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柳会战结束，桂林行营撤销，父亲调任第四战区参谋长，家也从桂林迁到柳州。但我们兄妹仍留在桂林上学，寒暑假才回柳州。战区长官部设在原兵工厂旧址，四周环山，风景宜人。我们家就安在厂内山边一座平房内。父亲很敬业，室内挂满军用地图，作战计划都亲自草拟。每天清晨，他都骑着高头大马到郊外驰骋练武，为官兵作表率。回来后冲个澡，接着练书法。一天，对面山洞突发烟雾，我们兄妹放假和母亲都在家，当时也没在意。恰巧头一天我三叔（吴同文，字浩然）从甘肃来柳州，住家里，他说：“情况不对！在甘肃我也经历过，马上要出事，赶快躲一躲。”我们全家和三叔立即坐上车开到乐群社（离家约两公里的招待所）。车刚进门就听到一声巨响，军火库爆炸了，整个山被削去一半。当时父亲正和张发奎等开会，听到巨响，张发奎大叫说：“这一下你家全完了！”父亲泰然说道：“他们已经避开了！”我家门口一个卫兵被巨石击中头部不幸身亡，全家侥幸又躲过一劫。
我在德智念完高中一年，放暑假回到柳州家中。同班同学、挚友陈德建也随我到柳州玩。他一再动员我一块儿到延安去。我舍不得离开家，母亲溺爱我更不同意我去，但友情难却。当我正举棋不定时，林薰南伯母从韶关来，准备回贵州遵义（林伯母是医生，在南京时我患白喉经林伯母抢救得以生还。林伯伯是父亲日本陆大的同学，在韶关任战区参谋长）。林伯母在柳州住了一星期，一直向我和父母宣传贵州湄潭山清水秀，是小江南，是读书的好地方，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在湄潭创办了浙大附中，聘请精英办学，是大后方最好的中学之一，让我莫失良机，好好在那儿读两年书，不要胡思乱想。我当时迫于无奈，听了她的话，到德智办了退学手续，父亲派副官送我到金城江（当时湘桂路西面只通到金城江）。之后，我独自一人坐上了木炭长途汽车，从金城江一步一步往上爬，经贵阳、遵义到湄潭，插班入浙大附中高中二年级。我终于离开了家，走上独立求学之路。三年间（其中一年因病休学），无论汉语、英文还是数理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44年夏，日寇大举犯湘，长驱入桂，西逃难民涌入柳州火车站。父亲为疏民困，擅自下令让柳州车站司令游飞（父亲保定同学），在军列中加挂车厢疏散难民。据何康（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农业部部长）回忆，当时他和广西农大一批大学生就是乘此加挂车厢逃离险境。父亲对桂柳战役曾作如下描述：“敌挟其八师团兵力，欲一举打通其南洋路线，我方兵力不足，请求增兵之电在二十以上，迄未邀准……兵力既成劣势，态势又复险恶，再感觉命令不能全盘调和，在此严重情况下，其不为所歼灭者几希！”父亲虽曾极力协助张发奎指挥，并曾亲临怀远前线拒敌前进，相持7日，虽歼敌不少，但回天无术，在六寨又惨遭盟军误炸，幸免于难。父亲记道：“余眷于柳州退出时，虽已先行，交通工具极度困难，饱受游离之苦，余生平珍贵之书籍，沿途中散失无遗，爱子复殇其一（幼弟吴竟成患肺炎，因缺医少药而逝，葬于贵阳西郊）。余抵筑后与家人凄然相对，忧劳感伤，竟罹大病一场。”
1945年4月，父亲辞去第四战区职务，到重庆任军政部主任参事。他卸下重担后，就有时间与诸多友好闲游山川，吟诗作赋。1946年1月，父亲同何遂、陈孝威冒雨登上重庆北碚缙云山，留诗画合璧于缙云寺汉藏教理院。诗曰：“旧境重寻叹独勤，任他春已尽三分；笋舆十里松阴路，细雨斜风上缙云！”父亲也曾带我们到重庆南温泉拜访日本知交鹿地亘先生一家，母亲和鹿地夫人也是好朋友，两家相聚整整玩了一天，那种轻松愉快、自由自在、有歌有舞的诚挚气氛和开怀畅饮的场面，在我年轻心灵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1950年父亲遇害后，我还在上海报纸上读到鹿地亘与日共领袖樵野的谈话，回忆抗战胜利后父亲访日与他谈心的情景，深为父亲的去世而哀悼（见《上海新闻日报》，1950年8月14日）。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中国八年抗战终于取得了最后胜利，举国上下无不欢声雷动。当人们正期待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之时，内战阴影已逐渐笼罩中华大地。我们全家陆续回到久别的南京，租居于湖北路翠琅村一号，与父亲的挚友胡雄（时任江宁要塞司令）为邻。国民政府国防部改组，父亲任史料局局长，负责修战史，拟脱离内战干系。父亲在其《自传》中曾自我检讨说：“会性忠厚，待人以诚，一生成败皆系于此。以能尽力为人助，故能得生死患难之交。以待人诚笃，故或见款于小人，颇受其累！”回到南京以后，家中依然亲朋不断，父亲在客厅边通廊围一小客房，甚是简陋，但路过南京的同乡同窗，宁可不住旅店，也要在我家小住几天。如王冷斋伯伯（“七·七事变”时的宛平县县长）、陈长捷伯伯（同里同窗、傅作义旧部，天津战役被俘，后特赦）、李黎洲伯伯（福州名士）、施秦祯伯伯（同乡同学，上海巨商）、吴仲禧伯伯（同乡同学），等等。仲禧伯伯因被诬告遭扣押，父亲愤而去找监察局局长讲理，并亲自派车接到家里住下。父亲不仅对友以诚，对晚辈也十分关爱。我的高中同学好友罗伯鹏，是个孤儿，毕业后无家可归，深得我父母的帮助，和我一道从贵州回到南京家中，和我同吃、同住、同游、同考大学，直到他北大物理系研究生毕业，当了国防科技大学教授。浙江大学农学院贝时璋教授的助手陈柏林，也是我在湄潭浙大附中读书时的好友，被嫌疑为共产党，扣押于贵阳监狱。父亲不顾一切连电贵州省主席杨森，请求保释，方免于难。父亲自诩，此生救人危难之事不知凡几。抗战胜利，内战爆发，接收官员巧取豪夺，贪污腐化泛滥成灾；滥发金圆券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父亲以爱国爱民赤子之心，极感焦虑，在家与挚友交谈，不断喟叹：“国民党不亡是无天理！”他对蒋政权似已彻底绝望。李以劻（原国民党将领）在回忆文章中有如下片断表述——蒋介石通过亲信个别谈话调查下属的情景。
蒋问：福州绥署副主任吴石，自由国防部史料局长调回福建以来，据报有厌战言论，曾多次向人说国民党不亡是无天理，你听他讲过这些话吗？他在陆军大学任教时，你在陆大肄业，听过他的课吗？你可谈谈他的情况？
李答：我1940年考陆大时，吴已调任第四战区参谋长，没有听过他的课。1942年陆大毕业回九战区见过几次面，他是从战略上来谈战乱问题，长期打下去会把我们拖败……今年5月底他来福州，邀我到温泉路家中吃饭，说福州易攻难守，福建是山岳地便于打游击，从三年国共战争来看，今日之国民党无可战之将，也无可战之兵，他这个绥署副主任心有余而力不足。同样也是饭桶。当今之计，从政略、战略、战术、战斗的诸方面看，一线之望可以持久者是守岛屿，因共方无战船不能水战。
虽长期在外，父亲仍关怀桑梓，始终情系家乡父老。1948年6月，福州地区遭遇大洪灾，10万灾民无家可归。父亲邀在南京供职闽籍友人商讨急救之策。除请求中央拨粮外，还发动捐资赈灾，他自捐一月薪资，并派专人赴沪找挚友施泰祯捐1万元，购置粮食衣被等，用轮船运至福州济急。1948年底，父亲奉调回福州供职，他十分高兴，觉得可以为家乡做点事了。当时福州已处在战争前沿，为了保护市民，他设法尽力阻止在福州周围建半永久性工事。他私下曾对部属亲信吴思敏说：“福州千年古城如遭破坏，将无颜面对家乡父老！”由于各方配合，1949年8月17日福州和平解放，历史名城完整无损，市民平安。另外，父亲在离开福州前夕交代部属，妥存史料局保管的军事绝密档案298箱，其中有价值连城的“末次资料”，计775辑。
和父亲相处的最后日子
1949年2月，父亲初到福州，当时正值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代总统和中共和谈。一天，父亲突然接到李宗仁电召他回南京并拟调任总统府参军长之职。正好学校即将开学，我跟父亲一道坐飞机回到南京中央大学报到，父亲则住在太平路安乐酒店。4月1日，南京学生举行大游行，警备司令张跃明下令开枪，发生惨案。第二天，我和几位老同学去酒店看望父亲时谈起此事。父亲对同学深表同情，说：“日子不会太久了。”同时还告诉我：“李宗仁下不了决心，他不接受中共八项条件，我在南京没什么事好做了，明天就回上海。”他给我留下身上仅有的20元美钞。这是我和父亲的最后一次见面。4月20日，父亲从上海来长途电话，一再要我回上海暂避，他怕“子弹不认人”。我说：“几千个同学都留校应变，请父亲放心。”他说我来上海，可以转香港，也可以转北平念书。我仍坚持以不变应万变，迎接解放。我大哥美成于1946年夏从武汉大学放假乘船（东亚轮）沿长江东下回南京，不幸轮船失事沉没，连尸体也没有找到。因此，父亲对我的担心是可以理解的。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4月22日下午，解放军开始攻城，父亲又让江宁要塞司令胡雄在撤退时开吉普车拐到学校找我，要我立即随车东撤。我一再感谢胡伯伯在如此紧急关头还关心我，但还是婉拒了他。从此我们一家骨肉分离各奔东西，一晃就整整一个甲子。第二天，“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的歌声响彻南京全城！4月24日，也就是南京解放的第二天，我曾去位于中山北路的原国民党海军部拜访了林遵伯伯（他在南京解放前夕率领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起义）。林伯伯是父亲的挚友旧交，常来我家与父亲闭门谈事。当时，由于形势还比较紧张，我在林伯伯那吃了午饭就匆匆告辞了。
福州解放前夕，父亲受命与母亲、小妹学成、小弟健成飞台后，两岸隔绝，再无音信。1965年“文化大革命”前夕，我走访在北京白塔寺寓所的何遂伯伯。老人谈起1949年底逃离台北情景时声泪俱下。当时台湾风声已经很紧，情况很不好，父亲一再催促他赶快离开虎口，以防不测。父亲对他说：“我不要紧，有国防部参谋次长这块牌子掩护，你快走！”就这样，父亲替他买了去香港的飞机票，第二天亲自开车把他送到飞机场，直至上了飞机才离开。老人说：“你父亲和我40年至交，情同骨肉，非同一般。他关心我胜过关心自己，不意从此竟成永别！”
父亲丹心永存
1950年6月10日，父亲在台北牺牲两月后，母亲被释放。她和16岁的小妹学成遵从父亲嘱托，含辛茹苦抚养年仅6岁的小弟健成。健成从幼稚园、小学、中学直至大学，最后考取赴美研究生，依靠自己的奋斗，取得化学硕士。直到1980年5月，他才有条件把母亲接到美国洛杉矶定居。
我和留在大陆的大妹妹兰成，大学毕业后接受统一分配，一个到东北，一个到边疆工作。“文化大革命”中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于1972年向中央申诉。幸得周恩来、叶剑英等领导直接干预，有关部门特派专人来河南说明情况。1973年11月15日，由河南省革命委员会以函件形式“追认吴石将军为革命烈士”，并发给抚恤金650元人民币。我们以党费名义全部上交。
1982年，我和兰成得以赴美探望老母亲，学成也从台北同时赶到。全家历经32年磨难，终于在异国他乡团聚。母亲取出父亲在狱中写在画册背面的遗书。遗书概述生平抱负，对亲人的眷恋，对友人的感恩，交代对遗作存书的处置等，最后犹不忘记对儿女谆谆告诫，曰：“余素不事资产，生活亦俭朴，手边有钱均以购书与援助戚友……所望儿辈体会余一生清廉，应知自立为善人。谨守吾家清廉勤俭家风则吾意足矣！”结尾赋诗曰：
天意茫茫未可窥，悠悠世事更难知；平生殚力唯忠善，如此收场亦太悲；五十七年一梦中，声名志业总成空；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对我翁！
吴石丹心永存，无愧于中华民族，无愧于家乡父老，无愧于列祖列宗！1991年12月10日，负责国家安全工作的罗青长同志，在北京西郊燕山饭店亲切接见我和兰成，在座的还有何康和谢筱廼。他说：我们对你们父亲的事一直念念不忘，我当时是当事人之一。1972年，接到你在“文革”期间蒙受不白之冤的申诉报告，周总理、叶帅都亲自过目并作了批示，派人去河南专门处理此事，落实政策，确实是很不容易的。总理弥留之际，还不忘这些旧友，专门找我作过交代，你们的父亲为了人民解放事业和祖国统一，做过很大贡献，这有利于加速军事进程，避免重大伤亡，最终他献出生命，我们是不会忘记的。
1992年，小妹学成偕妹夫夏金辰来郑州，捧回了父亲的遗骸，在我家中供奉近三年，每年父亲生日都焚香拜祭。1994年4月22日，小弟健成从美国捧回母亲遗骸。这样，我们在北京西郊福田公墓举行了隆重的父母合葬仪式。来自海内外亲属好友百余人参加。谢筱廼伯伯（原社会部派往福州的情报小组负责人）说：“你父亲为人忠厚、亲切、热诚，而且学识渊博，对我这个当年只有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十分体贴。每星期我都到温泉路你家一次，有时候还在那吃饭。你母亲也很和气，办完事，你父亲每次都亲自送到巷口，还一再关照，万一出事要及时设法通知好营救。在他的周密安排下，福州没打什么仗就解放了。你父亲在福州解放前夕飞台湾，我们曾相约在台湾相会，后因我另有任务未能履约。”
何康在仪式上回忆往事，唏嘘不已。他说：“吴伯伯爱国爱民，渴望中国有一个光明前途。不满国民党的贪污腐化，蔑视降日将领，曾表示绝不直接参与内战指挥，不为蒋介石出一谋一策。他反对内战，致力于全国解放和祖国统一大业，功垂千秋。他博学多才、廉洁奉公、忠厚待人、爱憎分明、两袖清风，在那个时代实在是难能可贵，这是我们亲自看到和亲自受到教育的。”
公墓墓碑上刻着“吴石将军王碧奎夫人之墓”，碑文经罗青长同志审定，由父亲生前秘书郑葆生题写。碑文全文如下：
吴石，字虞薰，号湛然。一八九四年生于福建闽侯螺洲。早年参加北伐学生军。和议告成乃入伍生，而预备学校，而保定军校，嗣更留学日本炮兵学校与陆军大学。才学渊博，文武兼通，任事忠慎勤清，爱国爱民，两袖清风，慈善助人。于抗战期间运筹帷幄，卓著功勋。胜利后反对内战，致力于全国解放及统一大业，功垂千秋。台国防部参谋次长任内，于一九五零年六月十日被害于台北，时年五十七岁。临刑遗书儿辈，谨守清廉勤俭家风，树立民族正气，大义凛然。一九七三年，人民政府追赠革命烈士。夫人王碧奎，一九九三年二月九日逝于美国，享年九十岁，同葬于此。
忆昔抚今，百感交集，思绪万千，不禁潸然泪下。亲爱的父亲、母亲，安息吧！
（《百年潮》201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