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蒜子是东晋康帝司马岳的皇后。
东晋是偏安于我国东南一隅，只具有百年历史的小朝廷。因为它是建立在南北方望族世家的阶级基础之上，诸多世家之间和门阀与皇权之间的斗争错综复杂，连续不断。而北方少数民族的割据政权，又无时不想举兵南下，消灭它这个立国基础脆弱的朝廷。
这个只有百年历史的东晋王朝，竟然经历了十一位皇帝。从第四任皇帝晋康帝司马岳开始，褚蒜子先后辅佐六位皇帝，长达四十个春秋。在决策了著名的“淝水之役”、东晋以少胜多、战胜了前秦王苻坚的进犯后，享年六十一岁而寿终正寝。
一
褚蒜子于公元324年生于河南阳翟（今河南禹县）的一个世族之家。她的曾祖父年轻时为西晋一小吏，因其有气度，能做事，到五十岁时官至安东将军；祖父褚恰曾任武昌太守；父亲褚裒则是一位性格坦率，风度高雅，“皮里阳秋”式的人物。他对人论事都是坚持“言其外无臧否，而内有所褒贬”。而他的女儿天生貌美、聪慧明敏，从小就勤奋好学并注重品德修养，再加上不凡的家世影响和熏陶，使得她具有了豁然大度的胸怀、通达卓越的见识和一般女孩所不具有的做事能力。当她还是个不满十岁的孩子时，因为家世显赫和个人的卓尔不群，便被选进宫，做了太子琅琊王司马岳的妃子。咸康八年（公元343年）晋成帝司马衍病逝，二十一岁的皇弟司马岳继位，是为晋康帝，立褚蒜子为皇后，是年她十九岁。不满二十岁的皇后恪守后宫规矩，以自己的良好形象和近情达理的说教去影响和管理众多嫔妃。她特别注重不使外戚干政。她的父亲褚裒勤奋干练，在她为太子妃时，正拜侍中（出入宫廷、侍皇帝左右之近臣）之职。当女儿被册封为皇后以后，他不愿意以皇亲国戚的身份为朝中重臣，曾“苦求外出”。两年后，年仅二十三岁的康帝司马岳因病崩逝，褚皇后遭到了年轻丧夫的沉重打击。当时她与康帝所生太子司马聃，还是个不满两岁的襁褓婴儿。
康帝生病时，曾就由谁继承大位之事，朝中有过激烈争论。当年晋成帝病危时，就坚决拥立司马岳为帝的车骑将军庾冰，这时又首先站了起来，为了维护庾家的权势，他主张由会稽王司马昱嗣君；而另一位与他政见不和的骠骑将军何充则向重病中的康帝建议由司马聃继位。康帝自然愿意拥立自己的儿子，便于建元二年（公元344年）九月下诏立聃为太子。三天后，康帝逝世，太子司马聃即帝位，为晋穆帝，褚皇后尊为皇太后，她抱着幼不更事的儿子失声痛哭。一哭自己命运多舛，刚满二十岁就要寡居深宫；二哭丈夫英年早逝，壮志未酬；三哭怀中的皇帝年幼失怙，今后一切都得仰仗母后。哭罢，她便开始思考幼子继位，谁来辅佐他临朝听政的大事，这个摄政大权如果旁落，司马氏的天下就很难保其福祚绵长。这时，她想到了自己，只有自己替儿子把持朝政，才是最可靠的人选。接着她又想到自己有能力担当如此重任吗？很快，她便做出了肯定的回答。她的这种自信是有根据的，一是自幼就接受了良好的家教，亲眼看到了祖辈、父辈廉明公允的为官作风；二是她在为康帝皇后这两年，曾帮助康帝处理过不少军政要事，学到了许多用人、应变的本领。更为重要的是，她是母亲，为了儿子的江山社稷，母亲的胸怀如滔滔大海，可以容纳百川。
她的主意打定以后，又开始考虑如何把自己的想法变为现实。这时，她首先想到了何充。而政见老到的何充也正好想到了她。两人见面，只短短的几句对话，便把一切搞妥了。
何充：“皇太后，太子登临大位已成定局，但他毕竟年幼，不能亲政，您看这摄政之事当由谁人担当？”
褚太后：“将军，您既然鼎力拥立太子聃为帝，难道没有想到他还年幼，需要一个极为可靠的人辅佐他吗？”
这“极为可靠”四个字就把她的想法袒露无遗了。聪明的骠骑将军，心中暗暗一笑，但依然表情肃穆地说：“皇太后明鉴，卑臣想到了，这个极为可靠的人非太后莫属。太后，您就准备怀抱小皇帝临朝听政吧。”
褚太后：“将军，这么重大的事情，不能你我两个人这么一说就算数吧？”
何充：“那是当然，卑臣将与另一个说话有分量的朝中重臣共同办好这件事的。”
很快，何充便与司徒（丞相）蔡谟一起拟写了请求褚太后临朝听政的奏章，内云：“社稷危急，百姓悬命，希望太后效法汉之和熹皇后（即邓绥）及近代明帝庾皇后的做法（这两个人均以儿皇帝年幼，自己垂帘听政闻名于世），上顺祖宗，下念臣吏。”这奏章一经公布，便得到了群臣的首肯，包括庾冰在内。因为，大家信任褚太后的治国才能和为人品德。褚太后本人看了这奏章，亲拟了一道诏书，内容谦恭谨慎、诚挚感人，令群臣叹服。诏书的大意是：“承蒙众臣对幼帝的拥戴、对社稷的关心，慨然恳切上词，托以摄政大任。当不辞众望，自勉自励。惟担心力薄误国，故赖公卿大臣戮力同心，携手辅政，造福社稷、惠及百姓。”这个诏批，充分体现了褚太后高超的政治才能和理政艺术。
很快，便在太极殿上垂下了白纱帷帐，年仅二十二岁的褚太后怀抱不满三岁的儿子——晋穆帝，端坐在龙椅上，真正开始了纷繁复杂的政治生涯，这一年是晋穆帝永和元年。
不久，何充又上奏，建议由褚太后的父亲褚裒总揽朝政。褚太后看了奏章后，立即诏何充、庾冰和父亲入朝面议。当时她完全以公事公办的样子说：“何将军出于对国家的关心、对皇亲的信任，建议由皇外祖入朝揽政，本太后对如此重大的事情拿不定主意，故请庾将军和皇外祖共同商定。”尽管庾冰心里十分不赞成此举，但还要抢着表白自己举双手赞成。可还没容他开口，褚裒抢先说话了：“汉初吕后专权时，就曾发生过外戚权重、干预政事、引起了朝野不满、积怨沸腾的事情。这是历史留给后人的教训，我褚氏家族绝对不肯重蹈覆辙。我作为皇帝的近亲，非但不能入朝为官，还要离开京师，继续镇守京口（今江苏镇江），请皇太后恩准。”
何充和庾冰听了他的话，都想劝阻。但褚太后没有给他们机会，郑重说道：“皇外祖说得非常好，本太后准奏。请何将军和庾将军记住皇外祖今天的话，褚姓外戚永远不会贪权揽政。”
这皇太后父女又为历史填写了一桩重社稷、不重权位的佳话。
东晋王朝的立国的阶级基础，是世族门阀。建国以后的斗争依然是在皇室与门阀之间进行。褚太后临朝听政之初的第一件大事，便是缓和这种斗争，稳定东晋王朝的皇权统治。只有这样才能有效抵御北方少数民族割据政权的南侵，并力争北伐成功，收复中原。这后一个任务尤为艰巨。
对于北伐，朝中一直存在着力主和反对两种势力的斗争。褚太后是深明大义的爱国者，她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体恤民情，顺乎民意，坚决支持北伐。她重用东晋著名将领桓温，任用他为荆州刺史，使他紧握长江上游的兵权。在她的信任支持下，从公元347年开始，桓温曾三次率兵北伐，连连挫败前秦和前燕，战绩辉煌。最后，因为粮道阻断，终致败北而归。北伐虽未成功，但充分表现了褚太后的勇敢性格和不屈精神。
在用人任事上，她亦富有政治家的眼光权谋。既重用晋之宗亲司马氏诸王，又不冷落世族显官，并巧妙地驱使双方相互制约，以保持从政的平衡和政局的稳定。当年她曾授武陵王司马晞为镇守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即开府置官按照三公成例），会稽王司马昱领尚书（位同丞相）事。这就把军政大权都掌握在司马氏手里；与此同时，她还任用力主北伐的桓温为荆、司、雍、燕、梁、宁等六州都督，镇守江陵；擢升世族代表人物、社会名流殷浩、王羲之、谢安等参与朝政，以抑制桓温拥兵自重、专权揽政的野心。所有这些，都不是一个年轻女人能够做得到、做得好的。
升平元年（公元357年）正月，晋穆帝司马聃已经十五岁。褚太后觉得儿子长大了，便依制为他举行了冠礼，而后便提交了归政于穆帝的诏书。但儿子在母亲心里永远是个长不大的孩子。褚太后同样怀有一颗母亲的心，她也觉得儿子还太稚嫩，更何况自己的儿子肩上要担当的是治国大事，她不放心。所以，在归政诏书中，她心事重重地写道：“皇帝虽已成年，但国家面临危难，四海尚未统一，百姓困苦不堪。希望诸位大臣以国家社稷为重，同心协力，匡扶幼主，励精图治，国家昌盛，统一中原。惟如此，才能使未亡人回归别宫，了此一生。”
二
褚太后是一位命运多舛的女人，二十二岁抱着三岁的儿子管理国家大事，三十四岁回到太后宫过上了并不轻松的生后。四年后，即到了升平五年（公元361年），年仅十九岁的晋穆帝司马聃竟然暴病而亡。独子早逝，对于母亲的打击远远超过了丈夫的猝亡。因为穆帝没有子嗣，辅政大臣司马昱请立晋成帝的长子琅琊王司马丕为帝。经褚太后同意，二十一岁的司马丕即位，为晋哀帝。二十多岁的皇帝完全具有总揽朝政的能力了，但司马丕是个胸无大志、昏庸无能的人，做了一国之君以后，依然无心治国。迷信方士之术，求仙炼丹，废弃正常饮食，只吃金石药饵。年纪轻轻，便卧病不起。朝臣们担心延误国事，便再次请褚太后代为理政。
褚太后不问政事才四年多的功夫，朝中情况便有了很大变化，主要是野心勃勃的桓温权势更大了，已经加官侍中（行走于皇帝左右）、大司马、都督内外诸军、录尚书事（总领大权）、假黄钺（代表皇上亲征之意）。这就是说无论是在朝中还是领兵出征，他都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位极人臣。对这个人，褚太后一直有所警惕，当时对他便采取了不即不离、不冷不热的态度。
兴宁三年（公元365年），二十五岁的司马丕病逝，她亦无子嗣，褚太后便立哀帝的弟弟（成帝之次子）琅琊王司马奕为帝，她继续摄政。
这司马奕也不是一位理想的皇帝，因患有性病不能生育，这就给怀有称帝野心的桓温以可乘之机。到了太和六年（371）十一月三次北伐都以失败告终的桓温，野心不死，竟亲领亲兵直奔京师建康，上书褚太后检点司马奕的不是，并建议废掉他，改立辅政大臣司马昱为新帝。褚太后接到他的奏章后，没有坐下，只是倚着门浏览了一遍，脸色沉重地说：“我早就料到他会这样的。”然后将奏章顺手交给了侍从，坐回椅子里提笔作批：“未亡人遭此百忧，感念存没，心焉如割。社稷大计应由六卿做主。”
桓温接此诏书，立即向百官宣读，废司马奕之帝位，改封为东海王。立司马昱为帝，即简文帝。如此一来，褚太后便无需临朝听政了，被尊为崇德太后，闲居于崇德宫。经过这次废立之事后，她对东晋王朝的长治久安更为挂念，对桓温的步步紧逼，更为忧心忡忡。她在密切注视着政坛上的风吹草动。
三
简文帝司马昱深知自己的上台，是桓温一手操办。他既然可以使自己登上皇帝宝座，就可以再从那宝座上拉下来。所以便极力讨好她，朝中大小事宜都要听命于桓温。他“如临如履”般地称帝不足一年，便于第二年（公元372年）六月患了重病。在病榻上立十六岁的司马曜为太子，并在照书上说：“大司马桓温依周公居摄故事，少子可辅者辅之，如不可君自取之。”这位懦弱的皇帝直到生命的最后，还如此战战兢兢，竟然给了桓温“可以自取帝位”的权力。这自然会遭到大臣们的抵制。侍中王坦之，首先接触到这纸诏书，十分反对。便力劝简文帝把诏书修改成：“家国事一禀大司马，如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这就明白无误地告诉桓温，他只有辅佐幼帝的义务，而没有“废主自立”的口实了。
七月，简文帝去世，少年太子司马曜顺利即位，是为孝武帝。众臣又请求崇德太后三度临朝听政。
王坦之之所以有勇气这样做，还得功归褚太后的背后支持，桓温原本对简文帝的遗诏是抱有很大希望的，以为简文帝会因感激他的拥立之功而禅位于他，可事实却使他大失所望，十分恼怒。便带着人马赶回京城。众大臣见他那气势汹汹的样子，都有些担心，不知会发生什么事故，独有礼部尚书谢安不以为然，态度自若、气度高雅地面对着他。桓温见了谢安的样子，自己反倒心虚起来，竟以很谦恭的态度请他入座。而谢安已经发现老奸巨猾的桓温，在壁后藏有武士。便严肃问道：“桓大人此次回朝，亲带数百名武士，似乎在防备什么。在这先帝刚刚崩逝、新帝即位之初的非常时期，这样做也属正常。而现在，只有我一人在此，您还有必要在壁后暗藏武士吗？这样的环境我实在难以入座。”桓温听了，甚为尴尬，只是皮笑肉不笑地说：“我这样做，绝不是针对谢尚书的，请不要误会。”
以后，又曾有类似的事情发生，都被谢安及时戳穿，弄得桓温很为被动。不久他便病倒了。依君臣之礼，他拜别了孝武帝，回到了镇地姑熟（今安徽当涂）。他这次带着满腔愤怒进京，本打算制造事故、大闹宫廷，只因一个崇德太后所信任的谢安，竟使得他失败而返。回到镇地，左思右想，仍旧不甘心就此隐忍下去，便又上表，请求为他加九锡（皇帝赐给立有大功或有权势的大臣九种贵重物品）之荣，以示其荣宠不凡。这种事得由吏部承办，谢安既不打算满足桓温的心愿，，也不想断然拒绝，便借故拖延。桓温等了几天，不见恩准诏书，急得在病榻上大骂谢安故意坏他的好事，怨恨崇德太后对他怀有戒心。重病加上愤恨，很快就把这位年事已高的权谋家，送上了黄泉路，但他死不瞑目。
崇德太后第三次听政时，也曾有一些大臣是坚决反对的。他们的理由是：“以前两次太后临朝听政，是因为皇帝年幼。而如今的孝武帝已是冠婚之年，与太后又系叔嫂关系。堂嫂训政，古无此例。”但谢安置这些说法于不顾，依然联合文武百官，诚请太后三次垂帘。崇德太后审时度势，觉得自己应当接受群臣的盛情。当时已经五十岁的她，欣然应允。三年后，即太元元年（376），她为孝武帝举行了冠礼，册立了皇后，才下诏归政，自己又移居显阳殿。
太元八年（382），是褚太后四十年政治生涯中所经历的最为严峻的一此考验，即亲自决策并最后战胜了前秦王苻坚的大肆进犯。当时前秦王苻坚亲率多民族组成的近百万大军，分两路齐奔东晋的都城建康，气势汹涌、锐不可当。面对这样的形势，褚太后沉着冷静，临朝与众大臣共商挫敌大计。最后议定，由丞相谢安、其弟谢拓、侄谢亥率军八万迎敌。最终淝水一战，东晋大胜、转危为安。前秦王苻坚的队伍溃不成军、败北而逃。花甲之年的褚太后，又为东晋立了大功。第二年，即公元太元九年（383），褚太后——杰出女政治家带着四十年的治国经验和对东晋的眷恋与不舍，溘然长逝，葬于崇平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