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对于这样一个革掉了中国人的皇帝以及男人脑后辫子的大事件，赶上这样一个逢百的大纪念，我们这些以历史为饭碗的人，不说上几句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不过几十年以来，从国民党到共产党，从海峡的这边到海峡的那边，甚至从国内到国外，大家将辛亥革命的大事情、大人物连同大问题都说得差不多了。嚼点别人的老生常谈，权作纪念，对于我来说，一来没有资格，二来心有不甘。没奈何，翻旧书翻出了一点旧闻，记的是一件对于革命而言小得不能再小的小事，权且倒腾出来，好借题说上点什么。
1911年夏天，地处广东偏远山区的紫金县，发生了一件事情。说是邻县的一位在广州测量学堂读书的学生放假路过此地，不留神碰上了几个防勇，由于他脑后没有辫子，而恰好此时又赶上广州黄花岗起义发生之后，两广总督张鸣岐下令在全境搜捕党人，所以防勇们抓了这个学生，要将他当革命党拿办，送到上面请赏。该学生急中生智，说我是学生，你们要拿我，先要跟我到学堂去通知一声。于是几个防勇押着那个广州测量学堂的学生来到了紫金县唯一的一所小学堂，找到了学堂从广州聘来的格致（即数理化）兼体育教员甘晖如（据说是位同盟会员）。甘教员对于这种剪了辫子的“同志”怀有天然的同情，马上将这位倒霉鬼藏到房里，又召集了几个学堂的学生，让他们去找学堂的总办——紫金最著名的乡绅钟荣山，就说是大兵闯学堂抓人。此时钟正在一位官员家里喝酒，仅仅听了学生的说词就立即要他们回学堂将防勇捆起来，一切有他做主。当学生们摩拳擦掌地回到学堂时，四个防勇见势不妙跑了三个，剩下一个跑得慢的随即让学生们给捆了起来。
紫金县当时的巡防营的负责人是哨官陈家裕，刚好其时他也与钟荣山在同一席间喝酒，闻讯后勃然大怒，当即质问钟荣山为什么纵容学生捆绑他的士兵。双方吵了起来，一个说，我做了几十年的官，没见过你这样的劣绅。一个道，我做了几十年的绅士，没见过你这样的“芝麻狗虱官”有这样的威风。一个说少了士兵要对方负责，一个说你敢纵容士兵骚扰学堂，所有的损失都要你赔偿。最后知县出面调停，说好由他负责调查处理。这期间，那个广州测量学堂的学生早就溜之乎也了。
第二天，学堂方面提出，学生方面被抢去白银二百两，金表一只，金戒指一枚，要求防营如数交还，缺一不可（当然都是浑扯），并要求哨官陈家裕办酒二十桌赔礼道歉。防营方面当然不肯，僵持良久，结果是由县署出了三百两银子，并办了十桌酒，事情才算平息。
这件事无论怎么看，除了那位测量学堂学生脑袋后面没辫子以外，与即将发生的革命似乎根本没什么关系。而在1911年，上海的报纸已经在公开要求剪辫，各大都市剪掉了辫子的学生和文化人如过江之鲫，公开地招摇过市，甚至在政府官员中也混杂了不少没辫客，甚至一些时髦的满人都剪了辫子。至于官府，对剪了辫人基本上是无可奈何。紫金县的事件之所以发生，关键是辛亥年广东的形势，被革命党闹得风声鹤唳的情形。我所感兴趣的，是这件小事透出了另外的一些信息，其实与革命也不无关联，这些信息实际上告诉了人们，这场革命能够推翻清王朝的更为深层的一些因素。
首先，我们看到，经过湘淮军兴起以来几十年发展，特别是新政地方自治的刺激，乡绅已经成为轻而易举地左右地方政治的势力，自新政以来无论官方还是民间的求新尝试，基本上是由他们主导的。从地方自治、司法改革到兴办学堂和推动立宪，这些乡绅虽然相当一部分人头脑还没有真正从中世纪拔出来，但脚却已经很活跃地踏在了向西方学习的路上了。攫取和炫耀权力的欲望和趋时冲动也许还要加上强国的梦想扭结在一起，使得乡绅主导的学习西方的过程充满了莫名的兴奋和热情。似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于大部分乡绅对于他们所学的东西不甚了了，结果学习的过程搀和进了许多实际上为他们的价值观根本不相容的内容。像甘晖如这样的“叛党”，就在求新的名目下，大量地被并不赞同革命的绅士们请进了他们花钱办的事业中。事实上，甚至可以说，具有反叛色彩的知识分子是与地方乡绅的势力同步成长的。这些热衷新政的地方乡绅和绅士的另一部分，即所谓立宪派人士，在整个新政过程中，已经成了革命党人某种意义上的共谋，开展西化事业的共谋，学堂办得越多，新军练得越多，革命党也就越多渗入的机会。梁启超的说法显然是有道理的，辛亥革命的成功，他们也有一部分功劳。
其次，这个事件让人感到，无论是乡绅还是地方官，对于朝廷的事业都漠不关心。防营士兵抓捕没有辫子的学生，从维护清王朝统治来看无疑是天经地义的，具有完全的“正当性”，但是，这个行动却遭到了乡绅的坚决抵制，而作为朝廷命官的知县却也不问“是非”，一味和稀泥，屁股明显坐在了乡绅一边。其实，无论乡绅还是知县都根本没有同情革命的迹象，他们能这么做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自己事业的关注。那个乡绅似乎根本没有考虑过那个学生是否可能真的是革命党，以及这样的公然“包庇”会不会给他带来麻烦，“大胆妄为”到了连一丁点起码的政治上的顾虑都没有了。对他来说，学堂是他的事业，而这个事业从来都是神圣而清正的，区区大兵敢到学堂骚扰，首先是伤了他的脸面，为了维护学堂的神圣地位，尤其是为了维护他的脸面，必须采取强硬手段回击。而那个哨官居然敢在席间撕破脸皮吵闹，一个武职的芝麻官胆敢如此放肆，真是斯文扫地，所以非得让大兵们赔钱陪情不可。至于知县，他关心的自然是他位置能不能坐稳，为政不得罪巨室是历来地方官的原则，所以他只能如此这般的和稀泥，破费一点，息事宁人了事。在这里，上司追查革命党的命令被搁置了，可能的谋反罪的追究不了了之了，朝廷的利益也没有了。而那些行为似乎有“正当性”的防营，抓捕外地学生的真实用意是为了维护朝廷利益还是借机勒索，还真是说不清楚，否则的话怎么会在自家的士兵被捆绑之后，会如此轻易地被摆平。
相反，在这里我们看到，清王朝的威信已经坠落到了无可挽救的谷底，出现了严重的合法性危机。原来作为政府支柱的官僚和乡绅，已经基本上对清朝政府的安危漠不关心，在广大的基层，即使真的发生对朝廷的反叛行为，他们也并不在乎，他们更在乎的是他们自己在地方的利益和面子，如果有叛乱的话，别在反叛和平叛之间被殃及。这种现象，漫说是在清朝盛期和中期，就是庚子义和团事件以前也是不可想象的，可以说，辛亥年的中国，不仅盛产“叛党”和“叛民”，而且连官绅也不再为朝廷尽心尽力了。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当朝廷倒行逆施，大肆收权的时候，人们的反叛心才会陡然升起，当位于中国中心的武昌响起起义的炮声以后，清朝统治才会出现土崩瓦解之势。大批的地方官不是痛快地“易帜”，就是麻利地弃城而逃，多数情况下连革命党的影子还没见到呢，几个冒充的蟊贼就足以让他们缴械交印。
应该说，自所谓的“同光中兴”之后，政治的重心已经开始从中央转移到了地方，开始了所谓的督抚专权的时代。然而到了新政时期，政治的发散趋向进一步加剧，各地大小的绅士以及新市民，开始成为地方势力新的代表，他们的利益不是可以被忽视，而是恰恰要逐渐满足，如果不满足，连要求立宪都搪塞，他们对朝廷的三心二意，就消解了清王朝的统治基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恰是在朝野离心离德的时候，由满族贵族把持的中央政府，却一厢情愿地力求将已经散在地方的权力收回中央，甚至收回到满族贵族自家手里，结果是在最不该得罪人的时候得罪了最不该得罪的人。从紫金县的这件事情可以看出，在这个僻地小县最“牛气”的人，就是乡绅钟荣山，手中握有枪把子和印把子的哨官和知县都不得不让他三分——不，至少七分，他不仅敢于捆起了“执行公务”的防勇，而且理直气壮地倒打一耙，要求本来有理的防营赔偿损失和赔礼道歉。个中的“理直气壮”，细想起来倒也不是全为无因，因为钟荣山维护的不仅是他个人的面子，还有新学堂的利益——这恰恰是代表着时代潮流的东西。凡是代表潮流的东西，都具有天然的正当性。其实，这个钟荣山一点都不革命，甚至不同情革命，后来革命到来的时候，他还是反动派，但是并不耽误他在革命前包庇一个革命党嫌疑的学生。
在今天看来，义和团失败以后的清政府处境的确很难，不变革吧，王朝要亡，变革吧，革命党这种洪水猛兽的东西在求新学习的过程中就溜进来了。然而，从省城到县城的绅士们却没有这样的两难，他们只管求新趋时，新的事业与他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体现着他们的利益，甚至标志着他们地位的攀升。谘议局和自治局给了他们上干朝政，下断乡里的权力，而他们的子弟又纷纷进了学堂或者出了洋。虽然大家都知道从新军到新学堂，里面净是革命党，但不同的是，朝廷在追查，而绅士却在庇护。那些在内地活动的革命党人，除了那些铤而走险的，有几个没有受到过原本并不同情革命的绅士的庇护呢？实际上随着新政的推进，绅士已经将革命与学习西方看成是一类的事情，他们明知道学堂里的先生思想不安分，但却听任其将自家的子弟教得离经叛道。我曾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在革命真的到来之际，学堂的师生几乎都冲到台前，乡绅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学堂的学生是“懂革命的”，乐意将他们推到台前，哪怕那些学生仅仅还是些不谙世事的娃娃。
尽管我们说绅士阶层是历代王朝的支柱，但每当大厦将倾之际，他们总是比别人更早地弃树而去，将目光只盯在自己的地方范围之内。晚清时节当然也不例外，只是晚清的绅士们自以为手头多了一根救命稻草，那就是他们手中的求新事业，虽然他们中的大多数对此还不甚了了，但他们相信那是已经被西方证明具有魅力的东西。
这也许就是紫金的乡绅钟荣山毫不犹豫地选择庇护学生对抗防营的真实背景。
当然，紫金事件能够告诉我们的还不止这些。在这次事件中，乡绅钟荣山之所以采取断然对抗的手段，还不仅仅只由于他的地位高势力大，还可能由于防营触犯了其绅士地位决定的某种忌讳，而这种忌讳，在传统社会里是为全社会所认可的。事实上，在废科举兴学堂的过程中，存在着很明显地将学堂比附于科举的社会意识，大家几乎不约而同地认为，小学生相当于秀才，中学生相当于举人，大学生相当于进士，而当时的朝廷也确实将优秀的大中小学毕业生分别授予进士、举人、贡生的荣誉衔。所以，学堂至少在潜意识里是被人看成是学宫（过去生员，即秀才名义上读书的所在）的替代，对于紫金这种只有一所学堂的小县，恐怕这种比附意识就更强烈。而过去的学宫恰是一块立有“文武官员军民人等下轿马”的下马石的“禁地”，漫说大兵们不能进去造次，就是朝廷命官去了也得规规矩矩地下马落轿。在钟荣山气壮如牛的背后，很有可能具有这样的意识背景。只是这种旧的意识存留，在此时恰好起到了保护新学生和新事业的作用。
从另一个方面，在普遍具有“学堂神圣”意识的情况下，几个大兵居然敢上门等着拿人，也说明自湘淮军兴起以来，武人的地位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在晚清之前，漫说一个小小的哨官，就是正二品的总兵，也不敢对县政插半句嘴，更不敢随便靠近学宫半步。在这次事件中，一介芝麻大的哨官，居然敢当着知县的面跟乡绅对骂，虽然知县偏袒乡绅，但毕竟不能真的让防营出钱破费，只好两下和稀泥。看来，大兵们手中的枪杆子还是有分量的。这里，虽然有富国强兵国策的拉动，国人鼓吹纠正重文轻武风习被染，更多的却是王朝末世，文治秩序崩塌的必然结果。用不了几年，到袁世凯当政时，中国就进入武人跋扈的时代，新军（包括北洋军）演变成了大军阀，各地大大小小防营则转化成割据一方的土军阀，地方势力的代表则再一次发生转换，由绅士主导变成了军阀主导，或者说如陈志让所云，进入了军绅时代。如果那个哨官能知晓他们日后的命运，那么这件事情肯定不会这么轻易地了结。
历史总是乐意跟人开玩笑，在辛亥前后，巡防营是支在历史书上声名不佳的军队，因为他们往往更乐于忠于清廷，与革命党人作对，而大家对于新军则颇多溢美，因为在革命中他们往往扮演了起义中坚的角色。其实，在那个当口，巡防营响应革命的也不少，而新军也有忠于清朝的，只不过，当时前者是从绿营变过来的，人猥、枪次、饷也低，而后者则是效法洋人编练的西式军队，饷高、械良、人也精神，在人们的观感上就有凤鸭之别。加上在革命前后新军倾向革命的多一点，而巡防营倾向清廷的多一点，自然巡防营就遗臭万年了。其实，在革命以后，凤鸭之别的新军和巡防营却殊途同归，都演变成了割据一方的军阀。当年洋气十足的新军将领，也脱下戎装，跳下战马，坐上轿子，轻车熟路地干起抽大烟、讨小老婆的勾当，做起了一省或者数县的土皇帝。
俗话说，一叶知秋。即使在今天，即使是广东人，也没有多少人知道紫金这个小地方，但是发生辛亥革命前一个僻地小县的一件小事，实际上已经预兆了即将来临的大变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