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尔·盖茨哪有这么多现金？而且他也无法出售股票。按照惯例，大股东出售股票必须经由董事会同意。如果比尔·盖茨一意孤行，为了儿女抛售股票，那么微软的股价就将狂跌，变成垃圾股也是可能的。这样一来，他儿女所持有的股票还有何价值？聪明的做法，就是把股票转赠给一个以他命名的基金里。
巨额捐款去了哪里？
众所周知，美国之所以成为世界第一科技强国，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全世界的人才移民。而科研和私立学校正是美国慈善捐款最大的去处。美国一流大学的奖学金几乎都来自慈善捐款，这便成就了人才竞争的利器。目前美国1/3有博士学历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均来自外籍人士，其中有22%来自中国。有句笑话，清华、北大是美国名校的预科班，道出了些许事实。2010年，有一名耶鲁大学毕业的中国留学生，回国后赚了大钱。为了感谢当年耶鲁大学给他奖学金从而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他捐给耶鲁大学8 888 888美元。
除了教育捐款，政治捐款就更明显带有政治企图。如世界首富沃尔玛家族，一直涉足政治捐款，在全美所有势力最庞大的公司财团中，政治捐款数目名列第一。这对于沃尔玛成为全球最大企业多少有间接甚至直接的关系。
以上几点，就是欧美富人为何热衷于慈善事业的最主要的原因。与其被政府拿去，不如放在自己的慈善基金里，想怎么花就怎么花。事实上，盖茨夫妇将他们的基金像企业般经营着，还落得慈善家的美名，站到了道德制高点上，真是名利双收！
你知道在西方谁最爱捐款，捐款平均数最高的资金又是来自哪儿？答案是——黑社会。据说中国的港、台也是如此，这是因为他们做了亏心事，通过捐款得到心理平安吗？我们不得而知，不过我在做证券交易监控时，必须特别注意的一项就是防止黑社会和某些富人通过捐款，将其黑色或灰色收入洗白。
谈到这儿，发现目前中国似乎有一个趋势，就是要求富人尤其是当重大灾难发生时一定得捐款，且金额要巨大，否则就会挨骂，而且还特别以欧美富人爱捐款来说事儿。其实这中间是有迷思的。富人并没有捐款的义务和责任，捐不捐款并不重要。他们的责任是缴税。在北美，美国的最高税率是39%，加拿大是58%；欧洲更高，北欧富人至少要缴70%的所得税，最高可达83%。
想想看，要是富人把一半以上的所得都缴税了，我们还好意思要求人家再捐款吗？其实，只要富人依法赚钱、依法纳税、不逃税漏税，就是对社会作出的最大贡献了！
在这里给准备捐钱的富人提个诚恳的建议：真想进天堂的话，所谓“戴相布施”（大张旗鼓地告诉大家我捐钱啦）是不行的，这样功德太小。只有“无相布施”（匿名捐款）才有效果！附
世界各国遗产税 美国遗产税制属于总遗产税制，从1976年开始，美国将遗产税和赠与税合并，采用统一的累进税率，最低税率为18%，最高税率为50%，后者适用于遗产额达到2500万美元以上的纳税人。
日本对遗产的课税，采取继承税制，即根据各个继承遗产数额的多少课税，是典型的分遗产税制。对居民而言，不论其继承的遗产是在境内还是在境外，都要对其遗产征税；对非居民，仅就其在日本继承的遗产承担纳税义务。日本继承税税率共分13个档次，从10%到70%。
意大利是实行混合遗产税制的国家，其征税方法是先按遗产总额征收遗产税，然后再按不同亲属关系征收比例不一的继承税。纳税人分为两类：一类是遗嘱执行人和遗产管理人；另一类是继承人或受赠人。对第一类纳税人统一采用第一种累进税率，对第二类纳税人则根据其与死者的亲疏关系采用不同累进税率。 看清经济增长的“幌子”
——你被GDP忽悠了吗？2011年3月11日，日本发生了令全世界震惊的地震、海啸及因此引发的核泄漏事故。地震海啸的画面触目惊心，与电影《2012》的惨烈场景不相上下，震撼着人们的心灵。这些都无不提醒着我们，人类何等脆弱，在大自然面前人又是多么渺小。
然而，这不仅仅只是一条灾难新闻。灾难的背后有太多的东西值得人类深思和反省。读新闻不能只读表面，你有没有想过，从经济角度出发，日本的灾难给了你什么启发？下面，我们举一个GDP方面的例子。
针对日本的灾难，各国都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主要话题围绕继续核发电还是关闭核电站？真是众说纷纭。不过，当谈到这次灾难对日本经济的冲击和影响时，经济学家基本分成两派：一派认为，日本自20年前经济危机，至今已失去了20年，目前依然在挣扎中，这次大灾难将至少损失几千亿，甚至上万亿美元，日本经济无疑是雪上加霜，复苏无望，再倒退10年。
而有一派则不这么认为，有个著名的经济学家称，如果日本能够控制核泄漏，对其经济可谓坏事变好事，日本经济的衰退将是短期的，从第三季度开始，日本的GDP会大幅上升！因为日本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来修复被冲毁的城市，这将刺激日本经济全面复苏。
如此的论调乍一听，似乎以后哪个国家需要GDP大幅增长，只需炸毁几栋建筑，摧毁几座城市即可。这不是挺荒谬的吗？不过，再仔细一想，可不是吗？GDP不就是这样计算的吗？
什么是GDP？
其实这个论调来自所谓的“破窗理论”。这一理论最早出现在法国19世纪著名经济学家巴斯夏的书里，他假设有人砸碎了理发店玻璃窗，这一行为虽然造成了破坏，但是理发店老板的“不幸”却是社会的“福音”，因为它将为玻璃生产商制造出商机，而玻璃生产商拿到钱后又去购买其他生产商的产品。于是，在乘数效应的作用下，他给社会造成的损害只是一次性的，可是给社会带来的机会却是连锁性的。
按此理论得出的结论是：打碎一块玻璃，提供了无数金钱和就业机会，得大于失。因此，所有灾难都可视为一个增长机会。谈到这儿，大家是否已经明白了GDP有多么不靠谱了吧。事实上，GDP的误区远非“破窗理论”可以涵盖。
再讲一个听来的笑话。在巴黎一个研究GDP的年会上，经济学家济济一堂。休会时，美国的甲教授和英国的乙教授在大街上散步，赫然瞧见地上有一堆狗屎。甲教授说：“仁兄要是吃一口狗屎的话，我就给你100万美元。”
乙教授反问：“真的吗？”
“那当然！不过，我要看你吃下去。”甲教授说。
没想到乙教授真的趴在地上吃了一口，眉头一皱，咽了下去。甲教授大惊失色、骇然不已。但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便只能开了一张百万美元的支票给了乙教授。可乙教授拿到支票并不高兴，他心想，这要是传开去我吃过狗屎，岂非一世英名毁于一旦？他见甲教授一脸的后悔，就说道：“这样吧，你如果也吃一口，我也给你100万美元。”甲教授听罢也毫不犹豫地吃了一口。乙教授也当即给他一张支票。然后两人发誓保守这一秘密。两人在走回宾馆的路上，还继续谈论着这件事，并得出了一个结论：就在前10分钟里，两人创造了200万美元的GDP。
这个笑话虽然夸张，却形象地点出了GDP的某些误区。那么GDP是怎么定义的呢？
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是按市场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的简称，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GDP是宏观经济中最受关注的经济统计数字，因为它被认为是衡量国民经济发展情况最重要的一个指标。它涉及的是经济活动，是实实在在的。
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综合实力的重要指标，GDP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呢？如果我们要比较一个人今年的经济生活水平相对去年的变化情况，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计算出他去年全年收入多少(假定为2万元)，然后，计算他今年全年收入是多少(比如是24万元)，再计算出今年物价水平比去年变化了多少(假定上涨了5%)。这样剩下的就是简单的算术问题了：今年的24万元，扣除物价因素的话，相当于去年的229万元(24÷105)，再以这一数字除以去年的2万元，就可以知道此人实际的生活水平，今年比去年是提高了145%。
将同样的计算方法运用到计算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生活水平上，就可以得出GDP数字。
GDP的前身是国民生产总值GNP（Gross National Product）。GDP和GNP的主要差别是前者以“国境”为统计界限，后者以“国民”为统计对象。因此，GNP是对一国生产资源的所有者进行识别和统计，而GDP显示的是发生在一国的领土上的生产活动。
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以GNP为主导指标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被世界主要市场经济国家普遍采用。为了适应人口和企业的跨国流动，从1992年起，联合国规定各国开始使用GDP取代GNP。但除了统计的界限改变之外，统计的内容并没有实质性的变更。
俄裔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Simon Smith Kuzenets，1901—1985）在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最早创建了GNP的统计体系的基本框架。他多次告诫美国国会说：“一个国家的幸福与繁荣几乎不可能由GDP表现出来。”但美国控制的世界银行并不听从GNP发明者的告诫，他们要利用GDP至强的忽悠功能，把其推荐到各个国家，使发达国家的经济收入在统计数字上得以减少，而增加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统计数字，这样就掩盖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巨大的差距，同时还能把发达国家实行的殖民、掠夺经济的本质隐藏起来。
GDP是越高越好吗？
有时，高GDP所体现的实际是一种低效率和浪费。比如GDP忽略了对商品质量的考量。人们可能一遍又一遍地购买低价、低耐用的商品，而较少购买贵重的高耐用商品，因此货币价值体现在第一种情况的比率，要高于第二种，因此而低估了真正的经济增长。举例说，今天的电脑比以往更便宜，功能也比以往更强大，但GDP却只按货币价值来计算相同的产品，而忽略了商品质量改进后新产品的价值。事实上，新产品的推出也难以准确地衡量 GDP，尽管新产品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准。
再说了，GDP从来不衡量增长的可持续性。比如一个国家可能因过度开采自然资源而实现了高增长，或因为投资错误分配，使GDP高速增长。例如，大量的磷酸盐矿床曾经使瑙鲁成为地球上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之一，然而自1989年瑙鲁的磷酸盐耗尽之后，他们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
而估算GDP增长的主要问题是货币购买力在不同商品所占的不同的比例。当 GDP的数字随着时间的推移贬值之后，GDP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所使用的商品篮子，减去相对比例GDP贬值的数字而决定。打个比方，在过去的80年间，如果以马铃薯的购买力来衡量，美国的人均GDP并没有显著的增长。但如果以鸡蛋的购买力来计算的话，就增长了数倍。为此，经济学家通常使用不同的商品篮子来比较不同的国家。
另一个计算GDP价值的错误是来自存在于跨国界商品质量的差别，哪怕经过购买力平价的调整。因为在比较跨国购买力时，会出现寻找类似商品篮子的困难，使这类调整具有汇率的争议。例如，生活在A国的人消费梨子的数量与B国的人相同，但A国的梨子比B国的更清甜。这种材质的差异决不会出现在GDP的统计数字里。尤其住房是不可能放在世界市场上作交易的。因此，跨边境转让定价的贸易就有可能扭曲进出口贸易的真正价值。
最重要的一点，在发展生产过程中给生态系统造成的损失，也没有计算在GDP之内。由于GDP夸大了对经济福祉的计算，忽略了外在性的损失，在高度依赖资源开采的国家生态足迹里，其GDP和GPI（Genuine Progress Indicator，真实发展指数）之间的差距可能非常大。比如清理漏油的费用被包括在GDP的计算之内，但环境恶化的成本却并未计算在内。
另外GDP的计算，还包括不产生净值的变化或灾难造成的重建数据，例如战争或自然灾害的重建，提高了GDP的经济增长率。日本的地震海啸也在此列。
清朝时我们中国是GDP的第一大国，从1700年到1820年间，GDP更曾一度占全球的329%！即使在抗日战争之前，我们的GDP也远高于日本，显然是大而不强。而美国20世纪大萧条的真正复苏其实是二战之后，因欧洲被打成了废墟，美国成了世界工厂，美国的GDP才上升至真正创造财富的体现。
因此，GDP的计算方法显然缺乏完整性，不能准确体现出是否真正创造财富；而且，一个国家的高GDP增长并不能代表国家的真正强大。目前许多官员都热衷于高GDP，追求“灿烂”的政绩，老百姓可不能再被GDP误导了。低油价时代的终结
——你作好改变生活方式的准备了吗？2010年8月，京藏高速堵车超百里长达10天的新闻震惊世界。在中国大城市堵车之痛的背后是中国人对汽车与日俱增的热情。商业咨询公司艾睿铂2011年6月3日发布的报告称，未来5年中国汽车年销售额增幅达15%。
你从这两条新闻里看到了什么？你也许看到了汽车业及相关产业的发展机遇，看到了中国道路发展跟不上汽车销量的现实。如何去应对中国人生活、出行、消费方式潜移默化的转变以及这种转变在将来可能给我们带来的种种问题，这些你想过吗？我们应该拥抱这种转变吗？
就在中国人集体为汽车疯狂的时候，在大洋彼岸“车轮上的国度”，有一个美国人却从20年前起就开始拒绝开车。
他是美国独立石油分析家简·伦德伯格（Jan Lundburg）。简的父亲丹·伦德伯格（Dan Lundburg）是美国零售石油趋势报告“伦德伯格调查”的创始人。简为“伦德伯格调查”工作了15年，在此期间，“伦德伯格调查”成功地预测了1979年的第二次石油冲击，被誉为美国石油行业的“圣经”。1988年简离开了高利润的家族企业，创立了一系列旨在保护环境和提倡可持续生活方式的组织。从1989年起，他坚持不开车，出行只通过骑自行车、步行、航海和搭乘火车。
意识超前的美国石油专家为何宁愿放弃开车的便捷，用实际行动来号召人类摆脱石油依赖，我们对环境的透支什么时候会到达极限，人类高能耗的生活方式是可持续的吗？
建立在低油价基础上的消费模式难以为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