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教案的案卷给我们透露的另一个消息，就是中国农民对于基督教在文化上的抵触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大，即使是乡绅，也不是所有的地方都对基督教天然的反感。富有的农民张洛待可以与教民是好朋友，他们的儿子在一起读中国的圣贤书，准备将来的科举考试，而本村的绅士、张洛待的岳父副榜刘洛明对此事也不反对，甚至当女婿要请洋教士来驱邪时，他依然“没有理会”，当然更谈不上出面阻止。这里有两处可能，一是当地的乡绅不像南方那样有威信，不可能对乡村事务事事干预；一是天主教的进入，还没有构成对当地乡绅权威的实质性威胁。在我看来，更有可能是两者兼而有之，乡绅的权威应该还是有的，他们所具有的政治与文化权威看来并没有受到很严重的挑战，此案的了结，官府还是借助了他们参与。信教的李洛来和不信教的张洛待，他们的儿子在一起读圣贤之书，日后可能还会一起走乡绅们走过的科场之路，虽然一个信仰外来的天主，一个迷信本土的神仙，可要背诵念熟的却是一样的“子曰诗云”，关键是俩人都自觉不自觉地把天主教限定在传统认定的领域，事实上是将天主教看成了本土宗教更具灵验的替代。
但是，如果说在此案发生之前双井村一带的乡绅的权威和乡村固有秩序还能维持的话，那么从教民告官的那一时刻起，这种权威和秩序就开始被破坏了。按乡村社会的惯例，发生纠纷首先要经过亲族邻里乃至乡绅的调停，实在调停不了了，再进入法律解决的程序，调停不了那是乡绅的权威和能力的问题，而经不经过调停则是对乡绅权威和乡村秩序的尊重和承认的问题。教民在被火药烧了的第二天就把事情直接捅到了官府，不仅没有打算经过调停，甚至不给乡绅以及乡里宗亲过问的机会，不管是由于什么理由，都明白地蕴涵着对固有乡村秩序的挑战。也就是意味着，当教民们自以为遭到了迫害时，有别于原来的乡村秩序中心的另一个中心就浮出了水面。道理其实非常简单，当人们以为施与他们迫害的是与乡绅有紧密关系的一方时，他们会自觉不自觉地求助原来秩序中心以外的力量。一般来讲，农民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时候才会出此下策，而此案中的教民显然是过于轻率了。可以想象，在此案结束之后，张洛待一家很可能会由对天主教的亲和态度变成敌对，与他有关系的亲族和乡邻以及被教民们冷落的乡绅们，对待天主教的态度也会发生相应变化，不言而喻，一个局部的民教对立的时代就会由此而到来了。我们知道，宁晋县后来成了义和团运动相当热闹的地区之一。
遍翻此案的卷宗，我突然意识到，对基督教在中国的存在最在乎和最有敌意的其实是清朝官方。基督教的开禁，是在西方列强的炮口下被人强按头的结果，这口恶气当然是官府方面的肚子里比较的多一点。是气总要出一点的，逢着民教冲突官府总是有意无意往往向着民方，惟洋人之命是从的情形一般是义和团闹过以后的事，而19世纪60年代，各地官府大凡遇到民教冲突案件，还是以偏向民方的居多。虽然事情闹到北京以后，在西方武力的压力下，最终往往会以民方的败诉告终，但在案件的初始阶段却往往相反。在福建、江西等地，居然还出现过由官府出面操纵的所谓教案。在双井村的案件中，县令汪显达居然连火是从何而来的这种最基本的案由都不愿意追问，就糊里糊涂地结案。当然有张洛待打点（贿赂）的可能，但更可能的是县令出于保护本地乡绅富户的本能（别忘了，张洛待还有一个副榜的岳父）。更加令人不解的是，当案情大白，当事的教士和教民都无意再追究时，官府却对这件本属于平常的民事纠纷的案子痛下杀手，竟然把张家父子依“妄布邪言”和“汤火伤人”之罪，“加一等”处罚，判刑的判刑，流放的流放，而且这种加重处罚绝非洋人的意思。
如果此事在平时，就是惊动了官府，顶天了也就是赔些钱算了，也就是说，即使按清朝的法律，这只能是个民事赔偿的“细事”，断然不会有人因此而被判罪。而在同时期，同样惹出外交麻烦的教案，对民方较重的处罚都是在西方的直接压力下做出的。张家幸灾者，定是流氓痞棍。姚太守“六言示”中有云：“各邑文童应考，皆知安分求名。打毁教堂器具，必是痞棍流氓。现在会营查访，严拿为首重惩。”
此示不激不随，具有斟酌。首二句谓应考无非求名，求名宜知安分；中二句归罪棍徒，一似为童生卸责也者；末二句谓访查为首者而重惩之，咎有所归，即法无可宥也。夫闹事极数十人而止，此外无非旁观。而此数十人者气焰方张，并不能拘一二人以去解散，以杀其势。扃试以安其心，终场而后求之，则罪人之得，如瓮中捉鳖耳。不必属童生，不必不属童生，童生、痞棍诚两途，而闹事之童生亦痞棍也。此示已明晓之已。
父子的遭遇，并不全是因为他们给官府找了麻烦，惹来了外交纠纷（惹起外交纠纷，其实主要责任应该是汪县令来负），更重要的是由于张家对洋教中人的友好和信任的态度。清朝政府从来对于非正统的宗教怀着一种强烈的政治戒备，对民间非法宗教如此，对基督教在华各派更是如此。虽然在各个时期和各地政策有所不同，但在庚子以前，官方的遏制政策还是占主导地位的。正是由于遏制政策屡屡受挫，才使得相当多官员对基督教积怨甚深。实际上只有官方的遏制政策与乡村的乡绅以及农民和教会教民在文化和具体利益的冲突纠葛到了一起，两者交互作用，教案才会愈演愈烈，才会有义和团运动那种排外（主要是排教）的浪潮。也可以说，义和团运动的爆发，就是遏制心理的大宣泄。
过分强调晚清教案的文化冲突意义，在今天看来应该是有些问题。认为晚清基督教传播过程中纠纷不断，冲突连连，主要是由于文化上的阻碍，显然不好解释为什么在基本文化因素并没有根本改变的今天，基督教在中国农村却会以惊人速度扩张。中国农民包容性极强的宗教观念，往往会在实用的尺度面前遮蔽了文化的冲突，所以，晚清教案的发生不大可能多是文化冲突所致，无论如何，教案的政治因素还是第一位的。不过，这种政治因素并不是（至少主要不是）我们某些主流历史学家所力主的“反帝爱国主义”，而是清朝官方政策的直接和曲折的反映，至少，在庚子以前是如此。
洋教士的大胡子碰到了中国古老的发明——火药，究竟为什么发出火来其实还真的需要琢磨才是。
八国联军与妓女以及“女人救国论”
1900年八国联军打进了北京。事情虽然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但中国人尤其是北京人仍然对八国联军四个字记忆犹新。圆明园早在八国联军来之前40年已经被英法联军烧掉了，但如果你现在问问中国的老百姓，恐怕没有百分之八十也有百分之六十的人会认为那就是八国联军干的。虽然自1840年以来，中国没少挨洋人的欺负，但像这次列强全体（11个国家）一并打上门来还是第一次。让洋人团结起来的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执掌国政的西太后听说中国出了神兵义和团，可以刀枪不入，所以大着胆子跟全体洋人宣了战，任由义和团杀在中国的洋人，攻打外国使馆。义和团从来不沾女人的，据说是怕破了法术，但同时又非常仰仗女人，据说只有女人才拥有可以真正威胁洋人的威力，于是有了红灯照，有了黄莲圣母、金刀圣母等让男人顶礼膜拜的女性活神仙。跟戚本禹以及现在许多影视作家想象的不一样，红灯照其实从不上阵舞刀弄枪，她们是作为法术的象征存在的。
八国联军固然在枪炮方面占着许多优势，但于想象力上远逊于义和团的大师兄二师兄们，他们居然根本就不知道女人对于战争还有这么大的威力，所以打仗的时候，根本就没让女人掺和。
但是在战而胜并占领北京之后，却像许多为他们鄙夷的野蛮人一样，将子女玉帛收入夹袋（在攻占天津之后，甚至连黄莲圣母林黑儿也一并抓了去）。一向有军妓随军传统的德国军队，此次远征根本就没带上他们的女人，可能在他们看来，被占领的中国城乡到处都有可供他们的大兵发泄兽欲的对象，所以索性为他们的皇帝陛下节省一点军费。进入北京的各国联军在寻找女人方面与寻找财富一样的具有天赋，甚至连他们号称要保护的中国教民，也遭到了性侵犯。这一点，连他们的最高指挥官瓦德西也不得不承认。
在度过了战争初期的混乱和动荡之后，联军的士兵从大索三日的亢奋中渐渐恢复过来，各国对北京实行分区占领，着手恢复秩序。北京最早恢复的商业活动，竟然是娼业。不仅著名的八大胡同的业务极度的繁盛，就连一向偷偷摸摸地下活动的暗娼，生意也日渐看好。在上操和值勤加抢劫之余，联军的大兵满世界乱蹿寻花问柳。这时就用得着北京闲人了，连一句洋泾浜英语都不会的若辈，居然能够无师自通地为洋大人拉皮条。拉得好时，会从洋人和妓女的生意中分润了若干好处，拉得不好，吃几条“洋火腿（挨洋人的踢）”也是正常的事。当年在北京五城公所当差的王大点，由于原来的差事近乎警察，干的就是弹压管理妓女的活计。联军进城，任职的衙门空了，闲来无事，正好利用自家熟悉妓家的专长，为洋人介绍生意。在他的日记里有这样的记载：
“坐多时，平西方行，走鹞儿胡同口遇两个大头布洋人（即印度兵——笔者注）找妓馆。我带同上四神高路西土娼下处，二人同嫖一妓，各用一洋元与之，哄他多时，又给我花生食。后由牛血胡同回行万佛寺湾，又遇德国巡捕洋兵三人，意往娼处。我据带同猪毛胡同路东妓馆，有二洋兵各嫖一妓，亦以一元与之。”一个晚上就做成了两桩买卖，可见生意之兴隆。
在和洋人做皮肉交易的妓女中，有位当时就小有名气，后来则声名大噪的人物，她就是清末民初以来几乎无人不晓的赛金花。赛金花本姓赵，赛金花是她的“艺名”，此人原是苏州娼家的一名“清倌人”（雏妓），艺名富彩云。十六七岁上被同治朝的状元洪钧看中，纳为小妾，当洪被任命为清朝驻俄、德、奥、和（荷兰）四国公使时，由于洪夫人不乐远行，于是状元公挟她出国上任，驻节德国首都柏林。几年后，洪钧回国，未几病死，彩云遂离开洪家，在上海、北京等地重操旧业，先名曹梦兰后名赛金花。由于“状元如夫人”头衔的助力，遂成了名噪一时的名妓，经常与公子王孙、达官贵人相往还，人称赛二爷。八国联军进京的时候，赛金花正好在北京，住在京城著名娼寮集中地的八大胡同之一的石头胡同，而石头胡同恰归德军管辖。
按说，依照中国人的习惯，对赛金花们的这种行为，该是将一盆盆的污水迎头泼上去，再骂上半晌才是，好像中国的失败与丢脸，大半是由于这些不知亡国恨的商女。可是不知为了什么，脏水没有泼出来，好事的文人墨客反而以赛金花为中心，编出了一系列女人救国，确切地说是妓女救国的故事。
如果赛金花没有做过状元如夫人，如果她的纤足没有恰好踏过德国的土地，如果赛金花能像莫泊桑笔下的法国妓女羊脂球那样，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坚决不接外国客人（当然必须同时也不存在像小说里那样的一群无耻的说客），那么也许这种女人救国的故事就不太好编，至少不会编得如此生动。但是历史老人就是这么好心肠，偏偏给中国文人留下了这么多可供展开想象力的空间，于是，八国联军的统帅德国人瓦德西被说成是赛金花在德国时的旧相好，那时年逾知天命的瓦德西也因此变成了翩翩的“日耳曼少年”。既然洪状元要带如夫人出入驻在国的上流社会，那么年少美貌的彩云勾上个把风流倜傥的德国军官似乎也在情理之中，至于偌大的德国怎么会那么巧就碰上了瓦德西，而且一碰上就发生了恋情，自有“巧合”二字从中弥缝，本是古来文人们一逞手段之处。旧情人在北京重逢，理所当然应该重续旧好，于是赛金花就做了瓦德西在北京临时的枕边人，一起住在中南海的仪鸾殿里，朝朝暮暮，卿卿我我。而其间仪鸾殿那场真实的失火事件，也自然有了赛金花的参与——年近70的瓦德西在我们的文人笔下，居然能够挟着赤裸的赛金花从窗户一跃而出——普鲁士武士如此神勇，无怪乎后来大清国练新军要以他们为蓝本。
故事延伸下去，瓦赛交欢的黄色镜头不知怎么就转成了赛金花如何舍身为民请命的光辉事迹。说是赛金花不停地在瓦德西枕边吹风，不仅制止了联军的大屠杀，而且保护了皇宫不受焚毁；甚至在议和的时候，在李鸿章都束手无策的时候，由赛金花出面成功劝说了克林德夫人（克林德系义和团运动时的德国驻北京公使，在运动中被杀）接受了立碑道歉的条件，从而免去了各国对西太后和光绪皇帝的追究。这类故事从八国联军还在北京的时候就开始编，一直编到赛金花人老珠黄，竟然还有人在津津乐道，不仅在一般的文人笔记里，而且出现在小说和戏剧中。故事在开始的时候还有个别不利于赛金花的情节，比如说她为瓦德西出主意让老瓦开科取士，老瓦还真的就在金台书院从四书里出题考了一次。只是这种情节的市场有限，大家爱听的是说赛金花好话的东西，爱听赛金花是怎样舍出身子救了北京人的故事。于是京城内外，从贩夫走卒到公子王孙，一传十，十传百，直把个赛金花传成了舍生取义救国护民的“当代伟人”。在这期间，作为当事的主角赛金花则一直在知趣地顺水推舟，作为市场和风月场上的双料老手，她当然明白这种传闻对她生意的价值。自然，赛金花的买卖还真的为此红火了不知多少。
而若辈众志成城，愈聚愈多，拆毁某洋行铁栏以为战具。经总会各西人急打德律风告知各捕房，各捕房皆鸣钟告警，召集属沪各团练及各马队、炮队等，至捕房四面架炮，先将工部局保卫，然后分投往救。停泊浦江之各兵舰亦燃放齐心炮四响，相率排队登岸。该车夫等见势不佳，各鸟兽散。后经中西官设法调停，暂免加捐，已各安业如常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