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是满人少数民族统治的朝代，其统治集团的代表面相当窄。其统治的稳定，主要凭借军事实力和由征服行为所带来的政治威势，在这种实力和威势还比较强的时候，满人（包括入旗的蒙人和汉人）在政治权力方面是处于垄断地位的。可是随着统治集团自身的腐化，军事实力和政治威势的削减，满人统治集团势必要作出让步，逐步扩大汉人参政的面。待到统治出现危机，不得不依靠汉人绅士集团挽救危局的时候，整个政局的满汉格局颠倒，则是大势所趋，即使西太后、恭亲王奕这样政治经验丰富、权谋老道的满洲强人，都无法扭转（事实上，纵使康熙、乾隆再生，恐怕也得承认现实），何况载沣、载涛、良弼、荫昌和载振之辈的纨绔子弟！这些人中，只有良弼一个好歹还算是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了业，虽然被满人捧上了天，一天仗没有打过，就算有本事，也需要个成长的过程。其他的人，即使朝廷花大钱送出了国，也不过在国外做了一回两回早期的留学垃圾（载涛、荫昌均留学德国），连个起码的学位都拿不到。
辛亥革命中满人官僚的表现，不过是满人统治集团腐化堕落的集中爆发而已。这个腐化过程，已经绵延了百年，当年骁勇的八旗战士，早就堕落成为除了花钱和玩有本事，其他百无一能的北京大爷。只是在同（治）光（绪）时代，朝中还有几个明白人，最后几年搞改革（新政），预备立宪，合法性尚未彻底消失。
如果西太后死后继承者能够老老实实按着既定方针走下去，不妄想强化一己集团的权力，既开罪不了袁世凯集团，也不至于得罪立宪派和地方实力派，而且通过他们的效力和彼此间的制衡，随着政治的逐渐改良，满人集团断不至于有如此下场，这么快就丢掉了政权。革命中，在南方的一些地区，满人还遭到了清算甚至屠杀。武昌起义后，占领武汉三镇的革命军，曾经大肆搜捕满人，据说曾设置路卡，碰到可疑的行人，就要他说“六十六”，只要有京腔就拖下去杀掉。当然，这种事情，我但愿它仅仅是传闻而已。
最后，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当年孙天生这样的流氓无产者，还属于盗亦有道之辈，抢钱夺权，大有古风，虽然趁乱发财，大抖威风，但并不伤及无辜。然而，随着时代的流变，当年大盗小盗的道行，早已经沿着另外的方向进化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如果历史再给他们这样的时机，能出什么样的事情，纵然诸葛再生，恐怕也难以逆料了。
袍哥政府及其他
民国，是袍哥以及一切帮会翻身的时代，而这翻身起于辛亥。按今人的习惯，袍哥和其他会党，都被视为黑社会。我们提起上海的青帮巨头黄金荣和杜月笙，大抵以为他们都是黑社会的老大。后来的说上海滩的影视作品，说到他们，也就是按人们心目中黑老大的样子往上堆。粗豪，义气，打打杀杀。其实，在那个时代，帮会还算不上是黑社会，顶多是准黑社会。他们原本就是离开土地的农民，逸出宗法社会，变成在城市和集镇上讨生活的流民，或者准市民之后，为了求得宗法之外的一种团体助力，结成的一种类宗法式的组织。由于脱离了原来的乡绅控制，多少有点野，讲求江湖义气。所以，为朝廷所不喜，视为潜在的威胁，每每打压。其实，帮会的所谓“反清复明”的源起故事，多半荒诞不经，他们的反叛性，往往跟朝廷的镇压有关。清朝毕竟还是传统的弱政府，对民间社会的控制力有限，因此对民间宗教也好，帮会也好，无论怎样清剿，都扫荡不干净，反而因镇压刺激出他们的反叛，一有风吹草动，就可能真的出来捣乱。当然，帮会也因此而越来越黑，跟绿林好汉界限也淡了。
尽管如此，晚清的帮会中人，依然不认为自己是在造反。不仅不造反，一有机会，还会表现出对朝廷的善意。晚清针对在中国的西方教会的教案，好些都是帮会的杰作，他们打教，闹教，喊出来的主张，居然是扶清，跟义和团一样。四川的袍哥和陕西的哥老会，对此特别热心，自19世纪90年代余栋臣起，到辛亥革命，一直打了二十来年。当然，打出事来，朝廷并不因此而买他们的好，该镇压还是镇压，甚至干脆拿他们当替罪羊，跟洋人交差。所以，洋人对帮会，印象都不怎么样。
帮会在民国时的扬眉吐气，要归功于孙中山他们的革命党。
受了洋人思想影响的革命党，从一开始，就往帮会里凑，钻到里面，让帮会中人回顾反清复明的传统，启发他们的革命觉悟。虽然不过让帮会多了点弄钱的机会，以及冒险掉脑袋的机会，但是革命党和帮会的结合，却是越来越紧密。尤其像四川这种天下未乱它先乱的地方，某些特别好事的袍哥首领，还在革命党人的帮助下，远渡日本，见了孙中山本人，亲聆教诲，革命意志特别坚定。
清末的铁路国有政策，施于四川，是最失策的。因为四川的铁路，是全川几乎人人参与股份，弄得不好，就是全川骚然，自然给了袍哥施展的机会。当保路变成全武行之时，四川也就成了袍哥的天下。武昌起义正好在这种时候爆发，而四川的保路顺理成章化为革命，革命成功，袍哥成了革命功臣，而且是第一号功臣。当日的四川，保路同志军自不必说，都是袍哥，新军士兵也是袍哥，革命党人，早就加入袍哥。所以，当蒲殿俊和朱庆澜这样的士绅都督做不成之后，新的都督尹昌衡就在自己衙门，开了一个最大的袍哥公口（即哥老会所谓的堂口，或者山堂和码头），自命为大汉公，总舵把子。其余将领和同志军首领，均为掌旗大爷。
城内各个衙门，警署均设袍哥公口，各街道公口林立，市民争相加入，以求保护。四川另一个平行的军政府重庆军政府，则挂出了大陆公的招牌，也是一个总舵把子。众袍哥，其实依旧谁也不听谁的。这样的政府，官员跟袍哥的总舵、正印、执堂、内八堂、外八堂的组织平行，前者的威信，还不及后者。各个袍哥大爷们，除了在军队里做旅长团长之外，就是各县的县长。
革命后的四川，到处都是头扎英雄结和蝴蝶结的好汉，有的还足蹬皂靴，身着夜行衣，跟戏里的武松和黄天霸一般，干的勾当，却往往鸡零狗碎，包娼包赌。革命了，皇帝没了，王法也就没了。袍哥的规矩，就变成了社会上的规矩。可是，袍哥的规矩，在一般人看来，其实是没规矩，于是，天下就乱了。为了在乱世里避开麻烦，原来对袍哥不以为然的乡绅们，也纷纷加入袍哥。不过，乡绅就是乡绅，他们加入袍哥，不会从老幺干起，而是通过捐钱，直接进入高层。到了这个时候，袍哥就不再是脱离土地流民的组织，在四川，基本已经变成了全民组织。这样的袍哥，才有了清水和浊水之分。所谓清水袍哥，就是在正常社会里存在的袍哥组织，大体按过去宗法社会的规矩生活，只是多了一重组织而已。浊水袍哥，就等于过去的袍哥，打劫、抢人、贩私都做，武化的味道也比较浓。
虽然说，革命后袁世凯统治时期，上面有意压制袍哥，力图恢复过去的秩序，但基本无效。一些做得比较过，跟革命党关系密切的袍哥首领虽然被镇压，整体上袍哥却没有偃旗息鼓，只是稍微收敛了几分而已。很快，袁世凯称帝，反袁起义打响，作为主战场的四川，袍哥再一次迎来了自己的春天。
在此后的四川军阀混战中，一些袍哥变成了军阀，著名的袍哥大爷范哈儿范绍增，一直做到师长、军长，像邓国璋、龚渭清、吴之镐、魏辅臣、杨春芳、汤子模、覃小楼、石肇武这些袍哥头面人物，都师长旅长的干活。到后来，几乎所有的四川军阀，从小排长到军长司令，都成了袍哥弟兄。各地的民团，也都掌握在袍哥手里，军阀们若要想扩张势力，不嗨袍哥，几乎连门都没有。在军人政权中，军人成了袍哥，那么下面的行政官员，自然也会拼命地跟，大家争着嗨袍哥，有的县长，出门都不乐意让人叫他县太爷，喜欢听人叫他某某大爷，据说这样更体面。
当然，到了这个份上，袍哥也自然就被洗白了。浊水袍哥，如果没有被受招安变成军队，那就面临被追剿的命运。而清水袍哥，就演变成一般的社会组织，跟香会花会之类的，也没有多大分别。说是加入了可以得到保护，但对于一般百姓，其实进不进去都差不多，都进去了，就跟没进去一样了。有钱有势的人，袍哥倒是有点用，急了拉队伍，不愁没有人手，办民团，也能弄个团总干干。
袍哥的命运，到了国民党统治时期，才有了一些变化。辛亥革命之后，革命党实际上没有真的当家做主，占据的几个省份，旋踵即被袁世凯赶走。到了大革命时期，北伐之后，国民党横空出世，统一了全国，就开始逐渐嫌弃昔日的盟友。帮会的日子，也就越来越不好过了。曾经也是青帮中人的蒋介石，越来越不喜欢人家提及昔日跟着陈其美打天下的日子，青帮老大，想要见到这个帮中的弟兄，也越来越难了。到了抗战胜利之后，小蒋在上海打黑，居然打到了杜月笙儿子的头上。在这个过程中，四川军阀里的老大刘湘，也心领神会，逐渐跟袍哥划清界限，自己麾下的干将范哈儿，就是这样被清出了军队。抗战胜利之后，即使在川中，也没有官员再公然炫耀自己的袍哥身份，这个身份，即使不违法，也不时髦了。没办法，政府一旦正经起来，跟准黑社会的关系就得撇清。
军国与民国的两套逻辑
陈志让先生的《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是中国大陆改革之后，最早公开引进的西方历史研究著作中的一本，而且引进得相当及时，这边香港1979年出版，次年就由三联书店推荐给读者了。
陈志让先生是加拿大的华人学者，早年在西南联大读书，学的是经济学。读过何柄棣、何兆武和汪曾祺等人回忆，我们知道，当年的西南联大，集中了中国学术近代转型以来最优秀的学者再加上一些怪杰，属于那种有大师而无大楼的大学。这个大学又有让学生随便听课选课的学风，不仅人文社科相互串门，而且文科理科也彼此选课。出身经济学的陈先生，后来居然做了历史研究，而且做得一板一眼，立意甚高，一点都不奇怪。
陈先生的书，跟那时候为数不多的几本西方的近代史著作一样，是我们这代学者的启蒙之作。第一次让我们知道了，原来近代史除了为领袖的言论做注释，以及按这些言论所指示的路径解释两大运动和三大高潮之外，还居然可以这样写的。
“军绅”两个字，用来说明北洋时期的民国，实在是太传神也太简洁了。从晚清到民国的转变，从权力结构上来说，实际上正如陈先生所说，就是从绅军变成军绅的过程，军人成了这一时期发言权最大的人。从政治体制上，军绅政权，则表现为军国。
北洋时期，从袁世凯、段祺瑞、曹锟、吴佩孚再到胡帅张作霖第次当家，都是军国。到了国民党时代，他们自称党国，其实也是军国，作为党的国民党并没有当家做主，当家作主的是黄埔系的军人。而原来居于舞台中心的绅，无论新旧，从张謇、严修到梁启超、汤化龙，再到顾维钧、曹汝霖这样的留学精英，甚至包括跟当家的军人领袖关系密切的智囊型人物，袁世凯的杨度、段祺瑞的徐树铮、吴佩孚的张其、张作霖的王永江，都只能退居次要地位。
原本，人们革了皇帝的命，是要建立民国的，却弄出来个军国，被大家骂成军阀混战。于是道统和法统打架了，派系纷争出来了，地盘和养兵问题成了政治的关键，一边是战争和割据，一边是外国势力的推进，现代化的开展，一边是传统生活方式和环境的破坏。军官当家说了算，士兵就成了一种养家糊口的职业，秩序混乱，一面是沿海都市畸形繁荣，一面是内地农村的真正破败。都市有了现代的企业和市场以及大学、报社，但在乡村，很多地方，最能反映时代变化的现代对象，就是汉阳造步枪。
皇帝没有了，传统的政治信仰“三纲五常”缺失了关键的部件，死活立不起来了。一部分上层人士，从文人到武夫，都服膺了天演论，相信社会进化的大道理。可惜老百姓没有跟得上，也没想跟上。没有了皇帝，对于一部分底层的人来说，就等于没有了王法，于是乡村秩序有点乱，社会边缘或者叫第三社会的成员，土匪、流氓、私盐贩子统统活跃起来，乡绅们也只好跟着武装起来，没有武装的，只有靠边站。社会在配合军人的武力统治，整个社会都呈现武化的面貌，讲道理的不多，来耍横的横行，你杀来我杀去，不服就比刀法、枪法。即使在军阀内部，由于“纲纪”大乱，反叛的部下总是很多，一个军头混成了一省的督军，如果不亲自兼任一个主力师的师长，就立马会被人架空，什么都说了不算。在这种困惑之下，很多军阀当家之后，都感到有重建传统信仰的必要，祭天祭孔，弘扬传统道德，印十三经，但如果走到复辟帝制的地步，就会崩盘，像袁世凯洪宪帝制那样。因为进化论的信仰，在发言权最大的上层人士那里，早已根深蒂固，按照进化论逻辑建立的西式政体，无论操作得多么糟糕，也不容倒退。大家只有按照这个进化的逻辑往前走，改良不行，就革命，一直革命，不断革命。
把民国弄成军国的武夫们，其实跟传统王朝末代的前辈不一样，他们是国人学习西方，立志富国强兵，几代人奋斗的果实。
他们中无论留学日本的士官生，还是本土军事学堂的学生，有爱国报国之志者并非少数。国家变成武人割据、军阀混战的局面，很多军人，也很痛心。北洋时期，几代当家的军阀，除了胡匪出身的张作霖，都表现出对民国这种西式政体的某些要素的尊重，不管怎样，都得要国会，对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学校自治都还认账。章太炎打上门去骂袁世凯，还砸了总统府的家具，袁世凯也只能把他软禁起来，每月给五百大洋养着。当了总理的段祺瑞，固然也是赳赳武夫，可是如果有记者写文章骂他，骂也就骂了，断然不会派兵拿人。其他的人，赶上脾气不好的，也许会把报馆封了，这边封了，那边转身人家又开办了。批评政府以及政府要人，都成了记者的毛病。就算陈志让先生没有提及的国民党时期，对舆论的管制，大不了也就是设个新闻检查官，看出来不合适的，也就是开人家天窗而已。大学更是如此，当时高等教育三足鼎立，国力、私立和教会大学并存，不仅私立和教会大学，政府无法置喙，就是国立大学，也是教授治校，政府没法子说了算。清华大学属于国立大学，可在梅贻琦校长之前，接连几任校长都被学生和教授们轰走，政府也无可如何。党化教育，最终的结果，是在大学设了训导处，对大学的权力结构没有什么影响，顶多算是一个“政治厕所”，只能吸引些职业学生像苍蝇一样飞进飞出。
所以，我们看到，北洋时期的民国，一方面是军人专权，军阀割据；一方面是思想文化的繁荣。在一些军阀热衷恢复传统道统的同时，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西风劲吹，甚至吹到全盘西化的境地。这个时期的历史，呈现的是一种异常吊诡的面目。
《军绅政权》是陈志让先生30年前的旧作（1978年的讲稿），这样的旧作，在30年后依然能够再版，一方面说明这部著作的分量，一方面也说明我们的史学界，在民国史方面的研究停滞不前。什么时候，我们的史学界不再盯着有皇帝留辫子的大清朝，分点精力给第一次民主政体实践的民国，也许会让国人对历史研究多点信心，没准，中国今后转型的路，还可能因此而好走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