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重返燕园时，耳朵坏掉了，英文系美籍女教师包贵思安排他坐在第一排听课，并且说：“我为了你能听清，会提高声调。”有一次，包老师留作业，他做得非常好，包老师就把他叫到家里吃晚饭。那时候燕大师生的气氛非常融洽。后来这种融洽氛围渐渐变了。1949年后，针对燕大“崇美、亲美、恐美”的思想，搞了一些“抗美、反美、蔑视美国”的活动。起初周恩来想过燕大是可以保留的，但抗美援朝一爆发，事情完全不一样了。当时老校长陆志韦[29]跟美国人的一封通信被公开，他在信里说，财产还是你们美国人的，你们走了我们要负责为你们把财产保护好。这种话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当然有严重问题，燕大党支部书记张大中[30]就动员陆志韦的女儿批判父亲。消息传到美国，在美国华人中引起很坏的反响。
张大中回顾说：“这样的做法，现在看起来是粗暴的……这些人过去都做过我的老师，老师们的为人我都是知道的，但是在政治上怎么样，我心里也没有底。当时很多燕京人说我：’大中，燕京也是你上学的地方，你怎么不理解这些人？‘”在1952年院系调整中，谢道渊[31]先生做过很重要的工作。在访谈中，他说：“我不过是个驯服工具。工具嘛，自然是领导怎么说我就怎么做，但是到头来我却做错了。”看着老人有些伤心，陈远没有再问下去。
燕京大学的命运是一大批从民国转向共和国的知识分子命运的缩影，这所西化的大学在那个年代经历的震荡可想而知。
（主讲梁文道）
[1]高本汉（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1889-1978），瑞典最具影响力的汉学家。1910年到中国留学两年，学术研究涉及汉语言学、考古学等领域，著有《中国音韵学研究》《古汉语字典》等。
[2]《晨报》前身为《晨钟报》，1916年创刊，最初是梁启超、汤化龙为首的进步党之机关报，后逐步成为超越各党派的公共媒体。1925年11月29日，在国民党左派人士和中共北方区委发动的”首都革命“中被群众纵火焚烧。
[3]江勇振对“狐狸才、刺猬心”做如下解释：狐狸知晓许多事情，刺猬就知道一件大事。思想家、文学艺术家有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有一个中心的思想或系统，其完整性与一致性不一定必须完备，但这中心思想或系统是他们用来理解、思考、感觉事物的根据；第二种类型则没有定见，他们所追求、探索的事物可以完全是不相干，甚至是互相矛盾的。前者是刺猬，后者是狐狸。
[4]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被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以“创办非法政党”的罪名逮捕。1933年4月以“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的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后改判有期徒刑8年。1937年8月23日提前获释。
[5]罗家伦（1897-1969），浙江绍兴人。1928年出任清华首任校长。他促成外交部将庚子赔款使用权归还清华；奠定清华民主治校、学术独立的基础；以学术标准广罗人才，延聘蒋廷黻、张奚若等专家学者任教。1930年4月反蒋的中原大战爆发后，校内党派、人事矛盾重重，罗家伦因南京国民政府的背景而处境艰难，加之一些做法得不到师生认可，被迫于5月辞职离校。
[6]乔万选（1896-1938），山西清徐人，1919年毕业于清华。中原大战后阎锡山势力侵入平津地区，1930年6月任命乔万选为清华校长。1930年6月25日，乔万选带领卫兵和属员准备武力开入清华，被打着“拒绝乔万选”大旗的清华师生堵截在校门口，被迫当场签字画押以示“永远不再存清华校长的野心”。
[7]潘光旦（1899-1967），江苏宝山人，社会学家。1922年从清华毕业后赴美留学，1934年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1938年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教务长。
[8]潘公展（1895-1975），浙江吴兴人，1932年曾任CC派机关报《晨报》社长，抗战时期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中央日报》总主笔。
[9]汤佩松（1903-2001），湖北浠水人，植物生理学家，中国植物生理学奠基人之一。1938年至1946年在西南联大农业研究所工作，创办了植物生理研究室。实验室三次被炸毁，四次搬迁重建，条件非常简陋，却聚集了许多有才华的青年科学家。
[10]沈同（1911-1992），江苏吴江人，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家，康奈尔大学博士。1940年到西南联大任教。当时实验室是泥地、土墙、铁皮屋顶，各种实验设备和试剂匮乏，他因陋就简指导研究生搞实验研究。
[11]吴大猷（1907-2000），广东高要人，物理学家，密歇根大学博士。1934年任北京大学物理学教授，1938年任教于西南联大，李政道和杨振宁都是他的学生。
[12]峇峇娘惹（或称土生华人/侨生），指15世纪初期定居在马六甲、印尼和新加坡一带的明朝移民后裔，男性称为峇峇，女性称为娘惹。大部分人原籍是福建或广东潮汕地区，一般与当地马来人混血。他们既继承中国文化传统，又受到马来人风俗习惯的影响。
[13]1924年5月，厦大注册主任、商科主任等4位主任接到于8月解职的通知书，其中3人合约尚未到期，而到期的那位，学生已向校方要求续聘。学生要求校方收回成命，遭林文庆拒绝，遂罢课以示抗议。6月1日校方召开全体职员大会，林文庆没有出席，学生代表很不满。会后建筑部主任陈延廷召集厦大建筑工地几百名工人包围礼堂，殴打并拘禁3名学生代表。此次风潮导致厦大教员流失，学生离校，对厦大名声打击很大。
[14]林文庆重用大学秘书兼理科主任刘树杞，遭到很多教职员工的抗议。
1927年1月6日，厦大校园出现题为“刘树杞不去，厦大无望”的传单，次日召开全体学生大会，一致通过驱逐刘树杞的方案，1月10日学生全体罢课。鲁迅早在学潮前就已不满厦大，1月15日便离开厦门前往广州。
[15]洪业（1893-1980），福建福州人，史学家。1923年任燕京大学文理科学院教务长，后任历史系主任、哈佛燕京学社执行干事等。1946年赴美讲学，因中国内战爆发而定居美国。
[16]刘廷芳（1891-1947），浙江温州人，心理学家、传教士。1921年至1926年担任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兼任司徒雷登助理。
[17]顾随（1897-1960），河北清河县人，作家、古典文学研究专家。1929年任燕京大学国文系讲师。
[18]容庚（1894-1983），广东东莞人，古文字学家。1922年经罗振玉介绍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读研究生，1926年毕业后任教于燕京大学。
[19]郭绍虞（1893-1984），江苏苏州人，语言学家、古典文学研究专家。
1927年至1941年担任燕京大学国文系教授。
[20]俞平伯（1900-1990），浙江德清人，现代文学家、红学家。191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925年至1928年任教于燕京大学国文系。
[21]周作人（1885-1967），浙江绍兴人，作家。1922年至1931年兼任燕京大学国文系副教授。1938年任燕京大学客座教授，1939年元旦遇刺后辞职。
[22]郑振铎（1898-1958），原籍福建长乐，作家、翻译家。1931年至1935年同时担任燕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
[23]陈垣（1880-1971），广东新会人，历史学家。1923年起在燕京大学神学科（后改为宗教学院）任教。
[24]邓之诚（1887-1960），字文如，历史学家。1930年至1941年任燕京大学历史系教授。1946年燕大复校再次回校任教。
[25]顾颉刚（1893-1980），江苏苏州人，历史学家。1929年任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研究员兼历史系教授，1936年任燕京大学历史系主任。
[26]张东荪（1886-1973），浙江杭州人，哲学家、政论家、报人。1904年就读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系，1930年至1941年任教于燕京大学哲学系。
[27]王世襄（1914-2009），生于北京，文物鉴赏家、收藏家、学者。1938年燕京大学国文系毕业，1941年获燕京大学文学院硕士学位。先后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文物博物馆、文物局等单位任职。
[28]周汝昌（1918-2012），天津人，红学家。他的燕京大学生涯可谓“两进两出”：1939年考入燕大西语系，因天津老家遭水灾，次年才入学，这是一进燕园。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日本人封锁燕园，他回天津，这是一出燕园。抗战胜利后，他要求重返燕园，但校方说复学期限已满，便于1947年重新考入燕大，这是二进燕园。1951年，他离开燕大到华西大学任教，这是二出燕园。
[29]陆志韦（1894-1970），浙江吴兴人，心理学家、语言学家。1927年任燕京大学心理学系教授，1934年任校长。1941年8月因支持学生抗日活动，与多名燕大教职员遭日本士兵扣押，1942年5月出狱。抗战胜利后主持燕大复校工作，1952年燕大被并入北京大学后，被调到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30]张大中（1920-2007），河北景县人。1941考入燕京大学新闻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进入晋察冀地区进行地下党活动，1946年任燕大党支部书记，1951年负责在燕大开展思想教育运动。
[31]谢道渊（1924-），安徽六安人。1946年考入燕京大学新闻系，1949年至1952年5月任燕大学生自治会主席、团总支书记、党总支书记等，后在北京大学、中国国家图书馆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