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讲述一对父子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主人公库文轩据说是女烈士邓少香的儿子，是一个光荣的革命烈属。邓少香是凤凰镇人，去油坊镇执行任务时被国民党宪兵绞杀了。当时她的儿子被装在箩筐里，有位宪兵把箩筐放在河边码头的台阶上，希望被河上的船民捡去收养。晚潮冲走了箩筐，一个河匪把婴孩从水中捞起，送进了孤儿院。解放后，河匪根据孩子屁股上的鱼形胎记，指认库文轩为邓少香的儿子。
由于继承了革命烈士的血统，库文轩成了油坊镇的书记，风光一时。后来有个烈士遗孤鉴定小组来调查，怀疑他不是“红色血统”，反倒可能是河匪的私生子。库文轩从此身败名裂，妻子跟他离婚决裂。他带着儿子自我放逐到金雀河上的船队里，至死都未踏上陆地半步。河水像历史一样浑浊，不知从哪里来，也不知流向何处。库文轩的血统也像河水一样浑浊，不断地被冲刷和质疑。在那个年代，血统可以导致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人生际遇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库文轩与妻子乔丽敏的结合颇像政治婚姻。乔丽敏长相漂亮，以前在文宣队唱歌跳舞，可惜因为是屠户出身，只得“屈尊”嫁给了矮她半头的库文轩。他们的儿子库东亮说：“我父母的恋爱，与其说是恋爱，不如说是发现，是一次互相发现，父亲发现了母亲的美貌和才华，母亲发现了父亲的血统和前途。”在库文轩的身世遭到质疑之后，乔丽敏一下子崩溃了，懊悔自己竟然嫁了一个“坏血统”的男人！
库文轩此前仗着革命烈属的光辉和手中的权势偷偷乱搞男女关系的问题，这时候也一并暴露出来。乔丽敏仿照工作组的模式，将卧室开辟成隔离室，天天审问丈夫的生活作风问题，闹得鸡犬不宁。库东亮发现：“母亲的审查通常在夜里七点过后，有线广播里《社员都是向阳花》的音乐响起来，母亲就进了卧室，她打开上锁的梳妆台抽屉，拿出她的圆珠笔和工作手册，对着外面喊，库文轩，你进来！我父亲有一次赖在茅房里不肯进卧室，母亲让我去敲厕所的门，你去，快去把他拉出来！我不肯去，她自己去了，拿了把扫帚，用扫帚柄捅厕所的门，捅了好久，父亲终于被她捅出来了，打开门，弯着腰从扫帚下穿过，他大叫一声我受不了啦，准备朝院门外逃跑，我母亲在后面发出一声尖利的冷笑，看着他跑。父亲跑到门边站住了，回头看着母亲，我什么都说了，没什么可交待的了，我要出去散散心！母亲用扫帚指着他，严厉地说，你开门，你出去散心呀，睁开你的眼睛，好好看一看，看看油坊镇上还有没有你散心的地盘！”最后这句话切中要害，库文轩只好驯顺地进卧室接受审问。库氏父子后来落户到金雀河上的向阳船队，在那里苟且偷生。
这个船队有11户人家，家家来历不明，历史都不清白。他们都是社会边缘人，很少上岸，不太清楚岸上发生的事情。“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很多社会改造工程，他们只是隔岸观看。库东亮说：“岸上高音喇叭里的歌声无论怎样激昂，我听见前半句，后半句就被河风吹掉了。我在船头看河两岸的风景，看了左边的麦田就忘了右边的集镇，分不清船队刚刚经过了什么地方。河两岸的景色日新月异，可我的目光过于仓促，我的思维失之于片面，这注定我对岸上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是一知半解的。船过养鸭场，远远可见一群工人在河滩上打桩挖掘，我不知道那是胜利水电站的雏形，以为养鸭场要扩建鸭棚呢，我心里还嘀咕，连我在岸上都没个家，怎么鸭子就那么受重视呢？”
“河上”是一个边缘化的视角，对主流社会的动态一片模糊。这种模糊感灌注于整部小说之中，包括主人公的身世以及每一个人物的命运。写“文化大革命”如果只是意在讽刺或者刻画荒谬，并不太难做到，很多作家都尝试过，然而苏童试图告诉我们，人在那种社会环境下会遭遇谜一样的东西，一切都是不确定、不稳定的。
苏童有时会用一种很舒缓、很诗意的笔调去给残酷的现实涂抹出一层超现实的色彩。比如库文轩每年会在清明节和9月27日举行水祭，每逢这时库东亮就会产生幻觉，感到女烈士的英魂正在河上哭泣，“她伸出长满苔藓的手来，拖曳着我们的船锚，别走，别走，停下来，陪着我。秋风放大了船锚敲打船壁的声音，那是女烈士留给我们父子的密语，她的英魂在秋风中显得脆弱而感伤”。他喜欢女烈士的幽魂在春风中造访他们，“她黎明出水，沐浴着春风，美丽而轻盈，从船尾处袅袅地爬上来，坐在船尾，坐在一盏桅灯下面。从后舱的舷窗里，我多次看见过一个淡蓝色的湿润的身影，端坐不动，充满温情，那些四月的早晨，我一醒来就去船尾察看女烈士留下的痕迹，她留下了一摊摊晶莹的碎珠似的水迹，还有一次，桅灯下竟然出现了一朵神奇的湿漉漉的红莲花”。
有一次库东亮上岸帮父亲买绢纸，店主跟他说，回去告诉你爹，不用在船上朝凤凰镇三鞠躬了，因为新发现邓少香不是凤凰镇人，而是逃难到凤凰镇的孤儿。库东亮说，原来她也来历不明，那我爹该朝哪个方向鞠躬呢？店主说，哪个方向都不用他鞠躬了，邓少香烈士是个谜，你爹也是个谜，历史是个谜你懂不懂？
《河岸》充满了谜题，苏童却不用推理的方式去寻找答案，只留给我们一个沉重的结局。库文轩一直被革命烈属的疑团压着，最后他做出一个壮烈的决定：背着邓少香的烈士纪念碑投河自尽。
（主讲梁文道）
《我与地坛》
写作是为了活着
史铁生（1951-2010），作家。生于北京，1969年赴延安插队，1972年因双腿瘫痪回京，1981年患肾病在家疗养，2010年突发脑溢血逝世。著有《务虚笔记》《病隙碎笔》等。
只是因为我活着，我才不得不写作。
我们有时候会将某位作家跟某个地点捆绑在一起，一想到这个地方就想起这位作家，比如北京地坛会让人想起史铁生。无论在小说还是散文里，史铁生屡屡谈及地坛。为什么这个地方在他的生命里如此重要？在《我与地坛》这本散文集里，他给出了一些答案。
1972年，21岁的史铁生因双腿瘫痪，从插队的延安回到北京。失魂落魄的他有一天下午摇着轮椅进入地坛，从此风雨无阻地在园里逛了15年。他说：“在人口密聚的城市里，有这样一个宁静的去处，像是上帝的苦心安排。”他在作品中常常提到“上帝”，很多人因此揣测他的宗教信仰。但在我看来，他笔下的上帝并非指任何一个宗教的上帝，而是含有天意的意思。
双腿残废之后，史铁生很多年找不到人生的出路，一天到晚耗在地坛里。他说：“设若有一位园神，他一定早已注意到了，这么多年我在这园里坐着，有时候是轻松快乐的，有时候是沉郁苦闷的，有时候优哉游哉，有时候恓惶落寞，有时候平静而且自信，有时候又软弱，又迷茫。其实总共只有三个问题交替着来骚扰我，来陪伴我。第一个是要不要去死，第二个是为什么活，第三个，我干吗要写作。”
史铁生经常一连几小时专心致志地思考生与死的问题，想了几年终于明白了：“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上帝在交给我们这件事实的时候，已经顺便保证了它的结果，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
既然看穿了死是一件无须着急去做的事，那么剩下的问题便是如何活下去。人在这个世界上的命运，在史铁生笔下总是命定的、无可置疑的。在这种处境下，人应该怎么活？人如何为自己找到一个方向？由于带着这些思考，很多人认为史铁生的作品带有浓厚的存在主义色彩。
写作的意义是什么？有些人说，写作是为了负起社会责任，文学应该在人类生活中发挥了不起的作用。我觉得这种说法太粗浅自大。当我们把写作的目的说得太高尚，就很容易堕入一种陷阱：你自以为写了一些对社会负责的东西，于是你给自己鼓掌，甚至因此骄傲起来，渐渐偏离了原先设定的目标。比如你说是为了人类、国家、民族而写作，其实往往到最后，你只是为了让自己感觉良好。这是一种自大，一种自恋，一种骄傲。
对史铁生而言，既然决定好好活下去，就要一直写下去。他带着纸笔在地坛找了一个最不为人所打扰的角落，偷偷地写作。为什么要写作呢？因为“作家”是个被人看重的字眼，“为了让那个躲在园子深处坐轮椅的人，有朝一日在别人眼里也稍微有点儿光彩，在众人眼里也能有个位置，哪怕那时再去死呢也就多少说得过去了”。
史铁生的写作常给人一种感觉：小说像散文，散文像小说。尤其是他的小说很像散文，因为他总是忍不住把自己放进去，甚至出来评论一番。他的目光无处不在，却又不会写得太突兀。他的叙述力求安静、平稳、干净，文笔有时留有时代印迹，有些修辞已不太新鲜。
逛地坛15年，史铁生与很多人擦肩而过，其中有一个喜欢长跑的朋友跟他交流最多。那个朋友因在“文化大革命”中出言不慎而坐了几年牢，出狱后好不容易找到一份拉板车的工作，样样待遇都不能与别人平等，苦闷极了便练习长跑。“他盼望以他的长跑成绩来获得政治上真正的解放，他以为记者的镜头和文字可以帮他做到这一点。第一年他在春节环城赛上跑了第十五名，他看见前十名的照片都挂在了长安街的新闻橱窗里，于是有了信心。第二年他跑了第四名，可是新闻橱窗里只挂了前三名的照片，他没灰心。第三年他跑了第七名，橱窗里挂前六名的照片，他有点儿怨自己。第四年他跑了第三名，橱窗里却只挂了第一名的照片。第五年他跑了第一名——他几乎绝望了，橱窗里只有一幅环城赛群众场面的照片。”
这位运气不佳的朋友经常和史铁生一起在地坛待到天黑，开怀痛骂，骂完沉默着回家，分手时再互相叮嘱：先别去死，再试着活一活看。最后一次参加环城赛，他以38岁高龄又获得第一名，并打破纪录。有一位专业队的教练跟他说：“我要是十年前发现你就好了。”他苦笑了一下，没说什么，只是傍晚又去地坛找史铁生，平静地叙说这件事。
两个失意的人在地坛里分享着人生境遇，一个玩命跑，一个玩命写。当史铁生小有名气之后，他完全为了写作而活着，越来越害怕自己文思枯竭。他发现自己成了写作的人质，“当一名人质实在是太累了太紧张了，太朝不保夕了。我为写作而活下来，要是写作到底不是我应该干的事，我想我再活下去是不是太冒傻气了？”有一天，他说自己不如死了好。一个朋友劝道，你不能死，你还得写呢，还有好多好作品等着你去写呢。这时他忽然明白了：只是因为我活着，我才不得不写作。活着不是为了写作，而写作是为了活着。
早在1985年，史铁生就写出了著名的短篇小说《命若琴弦》，里面饱含对生命的感悟。一个老瞎子带着小瞎子挨村挨寨地弹三弦琴说书，老瞎子的师傅临终前跟他说，这把三弦琴的琴槽里藏着一张药方，等你用心弹断一千根弦的时候，你拿着它去抓药就能治好眼睛。师傅跟他说：“记住，人的命就像这琴弦，拉紧了才能弹好，弹好了就够了。”老瞎子满怀希望地弹琴，终于在70岁那年弹断一千根琴弦，结果发现所谓药方其实是一张无字的白纸。老瞎子的心弦断了，就像一根不能拉紧的琴弦，再难弹出赏心悦耳的曲子。这时候小瞎子因为失恋而心灰意冷，老瞎子决定把这个“药方”继续传下去，用善意的谎言来激发徒弟的生命活力。因为人生若无目标，你就找不到活下去的理由。
（主讲梁文道）
[1]参见卡夫卡（FranzKafka，1883-1924）短篇小说《中国长城建造时》。
[2]让-保罗·萨特（Jean-PaulSartre，1905-1980），除《想象》《存在与虚无》等哲学著作外，还著有《恶心》《自由之路》《文字生涯》等文学作品。他之所以拒领诺贝尔文学奖，个人的理由是他一向谢绝来自官方的荣誉，而且认为作家获得的一切荣誉会让读者产生压力；客观的理由是他认为在冷战时期，诺贝尔奖虽不只是西方的文学奖，但事实上只授予西方作家和东方叛逆作家，他不愿接受这种带有倾向性的奖项。
[3]王德威（1954-），文学评论家。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哈佛大学教授。著有《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当代小说二十家》等，与张旭东等人合编《说莫言》。
[4]大江健三郎（1935-），1994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著有《广岛日记》《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个人的体验》等。1960年首度访华，2002年第五次访华时曾专程探访莫言的老家。
[5]王尧（1960-），江苏东台人，文学评论家，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著有《中国当代散文史》《莫言王尧对话录》（2003年）等。
[6]《中国作家》，1985年创刊的大型文学期刊，以刊登中长篇小说和报告文学为特色。《透明的红萝卜》刊发不久后，由杂志首任主编冯牧主持召开研讨会，获得史铁生等作家的肯定，成为莫言的成名作。
[7]2005年至2006年，台湾麦田出版公司出版“莫言小说精短系列”——《苍蝇·门牙》《初恋·神嫖》《老枪·宝刀》《美女·倒立》。
[8]1996年，《丰乳肥臀》获首届大家·红河文学奖，奖金10万元。
[9]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AlfredHitchcock，1899-1980），生于伦敦，一生拍摄超过50部电影，尤其擅长惊悚悬疑片。代表作有《后窗》《精神变态者》《西北偏北》《蝴蝶梦》等。
[10]杨小滨（1963-），生于上海，诗人、文学评论家。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耶鲁大学东亚系博士，现任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副研究员。著有《中国后现代：先锋小说中的精神创伤与反讽》等。
[11]易北河（ElbeRiver）发源于捷克和波兰交界的苏台德山脉，全长1165公里，约1/3流经捷克，2/3流经德国，最后经汉堡流入北海。
[12]曼氏亚洲文学奖（ManAsianLiteraryPrize），2007年设立，由英仕曼集团（ManGroup）赞助。除苏童外，另有两位中国作家的作品获此奖：姜戎《狼图腾》（2007年）和毕飞宇《玉米》（2010年）。
[13]布克奖（ManBookerPrize），1969年设立，被誉为当代英语小说界的最高奖项。最初由英国食品供应公司布克（BookerMcConnell）赞助，2002年改由英仕曼集团赞助，奖项名称由“BookerPrize”改为“ManBookerPrize”。获奖作品几乎成为“最好看的英语小说”的代名词，约有1/3被改编成影视剧，如《辛德勒的名单》《英国病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