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柏林墙倒塌，连东德的执政党都很惊讶，难道过去的宣传无效吗？1945年至1961年，约有270万人离开东德。1961年8月13日柏林墙始建当天，就有155，042人离开，其中半数在25岁以下。为什么老百姓要跑去“腐朽”的西德呢？东德政府需要掩饰明显的失败，只好说无辜的同胞是被那边的资本家所引诱，而那些坏蛋二战期间利用犹太人和犯人为他们做苦役，现在同胞跑到那边去就会面临同样可怕的命运。于是，修建柏林墙变成一场胜利。东德媒体说：“现在秩序与透明性（clarity）获得了胜利。孩子们被保护着免遭绑票者威胁，家庭则免受那些试图引诱其成员之人的诱导，而工厂免受来自西方的猎头（headhunters）的侵扰。”
政府这么宣传，老百姓到底信不信呢？宣传要有效，始终需要老百姓配合。老百姓未必喜欢那些东西，设法让他们参与宣传活动是最佳方法。当一个人或多或少承担了宣传工作，就算他感觉那些东西是假的，但人的本能让他很难长期说谎，于是慢慢就会屈服直至认同，成为同谋。
纳粹德国和民主德国都没有新闻审查制度，如何控制重要的宣传机器新闻媒体呢？纳粹德国是私人拥有传媒机构，于是国家实行中央控制，让新闻工作者文责自负。虽然避免官方直接审查，但纳粹党人会引导新闻媒体：“你们不仅应该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也应知道政府正在想什么，并且知道如何最有效地向人们解释这些内容。我们想要一个愿同政府共事的新闻界，正如政府也想同新闻媒体合作一样。”新闻工作者即使犯下很次要的错误都可能立即被解雇，于是形成有效的自我审查体系。
民主德国的传媒机构属于国家，新闻工作者的政治背景比专业背景更重要。主管宣传的部门每周开工作会议，指示哪些东西不准碰。如果你还犯错，后果就很凄惨。这种自我审查比事先审查有效得多。新闻工作者有着相当低的自我认同：“我们没有地位，不管是在人民中间，还是在党的机构中……我们被整个党的机构看成是笔墨仆人/操刀代笔者（inklackeys），有人会给予他们命令的人。我们没有被认真对待。人民说我们是国家的宫廷弄臣/小丑（courtfool）。”宣传的后盾当然是武力，甚至是暴力。有人站出来质疑纳粹，挑战希特勒，结果被捕甚至被杀。政府通过塑造这种气氛让老百姓觉得那些人不是因为有良心，而是因为做错事该受罚，大家乖乖的就不会有事。大部分人明白这个道理后，就任由自己的脊梁被弯曲，并以未感不适的方式为自己的漠然同意辩护。“在弯曲人们的脊梁时，极权主义体系误解了人性，从而唤起了人类以往的最糟糕一面，而不是新人最优秀的品质。”
类似柏林墙倒塌的失败总会发生，比如经济表现太糟糕，如何让老百姓陪你一起接受失败呢？只能是弯曲现实，让现实跟随理论走，而不是让现实来修正理论。其实，老百姓知道现实是什么，但他们必须假装同意。
极权主义国家的民意调查很不靠谱，几乎所有人百分百拥戴领导集体，全国上下似乎一条心，然而柏林墙拆掉不久，整个国家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轰然倒下。“强迫的忠诚是表面的，20世纪的强大独裁政权，因为它们的喧嚣与骚动，没能创造出有能力建立一个千年世俗王国的新人类。借用圣经的隐喻，它们那建立在流沙之上的房子，根本无法抵抗暴风雨的肆虐。”
（主讲梁文道）
《大脑操纵-行销不能说的秘密》
小心有人窃听你的大脑
道格拉斯·洛西可夫（DouglasRushkoff，1961-），美国媒体理论家，任教于新学院大学（NewSchoolUniversity）。著有《网络空间》《媒体病毒》《公司化的生活》等，《大脑操纵》于2002年获媒介生态协会颁发的麦克卢汉奖。
现代公关的逻辑是有错一定要承认，接下来就是操纵媒体准确传播你的讯息。
政治意识形态，日常生活禁忌，潜规则……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在给我们洗脑？广告。
对于来自商业力量的东西，我们如何对待？有人觉得无可厚非，有人则要求绝对自由，抗拒所有广告和公关宣传。在美国等成熟资本主义国家，很多学者在研究如何摆脱商业影响。互联网一出现，他们振臂欢呼人民将大获全胜。早期一些理论家甚至粗俗地让年轻人将牛仔裤剪得破破烂烂，认为这是对抗资本主义的方法，你不按规矩穿就自由了。
这样理解自由很容易庸俗化，不过仍有人沿着这条路线追溯下去，道格拉斯·洛西可夫就是典范。这位很有影响力的媒体理论家发明了几个很关键的概念，比如“mediavirus”（媒体病毒）就成为病毒式营销的理论基础。
洛西可夫是新媒体的吹鼓手，很多年前就预言未来科技将是一种解放力量，让人懂得自我判断，摆脱诸如广告带来的诱惑。然而他的理论很快就被商业机构利用，演变出更厉害的宣传手法。他本人似乎也缺乏免疫力，经常被商业机构邀请去演讲，告诉他们过去那一套已不管用，因此常被人批评说他是向资本家投降。
Coercion：WhyWeListentoWhat“They”Say一书于1999年出版，台湾中文版《大脑操纵》于2008年出版。虽是一本老书，很多东西已经过时，但内容读来仍很有趣。比如20世纪90年代，雪碧打出一则广告语：“Imageisnothing.Thirstiseverything.”（形象不重要，口渴才重要。）广告历来喜欢塑造美好形象，让人觉得会变得青春、漂亮、愉快。然而越来越多的人觉得，单纯地被这种形象广告诱骗很不酷，要变得实际一点。针对这种潜在消费者，广告商就说买这个产品不是为了形象，而是东西本身就是好。这又是一次成功的广告宣传，打动了自以为不会上当的人。
今天很多人有公关危机，比如政府官员、娱乐名人，还有商业机构。20世纪90年代，美国一家服装公司被人攻击，说它在第三世界国家找的代工工厂都是血汗工厂。老板很头疼，跑去咨询一位公关高手。公关高手首先问是否属实，老板坚决表示他不知道这回事。公关高手就说，你应该走的路相当清楚——你必须起来领导反血汗工厂战斗，而且要认真去做。
公关高手的做法其实很简单：当你被揭发一个所谓丑闻，如果是假的，你要起来反抗；如果是真的，你要坦白交代，绝对不要掩饰错误，不要尝试转移焦点。重点在于，你认错之后如何将公共形象扭向有利的一面。那位服装公司老板于是摇身变成人权斗士、白宫说客，劝说企业主们成立反血汗工厂联盟，以示自己跟血汗工厂斗争到底。
传统公关意在利用媒体去掩盖事实、说谎和转移焦点，让错事显得没错。现代公关的逻辑则是有错一定要承认，因为今天任何媒体手段都骗不了网民，接下来就是操纵媒体准确传播你的讯息。不要把媒体变成用来隐瞒事实的工具，因为事实就摆在那儿。危机公关重点不在于隐瞒事实，而在于引导大家从另一个方向认识事实。这难道不是一种很高级的大脑操纵术吗？
（主讲梁文道）
The Tyranny of Choice
选择越多并不越幸福
蕾娜塔·莎莉塞（RenataSalecl，1962-），斯洛文尼亚哲学家、社会学家、法学家，卢布尔雅那大学法学院犯罪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等多所高校客座教授。著有The Spoils of Freedom ：Psychoanalysis and Feminism After the Fall of Socialism （1994 年）、On Anxiety （2004 年）等。
正因为有上帝规定我们不能做什么，我们才有选择的自由。
一家公司因社会经济动荡裁员，老板迫不得已裁掉一名年轻人。过去如果一个人勤勤恳恳工作，莫名其妙被炒鱿鱼，会骂老板，会认为华尔街那帮贪婪的金融家把钱赚光，剩下他们在受罪。不，这位年轻人的反应是问老板，你能不能告诉我有什么地方需要改进，这样我下一份工作才会表现更出色。老板坚持解释说他的表现没任何问题，但年轻人仍穷追不舍。
这位老板吓一跳。今天大部分人被教导得像那个年轻人一样，当你的人生陷入困境，你不会认为是社会集体的问题，而是个人的问题。现在每个人被迫学会自我反省，本应有的社会批判变为自我批评。这真的是一个好社会吗？
很多人觉得现代社会比以前自由，因为拥有各种各样的选择。你可以选择各种品牌的手机，然而这种消费的自由能叫作选择的自由吗？我们可以自由选择职业、结婚对象，而过去连人生意义都是宗教给的。我们可以选择信不信宗教，可以规划自己的人生，难道生活不幸福吗？
TheTyrannyofChoice（《选择的暴政》）告诉我们，这样的幸福其实充满焦虑。蕾娜塔·莎莉塞是斯洛文尼亚著名的哲学家、社会学家，另一个身份是齐泽克[17]的前妻。两人均为受精神分析大师拉康[18]影响的新一代思想家，因蕾娜塔·莎莉塞的作品易读些，有时比齐泽克的作品更畅销。这本书受到很多主流媒体的称赞，然而中译本《选择》介绍作者时说是南非人，居然连国籍都搞错！这本书告诉我们什么？我们现在能够选择人生的去向，就像能够选择墙纸和护发素一样。在充满选择的时代，一个矛盾的现象是，与之并生形形色色的顾问。美国流行一种职业叫生命教练（LifeCoach），现已传入中国。难道人生像球队一样需要教练吗？没错。我们面对选择无所适从，面对困难不知所措，需要有人帮我们制订人生规划，告诉我们该怎么办。
在一个典型的消费社会里，所有东西变得可以选择，我们却茫然失措。我们选择人生大事的态度，就像选择消费品一样。选择伴侣时，每个人脑子里有一本账簿，算计着好处与坏处。陀思妥耶夫斯基[19]的《卡拉马佐夫兄弟》（TheBrothersKaramazov）有句名言：假如上帝不存在，我们做任何事都被允许了。拉康则颠倒过来说：假如上帝不存在，我们做任何事都被禁止了。我们的选择需要界限，正因为有上帝规定我们不能做什么，我们才有选择的自由。面对无限选择的时候，我们只好给自己画线，或者找顾问咨询。
今天有各种各样像生命教练一样的人，从选择房子到选择旅游地点都有人指导你，书店里充斥着心灵鸡汤之类的书。美国有位杂志编辑拿自己的人生做实验，看看凡事都听这些指南有何后果。经过两年实验，这位编辑学会减肥，学会布置家庭，学会做更好的伴侣，学会当更称职的父母，最后患上严重的焦虑症。
威尔·弗格森[20]有部小说叫《幸福》（Happiness），讲述社会上突然流传一本自助手册，教大家过快乐而满足的人生。这本小手册如病毒般感染所有人，大家疯狂爱上它，并跟随它的建议生活。每个人降低欲望，停止购买不必要的东西，不买化妆品，不做整容手术，注销会员卡，关上办公室大门，门口挂着“钓鱼去了”的牌子，非常快乐地享受人生。
这个虚构的社会最后如何呢？工厂倒闭，消费链断裂，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濒临崩溃。商人们决定找出小手册的作者，叫他改变自己的态度，写书鼓励大家好好工作、疯狂消费。结果发现作者是一个住在房车里的老人，并非来自印度的伟大精神导师。这个老人患有癌症，为了替孙子赚生活费，东拼西凑写出了这本书。
今天有太多的专家建议，如果你什么都听，就得精神病；如果所有人都听，社会就停摆。这表明我们的社会建立在这个基础上：每个人必须选择，如果不选择、不消费，社会将停止运转。这样的选择，我们自由吗？我们快乐吗？将一切看成自己的选择，并且要承担后果，结果是什么？我们总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责问自己是否做错事，产生无穷的焦虑感。
这个时代很关心“我是谁”的问题。每个人被教导要做你自己，什么都要表现你自己的风格，于是变得好疲惫。以前你用服饰展示自己就够了，现在连家用电器都要表现你的风格，一切无不跟你发生关系。人们不再计较上帝怎么看你，而在乎别人怎么看你。难怪我们比以前焦虑，因为你以前怕的只是上帝，现在怕所有人的眼球。
那么，我们希望成为什么人呢？有人参加电视婚恋节目，不是想相亲，而是想亮相。今天很多人想做名人，因为发现名人也是凡人。以前名人有点神秘，现在为何没有星味？八卦杂志太多了，微博太多了，名人的缺点暴露无遗。这拉近了我们与名人的距离，觉得自己也能当名人。
年轻女孩可能想模仿希尔顿酒店的小公主帕丽斯·希尔顿[21]，希望穿那种亮闪闪的衣服，过那种奢华、高调、放荡的生活。这些女孩真的百分百认同帕丽斯·希尔顿吗？不是。帕丽斯·希尔顿只是一个化身，令她们感觉自由与快乐，不必过沉闷无聊的生活。
（主讲梁文道）
《沉默串谋者-日常生活中的缄默与纵容》
沉默也犯罪
伊唯塔·杰鲁巴维（EviatarZerubavel，又译伊维塔·泽鲁巴维尔，1948-），生于以色列。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学博士，现任美国罗格斯大学社会学教授。著有《七日周期》《完美界线》《时间地图》等。
对公然展现在眼前的罪恶，如果我们采取勿视、勿听、勿言的态度，就成为同谋。
两三百年前，天主教有些修士存在鸡奸问题，却找不到恰当的字眼去形容这个不算罕见的罪行。于是，鸡奸成为无名之罪。想将社会上一些事情当成背景视而不见时，最佳办法是不给取名字，就像早期对鸡奸的做法一样。
日常生活也有禁忌，我们一般选择委婉的说法。比如在高级餐厅吃饭，你会不会问服务员，我去哪里撒尿？不，你会说，请问洗手间在哪里？
当年纳粹德国的医生参与集中营工作，明明是在毒气室干活，却委婉地说是在做医学工作或科学工作。住在集中营附近的居民对于烟雾和恶臭从何而来想必了然于胸，却装作一无所知，以让自己显得无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