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社会在威权统治下，总是有很多政治禁忌，例如有些历史事件不能碰，触到政府的痛处就会招来杀身之祸。发现国家存在严重问题，我们却佯装看不见，以示不知者无罪。这种行为恰恰使我们处于同谋状态。避而不谈的做法暧昧不明，沉默背后的微妙社会动态隐而不宣。有时大家甚至不会说：“这个东西很敏感，我们别谈了。”连承认敏感的存在都是危险的，我们被禁止谈论“我们被禁止谈论什么”。
英语有句谚语叫“房间里的大象”（elephantintheroom），用来形容这种状况。房间里明明有头大象，体积庞大，晃来晃去，大家却假装看不见。有些事人所共见人所共知，大家却沉默以对，拒绝承认事实的存在。
“房间里的大象”这类谚语，中文肯定比英语丰富——中国人不是更喜欢心照不宣吗？社会学家伊唯塔·杰鲁巴维以此谚为题，写作TheElephantintheRoom：SilenceandDenialinEverydayLife一书。台湾把它译作《沉默串谋者-日常生活中的缄默与纵容》，中国内地胡缠[22]译得也相当好，书名就叫《房间里的大象-生活中的沉默和否认》。
“房间里的大象”这种现象有很多故事，《皇帝的新装》不就是吗？大家都知道皇帝没穿衣服，却假装说很漂亮，直到小孩戳穿谎言。非礼勿视、非礼勿闻、非礼勿言，是社会通行的消极沉默态度。对公然展现在眼前的罪恶，如果我们采取勿视、勿听、勿言的态度，就成为同谋。
世界有太多问题，有些我们注意不到，就会被当成背景过滤掉。通过感官进入大脑的讯息很多，我们通常只专注于一点。比如你在家听音乐，周围其实有很多噪声，但你似乎没听见。注意力的集中，使人忽略某些背景。一个科学家关注什么东西，取决于集中注意力的特定习惯，以及专业训练过程中养成的特定认知取向。一个专家受行业规范的影响，跟研究主题无关的东西就变成背景，比如心脏科医生不会太关心病人的着装。
社会有很多力量在引导我们的注意力，那些不被关注的东西就成为背景。更可怕的是，那些背景有时会被我们故意忽略，成为“房间里的大象”。大象的存在会扭曲房中人的心态，大家担心自己一谈大象，就会被人联想到是在谈那头不能谈的大象。最后房中人连“大象”这个字眼都不用，仿佛不知道地球上存在这种生物。
然而这头大象太大了，难免撞倒一些东西，把房间搞得一塌糊涂。这时候，大家忙着收拾残局。平时假装大象不存在，现在只好做古灵精怪的解释。比如说，房间里的玻璃瓶怎么突然碎了？因为瓶子质量不好，风一吹就碎了。在这样一个国家，人们经历了多少扭曲呀！明明是房间里的大象撞碎了玻璃瓶，大家偏偏说是蚊子踩碎的。沉默会给人以压力，别人的沉默让你不得不沉默，于是集体沉默越卷越大。目睹一位同事对规章制度置若罔闻，另一位同事也是如此，规章制度不重要的印象就得到强化。恶性循环由此产生，破坏规章制度的人越来越多。面对禁忌，如果有人说实话，后果如何？答案很简单：大家不会感激他。我们看《皇帝的新装》笑得很开心，然而现实中说真话的人很讨厌，因为他羞辱了整个说谎群体的面子。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说出本国历史上黑暗血腥的一面，不仅得罪了政府，也触怒了同胞。一桩阴暗的历史事件压抑久了，就成为国家尊严之所系，揭穿了岂不有损尊严？
（主讲梁文道）
《信任的力量》
信任是人权和民主的基础
昂诺娜·欧妮尔（OnoraO‘Neill，1941-），英国哲学家，剑桥大学教授。1999年获封女男爵（Baroness O’Neill of Bengarve），2007年当选英国皇家学会名誉会员。著有《生物伦理学中的自主与信任》（Autonomy and Trust in Bioethics，2002年）等。
正因为所有的保证都不可能完美，所以才需要信任。
信任是性命攸关的事情。假如你对什么都不信任，你可能一天都活不下去：早上洗漱时要相信水龙头出来的水没问题；过马路时要相信红绿灯真的管用，车子看到红灯不会冲撞过来；晚上睡觉时要相信房子不是“豆腐渣工程”，楼板不会突然塌下来……今天大家都在谈信任危机，如何解决信任缺失呢？很多人强调人权和民主，但英国重量级哲学家昂诺娜·欧妮尔认为：人权和民主并不是信任的基础，恰恰相反，信任才是人权和民主的基础。信任这个基础奠立之后，才能谈人权、民主、司法公正、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等，因为这些东西的实现需要社会成员之间互相合作，而合作的基础就是信任。
昂诺娜·欧妮尔是哈佛大学博士，美国哲学泰斗约翰·罗尔斯[23]晚年的学生。她曾任剑桥大学纽纳姆学院（NewnhamCollege，Cambridge）院长、英国科学院院长，现任英国平等与人权委员会（EqualityandHumanRightsCommission）主席。她不仅学术地位非常高，还很罕见地被英国女王册封为男爵，担任英国上议院中立议员。2002年，她受邀于BBC著名的“里思讲座”[24]，做关于信任的主题演讲，随后结集出版《信任的力量》（AQuestionofTrust）一书。有意思的是，昂诺娜·欧妮尔从《论语》开始谈起：“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相对于经济和国防，人民的信任是最重要的。经历过二战的昂诺娜·欧妮尔有切身体会，她认为如果政府受到人民信赖，即使一时粮食短缺，也不会动摇国本。
谈信任危机的时候，我们总是在谴责别人。然而一个可信赖的社会的营建，需要我们每个人负起责任。最简单的是，我们对自己应做的事要尽到责任。假如你随便乱来，又怎么能要求人家提供给你的牛奶没问题呢？《信任的力量》一书核心的观点是：假如每个人都做好本职工作，不自欺欺人，信任的资源就会积累起来，社会制度会变得可靠。
现代社会依赖各种制度来建立信任感，然而我们面临的一个古老问题是：谁来监督监督者？（Whoshallguardtheguardians？）比如我们觉得水质有问题，有专家说没问题，于是我们找其他专家来检测。为了确保这些专家不说谎，我们找谁监督呢？找媒体。那么，谁来监督媒体呢？如此循环下去，这个问题没有答案。
昂诺娜·欧妮尔认为，正因为所有的保证都不可能完美，所以才需要信任。既然信任建立在没有保证的情况下，误信难免发生，不是别人让我们失望，就是我们让别人失望。恰恰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保证的世界里，信任才成为非常珍贵的社会资产。
昂诺娜·欧妮尔提出一个刺耳的观点：信任危机源于我们的“怀疑文化”（cultureofsuspicion）。近些年世界流行一种管理文化，从政府部门、公益组织到私营企业，所有机构都建立严密的稽考制度，每一层级一天到晚提交报告，每一关口都设立检查环节。比如教师的主要任务不再是教书育人，而是填写各种教学与研究进度报告，然后由别人来审核。这似乎是为了让每个人尽职尽责，然而昂诺娜·欧妮尔认为这只会让人疲于奔命，不留一点自我衡量的空间，根本谈不上信任。
一切透明化之后，是否就会赢得信任呢？非也。昂诺娜·欧妮尔认为信任的本质跟公开化、透明化并无必然联系。比如你开家庭会议说，为了加强家庭成员之间的互信，从今天开始所有房间都用透明墙，大家不要有隐私。这样能增强彼此的信任吗？当然不能！信任的前提之一是我信任你，所以让你保留一定的隐私。隐私需要被尊重，透明化让隐私无所遁形，表明我们之间并不相互信任。当所有人都拿着放大镜看你，你不透明就很可疑：你是不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你是不是居心叵测？信任无法通过透明化的稽核来获得。怎么办呢？我们只能学会信任。
（主讲梁文道）
[1]利昂·费斯廷格（LeonFestinger，1919-1989），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艾略特·阿伦森的博士生导师。对心理学的两大贡献是，提出社会比较理论（socialcomparisontheory）和认知失调理论（cognitivedissonancetheory）。
[2]让-贝德尔·博卡萨（Jean-BédelBokassa，1921-1996），1966年任中非共和国总统，1976年改共和制为君主立宪制，次年加冕为中非帝国皇帝，1979年在政变中被推翻，1987年被指控犯有杀人罪、侵吞国家财产罪等，有人做证说他曾经食人肉。
[3]让-克洛德·杜瓦利埃（Jean-ClaudeDuvalier，1951-），1971年在父亲去世后继任海地总统，1985年以所谓“99.98%的赞成票”被确认为“终身总统”，次年在首都太子港总罢工中携家眷逃亡，2011年获准回国。
[4]君特·格拉斯（GünterGrass，1927-），生于但泽市（今波兰格但斯克），德国作家，199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代表作是“但泽三部曲”——《铁皮鼓》《猫与鼠》《狗年月》。
[5]1934年年底，苏联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谢尔盖·米罗诺维奇·基洛夫（SergeiMironovichKirov，1886-1934）遇刺引发了“大清洗”运动。1936年至1938年，苏联举行三次莫斯科大审判，邀请西方记者、外交使团和独立观察人士旁听，受审者主要是苏联共产党及政府前领导人。
[6]文鲜明（SunMyungMoon，1920-2012），生于今朝鲜平安北道，1954年在韩国创立统一教，1971年移居美国传教。同时创建商业帝国，并涉足媒体，1982年创办右翼报纸《华盛顿时报》，2000年收购合众国际社。
[7]张宪义（1945-），核能物理学家。美国田纳西大学核工程博士，曾任台湾中山科学研究院核能研究所副所长。1988年1月12日举家逃往美国，将诸多机密资料转交美国政府，随后在美国国会秘密听证会上指证台湾核武已接近完成阶段。
[8]李洁明（JamesR.Lilley，1928-2009），生于中国青岛。曾于1981年至1984年担任美国在台协会（AIT）台北办事处处长。1989年任美国驻华大使，1991年离任返美，出任国防部助理部长。
[9]苏加诺（Sukarno，1901-1970），印度尼西亚首任总统，1965年9月30日发生政变后，总统权力被军人集团褫夺，1967年被撤销总统职权并遭软禁，1970年病逝。
[10]亚当·马利克（AdamMalik，1917-1984），年轻时当过记者，1959年任印度尼西亚驻苏联及波兰大使，1966年任外交部长，1978年任副总统。
[11]美国中央情报局招募一支由1000多名古巴流亡者组成的雇佣军，于1961年4月17日从古巴西南海岸猪湾入侵，企图推翻由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Castro）领导的古巴革命政府，最终失败。
[12]林登·贝恩斯·约翰逊（LyndonBainesJohnson，1908-1973），1961年任美国副总统，1963年在约翰·肯尼迪遇刺当日宣誓就任总统，1965年连任总统。
[13]艾伦·杜勒斯（AllenDulles，1893-1969），美国外交官和情报专家，1953年出任中情局局长，1961年因古巴吉隆滩战役（又名猪湾事件）失败而被解职。
[14]保罗·约瑟夫·戈培尔（PaulJosephGoebbels，1897-1945），纳粹德国国民教育和宣传部长，被视为“宣传的天才”“创造希特勒的人”，以铁腕维护希特勒政权和纳粹德国。在希特勒自杀不久后，戈培尔毒杀了自己的六个孩子，然后让纳粹党卫军开枪将他和妻子击毙。
[15]弗朗西斯·麦克唐纳·康福德（FrancisMacdonaldCornford，1874-1943），英国古典文学家、诗人，曾任教于剑桥大学三一学院。
[16]雅克·埃吕尔（JacquesEllul，1912-1994），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神学家，技术自主论的代表人物。著有《宣传》《技术社会》等。
[17]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i？ek，1949-），斯洛文尼亚哲学家、社会学家、文化评论家，致力于研究拉康精神分析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著有《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等诸多作品。
[18]雅克·拉康（JacquesLacan，1901-1981），生于巴黎，法国精神分析学家、精神科医生，致力于重新解读弗洛伊德理论。
[19]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Dostoevsky，1821-1881），俄国作家《。卡拉马佐夫兄弟》是他后期最重要的长篇小说，探讨的主题是“上帝是否存在”。
[20]威尔·弗格森（WillFerguson，1964-），加拿大作家。多伦多约克大学毕业，作品以幽默地观察加拿大历史与文化见长。著有WhyIHateCanadians（1997年）、419：ANovel（2012年）等。
[21]帕丽斯·希尔顿（ParisHilton，1981-），美国名模、演员、歌手、商人，希尔顿集团继承人之一，自主创业并拥有自己的品牌，新时代ItGirl（物质女孩）的代表。
[22]胡缠，本名许可，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毕业，后赴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电影导演专业，回国后与友人创办英语培训机构。
[23]约翰·罗尔斯（JohnRawls，1921-2002），美国政治哲学家、伦理学家，先后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哈佛大学等，许多学生成为政治哲学和伦理学领域的重要人物。著有《正义论》《政治自由主义》《万民法》等。
[24]里思讲座（ReithLectures），英国广播公司（BBC）1948年开播，每年邀请一位著名学者做一系列广播讲座，于BBC全球服务（BBCWorldService）和第四电台（BBCRadio4）播出。该讲座旨在弘扬BBC第一任总裁约翰·里思（JohnReith，1889-1971）“公共广播服务”的理念，促进公众理解和讨论当前的重要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