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皇后是有智慧的，她的两只眼睛独具特点，一只专门用来观察她心目中的异己，一经发现，便抄杀殆尽：另一只则是用以发现人才的，发现了便大胆任用。如著名贤臣狄仁杰、良相姚崇、宋像等都是她发现并予栽培的。而她那双纤细的小手，既有擎天之力，又把玩政治的巧妙功夫。就连对她亲生的四个儿子，玩起来也是随心所欲。从高宗上元二年（675）到嗣圣元年（684）的不足十年里，她把这四兄弟玩得生生死死、沉浮不定：太子李弘是她的长子，只是因为对萧淑妃的两个被幽禁多年、年近不惑还不准嫁人的女儿，表示怜悯，请求父皇宽待这对姊妹，武皇后便把他鸩杀于合璧宫中。不久立她的次子李贤为太子，并令监国。到了高宗永隆元年（680）又以叛逆罪废为庶人，并逼他自杀。紧接着立她的三儿子李显（又名哲）为太子，三年后（683）高宗病故，李显即位，是为唐中宗，尊她为太后。但还不到两个月，中宗被废，降为庐陵王。她的四儿子李旦又登上了皇位，即唐睿宗。经过这几番折腾，人心疲惫，元气大伤。睿宗上台后也是战战兢兢，不敢伸展手脚，事事听命于皇太后。
从公元684年到688年的五年间。李唐的皇家亲贵和一些不得意的旧臣，曾发生过两次举兵征讨武曌的事件，但都未成功，武太后的专制体制反而更加坚固。她虽未公开称帝，实际上已是皇权独揽。
武太后的侄儿武承嗣觉得姑姑应当尽早当上皇帝，便于垂拱四年（公元688年）四月，令匠人在石头上凿刻了“圣母临人，永昌帝业”八个字，谎说是从洛水捞获，奉献朝廷。武太后见了大喜，也说这是“天授圣图”，便给自己加上“圣母神皇”的尊号，这已经是人之极称了。但她还要再上一个台阶。一些人看穿了她的心思，便起哄上表劝进，睿宗也很识相，愿意请赐武姓。如此一来，这位“圣母神皇”终于“承天意、顺民心”的登上了皇帝宝座，成了中国空前绝后的一位女皇。这一年是公元690年，天授元年，改国号为周。李姓大唐悄然隐退。
这武则天在不论是身为皇后、皇太后直至亲临帝位的多年中，做了许多令人发指，遭人唾骂的坏事、错事，但也做过不少历史称道的好事。一代文豪郭沫若撰著的剧本《孔雀胆》，便是颂扬她爱惜人才、重用宿敌上官仪的孙女上官婉儿的故事的。对于人才她不只是爱惜，并且能够虚心听取他们利国利民的进谏。这当中一个最为精美的历史画面，是为她从睿宗文明元年（684）到则天永昌元年（689）五年间，三次召见青年诗人陈子昂的事。对于这三次君臣会见，《旧唐书》、《新唐书》和《资治通鉴》都有记载，其真实性当不容怀疑。
陈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今属四川）人，本是一介乡野诗人。第一次被召年仅二十四岁。当时的情形是，他刚刚中了进士，意气风发，敢说真话。加之他的头脑清醒，富有谋略，是一位很有见地的政治家。是时高宗李治驾崩于洛阳宫，刚刚尊为皇太后的武则天，要将丈夫的灵柩移至京城长安建造陵墓，睿宗李旦只有惟命是听。陈子昂出于爱国忧民之心，便写了一篇《谏灵驾入京书》，直言劝阻。谏书说：“东都（指洛阳）形胜，可营山陵；而关中旱俭，灵驾西行不便。”接着说：“率疲惫之众，兴数万之军，征发近畿，鞭扑嬴老，凿山采石，驱以就功”。这无疑是一件劳民伤财之举，所以力劝则天太后和睿宗皇帝慎重行事。武则天看了此文，感慨于他竟敢在“庙堂未闻有鲠骨之谋，朝廷多见顺从之意”的情况下极言直谏，实在难能可贵。而且文辞诚恳，说理充分，所以决定召见他。
君臣相见于金华殿，但两人说了些什么，正史无记载。只是陈子昂的好友卢藏用在其所著《陈氏别传》中，对这件事记述说：“太后居摄，览其书而壮之，召见问壮，子昂貌寝寡援，然言王霸大略，君臣之际，慷慨焉。”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得知，陈子昂的相貌不美，人也不大和群。但说起君臣关系，王霸之道却慷慨激昂。他的霸道理论于武则天想当雄君霸主的想法，甚为契合，所以才拜他麟台正字（朝廷秘书省的一名小官）。
尽管武则天并没有接受陈子昂将高宗葬于洛阳的建议，但对他却有了足够的重视，所以才有第二次、第三次召见。
垂拱元年（公元685年）十月，武则天第二次召见陈子昂。这时的陈子昂已经是“今非昔比”，经过一年多为官的锻炼，各方面都比较成熟了。同时也进一步了解了武则天。他很赏识这位六十岁老太婆的精明干练和勇于创新的进取精神。这时，她又废了睿宗已是皇廷之主了。这次召见同样是在陈子昂几次上书之后。上书内容均为表达他对政事的评说和建议。其中一次是劝谏武则天发展教育事业，培养有用人才。奏文很长，讲了注重培养人才的许多道理，其中有：“天地莫大于阴阳，万物莫灵于人，王政莫先于安人。﹍﹍太学者，政教之地也。”这个建议也很对武则天的心思，她是一直喜欢才智之人的。所以再次召见了他。这表明她更加器重这位提倡“睦人伦、兴治纲”的年轻人。为了表示她的惜才之意，不只与他倾心畅谈，还赠了他书写所用的纸和笔，并“令条上利害”，意思就是嘱咐他以后要多关心国事，提出意见。陈子昂当时感激涕零，一再跪表忠心。
这第二次君臣之见，陈子昂主要重复了他《上军国利害事（三条）》中的内容。具体为“出使”、“牧宰”和“人机”三个方面。
在“出使”中他说：（朝廷）明诏天下发出“九道大使”巡察，这是一件暴露“天下奸人暴吏”，使其得到惩罚的好事，但因为这些大使“行路市井之人，皆以为非任”，让他们去“巡察”不仅达不到预期目的，反而更加骚扰危害百姓。所以，他建议：这大使应当是“仁爱足以存恤孤恂，贤明足以进拔幽滞，刚直足以不避强御，明智足以照察奸非”的人。具备这些条件的人，即使在如今也足以“感动中国”了。
在“牧宰”条文中，陈子昂更为尖锐地提出：当时大部分地方官吏不合格，这对朝廷行政治国十分不利。文中形象地说：“宰相，陛下之心腹，刺史县令陛下之手足”，现‘心腹虽安，而手足犹病’”，接着说：“若得贪暴刺史，以徇私苛虐为政，则千万家受其祸矣。”这种上忧国、下恤民的建议是何等之好，武则天不为别人，为了自己也得认真’治疗“手足”之疾了。
在“人机’”条文中他写道：“臣商天下有危机，祸福因之而生，机静则有福，机动则有祸。天下百姓是也，夫百姓安则乐其生，不安则轻其死，轻其死则无所不至。”因之，他建议，朝廷千万不能擅自增加徭役和举兵，那样做则会“夫妻不得相伴，父子不得相养。”这也正是当今建立和谐社会所需要的。
到了永昌七年（689），即武则天称帝前一年，她第三次召见了年近“而立”的陈子昂，是向他问询为政之要。这时的陈子昂经历了朝廷上武、李之间的斗争和一度兴起的酷吏政治，使得官民人人自危。他身处其间，有切实体会，心中正有许多话要说，所以在太后下问之后，他出于一片真诚的忠君爱民之心，便侃侃而谈，一口气说出了“为政八科”；一措刑；二官人；三知贤；四去疑，五招谏；六劝赏；七息兵；八安宗子。把这八点归纳起来，就是反对严刑酷政、任贤信贤，招谏劝赏，息兵不战，安定宗室五项治国之策。他说：“只有这样才能途遥巷歌，皆称万岁。”并对八科逐条作了解释。比如在“措刑”中指出：“臣闻杀一人则千人恐，滥一罪则百夫愁”；在“任贤、得贤、不疑贤”中说：“天下之政，非贤不理；天下之业，非贤不成。”而用了贤则应“既任须信，既信须终”。并进一步恳请女主说：“伏愿任贤无疑，求贤不倦，以此为务”；在“招谏”中则以唐太宗李世民为榜样说：“臣闻圣人（指太宗）大德，在能听谏”，接着赞美道：“优见太宗文武圣皇帝，德冠三皇，名高五帝，实由能用魏征（著名贤相）愚直，获尽忠诚”；至于“劝赏”，他的主张是赏罚分明，勤劳之臣死难之卒，都应奖赏抚恤，这样就可以取得“赏一人而千万人悦”的良好效果；在“息兵”一科中，成子昂加重了语气。他反对一切战争。因为无论是对内弹压、对外扩张而引起的战争，都会伤害百姓。因为“兵之所聚，必有所资，千里运粮，万里应敌，十万兵在境，则百万家不得安业”；在最后的“安宗子”中，他反对宗室内乱，互相倾轧。更劝阻武则天不要滥杀李氏宗亲，要她“以至仁为政”和“恩念慈仁，敦睦九族”。
武则天听了他这长篇大论以后，表现得极为虚心诚恳，令他整理成文，再呈送给她。陈子昂仅用了不足十天功夫（《全唐书》中载，是年三月十九日陈子昂第三次被召见，当月便整理完毕，这当中最多十天）便整理成一篇洋洋三千言的美文交了上去。
陈子昂不惧武则天的淫威，敢于直陈自己对朝廷政务的批评和建议，说明他是一位真正的忠君爱国恤民的优秀文人。同时更说明六十多岁的武则天，为了以其神皇天后的至尊身份，为了兴隆王霸之业，竟肯于亲自与一名小官当面请教治国意见，这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中也是极为少见的。况且，她听了以后，还能择优而实践之，更为可贵。她在朝掌政前后共四十六年，其中以皇后身份预政二十四年，以太后身份改元成制七年，坐上皇帝正位十五年，直到长安七年（705）她八十一岁高龄时病倒了，才被迫退位，不久便驾鹤西游。
她在掌权执政期间，特别是称帝以后的十几年中，的确做了不少好事：重农桑，擢人才，重教育，办太学，实行武举、殿试，选拔和任用了一些贤臣良将，为大唐中兴和“开元盛世”的出现，都做了积极的实际的贡献。所以有人说：“她的奋斗，她得进取，她走的每一步都在书写者中国乃至世界的历史。没有她，大唐的发展和壮大可能不会如此顺利，开元盛世可能只是唐人的梦想。”总之，武则天以一个女人之身，为中国历史增添了光辉的一页，创造了历史的厚重和中国的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