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寻真实的蒋介石》
从日记看历史人物
杨天石（1936-），江苏东台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著有《寻求历史的谜底——近代中国的政治与人物》《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从帝制走向共和：辛亥前后史事发微》等。
正是对毛泽东的这种估量，决定了蒋介石日后的策略。
我小时候并不知道蒋介石是谁，虽然我在台湾长大。那时候我们只知道蒋中正，不知道原来他还叫蒋介石。上小学，他是我们口中的“先总统蒋公”，有人编了一首《先总统蒋公纪念歌》。
杨天石这本《找寻真实的蒋介石》出版以后广受好评。正如大家所说的，它还原了一个比较真实的蒋介石。杨教授过去几年一直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翻看保存在那里的蒋介石日记。蒋介石从1915年28岁时起，一直到1972年8月离世前三年，一直都保持着写日记的习惯，最后三年他的手因病萎缩无法再写。日记因为战乱丢失过一部分，但大部分都保存下来了。这些日记都是他的手稿，并没有经过复制，而杨天石教授是第一批接触到这些档案的研究者。
日记流露了蒋介石的真实情感，里面甚至还有很多骂人的话。所以杨教授认为这个日记有很大的可信度。作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专家，杨教授很懂得如何运用大量材料与这些日记进行对照，将它还原到历史脉络中去解读，并不直接依据日记作出判断。
书中关注了很多日常细节，比如日记里出现过一个蒋介石早年在上海认识的青楼妓女，两人一度有过许多亲密往来，但后来蒋跟她断绝了关系，因为他当时认识到“好色为自污自贱之端，戒之慎之”。但第二天在旅馆中又“见色心淫，狂态复萌，不能压制”，他也真实地记下来，并决定以后“见色起意要记过一次”，可见还是一个能严于律己的人。
他还严格要求自己要戒贪，大概以前也动用过公款，他自责说，这么做“心志渐趋安逸，将何以模范部下，而对已死诸同志也”。每当有不好的欲望出现时，他就这样自省一番。蒋介石以曾文正公为偶像，曾国藩天天写日记，他也天天写日记；曾国藩喜欢讲修身，他也按照儒家那套讲修身。
关于他的功过是非，过去大家争议的焦点是他对待抗战到底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杨天石在《蒋介石与1937年的淞沪、南京之战》中也提到了这个问题。
淞沪战役之前，很多人都建议求和，比如胡适就主张干脆放弃东三省承认“满洲国”，以换取东亚的长期和平，因为“国家今日之雏形，实建筑在新式中央军力之上，不可以轻易毁坏，将来国家解体，更无和平希望”。说白了就是认为中国根本打不过日本，所以应该先求和，然后争取时间好好发展壮大，日后再决一死战。
蒋介石却在日记中说，“此为存亡关头，万不可使失守也”。当然事实上蒋介石也一直没有放弃和谈的机会，抗战期间，双方一方面打得很激烈，另一方面也一直有密使往来接触，最起码在太平洋战争之前，双方就以香港为中介点，不断地派密使往来。
蒋介石在日记中说，最大的成功当然是完全收复失地，最低限度也要收复“七七事变”之后被占领的土地。但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整个国际局势有变，他就决心要一直打下去了。可见，评价一个历史人物的抗战意志要结合整个现实环境，不能凭空来看。
台湾人都有一个印象，觉得蒋公最讨厌苏联，后来才知道其实他早年跟苏联相当友好。熟悉现代史的人都知道，国共两党在根源上很接近，国民党在草创之初和苏联有过很多密切合作。《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团长的苏联之行》讲的就是1923年蒋介石代表孙中山访问苏联的经过。
1923年9月2日下午1点，蒋介石到达莫斯科车站，首先跟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的东方部部长会谈了一小时。之后，他在日记中写道：“相见时颇诚恳，皆以同志资格谈话。”这时候双方可谓好得如胶似漆。后来蒋介石在苏联军校对着红军士兵发表演讲，他的讲话不时被经久不息的掌声和高昂的国际歌打断。蒋介石情绪非常激动，最后与会者高喊着“乌拉”将他抬上车，他非常高兴。事后他在日记中说，红军“军纪虽不及日本军队，然其上下亲爱，出于自然，毫无专制气象”。
后来为什么又跟苏联闹翻了呢？其实在日记中也能看出迹象。蒋介石到苏联之后积极学习俄语，还认真读了马克思的著作，读得津津有味。但他此行最重要的目的是提出与苏联合作，希望在当时被苏联纳入势力范围的外蒙古建立军事基地，以便将来北伐作战的时候，能够有北方军队支援。但苏方拒绝了这个要求，认为国民党应该先搞好政治工作，不要急于在军事上有所行动。
在蒋介石看来，虽然苏联是共产革命的胜利果实，却未脱帝国主义心态，想把外蒙古长期笼罩在它的势力范围之内。他在日记中写道：“无论为了个人、为了国家，求人不如求己，无论亲友、盟人之间如何亲密，总不能外乎其本身利害，而本身之基业，无论大小成败，皆不能轻视。如欲成功，非由本身做起不可。”正是这种民族主义情感，使他后来对苏联越来越疏远。很多人读此书更关注的是“重庆谈判”，那是中国历史上扭转乾坤的重要关头。当年双方谈判得出的总纲是一个关于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决议要在“蒋主席领导下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实现三民主义”。
双方谈到这一步，应该说是不容易的。毛泽东离开重庆回延安之前，蒋介石还说：“国共非彻底合作不可。”但他在自己的花园里转了一周之后，又觉得“共党不可与群也”。日记中他写道：“共毛态度鬼怪，阴阳叵测，硬软不定，绵里藏针。”正是对毛的这种估量，决定了蒋介石日后的策略。
书中还分析了“软禁胡汉民”事件，胡汉民[1]是国民党的元老，地位比蒋还高。在蒋介石掌握军政大权之后，身为立法院院长的胡汉民与他经常有冲突。1931年的一天，蒋介石以宴客为名把胡汉民请到自己家中，谁知道突然就把立法院院长给软禁起来，迫他辞职，而且当时国民党内没有人敢吭声，没人敢反对。经过这个事件之后，国民党就彻底变成了蒋介石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个人独裁。
（主讲梁文道）
《近代中国留学生之父——容闳》
打造现代中国
刘中国（1961-），河南信阳人，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现任深圳市特区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著有《明清两朝深圳档案文献演绎》等。黄晓东（1963-），广东惠来人，现任珠海市宣传部长，暨南大学珠海学院兼职教授。
容闳在各个领域取得的成就，被认识得还太少。
容闳是一位一向被远远低估了的人物。说起清末曾经产生过重大影响、开风气之先的人，我们可能首先会想到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等。其实容闳与他们相比，毫不逊色。中国近代历史正如毛泽东所言，是中国人向西方寻求真理的过程。从某种程度上说，容闳是第一个把现代思想传播到中国的人，他才是中国的现代化之父。
容闳1828年生于广东香山，香山比邻澳门，澳门从16世纪被葡萄牙人占领，成为中国沿海一块资本主义文明的飞地，自然对香山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容闳的父亲是个普通农民，他把7岁的儿子送到澳门读书，希望他学点外文，将来做个买办，过上比农民更好的生活。所以容闳在鸦片战争还没爆发的时候，就开始接受中英双语教育，后来又到美国留学。
清朝时候去美国读书是非常困难的，那些困难常人根本无法想象。容闳去考耶鲁大学那年才18岁，进耶鲁大学第一要考数学，他根本没学过数学；第二要考古希腊语，他也没学过古希腊语，虽然他的英文还不错。但是通过10个月的学习，这些考试他都通过了，成为耶鲁大学第一个中国留学生。容闳后来认识了孙中山，两人一见面就聊得非常投机，对如何改造中国有很多共识。容闳为中国制定了一个从封建专制帝国转变为现代民主共和国的蓝图——“中国红龙计划”[2]，而容闳与孙中山的不同之处在于，孙中山是一个全职革命家，容闳最重要的影响是在教育领域。
容闳组织了中国第一批留美幼童，这批幼童后来全部成为清末民初政治、工程、医学、教育各界的精英。“中华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唐国安，都是容闳从第一代留美学生中培养出来的。
容闳还是一个外交家，他曾被清王朝委任为驻美国副公使，当时他为了中国劳工问题亲自去秘鲁做调查，并代表大清王朝与秘鲁政府谈判，制止了虐待华工的不人道行为。同时，容闳还是一个企业家，他对创办中国的现代化企业也有很大贡献。
而在这重重身份之外，容闳首先是一个爱国者，虽然他后来加入了美国籍，与美国很多名人都有来往，但他最关心的还是自己的故土。容闳看到当时的美国虽然离成为超级大国还很远，但它的未来显然比大清王朝光明得多，他希望中国也能走上一条现代化的道路。
当曾国藩还在与太平天国作战的时候，容闳就敏锐地注意到，太平天国为什么能吸引那么多南方农民？他到过天京，见到洪仁玕，提出了一整套改革方案，试图通过太平天国改变中国，可惜太平天国的领袖们根本不懂得什么是现代化。反倒是曾国藩更重视容闳的思想，委他以重任。
不管怎么说，容闳在各个领域取得的成就，被人们认识得还太少。如今这样一个现代化的中国正是容闳当年日夜梦想的，此刻再回过头去看看先驱们所作的努力，对我们应该有很大启发。
（主讲何亮亮）
《陈寅恪与傅斯年》
知识分子的风骨
岳南（1962-），山东诸城人。曾就读于北京大学法律系、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擅长考古纪实文学创作，著有《风雪定陵》《西汉亡魂》《盗墓史》等。
研究民国时期知识分子的生存状况，这其中隐含着对今日知识分子现状的不满。
十几年前，知识界涌起了民国热，开始研究民国时期知识分子的生存状况，这其中隐含着对今日知识分子现状的不满。《陈寅恪与傅斯年》的广告语说“大师之后再无大师”，其实是盼着能再有这样的大师。
将陈寅恪和傅斯年两位史学大师放在一起，当然首先是因为他们在学术上的成就。陈寅恪性格内向，一生为学问而学问；傅斯年则脾气火暴，也颇有事功。他后来成立中央研究院史语所[3]，成为中国现代史学一个重要阵地。同时，他们两人也是好朋友，还有姻亲关系。傅斯年再婚，娶的是俞大维的胞妹俞大綵，而俞大维的妻子，正是陈寅恪的胞妹陈新午。大陆读者也许对傅斯年比较陌生，因为他后来长居台湾，基本上与大陆隔绝了。实际上，傅斯年当年也是北大的风云人物，“五四运动”爆发后，北大学生游行的总指挥就是他。
读了这本书，我们才知道，为什么那个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很厉害。比如傅斯年，他在伦敦大学读实验心理学，同时还选修了化学、物理、数学、医学等课程。后来他转到柏林读书，与陈寅恪同学。有一天晚上毛子水、罗家伦他们一起吃饭，大家翻傅斯年的书包，居然翻出一本三卷册的地质学专业书。而傅斯年当时在德国学史料学和实证史学，也就是说，他从自然科学学起，经由心理学和地质学，最后才落脚于史学。俞大维也是这样，先搞文史，后来又去研究军工和弹道技术，最后在台湾做了“国防部长”。
傅斯年后来去了台湾，做了台湾大学校长，到现在台大校园里还有一口“傅钟”[4]，每年12月20日他去世那天就会敲响。傅斯年其实只在台大当了一年校长，影响却很大。他一来就炒掉七十多个他认为不合格的教授，要求非常严格。当时台湾到处抓共产党，傅斯年虽然反共，但如果有人不分青红皂白到学校里抓人，他是要骂的；甚至还在报纸上写文章公开声明，说台大绝不兼办警察任务，也不兼办特工，当局若有真凭实据说某人是共产党，可以依法查办，但绝不能含糊其辞，血口喷人。可见，他一直都是“五四”时候的那个傅斯年，从未放弃捍卫学术的自由与独立。
有一次他在会场上与人争辩，认为奖学金制度不应该废止，对刻苦努力肯用功的学生，应该想办法替他们解决困难，让他们有一个安定的环境，用心勤学。说完这话之后，他因为情绪太激动，宿疾发作，送去医院没多久就去世了。后来台大的学生还为此上街游行，要求把与校长争辩的那个人揪出来惩办。可见在很多同事和学生心中，虽然都觉得他脾气暴躁、行事霸道，但到底没有辱没那一代知识分子的风骨。
《陈寅恪与傅斯年》的书写方式相当感性，故事生动有趣。比如傅斯年曾经写过一封信给罗家伦，中间提到这么一句话：“说点笑话吧，老陈回去坐二等舱，带着俞大维那个生龙活虎一般的儿子，这个孩子就是俞大维[5]与一个德国女音乐教师生下的私生子扬和[6]。”
书里还说到当年徐志摩也在柏林，那时他正追求心中圣女林徽因，不惜与结发妻子张幼仪离婚，张幼仪寻死觅活不愿离开。那些好事的留德学生就在一旁纷纷献计，拉着徐志摩到中国饭馆要他请客。有一个绰号“鬼谷子”的留学生居然出了个主意，让徐志摩把张幼仪像捐麻袋一样捐出来，移交给当时还没有结婚的金岳霖，大家都齐声喝彩。没想到金岳霖也在这家餐馆吃饭，隔着一层薄薄的木板，突然听到有人用中国话喊自己的名字，就探头出来看，结果把大家吓得面无血色。
关于这两位史学大师，学术界也有很多学理研究，比如我最近看的一本《真理与历史》。两本书如能结合在一起看，相信大家会更有收益。
（主讲梁文道）
《也同欢乐也同愁》
陈寅恪家族和台湾的渊源
因为是孩童记忆，读来还是让人有些安慰，觉得陈先生这一生到底还是有过欢乐和温暖的。
《也同欢乐也同愁》是陈寅恪的三个孩子陈流求、陈小彭、陈美延一起写的，书的副标题是“忆父亲陈寅恪母亲唐筼”。这本书从子女的角度回忆了当年与父母一起生活的种种经历。全书都用繁体字印刷。
陈寅恪先生是著名的史学大师，学问了得，但他一生的遭遇却相当坎坷。刚刚学成回国，正该大展抱负的时候，却遭逢乱世，四处逃亡；稍微安定下来后，视力又不好，终至双目失明。本来他被牛津、剑桥邀请去做教授，因为战乱的原因也没去成，最后留在大陆，晚景很凄凉。
“文革”期间他遭受非人折磨，不仅断了医药治疗，每天还用高音喇叭在他耳边轰炸，不许他再制造“毒草”。陈寅恪写完一部《柳如是别传》后就离世了，四十多天后夫人唐筼也跟着走了。后来陈先生的表弟俞大维[7]在台湾发表演讲，提到这些事，泣不成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