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柯岩文集(第六卷)
8697900000018

第18章 希望在哪里?(1)

我在北京朝阳区工读学校深入生活,为我的小说补充一点材料。只要有可能,我就要找他们的支部书记兼校长刘瑞峰谈上半天。当然,是谈学校,谈教育与再教育,但学校不是孤立存在的,因此必然地,我们也就会谈到社会、家庭、工厂和农村。谈我们的希望与忧虑,欢乐和苦恼,焦灼甚至是愤懑……因为刘瑞峰又是我二十多年前一道“救过火”的老同志,谈话不可避免地就要涉及他这些年的遭遇和经历。只要一到这种时候,他就会关上录音机,并要求我停下笔来。我虽然很不愿意,但因为尊重他,也只得照办。

他是个虎虎有生气的人,谈起话来热情奔放、慷慨激昂,却又生动活泼、极为深沉与细腻。我常常开玩笑地称之为“说书”。经常是在一天繁忙的工作之后,我走到他那里,坐下说:“怎么样,来一段?”这时,不管他正在干什么,多半是放下手头的工作,笑着说“好,来一段就来一段”。他的话就像湍急的河流,忽而清澈见底,忽而浊浪滔滔,忽而奔腾飞越,忽而旋涡四起……我常常听得入迷。

这一天,“段子”正说到热闹处,突然他说:“这些,你就不用记了,这与学校无关。”看我仍手不停笔地记,他停了下来,两只眼睛狐疑地打量着我:“你,不是写小说吗?”

“是写小说。”我正正经经地回答说:“写小说的什么都需要,请往下谈吧。”“不,不对。”他忽然走近我,用手拍着我的本子:“哎!我说——你可千万别把我写进你的报告文学里去啊!”看着他机敏而决断的样子,我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就算写个报告文学,又有什么不可以?你紧张什么?”“呃,别,别!可千万别写我呀!”他忽然手足无措起来。看出我丝毫没有听从的样子,他生气了:“你怎么这样?”“什么样?”我忍住笑反问他。

“以后和你谈话可得多加小心了,人家拿你当老朋友……”他无可奈何地用手搔着头,十分懊恼地坐了回去。

看着这个一向惯于发号施令、信心十足的人,忽然像个做错了事的孩子,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我惊奇起来:“你怎么了?我写好后一定请你过目,还不行吗?”

“不,不,我不是不信任你。我是说,我有什么可写的呢?我只是一个,一个普通的党员。”

是的,他是一个普通的党员,做着一个普通党员应该做的一切。但是,在经历了那个极不普通的时代,在林彪、“四人帮”及其追随者把我们的党糟蹋得不成样子,党内也逐渐出现一些特殊党员,以及涌进许多不合格的党员的时刻,在成千上万对我们党并不了解,却奢谈什么“信仰危机”的青年面前,这个普通党员所做的一切是多么地令人激动啊!不,我不能听从他的意见!我一定要记录下这个普通党员的故事。

他怎样管“闲事”

刘瑞峰的学生可能很难相信,对他们从不动怒的校长会在街上和人吵架。但这样的事确实不止一次地发生过,有时是在公共汽车上,当流里流气的小伙子欺负姑娘,或是挤倒老大娘的时候;有时是为校办工厂去求活儿,而给活儿的单位想方设法索取“礼物”的时候……这里,我只讲一桩完全与他无关、真正是毫不沾边的“闲事”。

那还是去年初冬,刘瑞峰陪女儿去买棉袄。他已答应过她多次了,可老是没有时间。这次非去不可了,因为天气已经冷得不能再冷了。女儿对他气很大,当然不仅仅是为了棉衣,首先是为了去年没考上大学。别的孩子都有爸爸给找补课老师,她的爸爸,就在学校当领导,工读学校里好老师多着呢!可爸爸就是不找,说什么“影响不好”。好,不找!那您给讲讲吧?又不行,没工夫!“好孩子,你先自己温,下趟回家一定给你讲。”可一趟又一趟,回家自行车一撂,不是去找老师商量工作,就是上学生家去“家访”。一个学期都快过去了,还没讲过一次呢!因此,这次陪女儿去买棉衣,在老刘,是带点赔情的性质,而在女儿,却并不很领情。

到了商场,好容易挤到柜台跟前,售货员聊天聊得正热闹呢。女儿很快挑好了样式,回头征求爸爸意见。一看,爸爸两眼正直瞪瞪地看着另外的柜台。原来,那边,两个售货员正在吵架。姑娘在柜台里,小伙子在柜台外。小伙子要姑娘给他拿件热门货,姑娘就是不理。

“劳驾,把你留的那种外转内销的衬衫匀给我一件。”小伙子说:“哎,怎么不理人哪……不就是昨天那带金线的袜子没给你留吗?得,敬礼!下次一定注意。”

姑娘仰着脸嗑瓜子儿。“耳朵聋啦!”小伙子来了气。“你瞎啦!没看见我正忙着。”“得,忙完了给来一件。”“给你?看你那德性!穿上也没人样儿。”“怎么骂人?公报私仇,什么玩意儿?!”“你玩意儿好,你——”“你他妈的,别让我把脏事抖出来!”“你他妈的,我连你妈一块儿抖!”

你妈,他妈,他妈的姥姥,姥姥他妈……越骂越升级,脏话像阴沟翻了底,浊浪滚滚,臭气熏天,越来越不堪入耳。奇怪的是,商场连领导带售货员,都熟视无睹,没一个出来制止的。

女儿十分担心地看着爸爸,一把没拉住,刘瑞峰一个箭步跳了出去,一拳头砸在边上一只空货箱上,面红耳赤地大嚷起来:

“你们要干什么?!你们——你们还文明经商呢?!你们——你们不怕污染了空气……”

“管得着吗?”姑娘嚷道。“管得着吗?”小伙子恶狠狠地扑了过来。这会儿,他们又进入一个战壕了。没想到的是这位半大小老头儿一步也没后退:“就是要管。还非管不可!你们领导呢?叫你们领导来!”刘瑞峰简直是咆哮了起来。周围的顾客早就憋着气,见有人挑头,也纷纷斥责起来:“不像话,太不像话了!”“这要搁从前……”见此情形,组长连忙找来了经理,一场风波才算平息了下去。

但刘瑞峰还不走,还在意见本上写意见。女儿赶紧拉走了爸爸。棉袄当然又没买成,刘瑞峰很抱歉。没想到女儿撅着的嘴却笑成了一朵花:

“爸爸,幸亏您一年就上这么一趟商场。您哪儿来的那么大的气?!”“我气的是没人管,50年代那会儿……”

“别50年代了!您知道他们为什么怕您?”“他们不像话嘛!”

“得了吧!”女儿扑哧一笑:“他们哪,看您那么大气派,八成儿,把您当成来私访的上级了!”

“是吗?”刘瑞峰愣了一下,也不禁哈哈大笑起来,“可以后,以后会全改过来的。一定会的,你要有信心。这不,已经是一天比一天好了嘛……”

女儿听着父亲的教训,默默地和父亲比齐了脚步。她的怨气消了不少,明白了爸爸就是这样一个人嘛!不是所有的女儿都有这样的父亲的。

她忽然紧紧挽住了爸爸的胳膊。棉袄么?以后自己再找个地方去买;功课么?当然是,自己加劲儿努力去温呗——唉!

他怎样“发号施令”

刘瑞峰在学校里还真有权威。往往在激烈的争论或是完成一件任务之后,主任、老师们会情不自禁地说:“还是咱们书记对呀!没的说。”

怎么个没的说呢?多着哩!就随便讲几件吧:刚开学时,校舍可破烂呢。“自己动手修。”书记说,“还得间间明亮,室室有花。咱们这些孩子没过过文明生活,得先从美化环境开始……”“自己动手?”今天回述的老师笑了,“要知道那是1978年。刚粉碎’四人帮‘一年多,那会儿,人们还习惯于光动嘴哩。可书记抡镐就干起来了,咋办呢?干呗!没的说。”

刚修好校舍,书记又要给学生修操场。哪儿有地方啊!老房子旁边,遍地是猪圈。没地方不行,书记第三周就得让学生赛跑……“这怕不行吧?”一向熟悉“工读速度”的我,也不禁迟疑起来。“咋不行?让猪圈搬家!书记抄起锨,把鞋袜一扒,就跳到猪圈里起开粪了。”体育老师皱着鼻子笑,好像今天还嗅得见那猪粪的冲天臭气,“干呗,’没的说‘呀!”

工读,工读,得赶快盖校办工厂。可盖冲床车间那会儿,工程进展慢腾腾的。为什么?没人抹顶。等办公的人来找书记,一看,书记正在房顶上抹灰呢,一身泥一身水的……咋办哩?大伙儿上呗!“没的说呀!”

刚归置得有个眉目,书记又来招儿了:“光物质生活可不行,还要精神生活,得组织剧团、合唱团,让学生朗诵诗……”教师会议笑成了一锅粥:“就这些学生,还朗诵诗?别逗了!”可刘瑞峰又开始发号施令了:“学生不会?咱老师会。来,每人一首,我带头。”给我讲这事的语文教员杨春山笑着说:“顿时就给我下了一道令,你不是爱诗吗?来,开讲!给大伙儿讲讲,诗是什么?怎样作诗?差点没吓破我的胆。可咱书记那是军令如山哇。您猜怎么着?还真成了。书记第二天就交了一首叫《工读校旗》的诗。音乐老师也来了灵感,给谱了曲。这不,现在还是保留节目呢……”结论当然又是:“没的说哇!”

老师们都纷纷交了稿,给学生开了个朗诵会。说惯了粗话,从没听过轻声细语的学生们却说:“哟,老师!你们怎么都这么说话?这就叫诗吗?我怎么脊梁上直发麻。”

可美感是需要培养,也是可以培养的。现在朝阳工读学校不但有了诗歌组,还有了摄影组、雕塑组、合唱队、师生小乐队、话剧团。去年两周年校庆时不但唱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工读校旗》、台湾校园歌曲《小路》,还自编自演了不少节目哩。这里我只节录其中的一首诗:

我没有写过诗,我的手从不干那样的事。虽然这也是一双人的手啊,但野蛮和贪婪已把它侵蚀。

我曾是那样愚昧,以致不识斗大的字。魔鬼抽去了我智慧的神经,让聪敏的心变得如此原始。

(以下是一些描写工读生活的段落)

……于是,我写下了这首诗,既不押韵,还有错别字。但诗里却有了一个崭新的影子,一串串热泪打湿了雪白的纸……青春啊,你是那样美好。

为什么,我以前不把你珍惜?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我的青春会谱写出更美的诗句。

在有的人看来,这也许不能算一首真正的诗。但要知道,这是从把那些酗酒、赌博、偷窃、斗殴、野蛮、原始、不骂娘就不会说话的孩子,变成讲文明、守纪律、有理想的人的学校里写出来、朗诵出来的啊!我不知道读者会怎样感觉?我是流着泪听那位女生朗诵的。我的感觉当然是发自内心的“没的说”!

一般学校老师的生活是清苦的,而朝阳工读学校的老师则更苦。什么八小时以外,他们不懂这个。和学生一样,他们住在学校里。白天给他们上课,制止一切流氓行为,培养文明生活习惯;夜里还要值班、守夜,给学生盖被子……因为学校是特殊学校,因此工读老师得钻研特殊的教学本领,而且还得是年轻力壮的。对工作,他们是壮丁。对家庭呢?他们大都上有老,下有小,也是壮丁。我就亲眼看见过多次,有的老师很不好意思地来找老刘,因为孩子、老人病了,或是家里没人拉煤、装炉子,“想请一晚上假,明天一早赶回来,决不影响上课。”要知道,学校离城区几十里,这“赶”字可真是毫不夸张。

这些,在战争年代,甚至50年代,都是不值一提的小事。但现在……没有一点精神力量的人能办到么?这支部书记的工作是怎么做的呢?

“书记比谁都累,所以……”一个教师说。“书记要求高。一忙,也就忘了自己的事了。”又一个教师说。“我们不是混事由,我们是在干事业。”说的人神色郑重。“你不知道吧?现在北京这么些工读,好像……我们这个……最……可以吧?嘻……”说得自豪又忸怩。大多数教师和工人都对我说:“您一定看得出来,咱们这儿正,没那些歪的斜的。一正,心里就痛快,再苦再累也就不算事儿了。”是啊,我确实看出来了,他们是一个多么好的教师集体啊!革命的责任感和集体的荣誉心,使得他们每个人都全力以赴,你追我赶。为集体想得越多,为个人争长道短的事就越少。食堂没办好,书记去找一个党员来帮忙整顿,那人二话没说,进了食堂就当上了管理员。汇报演出,老师学生,谁合适谁上。新编的话剧里差一个妈妈,编导指定要说天津话的。于是,书记去请一个天津籍的炊事员,他解下围裙就上了排演场……“你怎么指挥得动呢?”想着那些“大象屁股推不动”的单位,我一次次羡慕地问。

“主要是同志们觉悟高,经过十年动乱,明辨是非的能力强啊!”刘瑞峰每次都这样回答:“其实,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把火,咱们的工作就是点燃它,千方百计地点燃它……”

难怪大多数教师、工人总是笑着对我说:“也不知怎么搞的,跟我们书记一块儿干,没的说,真是越干越会干,越干越想干呐!”

他怎样成为权威

能使人越干越会干,越干越想干的人,至少得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行家,二是组织家。

刘瑞峰办工读是行家,这是校内外一致公认的。如何点燃学生心灵火花的故事,我在《特邀代表》里讲过一些,以后还要专门讲。这里,只说个笑话吧。

十年浩劫,刘瑞峰是当然的“走资派。”可妙在一把他隔离,大多数老师也就不干了。学生放了羊,弄得造反派不敢出门,于是就出现了这样奇异的景象:常常是造反派气急败坏地来找刘瑞峰:“流氓头,出来管管你的小流氓。”而这时,刘瑞峰总是先整整衣帽,然后才出来发号施令。不管给他戴什么帽子,挂什么牌子,在大多数学生心里,他庄严的形象始终不变。

当然,这庄严首先是在刘瑞峰心里。他在小屋里每天沉思,越来越明白自己没有违背毛泽东思想。那么,世界变得这样颠倒,责任当然就不在他身上。

人,最怕的是自我矛盾和丧失信念。有着坚定信念的人是任何人也打不倒的。因此,刘瑞峰虽然一会儿挨斗,一会儿养猪……但就像造反派骂他的那样,仍然是“神气活现,架子不倒。”

不但架子不倒,还经常不断地和造反派头头们开点玩笑。比如说,一次,要押解他进城批斗。他庄严宣称:“我是共产党员。你们造反,声称是为共产党好,那么,押解共产党员,岂不就把自己放到一个不美妙的位置上了?是否咱们各走各的,到时保证不误你们批斗,如何?”我想,读者们都会了解那时是会“如何”的,一顿触及皮肉之后,仍然押解上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