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历史的碎片:侧击辛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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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 乱世的军事与政事(5)

清朝是满人少数民族统治的朝代,其统治集团的代表面相当窄。其统治的稳定,主要凭借军事实力和由征服行为所带来的政治威势,在这种实力和威势还比较强的时候,满人(包括入旗的蒙人和汉人)在政治权力方面是处于垄断地位的。可是随着统治集团自身的腐化,军事实力和政治威势的削减,满人统治集团势必要作出让步,逐步扩大汉人参政的面。待到统治出现危机,不得不依靠汉人绅士集团挽救危局的时候,整个政局的满汉格局颠倒,则是大势所趋,即使西太后、恭亲王奕这样政治经验丰富、权谋老道的满洲强人,都无法扭转(事实上,纵使康熙、乾隆再生,恐怕也得承认现实),何况载沣、载涛、良弼、荫昌和载振之辈的纨绔子弟!这些人中,只有良弼一个好歹还算是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了业,虽然被满人捧上了天,一天仗没有打过,就算有本事,也需要个成长的过程。其他的人,即使朝廷花大钱送出了国,也不过在国外做了一回两回早期的留学垃圾(载涛、荫昌均留学德国),连个起码的学位都拿不到。

辛亥革命中满人官僚的表现,不过是满人统治集团腐化堕落的集中爆发而已。这个腐化过程,已经绵延了百年,当年骁勇的八旗战士,早就堕落成为除了花钱和玩有本事,其他百无一能的北京大爷。只是在同(治)光(绪)时代,朝中还有几个明白人,最后几年搞改革(新政),预备立宪,合法性尚未彻底消失。

如果西太后死后继承者能够老老实实按着既定方针走下去,不妄想强化一己集团的权力,既开罪不了袁世凯集团,也不至于得罪立宪派和地方实力派,而且通过他们的效力和彼此间的制衡,随着政治的逐渐改良,满人集团断不至于有如此下场,这么快就丢掉了政权。革命中,在南方的一些地区,满人还遭到了清算甚至屠杀。武昌起义后,占领武汉三镇的革命军,曾经大肆搜捕满人,据说曾设置路卡,碰到可疑的行人,就要他说“六十六”,只要有京腔就拖下去杀掉。当然,这种事情,我但愿它仅仅是传闻而已。

最后,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当年孙天生这样的流氓无产者,还属于盗亦有道之辈,抢钱夺权,大有古风,虽然趁乱发财,大抖威风,但并不伤及无辜。然而,随着时代的流变,当年大盗小盗的道行,早已经沿着另外的方向进化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如果历史再给他们这样的时机,能出什么样的事情,纵然诸葛再生,恐怕也难以逆料了。

袍哥政府及其他

民国,是袍哥以及一切帮会翻身的时代,而这翻身起于辛亥。按今人的习惯,袍哥和其他会党,都被视为黑社会。我们提起上海的青帮巨头黄金荣和杜月笙,大抵以为他们都是黑社会的老大。后来的说上海滩的影视作品,说到他们,也就是按人们心目中黑老大的样子往上堆。粗豪,义气,打打杀杀。其实,在那个时代,帮会还算不上是黑社会,顶多是准黑社会。他们原本就是离开土地的农民,逸出宗法社会,变成在城市和集镇上讨生活的流民,或者准市民之后,为了求得宗法之外的一种团体助力,结成的一种类宗法式的组织。由于脱离了原来的乡绅控制,多少有点野,讲求江湖义气。所以,为朝廷所不喜,视为潜在的威胁,每每打压。其实,帮会的所谓“反清复明”的源起故事,多半荒诞不经,他们的反叛性,往往跟朝廷的镇压有关。清朝毕竟还是传统的弱政府,对民间社会的控制力有限,因此对民间宗教也好,帮会也好,无论怎样清剿,都扫荡不干净,反而因镇压刺激出他们的反叛,一有风吹草动,就可能真的出来捣乱。当然,帮会也因此而越来越黑,跟绿林好汉界限也淡了。

尽管如此,晚清的帮会中人,依然不认为自己是在造反。不仅不造反,一有机会,还会表现出对朝廷的善意。晚清针对在中国的西方教会的教案,好些都是帮会的杰作,他们打教,闹教,喊出来的主张,居然是扶清,跟义和团一样。四川的袍哥和陕西的哥老会,对此特别热心,自19世纪90年代余栋臣起,到辛亥革命,一直打了二十来年。当然,打出事来,朝廷并不因此而买他们的好,该镇压还是镇压,甚至干脆拿他们当替罪羊,跟洋人交差。所以,洋人对帮会,印象都不怎么样。

帮会在民国时的扬眉吐气,要归功于孙中山他们的革命党。

受了洋人思想影响的革命党,从一开始,就往帮会里凑,钻到里面,让帮会中人回顾反清复明的传统,启发他们的革命觉悟。虽然不过让帮会多了点弄钱的机会,以及冒险掉脑袋的机会,但是革命党和帮会的结合,却是越来越紧密。尤其像四川这种天下未乱它先乱的地方,某些特别好事的袍哥首领,还在革命党人的帮助下,远渡日本,见了孙中山本人,亲聆教诲,革命意志特别坚定。

清末的铁路国有政策,施于四川,是最失策的。因为四川的铁路,是全川几乎人人参与股份,弄得不好,就是全川骚然,自然给了袍哥施展的机会。当保路变成全武行之时,四川也就成了袍哥的天下。武昌起义正好在这种时候爆发,而四川的保路顺理成章化为革命,革命成功,袍哥成了革命功臣,而且是第一号功臣。当日的四川,保路同志军自不必说,都是袍哥,新军士兵也是袍哥,革命党人,早就加入袍哥。所以,当蒲殿俊和朱庆澜这样的士绅都督做不成之后,新的都督尹昌衡就在自己衙门,开了一个最大的袍哥公口(即哥老会所谓的堂口,或者山堂和码头),自命为大汉公,总舵把子。其余将领和同志军首领,均为掌旗大爷。

城内各个衙门,警署均设袍哥公口,各街道公口林立,市民争相加入,以求保护。四川另一个平行的军政府重庆军政府,则挂出了大陆公的招牌,也是一个总舵把子。众袍哥,其实依旧谁也不听谁的。这样的政府,官员跟袍哥的总舵、正印、执堂、内八堂、外八堂的组织平行,前者的威信,还不及后者。各个袍哥大爷们,除了在军队里做旅长团长之外,就是各县的县长。

革命后的四川,到处都是头扎英雄结和蝴蝶结的好汉,有的还足蹬皂靴,身着夜行衣,跟戏里的武松和黄天霸一般,干的勾当,却往往鸡零狗碎,包娼包赌。革命了,皇帝没了,王法也就没了。袍哥的规矩,就变成了社会上的规矩。可是,袍哥的规矩,在一般人看来,其实是没规矩,于是,天下就乱了。为了在乱世里避开麻烦,原来对袍哥不以为然的乡绅们,也纷纷加入袍哥。不过,乡绅就是乡绅,他们加入袍哥,不会从老幺干起,而是通过捐钱,直接进入高层。到了这个时候,袍哥就不再是脱离土地流民的组织,在四川,基本已经变成了全民组织。这样的袍哥,才有了清水和浊水之分。所谓清水袍哥,就是在正常社会里存在的袍哥组织,大体按过去宗法社会的规矩生活,只是多了一重组织而已。浊水袍哥,就等于过去的袍哥,打劫、抢人、贩私都做,武化的味道也比较浓。

虽然说,革命后袁世凯统治时期,上面有意压制袍哥,力图恢复过去的秩序,但基本无效。一些做得比较过,跟革命党关系密切的袍哥首领虽然被镇压,整体上袍哥却没有偃旗息鼓,只是稍微收敛了几分而已。很快,袁世凯称帝,反袁起义打响,作为主战场的四川,袍哥再一次迎来了自己的春天。

在此后的四川军阀混战中,一些袍哥变成了军阀,著名的袍哥大爷范哈儿范绍增,一直做到师长、军长,像邓国璋、龚渭清、吴之镐、魏辅臣、杨春芳、汤子模、覃小楼、石肇武这些袍哥头面人物,都师长旅长的干活。到后来,几乎所有的四川军阀,从小排长到军长司令,都成了袍哥弟兄。各地的民团,也都掌握在袍哥手里,军阀们若要想扩张势力,不嗨袍哥,几乎连门都没有。在军人政权中,军人成了袍哥,那么下面的行政官员,自然也会拼命地跟,大家争着嗨袍哥,有的县长,出门都不乐意让人叫他县太爷,喜欢听人叫他某某大爷,据说这样更体面。

当然,到了这个份上,袍哥也自然就被洗白了。浊水袍哥,如果没有被受招安变成军队,那就面临被追剿的命运。而清水袍哥,就演变成一般的社会组织,跟香会花会之类的,也没有多大分别。说是加入了可以得到保护,但对于一般百姓,其实进不进去都差不多,都进去了,就跟没进去一样了。有钱有势的人,袍哥倒是有点用,急了拉队伍,不愁没有人手,办民团,也能弄个团总干干。

袍哥的命运,到了国民党统治时期,才有了一些变化。辛亥革命之后,革命党实际上没有真的当家做主,占据的几个省份,旋踵即被袁世凯赶走。到了大革命时期,北伐之后,国民党横空出世,统一了全国,就开始逐渐嫌弃昔日的盟友。帮会的日子,也就越来越不好过了。曾经也是青帮中人的蒋介石,越来越不喜欢人家提及昔日跟着陈其美打天下的日子,青帮老大,想要见到这个帮中的弟兄,也越来越难了。到了抗战胜利之后,小蒋在上海打黑,居然打到了杜月笙儿子的头上。在这个过程中,四川军阀里的老大刘湘,也心领神会,逐渐跟袍哥划清界限,自己麾下的干将范哈儿,就是这样被清出了军队。抗战胜利之后,即使在川中,也没有官员再公然炫耀自己的袍哥身份,这个身份,即使不违法,也不时髦了。没办法,政府一旦正经起来,跟准黑社会的关系就得撇清。

军国与民国的两套逻辑

陈志让先生的《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是中国大陆改革之后,最早公开引进的西方历史研究著作中的一本,而且引进得相当及时,这边香港1979年出版,次年就由三联书店推荐给读者了。

陈志让先生是加拿大的华人学者,早年在西南联大读书,学的是经济学。读过何柄棣、何兆武和汪曾祺等人回忆,我们知道,当年的西南联大,集中了中国学术近代转型以来最优秀的学者再加上一些怪杰,属于那种有大师而无大楼的大学。这个大学又有让学生随便听课选课的学风,不仅人文社科相互串门,而且文科理科也彼此选课。出身经济学的陈先生,后来居然做了历史研究,而且做得一板一眼,立意甚高,一点都不奇怪。

陈先生的书,跟那时候为数不多的几本西方的近代史著作一样,是我们这代学者的启蒙之作。第一次让我们知道了,原来近代史除了为领袖的言论做注释,以及按这些言论所指示的路径解释两大运动和三大高潮之外,还居然可以这样写的。

“军绅”两个字,用来说明北洋时期的民国,实在是太传神也太简洁了。从晚清到民国的转变,从权力结构上来说,实际上正如陈先生所说,就是从绅军变成军绅的过程,军人成了这一时期发言权最大的人。从政治体制上,军绅政权,则表现为军国。

北洋时期,从袁世凯、段祺瑞、曹锟、吴佩孚再到胡帅张作霖第次当家,都是军国。到了国民党时代,他们自称党国,其实也是军国,作为党的国民党并没有当家做主,当家作主的是黄埔系的军人。而原来居于舞台中心的绅,无论新旧,从张謇、严修到梁启超、汤化龙,再到顾维钧、曹汝霖这样的留学精英,甚至包括跟当家的军人领袖关系密切的智囊型人物,袁世凯的杨度、段祺瑞的徐树铮、吴佩孚的张其、张作霖的王永江,都只能退居次要地位。

原本,人们革了皇帝的命,是要建立民国的,却弄出来个军国,被大家骂成军阀混战。于是道统和法统打架了,派系纷争出来了,地盘和养兵问题成了政治的关键,一边是战争和割据,一边是外国势力的推进,现代化的开展,一边是传统生活方式和环境的破坏。军官当家说了算,士兵就成了一种养家糊口的职业,秩序混乱,一面是沿海都市畸形繁荣,一面是内地农村的真正破败。都市有了现代的企业和市场以及大学、报社,但在乡村,很多地方,最能反映时代变化的现代对象,就是汉阳造步枪。

皇帝没有了,传统的政治信仰“三纲五常”缺失了关键的部件,死活立不起来了。一部分上层人士,从文人到武夫,都服膺了天演论,相信社会进化的大道理。可惜老百姓没有跟得上,也没想跟上。没有了皇帝,对于一部分底层的人来说,就等于没有了王法,于是乡村秩序有点乱,社会边缘或者叫第三社会的成员,土匪、流氓、私盐贩子统统活跃起来,乡绅们也只好跟着武装起来,没有武装的,只有靠边站。社会在配合军人的武力统治,整个社会都呈现武化的面貌,讲道理的不多,来耍横的横行,你杀来我杀去,不服就比刀法、枪法。即使在军阀内部,由于“纲纪”大乱,反叛的部下总是很多,一个军头混成了一省的督军,如果不亲自兼任一个主力师的师长,就立马会被人架空,什么都说了不算。在这种困惑之下,很多军阀当家之后,都感到有重建传统信仰的必要,祭天祭孔,弘扬传统道德,印十三经,但如果走到复辟帝制的地步,就会崩盘,像袁世凯洪宪帝制那样。因为进化论的信仰,在发言权最大的上层人士那里,早已根深蒂固,按照进化论逻辑建立的西式政体,无论操作得多么糟糕,也不容倒退。大家只有按照这个进化的逻辑往前走,改良不行,就革命,一直革命,不断革命。

把民国弄成军国的武夫们,其实跟传统王朝末代的前辈不一样,他们是国人学习西方,立志富国强兵,几代人奋斗的果实。

他们中无论留学日本的士官生,还是本土军事学堂的学生,有爱国报国之志者并非少数。国家变成武人割据、军阀混战的局面,很多军人,也很痛心。北洋时期,几代当家的军阀,除了胡匪出身的张作霖,都表现出对民国这种西式政体的某些要素的尊重,不管怎样,都得要国会,对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学校自治都还认账。章太炎打上门去骂袁世凯,还砸了总统府的家具,袁世凯也只能把他软禁起来,每月给五百大洋养着。当了总理的段祺瑞,固然也是赳赳武夫,可是如果有记者写文章骂他,骂也就骂了,断然不会派兵拿人。其他的人,赶上脾气不好的,也许会把报馆封了,这边封了,那边转身人家又开办了。批评政府以及政府要人,都成了记者的毛病。就算陈志让先生没有提及的国民党时期,对舆论的管制,大不了也就是设个新闻检查官,看出来不合适的,也就是开人家天窗而已。大学更是如此,当时高等教育三足鼎立,国力、私立和教会大学并存,不仅私立和教会大学,政府无法置喙,就是国立大学,也是教授治校,政府没法子说了算。清华大学属于国立大学,可在梅贻琦校长之前,接连几任校长都被学生和教授们轰走,政府也无可如何。党化教育,最终的结果,是在大学设了训导处,对大学的权力结构没有什么影响,顶多算是一个“政治厕所”,只能吸引些职业学生像苍蝇一样飞进飞出。

所以,我们看到,北洋时期的民国,一方面是军人专权,军阀割据;一方面是思想文化的繁荣。在一些军阀热衷恢复传统道统的同时,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西风劲吹,甚至吹到全盘西化的境地。这个时期的历史,呈现的是一种异常吊诡的面目。

《军绅政权》是陈志让先生30年前的旧作(1978年的讲稿),这样的旧作,在30年后依然能够再版,一方面说明这部著作的分量,一方面也说明我们的史学界,在民国史方面的研究停滞不前。什么时候,我们的史学界不再盯着有皇帝留辫子的大清朝,分点精力给第一次民主政体实践的民国,也许会让国人对历史研究多点信心,没准,中国今后转型的路,还可能因此而好走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