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历史的碎片:侧击辛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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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末世的荒唐与苦痛(1)

林则徐的澳门之行

林则徐在1839年担任钦差大臣前往广东处理禁烟事务期间,曾经在百忙中拨冗去了一次澳门。有电视剧《澳门岁月》,说他是重申中国主权去了。当然,这么说自然也不能算错,朝廷大员进出澳门,本身就意味着中国对此地的统治权,但是问题是人家葡萄牙那时并没有否认这一点,显然没有必要在禁烟禁得火急的时候去办这件并不急的事情。实际上,林则徐之所以忙里偷闲到澳门转一转,以他当时的心境,大概不可能是为了去向葡萄牙人重申一下中国在澳门的主权。原因有二:一是当时中国人的主权意识还很模糊,虽然知道我的地方该归我来管,但骨子里天下观还是时常作怪,总以为中国是天下的中央,皇帝是天下的共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反正都可以说是咱家的地盘,蛮夷虽然有国,但都得听咱皇帝封。如果他们前来捣乱,当然要对他们不客气,如果人家低眉顺眼的,咱自然也得客客气气。澳门被葡萄牙人赖上,开始固然是由于明朝地方官的贪婪与昏聩,但后来没有将他们赶走,多半还是出于中国人“怀柔远夷”的考虑。主权这种概念,从本质上讲是来自西方的,它被中国人接受,已经是林则徐后人的事了。二是占据澳门的葡萄牙人,在鸦片战争之前,从来没有不承认过中国政府对这块土地的主权,或者说管辖权、占有权,他们承认他们是租地借住。每年五百两银子的租金虽然少了点,但年年都得交,中国的官衙虽然也管不了什么事,但却堂而皇之地戳在那儿。跟其他地方的洋人不一样,葡萄牙人见中国皇帝从来都行三跪九叩的大礼,1893年,英国人马戛尔尼来华不肯下跪,澳门的葡萄牙人曾对此很不以为然。

其实,林则徐之所以在这个时候来一趟澳门,主要是想摸摸洋人的底,看看洋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虽然在广州的洋行里也可以见到洋人,但毕竟只有澳门才是洋人安营扎寨,生活了几百年的地方,也是各色洋人比较能够自由来往和活动的所在。

林则徐动了这个念头,跟他来广州前后的思想变化有直接关系。虽然我们一直称林则徐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但是他的眼睛并不是从一开始主张禁烟就睁开了的。由于中国长期的封闭,整个知识界对西方世界的了解非常有限,他们关于西方的知识不仅少甚至可以说是笑话百出,而且即使是这种笑话百出的知识,也只有那些比较务实和留心杂学的士大夫才知道。在林则徐来广州之前,大概是由于洋人特别喜欢进口中国的茶叶和大黄(尤其是前者),加上风闻他们以食肉为主,所以朝野间就有了一种风传,说是洋人日常以干牛肉粉为食,如果没了中国的茶叶和大黄为之通便,就会胀死。所以,中国根本就不用动刀戈,只要断了茶叶和大黄的交易,就可以让这些金发碧眼儿乖乖就范。另一个传闻就是说洋人的腿直,不容易打弯,所以近战的时候,用棍子一打就倒。

林则徐显然是相信这种风传的,这有他给道光皇帝的奏折为证,那里提到了洋人的便秘和腿直。不仅如此,他来广州之后,还一再照会英国人:“况如茶叶、大黄,外国所不可一日无也,中国若靳其利,而不恤其害,则夷人何以为生?”或多或少,他有点指望英国人害怕没有茶叶和大黄被胀死而主动缴烟。然而,很快事实就告诉他,风传似乎不那么可靠,英国人不大像动辄便秘的病夫,因为他们好像并不在乎他的威胁。林则徐虽然是科场上的健儿,出身翰林的老虎班(在明清属于升迁特快的那种人),但却没有被八股蒙住了眼睛,多年的宦途,也没有养成他因循苟且之气。这位与陶澍齐名的晚清经世致用派的干将,马上就抛弃了他先前的成见,他要认真地考察一下,他所要对付的洋人到底是怎么回事。不言而喻,就当时而言,澳门是个让他开眼最方便的地方。

那时的澳门还没有现在这般大,也绝少有林则徐这般级别的朝廷大员光顾,所以,林则徐的到来,很是令葡萄牙人感到兴奋。在鸦片战争没有打起来之前,在中英的对峙中,至少在澳门的葡萄牙人还是表现出了对“东家”的友好,澳门的“新闻纸”差不多异口同声地向着中国。只是中国战败以后,才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所以,澳门的葡萄牙人几乎是有点受宠若惊,不仅官方大张仪式,摆出了最隆重的仪仗、洋兵和洋乐,热闹非凡,而且全城上下,“是日无论男妇,皆倚窗填衢而观”(见《林则徐日记》)。

第一次置身“夷类”之中的林则徐,由于历史上文化的惯性,也由于葡萄牙人众星捧月似的捧着,不可避免地有点傲慢,可是他的眼睛却没有因此而朦胧,虽说是走马观花,林则徐的观察还是相当细致而客观的,他的日记,对此行做了详尽的描述。

首先对“夷楼”颇有好感:“夷人好治宅,重楼叠层,多至三层,绣闼绿窗,望如金碧。”字里行间虽然透出对葡萄牙人的服饰还是有点看不顺眼,但人家穿什么戴什么,留什么发式以及胡须,他都一一看在眼里,甚至连帽子底下掖的汗巾也没放过,而且基本上没有讥讽之意。对于好长时间一直令国人大惊小怪的“上而露胸,下而重裙”的妇女装束,居然也无一字褒贬,只是淡淡的一句“其夷俗也”带过。

从澳门返穗后,林则徐开始雇人从澳门收罗“新闻纸”和其他有关西方的资料,翻译成中文,还利用洋商通事(翻译)以及为洋人做事的役夫多方收集“夷情”。显然,他从澳门得到的东西是最多的。这些资料,先是形成了《四洲志》,而后又经魏源的加工,形成了中国第一部比较完善地介绍世界的著作《海国图志》。

敏感的澳门报纸,很快就发现了林则徐的变化,他们盛赞林与那些“握大权,不知英吉利并米利坚人之事情”、“骄傲自足”的大人先生不同,说他不仅善于收集有关外国的知识,而且“凡有所得,不辞辛苦,常时习之,记在心中”,真是“聪明好人”。

睁开了眼睛的林则徐,也为自己做了一件事,他请来美国传教士医生伯驾,为他治疗多年不愈的疝气,结果,他得到了一条还算有效的疝气带。要知道,那个中国人见西医如见鬼魅的时代,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林的勇气和胸襟。

林则徐的身后之名,是荣耀的,而这个“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在他睁开眼睛的过程中,澳门起了一种非常的作用。林则徐从澳门收集来的关于西方世界的资料,在经过魏源加工后形成的《海国图志》,不仅在日后的岁月中对中国摆脱蒙昧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就是日本的维新志士们,也从中获益匪浅。现在有的学者甚至怀疑,《海国图志》实际上应该是林则徐享有著作权。

林则徐的确是“聪明好人”,只可惜,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这样的人太少了一点。

西太后想要的“借口”和不想要的“扎花”

戊戌变法已过了一百多年。一件事情过了百年,无论如何都值得拿出来抖抖灰,何况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大事,一场让人至今耿耿于怀的流产变法。戊戌对于我们的意义,首要的其实并不是当年的志士如何壮烈,而是它为什么那么快就失败了。

西太后是戊戌变法中的白脸,可也是个唱大戏的主角,虽然有些善良的人们宁愿历史上没有过这个老太婆。过去,我们顺着康梁的笔调,把西太后骂得体无完肤,近来情况好像有些转机,不少影视剧里,老太婆的脸已经有了些许红色,开始由我们的“正旦”出面出演了。当然,无论怎么变,颠覆变法的罪魁这顶高帽子她是无论如何也脱不掉的。不过,事情已经过了一百多年,演戏演电视是一回事,而学术研究又是一回事;对于后者,我们似乎应该换一个思路想一想,同样是奉旨变法,假如当年维新不是捧光绪,而是捧西太后,情况将会怎样呢?

现在,大概不会有太多的人坚持认为西太后是铁杆顽固派了。早在洋务运动的时候,她就表现得相当开明,如果当时她站在倭仁一边,那么至少同文馆是开不成的,她不仅同意开同文馆,而且硬是派反对开办的倭仁去主办,结果害得老先生不得不装病。不过人们可能不知道,戊戌变法其实也是她同意的,甚至百日维新的各项举措,也大都经过她点头,光绪要臣子们进献的“新学之书”,她是每种都要的,是不是全看了,不太清楚,但至少冯桂芬的《校庐抗议》她是看了的,而且还夸奖说“剀切”。

作为一个国家的实际统治者,甲午的惨败对她的刺激其实并不比南海举人康有为小,她更非如陈叔宝全无心肝,如刘阿斗乐不思蜀,面对破碎的山河一味享乐,也有光绪一道“母子对哭”的光景(刘坤一:《慈谕恭记》,第300页)。这个精通文墨的老太婆,虽然可能没什么思想,但却是个强烈的功利主义者,十分清楚利害的所在,什么东西管用。就是对她怀有恶感的人,也不能否认她是个精明强干、老于权术而且明晓利害的人物。甲午之后的她其实非常清楚,大清朝不变法,江山社稷不保,这一点她与光绪其实是具有共识的。

当然,这老太婆背上骂名也确有该着之处,因为她虽然知道中国非变法不行,在内心里却不希望光绪主持变法成功,大凡政治上的功利主义者,都有极强的权欲,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当然西太后自然也不乐意将已经握热的权杖痛快地交出来。也许是中国的不幸,变法正好赶上了西太后在各方压力下不得不交出权力的时候。本来,按清朝的祖制,根本就没有太后临朝这一说,可她却借特殊的机缘破了例,而且渡过难关巩固了权力。事实证明,她不仅有无师自通的权术本领,而且还有“同光中兴”的事功。尽管如此,在一个讲究祖制,有着排斥“女主”政治传统的朝代,随着她的一天天老下去和“第二个儿子”的长大成人,要她交权的压力还是越来越大。虽然在甲午战前,她已经在名义上把权力交给了18岁的光绪,但是举国上下都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好事的人们依然不依不饶。甲午战败,没有人认为是光绪的过错,先由总理衙门奏准,然后英公使欧格讷、美公使田贝、俄公使喀希呢、德公使绅珂、法公使施阿兰、比公使陆丝叶、瑞公使柏图、西班牙公使梁威理,届期各具公服,由东安门东边而进。早有总理衙门官二员在彼迎候,导引入内。皇上御文华殿正中端坐,后悬黄鄃龙凤绣幔,为皇太后龙座所在。堂廉之内肃静无哗,各公使递书毕,口操西语敬致颂词,翻译官转达恭邸代奏圣听。皇上龙颜甚霁,和气迎人,各公使仰睹盛容,无不肃然起敬,礼成告退,咸感我皇上优待之恩,欢欣鼓舞,称颂不置。懿欤休哉,诚盛典也!

让她交权的呼声更见其高,御史们上书,指桑骂槐说她是信用宦官的汉太后,封疆大吏刘坤一觐见时,甚至当场暗示这一点,要她不要听信太监的话。

尽管后人都骂西太后挪用海军经费修颐和园颐养天年,其实真正热衷于为西太后修园子的是光绪,修好了颐和园,好让母后把权让出来,至少别成天呆在皇宫里指手画脚。可是,西太后进了颐和园,权力还没有真正交出来,已经感到浑身不舒服了,优美的园林和舒适的住所,根本难以令这超级女强人开心。一天,西太后最宠的宠臣荣禄进园子看她,西太后让荣禄看宫内的扎花,并拈起一支来说:“你瞧,这是我扎的花,你看好不好?”荣禄非常知趣,马上说:“老佛爷不只扎花扎得好。”西太后闻言长叹一声:“往后哇,我也就只能扎花了!”(赵凤昌:《戊庚辛纪述》,第319页)显然,在颐和园游山玩水的西太后,一颗心依然在“朝堂之上”,是非常非常的不情愿去“扎花”的。然而,如果变法成了功,那么站在台前的光绪就有可能获得他缺乏的声望、权力和自己的班底,到那时,她就真的可能只好去扎花了。

尽管后来的历史学家指责维新派只依靠皇帝,不发动群众(显然有些人是指望康有为他们像共产党八路军一样),中央维新路径在今天看来其实是当时最现实也最经济之路。在那个时代的中国,依靠皇权推行变法无疑是最便利的。维新派面对的,一个是统治了近四十年,精明强干,富有政治经验,势力盘根错节,树大根深的西太后;一个是生性懦弱,缺乏经验,甚至没有自己基本班底的光绪皇帝(所谓“帝党”,不过是没成形的胚胎)。尤其是在西太后不肯放权的基本态度已经非常明显的情况下,他们所依靠的皇权具体应该落在谁头上呢?如果是有经验的政治家,选择的方向应该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历史上维新派就像我们所知道的那样,他们选择了光绪。

无疑,光绪的确要可爱得多,他年轻、大度而且易于接受新思想,更重要的是,他是合乎道统和法统的统治者。然而,尽管在康有为和梁启超眼里,光绪像个圣人,说他几个月的新政,“古之号称哲王英君,在位数十年者,其可纪之政绩,尚不能及其一二也。”(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卷一,第253页)后来的文学作品也纷纷对之饱掬同情之泪,连他喜欢的女人珍妃都沾光显得相当灿烂,可是在政坛的力量对比上,他与西太后仍像是轻量级新手对重量级拳王一般。可惜的是,维新派不仅不考虑走走太后路线,反而拼命地通过一篇篇经过他们改篡的《日本变政考》、《俄彼得变政记》之类的东西,鼓噪光绪“乾纲独断”,完全不理会属“坤”的这一面会有什么反应。最后居然幻想策动素昧平生的袁世凯,要他用他的七千士兵进入有十几万重兵的京城,围捕西太后,康梁政治上幼稚已经达到了可笑的程度。

其实,对于西太后来说,她所需要的,只是一个说得过去的借口,能够让她出来继续秉政的借口,谁给她找到了借口,她就会倾向谁,她最欢迎的是有实用价值的东西,而非思想或主义的倾向。

1901年以后的事实证明,只要不触动她的权力地位,也甚至可以走得比光绪当年还要远。可悲的是,维新派所吝啬的借口,后来却被顽固派给找到了,这就是尽废新政,只有尽废新政,西太后重新训政才师出有名(费行简:《慈禧传言录》,第468页)。按这些人的意思,光绪主持变法没有搞好,弄得“宫”怨沸腾,所以要西太后出面收拾局面。维新派的代价是六君子的头挂在菜市口,而中国则更惨,不仅是《辛丑条约》和赔掉四万万两白花花的银子,而且还失去了变革的时机与还算可以的外部环境。

当然,我们应该谴责西太后,说她竟然将自家的权欲放在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之上。但是,在历史的现实中我们的民族恰恰摊上了这么一位不那么自觉,又偏偏绕不开的人物,同时又没有力量把她推翻。有太多的教训证明,在中国的变革中,想凭借喜好和道德倾向来行事,十有八九是要碰钉子的。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搞不清留下的史料中哪些是历史的真实,哪些是康有为和梁启超的自我粉饰;因此戊戌研究几乎变成了康梁话语的天下,他们怎么说,我们也不经意地跟着怎么说,在口诛笔伐西太后的同时,也轻易放过了全面总结戊戌教训的机会。

男人的“不缠足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