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史上，林文庆绝对是一个重要人物。他是厦门大学第二任校长，第一任校长不到一个月就被学生轰走了。鲁迅曾在厦大教过100多天书，厦大至今怀念他，为他立了雕像。当过厦大16年校长的林文庆反而在很长一段时间被忽略了。在鲁迅笔下，林文庆是一个尊孔的人，在那个年代尊孔就是保守派，想要复古是坏蛋。
林文庆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大学校长林文庆：一生真伪有谁知》的作者严春宝在新加坡住过十几年，跟林文庆算半个老乡。林文庆的爷爷是从福建下南洋的华侨，他自己在新加坡著名的莱佛士学院念完书后，到英国爱丁堡大学攻读医学，在那里碰到了一群中国留学生。林文庆从小在峇峇娘惹[12]族群长大，懂马来语、闽南语和英文，但是听不懂普通话。所以当他看到同胞大谈国内时事而自己完全不懂时，便暗下决心自学普通话，慢慢地把自己教化成为一个真正的中国人。在那个年代，南洋有一批人经历过这种“再华化”运动，林文庆是其中的典型。
回到新加坡后，林文庆一度从政，担任殖民当局的立法议员。他设法将华文学校纳入政府体系，以便其获得政府资助，但此举却遭到很多华人误解，说他出卖华校。他在南洋率先种植橡胶，后来很多靠橡胶发财的人都是受他影响，包括陈嘉庚在内。他还发起了很多社会改革，比如注重公共医疗卫生，号召大家剪辫子等。林文庆回福建后，参与创办厦门中山医院，提出了很多关于城市公共卫生建设的意见。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他都是一位爱国华侨，至于保守、尊孔，实际是南洋华人的秉性使然。他仰慕中华文化，渴望回溯源头，却又赶上如火如荼的新文化运动，观念与现实的碰撞让他如何自处？
出资创建厦门大学的陈嘉庚先生是一位侠骨柔肠的新加坡富商，抗战时倾其所有支援祖国。林文庆被陈嘉庚聘为厦门大学校长时，学校尚处于草创时期。然而，他却甘愿放弃在南洋华人社会取得的一切成就，从头开始创业。林文庆的办学标准非常高，入学考试很严格。有人提出，集美学校也是陈嘉庚创办的，跟厦大一脉相承，能不能让集美的毕业生直接升厦大。他断然拒绝。由于不随意扩大招生规模，厦大的师生比例一直很高。比如1926年秋季开学时，全校学生330名，老师75名，平均一个老师配4.4个学生。林文庆到处延聘名师，许多从北平南下的名流学者，如鲁迅、沈兼士、顾颉刚、林语堂、陈万里等，都曾在厦大教过书。
看起来林文庆把厦大建设得很不错，为什么后来会惹出恶名呢？主要是因为两次学潮。1924年5月，因与校方发生争执，部分学生发起罢课运动[13]，而后指控林文庆雇用苦力流氓500人围攻闹事学生，甚至打死了3个人。严春宝经过详密考证后，发现这件事纯属子虚乌有。当时组织打人的是建筑部主任陈延廷，林文庆毫不知情。虽说他有用人不当、管理不善之责，但把流血冲突的账全记在他头上，则有失公允。1927年发生了第二次学潮[14]——鲁迅即在此时离开厦大。严春宝先生分析事件原委，认为主要有3个原因：第一，林文庆对中国的情况太不熟悉，空有一片热情和善意，想把中国最好的老师从北平请到厦门，却不了解这帮名人、学者之间存有的私人恩怨，比如顾颉刚本来就跟鲁迅有矛盾；第二，厦大文理科之间本来有种种矛盾，林文庆让理科老师当教务长，令文科老师不满；第三，许多外围因素激化了矛盾，导致闹得不可开交。
鲁迅当时为什么执意要离开厦大呢？严春宝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鲁迅舍不得许广平，这一点从他俩的《两地书》中可以看出。另外，鲁迅在厦门的生活也不太习惯，觉得吃的、住的样样都不好。此外，鲁迅跟北平来的其他教授，包括跟校方也有点矛盾。有些教授觉得来厦大上当了，起初学校好像很有钱，什么都给得起，还说要资助他们出版著作，结果全部没了下文。为什么呢？没钱。当时陈嘉庚的生意在走下坡路，真是接济不上。林文庆屡屡回南洋募款，学校难以为继。
我觉得作为一个从海外回来的教育家，林文庆真的想办好厦门大学，也真的不想看到学生老是闹运动。在“左倾”的历史书写里，最后他变成一个负面角色，被晾在一边了。
（主讲梁文道）
消逝的燕京
一流大学兴衰史
陈远，资深媒体人。著有《告诉你文化的真相：道器之辨》《穿越美与不美》等。
起初周恩来想过燕京是可以保留的，但抗美援朝一爆发，事情完全不一样了。
今天知道燕京大学的人不多了，但它的遗迹还在，像北大的未名湖和那些漂亮的老建筑，过去都属于燕京大学。燕大是一所被历史吞没的大学，连北大有时也不太想提燕京的事。《消逝的燕京》是民间史学家陈远的口述史系列之一，研究做得非常扎实。他认为燕京大学只存在了短短33年（1919-1952），却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的两个奇迹：一是在不到10年时间里，它从一无所有的“烂摊子”一跃成为中国乃至国际知名的一流综合性大学；二是它为中国各个领域培育了不少顶尖人物，譬如1979年邓小平访美，21人的代表团竟有7人是燕大出身。
燕京大学有一个灵魂人物——司徒雷登，大陆人对他的印象往往来自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认为他不过是一个美国传教士，国民政府时期最后一任美国驻华大使，最后被我们轰跑了。司徒雷登1876年出生于杭州一个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家庭，自小在中国长大，曾回美国念书，后来又回到中国继续传教事业，同时兴办教育。1918年下半年，他在南京金陵神学院干得正起劲，突然被美国南北长老会叫去筹办一所新的综合性大学。
燕京大学由两所教会大学（汇文大学和协和大学）合并而成，当时既没有钱，又烂得一塌糊涂。在燕大初创时期，司徒雷登就已请到洪业[15]、刘廷芳[16]等名师，后来又有顾随[17]、容庚[18]、郭绍虞[19]、俞平伯[20]、周作人[21]、郑振铎[22]、陈垣[23]、邓之诚[24]、顾颉刚[25]、张东荪[26]等学者加入。真正让燕京大学跻身世界一流大学的是哈佛燕京学社的创立。这个学社至今存在，很多中国人去哈佛大学交流都跟它有点关系。当年美国铝业大王霍尔有一笔巨额遗产捐作教育基金，声明其中一部分用于中国文化研究，由一所美国大学和一所中国大学联合组成基金会来执行。当时燕京大学只是一所名不见经传的学校，通过司徒雷登的运作，居然能够跟世界一流大学并肩。司徒雷登高兴地说：“承蒙哈佛当局欣然允诺，将他们那所大学的美好名字同中国一所小小的教会学校联在一起，实在令人感激。”说这句话的时候，司徒雷登完全以中国人自居。
司徒雷登不仅把燕京大学看成自己毕生的事业，也把它看成中国人事业的一部分。1934年，各地学生运动风起云涌，抗议蒋介石积极内战，消极抗日。北平学生纷纷南下请愿，燕大是北京高校里地下党组织最活跃的大学之一。当时燕大学生也去了南京，校方催促正在美国募款的司徒雷登尽快回来解决问题。司徒雷登回来后，召开学校大会，沉默了两三分钟后说：“我在上海下船，一登岸首先问来接我的人，燕京的学生可来南京请愿了吗？他们回答我说，燕京学生大部分都来了！我听了之后才放下心。如果燕京学生没有来请愿，那说明我办教育几十年完全失败了。”
陈远在这本书里做了很多跟燕京有关的人物访谈，其中一位是燕京老校友、已故文物专家王世襄[27]先生。王世襄年轻时候很爱玩，不好好读书。哈佛燕京学社每年会派学生去哈佛念博士，他也想去。当时历史系主任洪业跟王世襄一家很熟，看到王世襄不务正业，常常训诫他要好好努力。有一次他跟王世襄说：“学校开会讨论去哈佛留学的人选，有人提到你，让我给否了。”王世襄回家告诉父母，父母说：“洪先生这样做是对的，你这样贪玩，原本就不该送出去。”
除中国著名学者外，燕大还聘请了很多洋学者。红学家周汝昌[28]先生回忆，当时西语系最有名的老师是教授莎士比亚的英国人谢狄克。日本人封锁燕园当天，他没能讲完最后一课。后来他到康奈尔大学任教，战后燕大复校，谢狄克从美国回来，说还要讲一堂莎士比亚的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