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上不难看出，大名七师党组织成立后，在党的领导下，卓有成效地开展了一系列工作。冯品毅走后，大名七师党组织首先和党的上级组织取得了联系，得到了中共河北省委的直接领导，工作方向明确，思路清晰。就早期的几名党员同志来说，刘大风同志先后到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以后又到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从政治到军事，从城市到农村，对中国国情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思想觉悟有了新的提升。尤其是亲自聆听了毛泽东同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使他对农村和农民革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为以后开展农村工作奠定了一个基础。就其他几位党员来说，刘大风同志走后，他们在大名七师举办读书会，发动同学阅读进步书籍，如蔡和森的《社会进化史》、熊德山的《社会问题》以及《新青年》、《中国青年》、《向导》等报刊，并且出版了校刊《曙光》，登载些反对军阀和土豪劣绅的文章，影响很大。
同时，大名七师学生还积极从事农村革命工作，发展党的组织，扩大革命力量，使党的影响日益扩大。尤其是邢台中心县委的成立，把直南革命推向了一个新高潮，推动了直南革命的开展。
“八七”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在会议结束后的几天，大名七师党组织就能学习到会议文件，这说明，大名七师党组织始终和上级党组织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随时听从党的指挥。尤其是蔡和森、彭真、陈潭秋等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对大名七师党组织和直南党组织工作的直接指导，说明了当时大名七师党组织在直南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是直南革命的坚强堡垒。
谢台臣、晁哲甫先生是大名七师学生的可亲可敬的师长。在大名七师党组织的早期工作中，他们对党的工作给予了无私的支持。从资助刘大风等三位同志赴省委汇报工作，到营救被捕学生党员出狱，他们都慷慨解囊，积极奔走，远远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师生情谊，这是一种对革命事业和战友情谊的凝聚。在他们还不是共产党员的情况下，更说明了他们直南革命事业的支持，这是难能可贵的。更可贵的是，对于他们来说，这种支持仅仅是开始。在以后的峥嵘岁月中，每当革命需要的时候，他们还曾多次予以资助。不少老校友在写回忆录或回忆文章的时候，都说到了这个问题。钱肯定是有限的，但他们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却是无限的。在晁哲甫同志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还把自己多年的积蓄拿出来，交了最后一次党费，表现出了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博大情怀。
据文献记载，大名七师党组织建立以后，就进行发展党员的工作。1927年初，直南党的负责人李素若开始不打算直接发展教职员加入共产党。一次他曾和谢台臣先生提出，要谢台臣、晁哲甫、王振华先生加入国民党左派，但被谢台臣先生拒绝了，当即告诉李素若：“我革命半辈子了，要加入就加入共产党，我的目标是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没几天，党组织同意了他们的入党申请，同时入党的还有解蕴山、李亚光等同学。这说明，远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这所学校就已经掌握在中国共产党手中，并为革命事业造就了大批人才。这和谢台臣、晁哲甫、王振华等同志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二）红枪会运动
大名县是直南军事要地，历来军阀都在大名设有军队驻守，并设有直南镇守使、直南道尹。两次直奉战争，大名皆遭兵劫。而且地临山东、河南边界，匪患甚炽，水旱虫灾，无人过问。1927年，正是奉系军阀迫害人民最为严重的一个时期，当时苛捐杂税，如房捐、地捐、印花税、屠宰税、要人要车、要粮秣草料等。谁来谁要，有时一年重征收好几次，有的预征好几年，闹得人民终日与捐税打交道，常年不得安生。如前所述，大名也是土地高度集中的地区，如城内王老聚和贺秀岑、河岸上申家、双庙汤家、北峰刘家等都占有几十顷或几百顷土地，而劳苦群众则过着苦难的生活。大名也是外国侵略者势力很大的地区，如老堤教堂、东街法国教堂都是清末民国初年设立的，北关美国教堂是民国十年左右设立的。此外多数农村都有大小不等的教堂，外国人就以传教为名，享有特权，鱼肉人民。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大名人民极为痛苦，已经到了无法生活的地步。再加上连年大旱，穷人很多逃往山西。于是在大革命的影响下，各地不断发生农民暴动，而大名红枪会活动就更为激烈了。
当时，驻守在大名城里的直南镇守使、直鲁军阀谢玉田看到红枪会发展很快，恐怕对他不利，就设法镇压。他假托委任红枪会首领刘小辫（刘希贤）为司令，骗刘小辫进城后，将其杀死。刘小辫的徒弟听说老师被杀，提出为刘小辫报仇，和广平、成安、肥乡、永年、南乐等县红枪会结合在一起，围攻大名。
红枪会是农民们为了有效地反对封建剥削势力，自发地组织起来的带有浓厚的封建迷信色彩的团体。因为它缺少具有凝聚力的纲领和章程，所以结构涣散，纪律松弛，有事一哄而聚，无事一哄而散。当时，红枪会首领因听到回家学生的宣传，知道了赵纪彬的身份，打算通过赵纪彬与北伐军联系，找个靠山，得到武器。于是两个头领亲自到大名七师来请赵纪彬、李大山，希望去给他们出谋划策。在征得谢台臣和晁哲甫两位领导的同意后，赵纪彬很勇敢地答应了。
当时，赵纪彬仍住在大名七师校内，利用与红枪会首领接触的机会，宣传革命思想，争取改造他们。时值5、6月份，正是麦熟季节，城外一片金黄麦浪，配上红枪会血红的缨子枪，显得相当威风。红枪会在斗争中创造了“风绞雪”的战术，即远了用步枪，近了用红缨枪。城内驻军先是固守，但由于红枪会声势越来越大，渐感不能支持，就突围逃跑了，红枪会占领了大名城。
红枪会分红、黄两门，红门首领是宋廉敬，黄门首领是张致和。围城时互相配合，但进城后，两门互说对方的道不灵，闹不团结，秩序很乱，常常为一件小事，如争一块门板闹纠纷，甚至打起来。而当时打入红枪会内部的赵纪彬、李大山二人，因初次领导群众斗争，缺乏经验，对解决红、黄两门的纠纷及如何坚持下去，如何解决供给等问题都未能及时找到很好的办法。恰巧这时又有一个冒充蒋介石代表的人来到大名，实际上他是孙殿英的人。他来后，就在红、黄门首领之间制造矛盾，并反对攻城，主张讲和。这时赵纪彬等为了和北伐军取上联系，得到接应，就向两个首领提出和李大山一同去河南联系北伐军。红枪会的首领们同意了这个意见。赵纪彬、李大山临走时再三嘱咐红枪会首领不能和任何军阀讲和，红枪会首领也答应下来。
赵纪彬、李大山来到东明县，会见归张发奎指挥的国民革命军暂编第三军军长梁寿恺和他的政治部主任汪精涵（汪当时是中共党员，解放后曾担任察哈尔省工业厅副厅长）。他们认为很好，愿意接应红枪会，并随即带兵北上打到濮阳。不料，这时孙殿英乘机用笼络手段与红枪会首领结拜为兄弟，红枪会和军阀孙殿英讲和了。于是，孙殿英立即封红枪会首领张致和、宋廉敬二人为剿匪（指剿共）总司令，于是这支原来反对苛捐杂税的农民起义军一变而成为向农民要款的军阀了。这样，这次轰轰烈烈遍及大名、广平、成安、肥乡、永年、南乐等县的农民运动，由于缺乏斗争经验，历时半年就宣告失败了。
这是大名七师党组织建立后参与领导的第一次农民斗争，运动虽然最后失败了，但它教育了这些刚刚跨入党组织大门的青年学生，积累了宝贵的农民革命经验，为以后发动群众、进行武装革命斗争奠定了基础。
（三）兵燹
红枪会运动之后，由于战争连绵，学校屡遭流弹袭击，为避免意外伤亡，就决定放假了。放假后，谢台臣、晁哲甫、王振华等就赴濮阳与梁寿恺联系，并召开群众大会，号召群众起来革命，援助国民革命军打倒奉系军阀。后来国民革命军到达长垣，高韶亭、王君瑞、李仰彬（后叛变）曾领导着群众割奉军的电话线，并帮助国民革命军张贴标语。在清丰成立了国民党县党部，他们也在迎接着国民革命军，配合北伐。以后，谢台臣、晁哲甫等还在濮阳、清丰召开了军民大会，并在会上讲了话。至于王振华，则在南乐一带发动群众迎接国民革命军，也有很大成效。
梁寿恺进攻大名未成功，撤走了。谢台臣随梁寿恺撤退时，曾嘱高韶亭回校维持局面，并让晁哲甫去天津河北省教育厅交待一下。这中间，晁哲甫于旧历八月十三日又回到了学校，打算看看再说。来时从南乐东边路过，仍听得见枪炮声，问路上行人，说是奉军追击梁寿恺。回到大名以后，只见校内驻满军队，门窗玻璃、图书仪器、课桌课椅皆被破坏得狼藉不堪。围墙满布炮眼，墙内外尽皆战壕，战争气氛浓重。而奉军官兵又多是“双枪”，一支大枪，一支烟枪，过完了瘾，不是睡觉，就是赌博，也有的披着衣服、穿着拖鞋在校院内叫骂怪唱。晁哲甫的宿舍里住了一个军官，门上有护兵把守，根本不许入内。晁哲甫在学校看了一遍，心里像刀割一样难受，觉得在革命低潮形势下，军阀们根本不会容许他们办学，于是，就按照谢台臣的嘱托赴津辞职。在战乱之中火车不通，晁哲甫便坐马车到南宫，又乘船转到德州才上火车到达天津，沿途所见，尽皆兵荒马乱的战争景象，又因当时旱灾、霜灾先后齐下，田禾多数枯萎，更加增添了凄凉的气氛。
在校留守的高韶亭听说辞职未准，就趁年底一部分校舍腾出的机会筹备开学，当时只让第二班、第三班学生回校了。为了多要点经费，他又招了第七班新生，但未令入学，不过不到一个月，又因经费不支而放假，学校就无限期的停顿下来。又过了一年多，到1929年2月，教育厅要谢台臣回大名复校。当时谢台臣先生因几年心血尽遭破坏，不愿意再回来，而教育厅又认为别人都不能恢复大名七师的面貌，非叫谢台臣先生回来不可。因不好推脱，谢台臣校长在教育厅答复了“补发一年经费”及“保证不再欠薪”的条件下又回到大名，学校开学了。
（四）坚持斗争
学校经过一年半的停顿，到1929年初，复校开学，师生皆以欣喜的心情重返学校。在学校停办期间，不少学生参加了社会工作，有的当中小学教员、高小校长，有的竟当上了县教育局长。没有参加社会工作的则在家乡从事生产劳动。共产党员赵纪彬、李大山、刘大风、平杰三、刘汉生、李大磊、裴志耕、成润、解蕴山则积极地发动农民，进行农村革命，为革命出生入死，对革命作出了很大贡献。有的在从事农村革命过程中，已经成为共产党员。
当时，赵纪彬、刘汉生、李大山、王卓如等四位同学还在濮阳国民党反动派的监狱之中。谢台臣、晁哲甫、王振华等先生十分关心他们，开学之初，谢台臣先生借去濮阳领经费之机会，亲自到狱中去探望他们，当狱卒走开时，谢台臣先生难过的掉下泪来，临走对他们说：“你们在狱里要站稳立场，我们在外边一定坚持活动，并想法营救你们。”后来他们四人来到大名，谢台臣先生拿出自己的400多块钱供他们打官司。但是也有些投机分子，如王照林、李保璐、庞城、王汝章等都混入国民党内，做了国民党的“党官”。返校时则戴着眼镜，穿着皮鞋，以显示其阔绰。因此，这时的大名七师学校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单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已经明显地反映到学校中来。
据老校友的一些文章回忆，庞城、李保璐、樊鸿棋等国民党的“党官”返校以后，非但不觉惭愧，反而恬不知耻，引以为荣，这就很自然地遭到进步师生的反对。除了他们几个以外，谁也不和他们在一起，有的甚至当面唾之、嗤之以鼻，或怒目视之，或骂他们“无耻”、“败类”，闹得他们整天抬不起头来。有一次，他们到饭厅吃饭，一进门，大家就一齐鼓掌，声如雷动，给他们弄了个下不来台，他们立刻红着脸灰溜溜地跑出去了。
当时，学校里虽然有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但党组织一直在进行着积极的工作，从未放松对时局的领导，广大进步师生也丝毫未被吓倒。与此相反，党团员和反帝大同盟等外围组织大发展，三者合计达200余人。党团组织发展壮大了，革命活动自然也增多了。为了增强革命力量，扩大党的影响，大名七师党组织经常发动学生下乡宣传，发动群众，散发传单，书写标语，大名附近十几个县都有大名七师的党员、团员去进行工作，党的工作日益深入人心。
不少史料记载，那时候，下去宣传发动群众或散传单是很危险的，反动军警随时都要搜捕革命人士，因此大家在进行活动的时候就想出许许多多的巧妙办法。军警搜查愈严，学生的办法愈多，整天像捉迷藏似的跟军警打交道。有一次，几十个同学上街写标语，每人手里偷偷地拿着几支粉笔，大家分头出发，大家一齐动手，随写随走，一会工夫，从北到南的大街小巷满是标语。等军警知道以后，同学们已经绕道返校，有的像没事儿的人一样装着在街上买东西，闹得军警们没有办法，只得逼令群众快擦掉。
1929年“双十节”这天，在县委领导下，学校全体党、团员一起走向街头，搞了一次统一行动，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震动。在这次行动中，大名七师学生王从吾负责从县政府以东到县十一中学这段路上散发传单。当他在十一中校内把一张传单递到一人手里的时候，不料那人立即抓住了他的手脖子。王从吾一看不好，拔腿就跑，当跑到县乡师学校时被追来的人抓住了。乡师校长得知王从吾是“七师”学生，就交给了“七师”的训育主任王振华带回学校。经县委和学校党组织研究，为了王从吾本人和学校的安全，决定让王从吾在当天深夜就离开了学校。从此，这位同学便走上了职业革命者的道路，为直南革命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聚散有时，等到他再回首的时候，时光已经过去了几十年。
“双十节”行动的胜利，鼓舞了人民，震慑了敌人。恼羞成怒的敌人深惧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就一直伺机对大名七师下毒手，采取武装干涉。这一天还是来到了，由于七师一个学生孙耀宗在寄给同学的寻常书信里，吐露了对时局的不满，被敌人查获。于是，他们就以此借口，大动干戈，包围了学校，并抓走了孙耀宗。
为此，当时驻守大名的孟宪吉旅司令部特开军事法庭对孙耀宗进行了审讯。是时，整个法庭如临大敌，戒备森严，甚至搬出了十几种大刑具，对孙耀宗进行严刑逼供。有不少资料记载说：“堂堂一个大司令部，竟如此对待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简直可笑极了。”
还有资料记载，审讯的情况是这样的：国民党的旅长孟宪吉坐在旁边的沙发上抽着香烟，他的军法处长坐在一把大椅子上，前面一张桌子，桌上放一大叠文件、信件（信件是邮局检查出来的），两旁站立着20多名持枪的大兵。孙耀宗被带上法庭后，军法处长按照程序问过孙耀宗的年龄、籍贯后，就拿起一封信问道：“是你写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