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强还举了个有趣的例子，网上流传一个故事，说有几个歹徒劫持了一辆大巴，还把漂亮的女司机抛下车强暴。女司机呼救，众乘客哑然，唯有一个瘦弱书生奋起阻拦，结果被歹徒殴打晕厥。歹徒得逞后，女司机重又回到车上，喝令瘦弱书生：“下去，我不载你了。”书生愕然，然而终于被幸灾乐祸的乘客逐下车。大巴开动后，直接冲到一个悬崖上摔下去，全车乘客无一幸免。
这个故事当然是虚构的。宋强说，故事凸显的是心理镜像的疯狂，有多少人能体悟到它的恐怖意味呢？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的冷漠无情可怕到什么地步。同样，过去大家很喜欢杜撰一些外国人侮辱中国人的故事，以激起大家的民族仇恨，这其实也是一种自虐的心理镜像。究竟到什么时候，我们才能摆脱这种二元对立的看待事物的方式？
（主讲梁文道）
《中国意识的危机》
全盘西化的一元论
林毓生（1934-），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历史系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著有《中国意识的危机》《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政治秩序与多元社会》等。
“全盘西化”恰恰是只有中国人才想得出来的主张。
如果对中国一百多年来的思想流变有一点了解，就会知道，“全盘西化”作为一种激烈的反传统主张，过去是大受知识分子欢迎的。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人认为中国文化有根本缺陷，必须彻底向西方学习才能够拯救自己。《中国意识的危机》的作者林毓生教授却认为，这个想法本身就是一种中国式思维，“全盘西化”恰恰是只有中国人才想得出来的主张。
林毓生教授是大经济学家、思想家哈耶克[18]的弟子，也是中国思想史领域的著名学者。《中国意识的危机》出版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是这个领域的经典著述。林教授关于“五四”
和新文化运动的解读，被视为新文化运动的经典诠释。而他主要检讨了“全盘西化”作为一种激烈的反传统主义与中国文化的关系。
我们都知道中国发起过“文化大革命”，但是如果你仔细读一读马列主义原典，会发现其实“文革”的缘起在经典马克思主义中是找不到对应来源的。作者说，毛泽东特别强调人性改造的重要性，而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观因素最终是被客观的社会与经济现实所制约的。而毛泽东始终把进行革命和创造历史的决定性作用归之于人的意识，这种想法多少与“五四”时期的全盘西化和反传统运动有关。
“五四”时期，很多知识分子都极力反传统，把一个国家从政治到文化的所有成分当成一个统一体，要么全盘接受，要么全盘否定。作者将这种思想归咎于秦朝以来中华民族钦定的儒家教育精心提出的有机宇宙论。
几千年来，中国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形成了一种正统世界观，认为王朝帝制的合法性与宇宙天道，乃至日常生活的文化习俗都是彼此相关的有机整体，是一个整合性的结构。后来很多知识分子基本上延续了这个传统思路，认为改变的第一个层次是世界观，第二个层次是价值、信仰系统，最后才是政治经济层面的改变。这种借由思想文化解决现实问题的想法在“五四”时期就开始流行，作者认为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一元论模式的影响。比如陈独秀、胡适和鲁迅，这三个人的观念、立场差别很大，但在看待全盘西化或反传统的问题上却惊人的一致，表现出那个时代中国知识分子思维上的共同特征。相比较而言，鲁迅还要复杂些，能够注意到传统文化的一些特殊优势，但仍然主张要全盘西化。
也许有人会对此持否定意见，认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想法没有这么简单。比如清末的自强运动，提倡学习洋人的船坚炮利和工业技术，“师夷长技以制夷”。但即便是这些自强论者，也仍然坚持中国的传统世界观，用一种有机论的方法把什么都联系起来看。
事实上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人用这样的方式思考问题，比如柏杨先生或香港的陶杰[19]，一个讲中国人的丑陋和劣根性，另一个讲中国文化的DNA，都有把中国几千年的复杂历史文化简化为一个整体的思维态势，并且认为这个整体有着根本的漏洞和错误，只要彻底改变它，我们整个国家民族的面貌就会焕然一新。这种把事情简单化的想法难道不是传统一元论思维的延续吗？
（主讲梁文道）
[1]英国文豪狄更斯（CharlesDickens）以法国大革命为时代背景所撰之名著《双城记》的开场引言。
[2]大萧条（TheGreatDepression），指1929年至1933年之间全球性的经济大衰退。[3]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L.Friedman，1953-），美国名记者、专栏作家，三次获得普利策奖，先后任职于《时代杂志》和《纽约时报》。著有《凌志车与橄榄树：理解全球化》《经济与态度：探究“9·11”后的世界》《世界是平的》等。
[4]沃尔特·李普曼（WalterLippmann，1889-1974），美国著名政论家、专栏作家。1911年毕业于哈佛大学，后投身于新闻业，曾做过多位美国总统的顾问，1958年获普利策新闻奖。著有《舆论学》《外交的主宰》《自由与新闻》等。
[5]在《庸众的胜利》一文中，许知远将韩寒描述为一个聪明的年轻人：“他的文章总是如此浅显直白，没有任何阅读障碍，也不会提到任何你不知道的知识；还有他嘲讽式的挑衅姿态，显得如此机智，他还熟知挑战的分寸，绝不真正越政治雷池一步；他也从来不暴露自己内心的焦灼与困惑，很酷……”“他能把赛车冠军、畅销书作家、叛逆小子和即兴讽刺者等多重角色结合，并能在种种诱惑面前保持警惕，况且他才二十七岁。人们尤其着迷于最后一点，他在自己全球浏览量第一的博客上，嘲讽这社会中的种种愚蠢和不公。”他的结论则是：“韩寒掀起的迷狂，衬托出这个崛起大国的内在苍白、可悲、浅薄——一个聪明的青年人说出了一些真话，他就让这个时代的神经震颤不已。与其说这是韩寒的胜利，不如说是庸众的胜利，或是整个民族的失败。”
[6]张维迎（1959-），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著有《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价格、市场与企业家》等。
[7]民粹主义（Populism），可译为平民主义，是在19世纪的俄国兴起的一股社会思潮。它极端强调平民群众的价值和理想，把平民化和大众化作为所有政治运动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最终来源。民粹主义认为平民被社会中的精英所压制，而国家这个体制工具需要离开这些自私的精英的控制而使用在全民的福祉和进步的目的上。
[8]俞可平（1959-），政治学者，现任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主任。著有《中国地方政府创新》《中国公民社会的制度环境》《民主与陀螺》等。
[9]胡鞍钢（1953-），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著有《中国战略构想》《第二次转型：国家制度建设》等。
[10]崔之元（1963-），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博士，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著有《看不见的手范式悖论》等。
[11]潘维，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著有《法治与民主迷信》《社会主义与中国农村市场》等。
[12]2009年1月17日，津巴布韦第一夫人格蕾斯·穆加贝因不想被拍照，在保镖的协助下袭击了一名英国摄影记者，致使对方脸上留下多处明显伤痕。香港律政司就此事声明，津巴布韦第一夫人享有外交豁免权，可获豁免起诉。
[13]马立诚（1946-），人民日报评论部编辑、政论家，著有《日本不必向中国谢罪》《中日战争的思考与启示》等。
[14]周孝正（1947-）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社会学研究所所长，主要进行人口、环境、资源和可持续发展研究。著有《应用社会学》《人口危机》，曾发表《以色列绝对是个好国家》《以色列为什么值得尊敬》等文章。
[15]萧功秦（1946-），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交通大学政治系教授。著有《与政治浪漫主义告别》《知识分子与观念人》等。
[16]爱德华·威尔逊（EdwardO．Wilson，1929-），美国生物学家、博物学家，社会生物学奠基人。两度获普利策奖，著有《论人性》《蚂蚁》等。
[17]余世存（1969-），自由撰稿人，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著有《重建生活》《非常道》《类人孩》《老子传》等。
[18]弗里德利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FriedrichAugustVonHayek，1899-1992），英国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英国科学院院士。以坚持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凯恩斯主义和集体主义而著称，著有《纯资本论》《自由的宪章》等。1974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19]陶杰（1958-），香港专栏作家及传媒工作者，有“香江第一才子”之称。出版有《香港这杯鸡尾酒》《有光的地方》《大偶像》等。在谈论中国文化时，喜以“小农社会”、“小农DNA”、“大唐人街”等词汇描述现代中国人生百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