山人。为岭南派著名女画家。古才女之能为诗书画文者，多弱质，唯林则否，盖不特无古美人之病态，亦雄赳赳若好男儿也。现为北京画院画家。所为诗书文，皆豪迈奔放，一如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