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可平教授也提出政治必须往这个方向改革，他还提出了一个很好玩的概念，叫做增量政治改革。什么叫增量政治改革呢？请注意，不是说渐进的政治改革。过去经济改革讲渐进，他现在讲增量。增量的意思就是假设我们每个老百姓都有自己的公民权利，有基本人权、自由和政治权力，而这些量我们要好好保存，不能够再侵犯它，不能够再剥夺它。曾几何时，我们的社会没有公民社会可言，政府是牢牢掌握一切的，而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我们要保存好我们的公民权利，改革就是要增加这些权利的数量，慢慢增加它的分量和质量。我觉得这话跟温总理说的有异曲同工之妙，公民政治权利要不断地......
《民主是个好东西》
建立动态的和谐社会
我们平日里选择阅读图书，有些是因为作者说的话很重要，文采也好，所以选择读；还有些书则是因为形式，或是它出现的时机跟它所谈论的内容隐隐约约预示着当前某些局势的发展。《民主是个好东西》就是这样一本书，作者俞可平教授。这本书其实并不是他写的，而是将他的访谈记录结集成册。
俞可平是我国第一批自己培养出来的政治学博士，是很重要的政治学家，曾经写过很多重要文章，做过不少创新研究，同时，他又是中央编译局的副局长。中央编译局这个机构本来负责的是马列主义著作的编辑、翻译和研究。但是最近几年中央还赋予他一个任务，就是对中央的政策提供意见。于是很多人就称这位俞可平教授为中南海的“文胆”和“智囊”。这本书里有一些记者曾很坦率地问到他这个问题，他否认了。至于这本书为何忽然很受关注，除了因为他特殊的身份外，还有这本书的书名《民主是个好东西》。
曾几何时，“民主”、“人权”、“自由”这些概念我们都是不大欢迎的，觉得是舶来品，甚至觉得跟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有冲突。但是我们在这本书的序言里看到俞可平教授很公开地说“民主是个好东西”，这话讲得非常刺激。
“坦率地说，对于那些以自我利益为重的官员而言，民主不但不是一个好东西，还是一个麻烦东西，甚至是一个坏东西。试想，在民主政治条件下，官员要通过公民的选举产生，要得到多数人的拥护与支持；其权力要受到公民的制约，他不能为所欲为，还要与老百姓平起平坐、讨价还价。”那么他们当然就会不满了。不满还不能明讲，不能说自己反民主，那他们说什么？他们就说“民主不符合国情，民主的条件我们还不够成熟，你看我们公民素质就是不行”。紧接着又说民主的毛病如何如何多，民主会带来多少多少危害，你看台湾。所以结论是“民主政治不会自发运转”。即便如此，俞教授依然认为：“民主改革是必须的，民主是可遇的，而且民主是中国应该走向的道路。”
说到道路要先介绍一下这几年在国际政治学界很流行的概念：Goodgovernance，这个Goodgovernance跟Goodgovernment是不一样的，英文里面government就是指政治，而governance讲的是管制，好的管制跟好的政府、好的统治是不一样的。就传统而言，我们看一个国家情况好不好，是看这个政府做得好不好、效率高不高、廉不廉洁。但是俞可平教授就说现在西方国家，大家都流行谈的是governance，而governance强调仅仅政府好是没有用的，还要整个公民社会跟政府相互配合。
以往我们觉得所谓管制就是这个社会要想健康有效地运转就必须有一个很好的政府。但是时代不同了，政府不能再决定一切了，现在全世界有越来越多非政府组织、民间机构以及商业力量。这个社会要正常地运转，要达到良好的管制，需要公民社会跟政府共同合作。所以Goodgovernance指的就是公私之间、官民之间的良好的互动与协作，中国也一定要走这样的道路。
问题是中国有公民社会吗？俞可平教授对这个问题做过很多研究，他很肯定地说，我们绝对有一个公民社会的存在。改革开放之后，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私营企业，越来越多的NGO、NPO这样的非政府组织，它们都是民间团体，是公民社会的一部分。所谓的民主改革，就是要依赖他们跟政府一起改革，一起推动。
很多老外观察家都特别关心中国的民主改革和政治改革，老是拿这个东西开涮，提问题。或许从前老一辈里还有很多人很忌讳这些，但是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温家宝总理在回答外国记者问题的时候就说到，我们现在村一级正在做民主选举，等到这一级搞好了，将来也会一步一步慢慢往上搞的，这话在外国引起很大的震动。
俞可平教授也提出政治必须往这个方向改革，他还提出了一个很好玩的概念，叫做增量政治改革。什么叫增量政治改革呢？请注意，不是说渐进的政治改革。过去经济改革讲渐进，他现在讲增量。增量的意思就是假设我们每个老百姓都有自己的公民权利，有基本人权、自由和政治权力，而这些量我们要好好保存，不能够再侵犯它，不能够再剥夺它。
曾几何时，我们的社会没有公民社会可言，政府是牢牢掌握一切的，而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我们要保存好我们的公民权利，改革就是要增加这些权利的数量，慢慢增加它的分量和质量。我觉得这话跟温总理说的有异曲同工之妙，公民政治权利要不断地扩大，这就是民主改革。
此外，增量改革跟渐进改革还有一个不同，它虽然也讲究平缓，讲究有程序的改革，但是到最后，必须有一个从量变达到质变的过程，改革必须要有突破性进步。就像当年邓小平推动经济体制改革，把市场经济的概念注入进来，不就是一个突破性的改变吗？我觉得这些观念都非常值得重视。
最后，俞可平教授还对当前我们讲的和谐社会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和谐社会不是静态的，上面施高压，压下来，老百姓乖乖听话没有意见，这是静态的和谐社会。而我们真正要的和谐社会是动态的和谐社会。举一个例子，北京以前是严令禁止放鞭炮的，这叫静态，是强行压制下来的，就像我们筑堤防去堵洪水一样。但是现在可以放鞭炮了，只不过是“限放”，而限放就能够控制鞭炮的质量，控制它的来源，以及什么时候放，在什么地方放。类似这种搞法就是疏通性的，像疏通洪水一样。这样形成的社会才叫动态的和谐社会。
作者小传
俞可平，政治学博士、教授。现任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领域：政治哲学、中国政治、比较政治、全球化、治理与善治、公民社会。主要著作：《全球化时代的“社会主义”》、《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公民社会的制度环境》、《民主是个好东西》等。
《中国现代思想史论》
启蒙与救亡的纠结
如今我们讲的“五四”指的不是一个狭义的政治性事件，不是1919年5月4日那天发生的事儿，而是一个贯穿社会文化政治各领域的综合性运动。它时间跨度较长，内容较庞杂，参与的人员也非常多样化。关于这个运动，后人不断提出各种各样的诠释，想去了解它到底起到什么作用，主题是什么，意义又何在。过去20年来，其中最有影响力的莫过于李泽厚先生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里面的阐释。
李先生是中国现代非常有名的一位哲学家，上世纪80年代，他对美学和康德哲学的研究曾名震士林。我记得他那本《批判哲学的批判》讲的是康德哲学，明明写得非常专业和技术化，但不知道为什么，80年代文化热那阵子每一个人都会拿着它看。你会发现那些文艺青年们就是再看不懂也要拿来看，真是个奇怪的现象。而这本《中国现代思想史论》是1987年出版的，里面有一篇文章特别重要，叫做《启蒙与救亡》。
“启蒙与救亡”是李泽厚先生对于“五四”时期中国思想界动向的主题式掌握。他说新文化运动的自我意识，不是政治而是要搞文化，它的目的是要改造国民性，摧毁旧传统，把社会进步的基础放在意识形态的思想改造和民主启蒙工作上。
“五四”前的新文化运动的目标看起来政治性还不强，但是书里说到：“从一开头，其中便明确包含着或暗中潜埋着政治的因素和要素。”李泽厚引了陈独秀的话：“觉悟之觉悟，仍然是指向国家、社会和群体的改造和进步。”在这里我们看到，虽然“五四”，尤其是它之前的新文化运动都强调启蒙，但由于“五四”是个爱国运动，于是就把“救亡”的主题也引了进来，而“救亡”与“启蒙”是彼此纠结不清的。比如说，为什么中国人需要启蒙呢？说不定就是为了要救亡。
书里提到以启蒙为目标，以批判旧传统为特色的新文化运动，在适当条件下，遇上批判旧政权的政治运动时，两者一拍即合，彼此支援，马上就干柴烈火，一起上了。书里还举了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说“五四”时有一些激进青年批判孝道，他回家跟父亲说，我以后不再叫你父亲了，以后就管你叫兄弟，因为我们都是平等的。之所以如此，为的就是追求解放，要从家庭的牢笼和过去的封建思想里解放出来。结果却解放到了这种地步。
当年的知识者，抨击“孝”有两方面的特征，一个是启蒙性的，追求个体，要从那种腐朽的大家庭里面冲出来，解放出来，追求自由和平等。可是另一方面，他们又发现这个“孝”不就是以前封建王朝对皇帝忠心这个“忠”的基础吗？“孝”是“忠”的根本，因此批判“孝”，它一方面是启蒙的，另一方面又是政治性的，是要推倒过去的，是救亡的。我们知道，当时很多人认为个人的解放启蒙是最重要的，比如像我刚才讲的父子关系要改变，女人要出走等等，就意味着个体思想都要解放出来了。问题是个体思想解放有用吗？像鲁迅那个有名的问号：娜拉出走之后怎么办呢？因此我们发现个体反抗没有出路，那么出路究竟在哪里？一个最明显的答案是：回到最激烈的政治改革上。
回到激烈的政治改革，用李泽厚的讲法就是“救亡”，要救中国于一个灭亡的危险时机，这个想法压倒了个人启蒙，压倒了个人解放。在这种救亡主题的领导下，大家想的就是怎么样去找一个政治上解决问题的方案，比如说一个革命方案。当时曾有很多种候选方案，一度最流行的是无政府主义，但是我们都知道，后来是马克思主义占了上风。关于此，李泽厚的解释是：“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个切实可行、已见成效的具体行动，就是苏联的十月革命，而且列宁主义是在对各种社会、党和修正主义激烈批判中产生的，它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要建党，建立一支有铁的纪律，全党服从中央，以职业革命家为核心和领导的部队。”因此你会觉得马克思主义似乎是一个特别切实可行的方案。
有趣的是，共产党成立，这套思想开始流行，很多知识分子一开始也追求自由主义，讲个人启蒙，个性的解放，要用理性怀疑过去一切价值标准等等，但当他们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甚至加入共产党之后，他们就开始反对或者颠覆过去的想法了。为什么呢？李泽厚在书里讲道：“这种否定和批判主要都是救亡的现实要求，而不是真正学理上的一个选择。”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比较不大愿意谈个性解放，个人的自由，启蒙等等，并不是因为学理上觉得这些东西不可接受，而是觉得这些东西现在多谈无益。
这是我们过去一直到现在都有的一种救亡急迫感所造成的。比如说书里举出例子，在“戊戌变法”的时候，王照曾劝康有为，先办教育培养人才再搞变法改革，康有为说：“局势严重，来不及了！”辛亥革命前，严复在伦敦遇到孙中山，严也劝孙中山先办教育，孙的回答是：“你要等这个黄河清，还得等到什么时候？”
因此可见，救亡的主题是多么重要，多么具有压倒性。可问题是救亡搞了那么多年，大家就会忘记启蒙了。这本书是80年代文化热高峰时出版的，这里面对于“文革”的印象还保持着当时的那个温度。所以在这里李先生就说：你看，到了“文革”之前那段时间，或者“文革”时，当以社会发展史的必然规律和马克思主义的集体主义世界观和行为规范取代传统的旧意识形态时，封建主义的集体主义却又已经改换头面悄悄渗入。否定差异、泯灭个性的平均主义，权限不清一切都管的家长制，发号施令唯我独尊的一言堂，严格注意尊卑秩序的等级制，这些难道不是70年前“五四”用启蒙的主题去反对的东西吗？怎么又悄悄地回来了呢？
作者小传
李泽厚，著名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思想史和哲学、美学研究。主要著作有《批判哲学的批判》、《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美学论集》、《美的历程》、《华夏美学》、《美学四讲》、《李泽厚论著集》等。
《八十年代访谈录》
找回失去的常识
很多人都在怀80年代的旧，因为80年代是运动期结束后的第一个十年，也是改革开放的头一个十年。特别是对一些读书人或是喜欢亲近文化的人而言，80年代太特别了，那是一个思想文化的解冻期。加之这些人自己都爱写书，也喜欢说话，所以那么多有关80年代的书纷纷出炉上架。但是从深度跟广度上，目前还见不到有一本能像查建英编的《八十年代访谈录》这么好看。
说到查建英，她固然是80年代的过来人，而且她特别早熟，不只是小说写得好，后来用英文写了很多NewFashion的作品也非常精致出彩。像这本《八十年代访谈录》里面她访问的人绝大部分都是她的老朋友，也是80年代一些文化界响当当的人物，应该说几乎都是“弄潮儿”。
谈80年代的文章常让我有一种特别强烈的印象。80年代，上接70年代，这20年似乎是一个聊天的时代。或许70年代还有很强的官方主流意识形态在上面压着，但是大家私底下已经会自己找空隙聊天了；到了80年代，中间也有很多小插曲，比如一会儿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一会儿闹这个一会儿闹那个，但即便如此，民间聊天的气氛却越来越浓厚。
所谓聊天的气氛指的是当时的文化圈、学术圈、思想界的人，给人的感觉好像特别有时间，常常挨家挨户地串门、聊天、侃大山，一谈谈到深宵，甚至干脆在人家家里头睡上一夜。关于这个经历，这本书里每一个人几乎都提到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如果将来我们能够用一个比较严肃的态度做诸如知识分子社会学或者知识史研究的话，研究这种串门或者口述的文化，怎么散布怎么结社等等，应该是很有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