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沉默意味着什么呢？叙事者故意把小说里影响重大的东西隐藏起来，这种隐没反而会赋予小说更大的魅力。略萨说，小说家注定得从故事中删除大量多余的材料，可是“隐藏材料”不是无用的，恰恰相反，这些隐藏材料都是功能性的，在叙事情节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比如《城市与狗》中，“奴隶”被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场景，但这个场景并没有出现，其细节材料被隐藏起来。
还有一种技巧也是略萨常用的，他把它命名为“连通管”。作者举了福楼拜的名著《包法利夫人》为例，在“农业展览会”那个场景中同时发生了几件事。首先作者详述了这个热闹的农产品博览会，与此同时，包法利夫人正和她的情人在市政厅楼上调情。两个故事看起来完全不相干，但并置产生了一种特殊效果，上面是情人焦急的互相倾诉，下面是闹哄哄的集会，两者互相衬托出一种奇异的暗示效果。
（主讲梁文道）
《天堂在另一个街角》
高更和他的传奇外婆
天堂对外婆来说是一个女人可以获得与男人一样平等权利的新世界，在高更那里却是大溪地那个所谓野蛮人的世界。
很多小说家的成名作往往都是他最好的作品，因为那是他一生中最想处理的题材，他会把所有的力量都灌注在这部小说中。反之，如果一个题材是作家刻意去寻找的，也许就没有那么强烈的创作动力了。有人说，略萨后期的作品缺少从前那种饱满的力量，但这本2003年在西班牙出版的《天堂在另一个街角》仍不失为一部值得一读的好小说。
书的主要人物是画家高更和他的外婆。高更是一个流淌着疯狂血液的人物，他本是一个从事商务的普通职员，中途学画却一发而不可收，后来还抛下家人到大溪地[2]去，恰恰在那里，他的绘画有了新突破。
高更的外婆弗洛拉·特里斯坦[3]夫人是一位早期的社会主义者，她不仅大力宣传社会主义，还主张男女平等，到世界各地宣讲自己的见解，希望能够触发一场改变社会的革命。除此之外，她还是一位激进的双性恋者。
小说采用的是一种特殊的连通管式结构，一条线讲外婆弗洛拉·特里斯坦夫人，另一条线讲保罗·高更，两条线绝大部分都平行进行，只有一小部分是交叉在一起的，但我们能够感受到两者之间的互相回应。
这对祖孙其实从未谋面，外婆去世四年后高更才出生，但是他们之间有一种神奇的联系，那就是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和对理想天堂的期盼。天堂对外婆来说是一个女人可以获得与男人一样平等权利的新世界，在高更那里却是大溪地那个所谓野蛮人的世界。
在高更眼中，这种野蛮是高贵的。他向大溪地的历史致敬，对欧洲窃取其他文明表示歉意，他痛恨欧洲文明。大溪地赋予他的画作一种原始的爆发力，正是这一点使他在别人眼中像个疯子。
高更和凡·高曾是好朋友，后来两人翻了脸。凡·高比高更更疯狂，甚至切掉了自己的耳朵。书中写道，1887年的一天，高更在法国一家餐厅遇到了这个荷兰疯子。凡·高不许高更恭喜他的新画作，自己却大力握着高更的手说，我在丹尼尔·蒙佛瑞德[4]那里看到了你的《马丁尼克风景》，实在震惊。但他接下来的话更令人震惊，他说，你根本是在用阳具画画，而不是笔刷。
两天后，高更又在一个朋友家里遇到凡·高，他刚好带来了这幅画。这个荷兰疯子仔仔细细地从不同角度端详着，他说这是一幅好画，情感真实饱满地溢出来，像血、像精液。他紧紧地抱住高更说，我也要用我的阳具画画，教我吧。
这都是些什么疯话啊！但是，凡·高死后被称为天才，他的画被炒得很贵。书中有一段话是高更跟自己的对话，他说，你死了之后也会被称为天才吗？你的画作也会像那个荷兰疯子一样以天价售出吗？
他觉得应该不会，因为自己已经不像从前那样重视名气和金钱这些身外之物了。毕竟大溪地离巴黎实在太远。
（主讲梁文道）
《恶童三部曲》之《恶童日记》
不可分离的“我们”
雅歌塔·克里斯多夫（AgotaKristof1935-2011），匈牙利女作家。1956年，匈牙利发生暴动，随夫迁至瑞士。作品具有冷酷逼真、发人深省的特质。1986年，处女作《恶童日记》在法国出版，震惊文坛。其他作品还有《昨日》《文盲》等。
种种匪夷所思的练习都被他们想出来，为的是要磨砺自己的神经，使自己坚强。
我一直不太能欣赏20世纪西班牙超现实主义画家达利的作品，可是他有一幅画让我在小时候看过之后就再也无法忘怀，那就是《内战的预感》。画的正中央有一个人被分成了两半，他们互相伸出鳞爪去抓对方，下面的半个人凶狠地抓着上面那半个人的乳房。这幅画表现了人因为战争和杀戮而造成的自我的分裂、挣扎、纠结，比用文学笔墨去展现一个历尽劫难的民族的内部撕裂，更有冲击力。
很多作家擅长写大革命时期、疯狂暴力和集体愚昧时期一些个人的不幸遭遇，但是有一部作品不但能让人看到个人的不幸，同时也展现出整个人类内在的断裂，这就是《恶童三部曲》，作者是匈牙利著名作家雅歌塔·克里斯多夫。
雅歌塔于2011年去世。她在匈牙利出生长大，1956年苏军入侵匈牙利时，和丈夫逃到瑞士，之后就在瑞士居住、写作。她住在法语区，小孩也生在那儿。她给孩子们念法语故事，顺便自己学法文，居然就这样成了一位用法语写作的作家。《恶童三部曲》被公认为当代法语文学的经典。
《恶童三部曲》的第一部《恶童日记》采取了一个非常独特的叙事角度。一般小说都采用第一人称“我”--主人公讲述，或第三人称“他”--好像有一个全知的叙事者从上而下或者从旁观看。《恶童日记》采取了“我们”的人称形式。“我们”是一对双胞胎兄弟，在这本书里，你看不出他们叫什么名字，也看不出他们之间有什么分别。他们似乎永远在一起，永远一起说话，一起行动。
故事发生在“二战”中某个不知名的中欧国家--读者或许会猜测那是作者的故乡匈牙利，这个国家被外国军队--很明显就是纳粹德国--入侵。双胞胎的父亲被征去当兵，母亲跟一个军官走了，丢下两个小孩给外婆照顾。而外婆是小镇上出了名的“老巫婆”，大家都说当年她毒死了自己的丈夫。两个外孙一直被她骂成“狗娘养的”，因为她跟女儿关系很差。
兄弟俩虽然住在外婆家，但深有寄人篱下之感。他们活下去的方法就是两个人不断练习种种来日必备的生存技巧，比如挨打，两人互相用皮鞭抽对方，然后问痛不痛；互相辱骂对方，看受不受得了；甚至去做一些断食练习、沉默练习……种种匪夷所思的练习都被他们想出来，为的是要磨砺自己的神经，使自己坚强。
书中有一段这么写道：“我们可以互相辱骂，不在乎别人，然而我们心里仍旧有一些令人难忘的话语，母亲以前常常唤我们‘亲爱的’、‘我的爱’、‘我的宝贝’、‘亲爱的小宝宝’。每次想到这些字眼，还是不免热泪盈眶，这些温柔的话是应该忘记的，因为以后不会再有人这么叫我们了，而这些回忆如此沉重，让我们喘不过气来。”
兄弟俩也一直不停地跟对方讲：“亲爱的，我的爱，我爱你们，我绝不离开你们身边，我只喜欢你们，永远永远，你们是我的所有。”不断重复这些话，让这些字眼逐渐丧失它们的意义，以便减轻痛苦。
在做过各种练习之后，他们变得非常抽离、冷静，甚至不带人性。他们为了练习残酷可以去杀害各种小动物，割断它们的喉咙，或者把它们淹到水里。事实上，后来他们真的尝试过割断人的喉咙。
他们有一个要好的朋友叫“小兔子”，是个兔唇小女孩，有点傻，常常被人欺负，两兄弟经常想办法保护她。“小兔子”常常去小镇上看一位老神甫--一个常常教训两兄弟要读《十诫》的人，她掀起裙子让神甫抚摸她的下体，然后拿到一些好吃的东西或钱。
“小兔子”后来的遭遇相当悲惨：德国军队走了，苏联军队来了，她走上街头欢欣鼓舞地招呼那些苏军士兵来轮奸她。她一边被轮奸，一边还傻乎乎地大叫“好舒服”，最后就这样死掉了。神甫的女佣是个性感的女人，待两兄弟非常好，看他们和外婆住在一起不洗澡，又脏又乱又臭，就带他们回家洗澡，然后自己也脱了衣服和他们一起洗，叫两兄弟一人一边亲吻她的乳房。有一天，经常送两兄弟靴子穿的皮鞋店老板，因为是犹太人，要被送去集中营。运送途中，他们看到一只瘦小的手伸出来，向街边一个女人要面包，这女人就是喜欢让他们亲她奶头的那个女佣。女佣戏弄犹太小孩，说给他面包结果又不给。两兄弟看了怀恨在心，居然把这女人炸死了。
从这些故事中，你很难判断兄弟俩是好还是坏，他们一点也不仁慈，甚至非常可怕，但有时又会冒出一些正义感，并且夹杂着孩子的天真想法。比如，外婆不准他们上阁楼，他们偏偏要上，上去之后又怕外婆发现，就把通往阁楼的楼梯切断，让外婆跌成重伤，从此再也不能爬楼了。
这本书虽然以第一人称复数来讲述，但叙述非常冷静，仿佛在说别人的故事。到了战争末期，妈妈终于回来找他们了，同时也带回了新认识的军官以及和军官生的小孩。这军官是个纳粹，也就是说，妈妈已经嫁给敌人了。两兄弟不肯跟妈妈走，要跟外婆在一起。争持中，一颗盟军炸弹落下来，正好落在他们家院子里。
书中这样描述：“整个场面血肉横飞，军官咒骂了几句便跑回他的吉普车，然后驾驶吉普车急速离去。我们看着妈妈，她的内脏全露出来了，她全身都是红红的，那个娃娃也是。妈妈的头挂在炸弹炸开的大洞里，她的眼睛张开而且还充满泪水。”两兄弟一起把妈妈埋了。等这事平静下来，他们的表姐从镇上回来，问他们发生了什么事。他们说：“对，一颗炸弹把院子炸出一个大洞……”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
爸爸也在战后回来了。那时候冷战开始，铁幕落下，边界被封锁起来。爸爸想穿过边界逃到邻国去，离开这个不自由的中欧小国，但边界不只有铁丝网和卫兵，还有地雷阵。爸爸期望这两个常年住在边界的儿子能够有办法帮他离开。两兄弟安抚爸爸说他们有办法，领着爸爸一路走到地雷阵附近，然后让爸爸走过去，结果爸爸一走过去就被当场炸死。原来他们是故意设计要爸爸炸死在第二道铁丝网的附近，然后其中一个人就可以踩着爸爸的尸体躲开地雷逃出边界，而另一个人则留在外婆家。书的末尾，“我们”终于分开，变成了两个“我”。
（主讲梁文道）
《恶童三部曲》之《二人证据》
一个人的死亡与孤寂
兄弟的离去不是那么简单，它变成一个伤口，好像成为路卡斯一个人的内在分离。
上一部《恶童日记》中，小说以第一人称复数“我们”来讲述，到了结尾处两兄弟分开才终于拆解开来。二人自此经历了强烈的身份蜕变，而拥有独立人格似乎是要踩着父亲的尸体才能实现。但也由于害死父亲，儿子自己也分裂了。换句话说，这是一个俄狄浦斯情结[5]的倒转版--必须通过杀死父亲才能确立自己，才能有一个独立的“我”；与此同时，这个“我”因此又是永远欠缺、永远匮乏、永远不完整的。
这部小说的语言非常简单而冷峻，有人认为这是由于作者成年之后才学习法语，使她的文字几乎没有辞藻华丽的形容词，基本都是名词和动词。就算是如此简洁甚至荒寒的语言，读起来也令人毛骨悚然。
她描述两兄弟埋葬母亲，诱杀自己父亲的过程，只是写出那些外在行为，完全没有提到他们内心的挣扎。如果没有足够的心理描写，又如何用那么短的文字去建立种种冷酷残暴场景的可信性？这时就发现以第一人称复数“我们”讲故事的妙用了。假如以“我”来讲故事，就有充足的空间去写“我”的感受、“我”的情绪；但如果用“我们”写，就很难说“我们”怎么想，“我们”怎么样。“我们”没有更深的人格刻画空间。
于是从“我们”的角度看，事情的确顺理成章地变得冷淡、平静，好像只是在叙述事实。但是到了第二部《二人证据》，整部小说就急转直下，叙事角度变成了第三人称，主人公变成了一个--就是两兄弟中留在边界小镇的那个人，我们这才知道他叫路卡斯。他经历了这个中欧国家的另一个阶段--“二战”之后的共产主义时期，也就是铁幕时代，强大的专制力量从上到下笼罩着他们。
在这种境遇里，路卡斯的性格发生了奇怪的转变：一方面他还是过去那个非常冷酷的人，另一方面他内心柔软的部分好像也开始复苏。他常常跟镇里的人提到他兄弟的故事，但所有人都说他疯掉了，那个所谓逃到边界以外的兄弟根本就不存在。于是他说：“我们这两个人的分开使得我永远无法忘怀。”兄弟的离去不是那么简单，它变成一个伤口，好像成为路卡斯一个人的内在分离。
后来，路卡斯收留了一对母子，和他们住在一起，并不断与别的情人发生关系。在那个高压统治的年代，人人苦闷。路卡斯注意到街对面有一个失眠者，每夜什么事都不干，就是不断地打开窗户，问路过的人：“现在几点了？”路卡斯的朋友对这个失眠者很好奇，天天观察他，但又害怕别人看到自己。他说：“我坐在房间的一角，这样他就看不到我了。我现在已经明白，如果我还待在这里除了抽烟、喝酒，或从窗户观察那个失眠者之外什么都不做，如此一来就轮到我成了失眠者。”
故事说到最后，出现了非常出人意料的一段。路卡斯逃出边界的兄弟在几十年冷战结束之后，终于回来了。那个兄弟叫克劳斯，一回来就被警察拘留起来。克劳斯熟悉本地的语言，熟悉本地的一切，却拿着另一个国家的护照，并且随身带着一大堆手稿；而留在小镇的路卡斯也有一份。他们写下这些年生活中所有值得注意的东西，想等到有一天兄弟重逢，让对方看看过去几十年中发生了什么事。
小镇警察看过克劳斯的手稿后这样说：“本镇基于安全上的理由，检查过克劳斯所拥有的手稿。从这些手稿看来，似乎可以证明他兄弟路卡斯的存在。其中根据手稿得知，大部分的内容由路卡斯执笔，而当事人克劳斯只在第八章的最后加了几页。主要的问题在于，从头到尾的字迹都出自同一个人，而且那些纸张没有任何老旧的迹象。因此可以推断，这一切的故事只是这个克劳斯停留本镇的时候自己写的，有关文章的内容只不过是一个虚构的故事，因为文中提及的事件和人物都不存在于本镇。”
也就是说，路卡斯的故事只不过是从边界回来的克劳斯虚构出来的。到底这对双胞胎是真的双胞胎，还是其中一个是真人，另一个是他想象出来的？他小时候逃离了这个国家，在外国生活了一段时间，回到家乡又写下这么一个故事？也许，整个小说写的就是一个从来不曾存在过的双胞胎兄弟，第一部书可能是虚构的。
《恶童三部曲》之《第三谎言》
真实与虚幻的重影
人生根本就一无是处、毫无意义，它是一个谬误，是永无止境的痛苦，是造物者的恶意，超越了才智的一种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