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音乐往往比较平直，不管弹琴还是唱歌，都强调音色要统一，而中国音乐讲究有头、有腹、有尾，这些变化在弹奏古琴的时候通过挫、抖、换等指法来表现。正因如此，古琴的旋律才大多退隐于音韵的繁复变化背后，散荡在高低迅疾不同的音色组合之中，它的细微之处更加复杂。如果我们把古琴的旋律理解为一条线，那么因为弹奏的指法和技法不同，这个旋律就会变得更加模糊，好像每一条旋律线上都枝蔓丛生，这正是古琴音乐的美妙之处。
成公亮既恪守中国音乐的传统，同时也很注重旋律，认为旋律使情感更容易投入。很多人弹琴只会按照琴谱一个符一个符地弹出来，听上去就是一个接一个独立的音，而不注重音与音之间关系的强弱刚柔及长短轻重，同时也忽略了整个乐句的构成以及乐句之间的关系。而一旦注意到音与音、句与句的关系，从某种程度上说，就已经开始关注旋律了。
中国古琴经历过一些革命性变化，比如琴弦，从前用的是丝弦，现在大多都是钢弦了。钢弦音量大，却没有丝弦那种饱满的质感，也缺乏怀古之思的清雅，更没有物与人合而为一的韵味，这是古琴音乐一个重大的音色革命。
古琴的琴谱也很有特色，一般人看不懂。目前全世界最古老的琴谱是唐谱《幽兰》[12]，它一直被收藏在日本，十九世纪才被重新发现。其实唐谱还是改造过的，并不是最早的古谱，这些琴谱所记录的并不是横向的旋律，而是指法与琴弦的位置。
从琴谱上就能看出中国人的音乐观念，古琴谱并不直接记录乐音和节奏，按照琴谱弹奏时可以有很多自由发挥的余地。从琴谱上读出一首曲子并把它弹奏出来，就是古人所说的依谱鼓曲，现在称之为“打谱”。为什么叫“打谱”呢？作者说，其实打谱的过程和打鱼、打猎一样，都有寻找、求获、作业的意思。
成公亮在打谱方面特别有成就，一首琴曲打出来之后，它的精神含义就经过了再次理解，出现差异也是常有的事。如果原谱记谱有误，屡打不通，打谱者还必须设法勘误，或者按自己的逻辑重新理解，替代有误的部分。这时候也许会波及周围一些没有错误的谱子，这样改下来，你所打的谱与原谱已经很不一样了。据说中国的古琴音乐有三千首，其实也就五六百首，因为有太多不同版本的变化，就形成了不同的古琴流派。
传统的简谱是一种指法谱，是一些没有音乐形象的节奏符号，它不像五线谱那样用高高低低的音符把旋律明显地表现出来。古琴谱上是看不到音的快慢、节奏和旋律的，必须要一个一个打出来试试看。打谱是一个反复摸索的过程，有时候需要几个月工夫，大曲说不定还要好几年，才能搞清楚一首曲子到底该怎么弹。
也许有人会问，这样不是太麻烦了吗？为什么我们不能改变一下，像西方音乐那样把旋律清清楚楚记录下来呢？其实古琴的精神，正是要赋予弹琴者一种自由的权利，在乐谱的提示下充分发挥个人的创造力，表达出自己的审美情趣和精神意蕴。
相比之下，西方音乐的乐谱的确十分精细，但同时也会带给人更多的制约和束缚。古琴谱只是琴曲表达的依据，它好像一副骨架，这副骨架上面还有很多空隙是需要弹琴人用自己的血肉去填充和依附的。因此，一个人的古琴弹得好不好并不完全在于技巧，更在于他的修养和禀性，它甚至是一个人人格的体现。
（主讲梁文道）
《侠隐》
在武侠小说中消亡的北平
张北海（1936-），山西五台人，曾就读于台湾师范大学和洛杉矶南加州大学。在联合国工作二十多年，担任翻译和审校。著有《美国：八个故事》《人在纽约》等。
这个时代的结束并不是拳脚敌不过枪炮那么简单。
所谓“武林”，好像是一个早已消逝在历史迷雾中的传说了，为什么它还让中国人一直追慕感怀呢？《侠隐》这本书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思考。
作者张北海的少年时代是在北京度过的，后来则一直生活在纽约。他的作品深受纽约华人的欢迎，大家都认为他很懂纽约，把那里的生活写得很鲜活。没想到，他后来又出了一本武侠小说，把旧时代的北京写活了。
那个时候的北京还被称为北平。民国时候的北平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在我们的想象中，那是一个安逸快活的地方，人们在静谧的胡同里慢慢喝着豆汁儿--至少抗战前是这样的吧。可是在张北海笔下，老北平不再只是宁静的胡同，也是一个繁华的国际大都会，数不清的外国使者、大报记者和各国商人都聚集在这里。
书中描写了一名美国医生，他先是在协和医院当大夫，后来自己开诊所。他穿着洋服住在四合院里，喝着加了冰的威士忌，讲一口标准的北京话，读中国书，甚至还去西山度假。你无法想象当年似乎未脱原始蒙昧色彩的老北京会有这样的洋派作风。
很多人都觉得这本书是献给老北平的一首挽歌，这种书写方式是台湾读者很熟悉的，当年梁实秋那一代就写了很多关于老北平的故事。那段历史之所以令人神往，也许只是因为它已经永远消逝了。
随之消失的，还有一个传说中的武林。在民国即将消亡的时候，那些武者和侠客哪儿去了呢？书中有一位太行门的老师叔回忆，他刚来北京时用的还是清朝的银圆，后来奉系军阀入关，好多家镖局都关了门，几位有点交情的镖师、镖头不是给大户人家护院，就是去给大商号看门，还有的在天桥、隆福寺、白塔寺的庙会下场子卖艺；有的干脆弃武经商，开了茶馆、饭庄；也有的去跑单帮、闯关东，还有的甚至沦落到给巡警当跑腿。
武林人士从此星散，一个时代也就此消逝在历史时空中。这个时代的结束并不是拳脚敌不过枪炮那么简单，而是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化，改变了老江湖们过去赖以生存的社会条件。
这本小说也像所有武侠小说一样讲了一个报仇雪恨的故事，可它的妙处在于：第一，复活了老北平的历史氛围；第二，故事的男主角居然是一位美国留学回来的侠客，他不仅学过洋文，连最后报仇雪恨的主要工具都成了手枪子弹。
书中也描写了很多武林人士的困惑，比如国难当头的时候，该不该帮助政府去抗日？本来“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帮助国家抵御外侮是应该的，问题是那样做又等于在帮官府的忙，而在江湖人眼中，替官府卖命向来是为人所不齿的。
小说快结束的时候，故事中的恩怨好像都有了令人满意的结局。可这时候日军进城了，男主角的一个美国朋友用中国话对他说：“别忘了这个日子，不管日本人什么时候被赶走，北平是再也回不来了。”
是啊，那个古都，那种日子已经完结了，一去不返，永远消失在历史中。正如作者最后写的：“西直门大街上的尘土静静地沉下去，黄昏的夕阳默默无语，天边有一只孤雁穿云而去。”
（主讲梁文道）
《逝去的武林》
拳法的最高境界
李仲轩（1915-2004），天津宁河县人，形意拳传人，武林名号“二先生”。34岁从武林退隐，晚年在《武魂》杂志发表文章，提供了珍贵的史料和拳理资料，被誉为“中华武学最后一位见证者”。
这也是形意拳的一种打法，只要扭一扭身体，就可以如蜻蜓点水一样用肩、胯、臀绕倒对手。
小时候看武侠小说或电影，看到人在空中飞来飞去，或者一下跳上几层楼，总以为那些都是真的。长大之后才发现，原来不过是些想象或传说。在今天的国际武坛上，中国武术的名声其实并不好，虽然很多老外喜欢中国功夫，但总觉得它在实战上不如泰拳。很多传统武术都已沦为表演套路了，只适合在体育场上轮流出来耍一耍。
但是中国武术真的如此不济吗？还是那些最好的东西已经消失了？《逝去的武林》是武林中人的真实回忆，此书一出来就引起轰动，它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真正的武林。
主人公李仲轩老人曾是北京西单一家电器商店的看门人，在他退隐江湖之前，武林中人都称他“二先生”。李仲轩是一位形意拳大师，他这一派的师承都很有渊源，他的师傅唐维禄[13]在清末民初名气很大。
形意拳究竟有多大威力呢？据说有一回，天津东边两个村子的村民因为争水起了冲突，眼看就要上演全武行了。唐维禄有一个徒弟丁志涛，号称“津东大侠”，听说了这件事就过去调解。后来大家还是动起手来，他看对面有人过来，拳一发力就打得别人直愣愣地站在那里，好一会儿抬不起脚来。这就是形意拳的“劈拳境”，一掌兜下去，就能把人“钉”在地上。等他一连“钉”了十几个人，大家全都傻了，一场流血事件就此摆平。
徒弟的功夫已经如此，师傅的本事可想而知。唐维禄是个挺和气的老人家，有时候练武也要跟徒弟们逗着玩。据说唐维禄喜欢穿白马褂，有一天他端了碗炸酱面，一边吃一边给徒弟们讲拳。徒弟们也很调皮，一拥而上撞老师，想把他的面撞洒弄脏他的白袍子。结果老师端着面不慌不忙地走了一圈，既没有用手，也没有用脚，就把徒弟们都撂倒在地了。这也是形意拳的一种打法，只要扭一扭身体，就可以如蜻蜓点水一样用肩、胯、臀绕倒对手。
这种只凭身体的晃动就能击倒对方的拳法听起来很神奇，如果再去看看李仲轩老人所讲述的练功过程之艰苦，就让人不得不信服其中的道理。李仲轩说，他当年辗转学艺，请教唐维禄的一个同门师兄尚云翔，什么叫“虎豹雷音”。尚云翔抱来一只猫给李仲轩看，猫休息的时候，体内会有一种嗡嗡的咕噜声，这就是“虎豹雷音”。
这当中有什么讲究呢？一般人练功夫是由外入内练，但这样是练不通的，必须让自己的功力能像猫的咕噜声一样从体内振出来。如此里外一通，功夫也就大成了。书中还记述了他的另一位师傅薛颠[14]。薛颠是个武痴，非常喜欢钻研武功，他的武功也高到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步。那时候武林人士每年都会有一个江湖聚会，大家在一起比试切磋，交流一下。这时候当然不真打，搭搭手就行了，如果谁自觉不敌，主动说一声“我晚了”，高下也就出来了。可是薛颠跟人家一搭手，对方往往反应不过来，还得薛颠自己说“你晚了”，甚至要再演示一遍，对方才明白过来，他已经敏锐到了这个地步。
后来抗日战争爆发，薛颠和一些武林中人纷纷写书，希望能把武功简化了教给大家，一起抗日。的确，形意拳本来就是岳飞传下来的，目的就是要用于战争。不过现代战争都是枪炮战了，在这种大背景下，武术只能渐渐沦为一种表演。
（主讲梁文道）
[1]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RichardO‘GormanAnderson，1936-），生于中国昆明，美国知名学者，康奈尔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民族主义和国际关系，除《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外，还著有《比较的幽灵：民族主义、东南亚与全球》《语言与权力：探索印尼的政治文化》等。
[2]石介（1005-1045）北宋学者，兖州奉符（今山东泰安市）人，仁宗朝进士。石介推崇韩愈的”道统论“，称尧、舜、禹、文、武、周、孔之道，才是”三才九畴五常之道“，把”佛、老妖妄怪诞之教“和”穷妍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篡组“的杨亿”西昆体“美文，痛斥为”坏乱破碎我圣人之道“的罪魁祸首。著《中国论》曰：“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
[3]福泽谕吉（1835-1901），日本明治时期思想家、教育家，庆应义塾大学的创立者。主张脱亚入欧，被日本称为”日本近代教育之父“。
[4]传说夏禹铸造九鼎代表九州，将之作为国家权力的象征。夏、商、周三代均以九鼎为传国重器，为得天下者所据有。《左传》记载，公元前606年，楚庄王熊旅把楚国大军开至东周首府洛阳的南郊，举行盛大的阅兵仪式。即位不久的周定王忐忑不安，派善于应对的王孙满去慰劳。庄王见了王孙满，劈头就问道：“周天子的鼎有多大？有多重？”王孙满委婉地说：“一个国家的兴亡在德义的有无，不在乎鼎的大小轻重。”庄王傲慢地说：“你不要自恃有九鼎，楚国折下戟钩的锋刃，足以铸成九鼎。”王孙满却说：“周室虽然衰微，但是天命未改。宝鼎的轻重，还不能过问啊。”于是庄王终于不再强求。这就是“问鼎中原”的典故。
[5]永字八法其实就是“永”这个字的八个笔画，代表中国书法中笔画的大体，分别是“侧、勒、努、趯、策、掠、啄、磔”。相传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曾用几年的时间专门写“永”字，认为这个字具备楷书的八法，写好“永”字，所有的字都能写好。
[6]卫夫人（272-349），东晋女书法家，名铄，字茂漪，河东安邑（今山西夏县）人。家学渊源，传王羲之少时，曾从她学书。卫夫人有《名姬帖》《卫氏和南帖》传世，所著《笔阵图》，众说纷纭，或疑为后人伪托。《笔阵图》云：“横”如千里阵云，“点”似高峰坠石，“撇”如陆断犀象，“竖”如万岁枯藤，“捺”如崩浪雷奔，“努”如百钧弩发，“钩”如劲弩筋节等。卫夫人将“筋”、“骨”、“肉”之说引入书论，使之成为书法审美范畴，为后世的创作和欣赏开辟了新思路。
[7]山西名小吃“头脑”，也称“八珍汤”，传为明末清初太原大书法家、思想家傅山创制。傅山精通医术，尤善妇科。其母陈氏晚年多病，傅山潜心研究发明了“八珍汤”，为老母滋补调养之用。八珍就是羊肉、羊脂油、酒糟、煨面（炒过的面粉）、藕根、长山药、黄芪、良姜八种原料，将它们炖煮而成的汤食据说有抑阴补阳、养气补血、抗寒止咳的功效。
[8]中国的古琴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弦乐器，关于它的创制有“伏羲作琴”、“神农作琴”、“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等传说。《乐书》上也有记载“黄帝使伶伦伐竹于昆溪，斩而作笛”，此外，还有“女娲作笙簧”，伏羲“灼土为埙”等与音乐有关的故事流传在民间。
[9]见《周礼·春官宗伯第三》：“乐师，掌国学之政。”
[10]见《史记·孔子世家》。
[11]原句见《论语·泰伯》。“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12]古琴唯一现存的文字谱为唐初手抄卷子《碣石调幽兰》，现存于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
[13]唐维禄（1868-1944），人称“赛白猿”，天津宁河县人，自幼务农，20岁师从形意拳大师申万林习武学艺，在宁河一带颇有名气。学成后到汉沽的沿海渔村教武授徒、除暴安民，诸多事迹在民间广为流传。
[14]薛颠（1887-1953），河北束鹿县（今辛集市）人，少年时读过几年私塾，不久弃文习武，拜李振邦、薛振纲为师，学习形意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