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洋人跪拜的那点事儿
过去，咱中国人老是说，中国是礼仪之邦，其实，中国古代礼仪的核心，就是跪拜，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磕头。跪拜在政治上的解读，就是臣服，乍被征服的时候，要用长跪不起，要磕头如同鸡啄米，除非安了心，想当断头将军，才可以“立而不跪”。其实刚烈如斯者，有一部分无非是以进为退，行险取胜，只要对方给点好脸，咱这边立马就坡下驴，依旧还是跪和拜。
自打西方世界，起了近代化的骚动，一干不逞之徒，驾起船满世界走，自然也没有放过中国，开始只在沿海溜溜边，可是很快就要求进北京见皇帝，外面来的洋人，当时叫夷人，见皇帝的最大麻烦，是礼仪，即跪拜问题。在中国人的字典里，所谓的“中外”概念，中是指朝廷，外是指朝外的“野”，远一点的，连听说都没听说过的地方，我眼不见为净，但是你只要来我中华，我只当你是来上贡的，别的不说，想见，必须上礼部，演习如何双膝跪倒。
洋人自然也有洋礼。洋人地方，南起西班牙，北至俄罗斯，都是信上帝的，信上帝的民族，也知道双膝跪倒，但那是单对上帝的，对于人间的君主，一般只跪一条腿，再吻一下君主的手。
显然，当时那些满世界乱窜的红毛夷人，在宗教信仰方面，并不那么虔诚，尽管一肚皮不乐意，但是该双膝跪倒，就双膝跪倒，荷兰人跪了，西班牙人跪了，葡萄牙人也跪了，而且就属他们跪得痛快，来一次跪一次，一点折扣都不打。后来听说英国人不肯跪，葡萄牙人还嘟囔：我们次次都跪，凭什么他们不跪？俄罗斯人开始死活不跪，后来也跪了。只是清朝的皇帝发现俄国的哥萨克对东方的狂热推进，已经危及到了中国模糊的西北和东北边疆，除了武装抗击之外，外交上的交道也得有，于是，不仅俄罗斯的使团来北京，中国的使团也去了莫斯科，而且临行前康熙皇帝特意嘱咐，出使大臣见了俄国的君主，也要三跪九叩。因此，虽然沙皇对于这等繁复的中国礼仪有点莫名惊讶，但还是耐着性子领受了。因此，尽管在理藩院的记录里，来的俄国人都是贡使，但实际上，当时的中俄两国是平等交往的。
然而，这种平等交往，只限于中国对俄罗斯，18世纪末，当英国人也要求平等往来的时候，中国的乾隆皇帝却不答应。其实，当时地方官汇报说，有英国人不远万里前来上贡，恭贺皇帝的生日，乾隆还是很高兴的。双方对于礼仪，也没那么较真。英国使节马戛尔尼，明明知道贡使是什么意思，但一路上，自己的礼物上被中国人插上贡使的旗帜，也装作不知。对于跪拜的礼仪的要求，也只有妥协精神，只要中国的一位大臣，可以对英国国王的影像三跪九叩，他也可以对乾隆帝做同样的事。可是滑头的中国人，没有一个肯牺牲一下自己的膝盖，这样跪一下。最后不得已，中国负责接待的大臣，只能向皇帝汇报说，英国人虽然练习了很久，但始终练不好。皇帝虽然知道没有人会这么笨，也宽宏大量，允许英国人见面的时候只跪一条腿，只当他们是刚从花果山上下来的猴子，胡乱唱个大诺便了。
只是，乾隆对于英国人平等通商，双方互派使节驻在对方首都的要求，却很是不能忍，在他眼里，英国不是俄罗斯，中国人没什么可以求他们的，通商和贸易，在当时的中国，还不算回事。虽然英国已经是世界头号强国，号称世界工场，但中国人不知道这一点，连英吉利到底在什么位置，大家都一笔糊涂账。因此，英国人派来的庞大使团，只带了几幅皇帝赐的“福”字，和乾隆给英王乔治三世傲慢的“敕书”，回家去也；而英国送给中国皇帝精美的礼物，很多机械和光学仪器，连同精良的火炮，都原封不动地放在圆明园的仓库里，最后在1860年英法联军打进北京，火烧圆明园的时候，又被原封不动抢了回去。
当然，马戛尔尼使团并没有真的空手而归，随团的画师的画笔，像照相机一样，画出了中国的各色人等，政情风貌。在西方负有盛名的中华帝国，在使团面前，展露出来的是一副外强中干的样子，政治腐败，守备空虚，海岸炮台上摆的是明朝制造的锈迹斑斑的铜炮，号称精锐的神机营士兵肩上的火枪也是样子货。
1816年夏天，英国人做了最后一次平等通商的努力，阿美士德使团来了。但是，很明显，双方的耐性都差了很多，英国人在跪拜问题上再也不肯让步，据说阿美士德勋爵有言道，他的双膝，只能跪上帝和女人。而乾隆的儿子嘉庆皇帝，一个对补丁衣服有特别爱好的可怜人，此时也没有他老子那种雅量，坚决不肯见一个不肯跪拜的夷人。
当1860年英国人和法国人联手打到北京，咸丰皇帝最终尝到了因洋人跪拜那点事儿，屁股被痛殴的滋味。然而，在他因屁股被打而窝囊地死去，他当家的儿子和老婆，却惊讶地发现，其实，在北京城里有了不跪拜的洋人使节，天也没有塌下来。中国人慢慢地适应了存在于东交民巷的外国使团，还可以偷偷看看洋人怎样打网球，而且学会了派使节出去，驻在别的国家，也有人学会了洋人语言，以及人家制定的国际公法。
洋人跪拜的那点事儿，终于再也不是事儿了。
被燎掉的大胡子
同治五年（1866）一开春，已经被各地民教纠纷搅得焦头烂额的总理衙门，迎头就碰上了一件“爆炸性”的教案。法国公使气势汹汹地打上门来，提交抗议照会，说是就在直隶的宁晋县发生了一起恶性教案。法国传教士艾清照被该县双井村村民张洛待设计陷害，以火药轰伤，“几至殒命”，而宁晋县政府有意袒护凶手，竟然放纵不管。要求中国政府立即查明此事，严惩罪犯以及有关官员。
在19世纪60年代，法国由于拥有天主教的护教权，加上挟刚刚战胜之威，在所有的教案中总是特别的蛮横，动辄派来炮舰以武力威胁。总理衙门自然知道洋人的震怒意味着什么，随即致函要求直隶总督官文务必查清此案，给洋人一个说法。由于总理衙门是由当时权势正盛的恭亲王奕领衔，一向善于看风使舵的直隶总督官文自然不敢含糊，他和按察使张树声立即派人查案，并亲自督办。事情很快就查清楚了，这场在法国公使眼里蕴涵着莫大阴谋的害命大案，原来竟是一场带有喜剧色彩的误会。
据此案的卷宗，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同治四年（1865）八月间，直隶宁晋县双井村农民张洛待的17岁的二儿子张书琴不知怎么就中了邪，成天介弄神弄鬼，一会儿说晚上有女鬼陪他睡觉，一会儿又说有仙人把女鬼赶走了，但要把女儿许给他，还弄出了两张画着不知什么东西的纸片，说是仙人给的信物。张家在双井村算是个富户，不仅年年余钱剩米，还有能力开个家塾，请了先生在家教二儿子念书。张洛待自家虽然没有挣上一个半个功名，但却是本村乡绅刘洛明副榜老爷的女婿。这里，需要说明一下，所谓的副榜，就是省试（即举人考试）正取之外的副额，人称半个举人，但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只是在名声上比秀才高半格。所以说张家在当地算不上是有钱有势，却也处处让人高看一眼。满心指望二儿子读书用功，挣个功名，也好光大门风，所以虽然早就给儿子定了亲，但为了让儿子安心攻读，所以放出话来说是要等到儿子满二十岁再另行迎娶。可是眼下儿子神神鬼鬼地闹，老师散了学不说，把个家也搞得鸡犬不宁。于是，张老先生决定提前给儿子迎娶，按民间的习俗，“冲冲喜”也许就能把邪给冲走。
说也奇怪，一听说老爹要给自己娶亲，张书琴竟然安静了许多。而张洛待反而担心了起来，一面张罗着迎亲事宜，准备彩礼，安排花轿，还从本村开杂货铺的阎胖子手里买了几斤火药，等新娘子进门放铳好用，一面又害怕万一迎娶的当口儿子犯了毛病，丢人现眼不说，把婚事给搅了可就麻烦了。于是就跟人嘀咕，想要请个法师驱邪。也是合该有事，与张洛待交情不错的同村人信奉天主教的李洛来一直把儿子送在张家家塾读书，家塾散了，儿子读不成书，所以对张书琴中邪的事他也很关心，见张家想请法师，就出主意说他们外国神父很灵验，教民们从来不沾染邪祟，不如请神父来念经驱邪。张洛待动了心，答应让李洛来去请。
然而，李洛来应承下来之后几天没有回音，说话间已经到了同治四年的十二月初五。这天晚上掌灯时分，法神父艾清照突然由几个教民陪着来到了张家，仓促之间，张洛待有点措手不及，慌忙点起一支蜡烛将教士一行迎到了儿子读书的“学房”，却忘记了房间的桌子底下还放着放铳用的火药。为了让蜡烛亮一点，他习惯性地剪下了蜡花然后随手一扔，转身出去安排茶水。哪知刚刚迈出门口，就听身后一声巨响，火起烟冒，外国神父和几个教民被燎得狼狈不堪，满脸烟火，一边拍打着身上的火苗，一边往出跑，嘴里还大声咒骂着。
第二天，被烧着了的教民一纸诉状，将张洛待告到了县衙，说他设计谋害外国传教士。宁晋县令汪显达像大多数心存“模棱”的地方官一样，碰上麻烦的案子就想给它模棱过去。他提来了原被两告，看验了艾清照等人的伤处，发现洋教士虽然胡子被燎掉了大半，脸也有点灼伤，衣服被烧了若干个洞，其实并不严重，其他的教民被烧的情况也差不多。当堂审问被告，张洛待一口咬定不知道火从何而来，汪县令居然也就不再追问，要张洛待给被告赔偿烧坏的衣服和负担医疗费，然后宣布退堂。教民金池兰不服，大声抗议，汪县令喝令掌嘴，于是金教民就挨了若干个嘴巴。如果汪县令知道，这几个嘴巴，后来居然断送了他的前程的话，那他无论如何也不会将手中的令签扔下去的。
本来，洋教士虽然被燎掉了赖以跟中国人区别的标志之一的大胡子，但并没有像那几个教民一样暴跳如雷，七嘴八舌断定张洛待是存心要谋害人命；告官的主意也是教民出的，而且是由教民出面的，可是汪县令的模棱断案和打狗不看主人的掌嘴，却激起了他的无名“洋火”，一个小报告通过主教打到了法国公使那里，事情就这么闹大了。
为了给法国公使一个交代，由省里派下来的“委员”们不再敢模棱，提来了所有与此案沾边的人。经过一番刨根问底的审讯，大概还伴些雷霆手段，很快就弄清了案情，不仅张洛待招出了火药的由来，而且张洛待儿子张书琴也坦白说他的弄神弄鬼，其实是为了让父亲早一点给他娶亲故意装出来的把戏，连那两个鬼画符的纸片，也是按小说《玉匣记》里的东西照猫画虎搞出来的。显然，对于这个农家子弟来说，才子佳人的小说要比四书五经更有魅力些。
故事到这里，按理应该结束了，然而却拖出了一个有点悲惨的结局：张书琴被“杖一百，流二千里”发配回疆（即今天的新疆）“给大小伯克及力能管束之回子为奴”，张洛待“杖六十徒一年”。宁晋县县令汪显达也被“交部议处”，结果不问可知。
这个貌似平淡而且近乎乏味的教案，没有死人，没有人抢东西烧教堂，洋人也没有因此而开来炮舰卸下炮衣，却引起了我浓厚的兴趣。因为它有点像一只扎眼的“白乌鸦”，令许多研究这段中西冲突史的人们为难。
在中国的天主教洋教士竟然也热衷于驱魔祛邪，这多少让某些研究者感到意外。按一般的常理，驱魔法这些功能应该是中国本土宗教才具有的。而西方来的洋教给人印象是不提倡至少不擅长此道的，怎么会突然间冒出来个洋教士为人祛邪呢？其实，在案发当时，连直隶总督官文都有些不解，在此案的案卷里可以发现他先后两次提及“天主教向无符咒及作法驱魔等术”，显然，他是将此视为此案的疑点提出的。在我们有些研究者眼里，近代西方的基督教往往是与科学和先进联系在一起的，从利玛窦时代开始就是如此，我们念念不忘的往往是利玛窦带来的欧几里得、世界地图和三棱镜。那么，此案中的洋教士艾清照的行为是不是可以用特例来解释呢？显然不是。不少由中国的天主教教会自己编的文献如《拳时北京教友致命》，记载了许多教士和教民搞的驱魔驱鬼活动，而且往往是由于中国本土的僧道和术士法术不灵的时候，西方教会的把戏才冒出来，而他们的成功，往往会拉动一批老百姓入教。教士艾清照所做的，只不过是重复了他的同事干过的事情。
无疑，驱魔祛邪属于巫术和半巫术的行为，天主教的确不精于此道，但是，任何宗教无论是其形态如何完备，总是难以完全清除巫术的痕迹，基督教也不例外。基督教的三大派系中，天主教和东正教在主观上就没有与过去的巫术痕迹划清界限，其现代气息本来就有限。而中国农民的宗教价值，从来都是有用才信的实利主义的，加入天主教的教民，其实也不例外，发展新教徒，更是需要凭借一些实际的“神效”来吸引和招徕。正因为如此，天主教才会频繁地进入传统的半巫术领域，而这个领域所辐射的功能，恰恰是中国农民对所有进入他们视线的宗教所期待的。
不错，天主教不像佛教和道教，没有专门的驱魔仪式，但是他们可以用诸如念经和洒圣水这样简单的仪式来替代。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实际的考虑无疑是传教对象的需要。因为这种来自中国传统的强大需要，往往是他们能否在中国农村站住脚的关键。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可以说是洋教不自觉地中国化的结果。双井村教民推荐的洋教士和富户张洛待接受推荐，归根结底都是他们在宗教问题上根深蒂固的工具价值在起作用。如果不出火药爆炸的意外，很可能双井村从此至少会添一户教民，事实上当洋教士艾清照和教民们明白了自己原来是在见鬼，其实错怪了张洛待之后，他们的确对这场官司有些后悔，案卷上记录的洋教士的“口供”虽然没有明白地表露出来，却也不乏悔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