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京朝阳区工读学校深入生活，为我的小说补充一点材料。只要有可能，我就要找他们的支部书记兼校长刘瑞峰谈上半天。当然，是谈学校，谈教育与再教育，但学校不是孤立存在的，因此必然地，我们也就会谈到社会、家庭、工厂和农村。谈我们的希望与忧虑，欢乐和苦恼，焦灼甚至是愤懑……因为刘瑞峰又是我二十多年前一道“救过火”的老同志，谈话不可避免地就要涉及他这些年的遭遇和经历。只要一到这种时候，他就会关上录音机，并要求我停下笔来。我虽然很不愿意，但因为尊重他，也只得照办。
他是个虎虎有生气的人，谈起话来热情奔放、慷慨激昂，却又生动活泼、极为深沉与细腻。我常常开玩笑地称之为“说书”。经常是在一天繁忙的工作之后，我走到他那里，坐下说：“怎么样，来一段？”这时，不管他正在干什么，多半是放下手头的工作，笑着说“好，来一段就来一段”。他的话就像湍急的河流，忽而清澈见底，忽而浊浪滔滔，忽而奔腾飞越，忽而旋涡四起……我常常听得入迷。
这一天，“段子”正说到热闹处，突然他说：“这些，你就不用记了，这与学校无关。”看我仍手不停笔地记，他停了下来，两只眼睛狐疑地打量着我：“你，不是写小说吗？”
“是写小说。”我正正经经地回答说：“写小说的什么都需要，请往下谈吧。”“不，不对。”他忽然走近我，用手拍着我的本子：“哎！我说——你可千万别把我写进你的报告文学里去啊！”看着他机敏而决断的样子，我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就算写个报告文学，又有什么不可以？你紧张什么？”“呃，别，别！可千万别写我呀！”他忽然手足无措起来。看出我丝毫没有听从的样子，他生气了：“你怎么这样？”“什么样？”我忍住笑反问他。
“以后和你谈话可得多加小心了，人家拿你当老朋友……”他无可奈何地用手搔着头，十分懊恼地坐了回去。
看着这个一向惯于发号施令、信心十足的人，忽然像个做错了事的孩子，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我惊奇起来：“你怎么了？我写好后一定请你过目，还不行吗？”
“不，不，我不是不信任你。我是说，我有什么可写的呢？我只是一个，一个普通的党员。”
是的，他是一个普通的党员，做着一个普通党员应该做的一切。但是，在经历了那个极不普通的时代，在林彪、“四人帮”及其追随者把我们的党糟蹋得不成样子，党内也逐渐出现一些特殊党员，以及涌进许多不合格的党员的时刻，在成千上万对我们党并不了解，却奢谈什么“信仰危机”的青年面前，这个普通党员所做的一切是多么地令人激动啊！不，我不能听从他的意见！我一定要记录下这个普通党员的故事。
他怎样管“闲事”
刘瑞峰的学生可能很难相信，对他们从不动怒的校长会在街上和人吵架。但这样的事确实不止一次地发生过，有时是在公共汽车上，当流里流气的小伙子欺负姑娘，或是挤倒老大娘的时候；有时是为校办工厂去求活儿，而给活儿的单位想方设法索取“礼物”的时候……这里，我只讲一桩完全与他无关、真正是毫不沾边的“闲事”。
那还是去年初冬，刘瑞峰陪女儿去买棉袄。他已答应过她多次了，可老是没有时间。这次非去不可了，因为天气已经冷得不能再冷了。女儿对他气很大，当然不仅仅是为了棉衣，首先是为了去年没考上大学。别的孩子都有爸爸给找补课老师，她的爸爸，就在学校当领导，工读学校里好老师多着呢！可爸爸就是不找，说什么“影响不好”。好，不找！那您给讲讲吧？又不行，没工夫！“好孩子，你先自己温，下趟回家一定给你讲。”可一趟又一趟，回家自行车一撂，不是去找老师商量工作，就是上学生家去“家访”。一个学期都快过去了，还没讲过一次呢！因此，这次陪女儿去买棉衣，在老刘，是带点赔情的性质，而在女儿，却并不很领情。
到了商场，好容易挤到柜台跟前，售货员聊天聊得正热闹呢。女儿很快挑好了样式，回头征求爸爸意见。一看，爸爸两眼正直瞪瞪地看着另外的柜台。原来，那边，两个售货员正在吵架。姑娘在柜台里，小伙子在柜台外。小伙子要姑娘给他拿件热门货，姑娘就是不理。
“劳驾，把你留的那种外转内销的衬衫匀给我一件。”小伙子说：“哎，怎么不理人哪……不就是昨天那带金线的袜子没给你留吗？得，敬礼！下次一定注意。”
姑娘仰着脸嗑瓜子儿。“耳朵聋啦！”小伙子来了气。“你瞎啦！没看见我正忙着。”“得，忙完了给来一件。”“给你？看你那德性！穿上也没人样儿。”“怎么骂人？公报私仇，什么玩意儿？！”“你玩意儿好，你——”“你他妈的，别让我把脏事抖出来！”“你他妈的，我连你妈一块儿抖！”
你妈，他妈，他妈的姥姥，姥姥他妈……越骂越升级，脏话像阴沟翻了底，浊浪滚滚，臭气熏天，越来越不堪入耳。奇怪的是，商场连领导带售货员，都熟视无睹，没一个出来制止的。
女儿十分担心地看着爸爸，一把没拉住，刘瑞峰一个箭步跳了出去，一拳头砸在边上一只空货箱上，面红耳赤地大嚷起来：
“你们要干什么？！你们——你们还文明经商呢？！你们——你们不怕污染了空气……”
“管得着吗？”姑娘嚷道。“管得着吗？”小伙子恶狠狠地扑了过来。这会儿，他们又进入一个战壕了。没想到的是这位半大小老头儿一步也没后退：“就是要管。还非管不可！你们领导呢？叫你们领导来！”刘瑞峰简直是咆哮了起来。周围的顾客早就憋着气，见有人挑头，也纷纷斥责起来：“不像话，太不像话了！”“这要搁从前……”见此情形，组长连忙找来了经理，一场风波才算平息了下去。
但刘瑞峰还不走，还在意见本上写意见。女儿赶紧拉走了爸爸。棉袄当然又没买成，刘瑞峰很抱歉。没想到女儿撅着的嘴却笑成了一朵花：
“爸爸，幸亏您一年就上这么一趟商场。您哪儿来的那么大的气？！”“我气的是没人管，50年代那会儿……”
“别50年代了！您知道他们为什么怕您？”“他们不像话嘛！”
“得了吧！”女儿扑哧一笑：“他们哪，看您那么大气派，八成儿，把您当成来私访的上级了！”
“是吗？”刘瑞峰愣了一下，也不禁哈哈大笑起来，“可以后，以后会全改过来的。一定会的，你要有信心。这不，已经是一天比一天好了嘛……”
女儿听着父亲的教训，默默地和父亲比齐了脚步。她的怨气消了不少，明白了爸爸就是这样一个人嘛！不是所有的女儿都有这样的父亲的。
她忽然紧紧挽住了爸爸的胳膊。棉袄么？以后自己再找个地方去买；功课么？当然是，自己加劲儿努力去温呗——唉！
他怎样“发号施令”
刘瑞峰在学校里还真有权威。往往在激烈的争论或是完成一件任务之后，主任、老师们会情不自禁地说：“还是咱们书记对呀！没的说。”
怎么个没的说呢？多着哩！就随便讲几件吧：刚开学时，校舍可破烂呢。“自己动手修。”书记说，“还得间间明亮，室室有花。咱们这些孩子没过过文明生活，得先从美化环境开始……”“自己动手？”今天回述的老师笑了，“要知道那是1978年。刚粉碎’四人帮‘一年多，那会儿，人们还习惯于光动嘴哩。可书记抡镐就干起来了，咋办呢？干呗！没的说。”
刚修好校舍，书记又要给学生修操场。哪儿有地方啊！老房子旁边，遍地是猪圈。没地方不行，书记第三周就得让学生赛跑……“这怕不行吧？”一向熟悉“工读速度”的我，也不禁迟疑起来。“咋不行？让猪圈搬家！书记抄起锨，把鞋袜一扒，就跳到猪圈里起开粪了。”体育老师皱着鼻子笑，好像今天还嗅得见那猪粪的冲天臭气，“干呗，’没的说‘呀！”
工读，工读，得赶快盖校办工厂。可盖冲床车间那会儿，工程进展慢腾腾的。为什么？没人抹顶。等办公的人来找书记，一看，书记正在房顶上抹灰呢，一身泥一身水的……咋办哩？大伙儿上呗！“没的说呀！”
刚归置得有个眉目，书记又来招儿了：“光物质生活可不行，还要精神生活，得组织剧团、合唱团，让学生朗诵诗……”教师会议笑成了一锅粥：“就这些学生，还朗诵诗？别逗了！”可刘瑞峰又开始发号施令了：“学生不会？咱老师会。来，每人一首，我带头。”给我讲这事的语文教员杨春山笑着说：“顿时就给我下了一道令，你不是爱诗吗？来，开讲！给大伙儿讲讲，诗是什么？怎样作诗？差点没吓破我的胆。可咱书记那是军令如山哇。您猜怎么着？还真成了。书记第二天就交了一首叫《工读校旗》的诗。音乐老师也来了灵感，给谱了曲。这不，现在还是保留节目呢……”结论当然又是：“没的说哇！”
老师们都纷纷交了稿，给学生开了个朗诵会。说惯了粗话，从没听过轻声细语的学生们却说：“哟，老师！你们怎么都这么说话？这就叫诗吗？我怎么脊梁上直发麻。”
可美感是需要培养，也是可以培养的。现在朝阳工读学校不但有了诗歌组，还有了摄影组、雕塑组、合唱队、师生小乐队、话剧团。去年两周年校庆时不但唱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工读校旗》、台湾校园歌曲《小路》，还自编自演了不少节目哩。这里我只节录其中的一首诗：
我没有写过诗，我的手从不干那样的事。虽然这也是一双人的手啊，但野蛮和贪婪已把它侵蚀。
我曾是那样愚昧，以致不识斗大的字。魔鬼抽去了我智慧的神经，让聪敏的心变得如此原始。
（以下是一些描写工读生活的段落）
……于是，我写下了这首诗，既不押韵，还有错别字。但诗里却有了一个崭新的影子，一串串热泪打湿了雪白的纸……青春啊，你是那样美好。
为什么，我以前不把你珍惜？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我的青春会谱写出更美的诗句。
在有的人看来，这也许不能算一首真正的诗。但要知道，这是从把那些酗酒、赌博、偷窃、斗殴、野蛮、原始、不骂娘就不会说话的孩子，变成讲文明、守纪律、有理想的人的学校里写出来、朗诵出来的啊！我不知道读者会怎样感觉？我是流着泪听那位女生朗诵的。我的感觉当然是发自内心的“没的说”！
一般学校老师的生活是清苦的，而朝阳工读学校的老师则更苦。什么八小时以外，他们不懂这个。和学生一样，他们住在学校里。白天给他们上课，制止一切流氓行为，培养文明生活习惯；夜里还要值班、守夜，给学生盖被子……因为学校是特殊学校，因此工读老师得钻研特殊的教学本领，而且还得是年轻力壮的。对工作，他们是壮丁。对家庭呢？他们大都上有老，下有小，也是壮丁。我就亲眼看见过多次，有的老师很不好意思地来找老刘，因为孩子、老人病了，或是家里没人拉煤、装炉子，“想请一晚上假，明天一早赶回来，决不影响上课。”要知道，学校离城区几十里，这“赶”字可真是毫不夸张。
这些，在战争年代，甚至50年代，都是不值一提的小事。但现在……没有一点精神力量的人能办到么？这支部书记的工作是怎么做的呢？
“书记比谁都累，所以……”一个教师说。“书记要求高。一忙，也就忘了自己的事了。”又一个教师说。“我们不是混事由，我们是在干事业。”说的人神色郑重。“你不知道吧？现在北京这么些工读，好像……我们这个……最……可以吧？嘻……”说得自豪又忸怩。大多数教师和工人都对我说：“您一定看得出来，咱们这儿正，没那些歪的斜的。一正，心里就痛快，再苦再累也就不算事儿了。”是啊，我确实看出来了，他们是一个多么好的教师集体啊！革命的责任感和集体的荣誉心，使得他们每个人都全力以赴，你追我赶。为集体想得越多，为个人争长道短的事就越少。食堂没办好，书记去找一个党员来帮忙整顿，那人二话没说，进了食堂就当上了管理员。汇报演出，老师学生，谁合适谁上。新编的话剧里差一个妈妈，编导指定要说天津话的。于是，书记去请一个天津籍的炊事员，他解下围裙就上了排演场……“你怎么指挥得动呢？”想着那些“大象屁股推不动”的单位，我一次次羡慕地问。
“主要是同志们觉悟高，经过十年动乱，明辨是非的能力强啊！”刘瑞峰每次都这样回答：“其实，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把火，咱们的工作就是点燃它，千方百计地点燃它……”
难怪大多数教师、工人总是笑着对我说：“也不知怎么搞的，跟我们书记一块儿干，没的说，真是越干越会干，越干越想干呐！”
他怎样成为权威
能使人越干越会干，越干越想干的人，至少得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行家，二是组织家。
刘瑞峰办工读是行家，这是校内外一致公认的。如何点燃学生心灵火花的故事，我在《特邀代表》里讲过一些，以后还要专门讲。这里，只说个笑话吧。
十年浩劫，刘瑞峰是当然的“走资派。”可妙在一把他隔离，大多数老师也就不干了。学生放了羊，弄得造反派不敢出门，于是就出现了这样奇异的景象：常常是造反派气急败坏地来找刘瑞峰：“流氓头，出来管管你的小流氓。”而这时，刘瑞峰总是先整整衣帽，然后才出来发号施令。不管给他戴什么帽子，挂什么牌子，在大多数学生心里，他庄严的形象始终不变。
当然，这庄严首先是在刘瑞峰心里。他在小屋里每天沉思，越来越明白自己没有违背毛泽东思想。那么，世界变得这样颠倒，责任当然就不在他身上。
人，最怕的是自我矛盾和丧失信念。有着坚定信念的人是任何人也打不倒的。因此，刘瑞峰虽然一会儿挨斗，一会儿养猪……但就像造反派骂他的那样，仍然是“神气活现，架子不倒。”
不但架子不倒，还经常不断地和造反派头头们开点玩笑。比如说，一次，要押解他进城批斗。他庄严宣称：“我是共产党员。你们造反，声称是为共产党好，那么，押解共产党员，岂不就把自己放到一个不美妙的位置上了？是否咱们各走各的，到时保证不误你们批斗，如何？”我想，读者们都会了解那时是会“如何”的，一顿触及皮肉之后，仍然押解上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