伐札梅谛尊者说，毁谤、训诫、指责、批评或谣言都是很普遍的现象，世间无人能够幸免。如果能在批评和指责面前保持理性，或许会从这些逆耳言词中发现宝藏。就算分析之后，仍觉得这些话没什么道理，也仍然可以怀着感恩的心来看待，因为对方竟然在你身上花这么多时间，成了你全方位的照妖镜，试图从各种角度照出你的瑕疵，迫使你能够从他们眼中看到自己的错误。所以你应该利用这些攻击去增进自己的修为，甚至那些恶意冒犯你的人都应该成为你慈爱对待的对象，你应努力引领他们脱离自己的贪、嗔、痴。
这么做好像很困难，对不对？作者说，让我们想想大地吧，多少年来人们总是践踏着大地，随地丢弃垃圾，倾泻秽物粪便，或者在上面挖洞，但不管人们怎么污损和滋养它，大地总是如如不动，既不曾抗议要求公道，也不会因被珍爱而欢喜。像大地一样稳固坚强不为外界冲击所影响吧，当你被激怒的时候，请想象你的心就是大地。
（主讲梁文道）
包容的智慧
大和尚遇见真君子
释星云（1927-），江苏江都人，十二岁于南京出家，为临济正宗第四十八代传人。1949年春组织僧侣救护队赴台，1967年在高雄创建佛光山，以弘扬“人间佛教”为宗风，在世界各地创建二百余所道场，开办美术馆、图书馆、出版社、书局、中华学校、佛教丛林学院及大、中、小学等。2010年获“中华文化人物”终身荣誉奖。
刘长乐（1951-），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兼行政总裁，香港太平绅士。1980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1996年在香港与新闻集团合作创办凤凰卫视。现任中国传媒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客座教授，美国国家电视艺术科学院国际董事会理事等。
《包容的智慧》这本书是星云大师与刘长乐先生的对话录。
他们一个是台湾佛教界领袖，一个是香港凤凰卫视行政总裁，年龄相差了整整一代，却在对话中找到了很多共同语言。
星云大师尽管是佛教宗师，自己也经营媒体，而且非常懂得如何运用媒体传播佛法；而刘长乐先生身为媒体大亨，却一心向佛，为推广佛教事业付出了很多努力，这些都成为他们对话的基础。
两人的这种因缘际会也是两岸三地乃至世界佛教界一件大事所促成的，那就是2002年陕西法门寺佛指舍利被迎奉到台湾，当时凤凰卫视实况转播了全过程。星云大师为此特别感谢了刘长乐先生，我想这是两人合作的起点。后来他们的交流越来越密切，共同致力于推动两岸佛教文化的传播。2007年刘长乐先生专程前往台湾佛光山，在与星云大师的多次对谈之后产生了这样一本书。
时任中国国家宗教局局长的叶小文先生在序言里说：“本书的两位作者--台湾佛光山的星云大师和凤凰卫视的刘长乐先生都是我的挚友，近年因热心张罗筹办‘世界佛教论坛’，便不时有缘一见。每每看见长乐先生，我会想起‘大和尚’；看见星云大师，我又看到‘真君子’。打开书卷，两位高僧、名士、大师、大家在那里娓娓而谈，倍感亲切，犹如温暖的春风习习扑面，智慧的清泉款款入心，听着、悟着，你会恍然大悟，原来是‘人间佛教，大家包容’。”
“包容”二字带出了这本书的题目《包容的智慧》。到底“包容”的真意是什么？为什么人类需要互相包容、互相尊重才能生存？如果说做任何事情都可以不怕困难不怕危险，就怕没有伟大的精神，那这种“伟大的精神”又与包容有什么关系呢？一个人的善心可以解决所有问题吗？刘长乐先生请大师在这本书里进行了开示。最后刘长乐先生还特别关注大众传媒对两岸的交流应该发挥什么作用，由此从佛教的传播转入了入世的当下。
《包容的智慧》试图面对的正是当前世界的诸多实际问题。对话一开始，刘长乐就提出，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和2001年“9·11事件”都让我们看到了世界巨变的契机，西方国家通常用“文明的冲突”来解释此类事件，但东方智慧却更提倡文明之间的相互融合。自以为聪明的人类虽然能够对大到宇宙小到原子的物质世界有相当程度的了解，却因为缺乏“包容”的精神，无法处理好自己的生活。能否“包容”往往决定着一个人、一个团队、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甚至整个人类的命运。
星云大师特别提到，有一位观众在凤凰卫视看到他与长乐先生的对话后写了封信给他，说《包容的智慧》好像并没有深入触及“智慧”的真谛，但他深入思考之后，突然明白了，原来包容就是智慧，智慧就是包容。
（主讲曹景行）
[1]“菩提萨埵（duǒ）”是巴利文Bodhisatto的音译，梵文中则是Bodhisattva。
[2]“回向”是佛教修学过程当中一种重要的修行功夫。即自己所修的功德并不独享，而将之“回”转归“向”与法界众生共享，以开拓自己的心胸，并且使功德有明确的归宿而不致散失。
[3]小乘佛教认为“我执”是痛苦的根源，又名“我见”。佛教中指对一切有形和无形事物的执著，指人类执著于自我的缺点，包括自大、自满、自卑、贪婪……或者自我意识太强而缺乏集体意识和奉献精神，或者太关注自己而忽略别人，等等。一般以内容分类，有“人我执”、“法我执”；以缘起分类，有“分别我执”、“俱生我执”。消除我执是一个佛教徒的修炼目标，认为没有我执就可以将潜在的智慧显现出来，成为有大智慧的人，即成为觉者。
[4]佛教净土宗信徒经常持诵的一种经咒，亦用于超度亡人。
[5]灯录是介于僧传与语录之间的一种文体，为禅宗首创。与僧传相比，它略于记行，详于记言；与语录相比，它撷取语录之精要，又按照授受传承的世系编列，相当于史籍中的谱录。灯能照暗，禅宗祖祖相授，以法传人，犹如传灯，故名。它实际上是禅宗思想史，如《景德传灯录》所记禅宗世系源流五十二世，1701人。此外较著名的还有《天圣广灯录》《建中靖国续灯录》《联灯会要》《嘉泰普灯录》《续传灯录》等，为禅宗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可借鉴的样式。
[6]竺道生（355-434），本姓魏，巨鹿（今河北平乡）人，出身官宦世家，八岁从竺法汰出家，改姓竺。后追随鸠摩罗什授业，为罗什门下“四圣十哲”之一。其“善不受报”、“顿悟成佛”的理论，在南北朝初期风行一时。撰有《二谛论》《佛性当有论》《法身无色论》《佛无净土论》等。
[7]阎罗王，梵语Yama-raja，译成阎罗王、阎王魔等。阎王在中国民间影响很大，传说他是阴间的王，人死后都要到阴间去报道，接受阎王的审判。《二十四史》中记载隋初大将韩擒虎在灭陈后，五道将军持天符请他出任阴司之主，韩应允之后便辞别朝廷君臣和家小，赴阴间当阎罗王去了。
[8]大夏，西域古国名，又译作“吐火罗”﹑“吐火罗斯坦”，公元前174年即有记载。大夏人生活中心大致在今新疆和田一带。属东伊朗人种。大夏语属于印欧语系的伊朗语族，又称吐火罗语。
[9]摩尼教（Manichaeism，汉语意译为明教），公元三世纪中期由波斯人摩尼（Mani）所创，后分别向东西两个方向传播，盛极一时，影响久远。安息人是塞种人的一个支族，与波斯人族源相近，是典型的游牧民族，使用古伊朗语。
[10]这个故事见于许多佛经，如《普曜经》卷七《商人奉妙品》，《方广大庄严经》卷十《商人蒙记品》等。释迦摩尼在菩提树下静坐沉思四十九天而成道。觉悟后，刚好有两位商人经过，看到佛陀的威仪庄严，便以米糕和蜂蜜供养。为了回报他们，佛陀初次宣说了五戒十善法。其后，在佛教的传播过程中，商人（长者、居士）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不仅僧众的衣食多由他们供养，而且办道场修行的场所也由商人提供，如著名的孤独园、竹林精舍等，就是当时拥有巨大财富的给孤独长者、迦兰陀长者购置营建的。
[11]Metrak很可能是梵文的Maitrī（慈爱）加上吐火罗词尾-ik（者）所形成的新词，意为慈爱者。
[12]阿难，梵语Ananda，意为“欢喜”、“喜庆”。原为释迦牟尼佛堂弟，后随佛陀出家。佛陀五十五岁时，选阿难为常随侍者，侍佛左右二十多年。记忆力超群，对佛的一言一语谨记无误，因此被称为“多闻第一”。佛灭后第一次结集的经藏都由阿难诵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