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2月，北高师出现了一个类似勤工俭学的半工半读的学生互助团体“工学会”，冯品毅和其他同学一起加入了这个进步组织。1919年5月，划时代的“五四”爱国运动在北京爆发了。5月4日这天，冯品毅和北高师的同学不仅到天安门集会游行，还参加了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的爱国壮举。在“五四”爱国运动中，冯品毅表现出了极大的爱国热忱，同时也受到锻炼，思想上有了很大的提高。此后，他在校不仅刻苦读书，还积极参加革命活动。1920年8月，李大钊在北京秘密发起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因冯品毅信仰马克思主义，他也是这个组织的发起人之一，并在该组织中积极进行工作。1921年，在李大钊的亲自指导下，他翻译了一位英国工党理论家柯尔著的《劳动世界》一书，并在1922年4月至10月的《晨报副镌》上连载。1922年下半年，冯品毅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3年初，冯品毅同志从北高师毕业后到河南开封，在河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英语教师。此后，他一边积极进行马列主义的宣传，一边注意深入到青年学生和工人中了解情况，发展党员。自1924年开始，他先后在进步学生和工人中发展韩沅波、刘英、朱尚忠、李春泉等为中共党员。1924年冬，冯品毅领导开封学校师生开展了反教会的斗争。上海“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河南省城，开封一师全体师生在校集会，冯品毅同志作关于惨案情况的报告。6月25日，开封举行有10万余人参加的沪、汉惨案全国致哀日活动大会，冯品毅任副总指挥，领导了这次声势浩大的全市罢工、罢课、罢市的声援活动。1925年7月8日，团开封地委成立并代行中共豫陕区党委的职责，王若飞任区委书记，冯品毅任区委宣传委员。此时正值国共合作，他以跨党的身份担任国民党开封市执委委员兼河南省党部领导职务。1926年1月，冯品毅参加了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会上他代表国民党河南省党部作了河南省党务报告。他为巩固和发展国共两党在河南的合作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1926年暑期，冯品毅由开封返回原籍大名，被谢台臣校长聘为直隶省立第七师范学校英语教员。他深受谢校长的器重，刚到校就作了关于政治形势的报告，直到建立中共大名七师党、团组织。这是直南一带较早出现的共产党党、团组织。从此，共产党在这一带不断发展壮大起来。
1926年11月，冯品毅回到开封。次年初，到上海苏联领事馆做翻译。不久，作为蔡廷锴部党代表开赴江西，南昌起义失败，被蔡廷锴“礼送出境”。后病在信阳，在大名同学的资助下回到原籍。此时正值大革命失败，冯品毅在家乡感到思想沉闷，再加上家庭矛盾和身体状况不佳，情绪上有些消沉。但他和党的联系没有中断。1928年夏，冯品毅又回到当年成长战斗过的故地北平，从事教学活动。他一边教书，一边从事革命工作，1929年夏，到正定县第七中学任教。1930年暑假，他因公出差，携妻子和子女在赴北平途中，当火车行至房山县琉璃河车站时，为给子女下车找水，被敌人盯梢。当他端水上车时，敌人向他开枪，冯品毅摔下火车被轧死，时年30岁。
冯品毅自参加革命以来，为革命做了大量工作，是中共早期的一位革命家。尤其是在豫北、直南一带，他为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是这一带党组织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的革命精神将永远鼓舞后人，他的革命事迹也将永垂史册，炳彪千秋。
党的活动
大名七师党组织建立后，就开始了一些有计划、有组织的革命活动。这些活动，反映了中共大名七师党组织的早期历史，也是直南革命史的一个缩影。
一、大名七师党组织的早期斗争
刘大风是大名七师党组织的最早成员之一，对学校党组织的早期历史和个人经历，刘大风同志写有系统的回忆，是第一手材料，现摘录如下。
（一）刘大风回忆
据老校友刘大风同志在《忆大名一带和七师党的活动》一文记载：1927年2月，“七师”开学后不久，一天晚上，我跟王振华同志说明了我们已加入党组织，王振华很惊奇，随后告诉了谢台臣、晁哲甫同志。他们商量后把我叫去，让我和赵纪彬、李大山到武汉去学习，我们感到很好，因为我们入党的几个人一是马列主义水平不高，马列著作没有怎么看过，革命理论差；二是没有实践经验，我们参加革命是大革命的浪潮把我们卷进来的，我们同意去武汉学习。谢台臣、晁哲甫、王振华各拿出70块现洋交给我们作路费。我们把工作交给了成润、吴益普两个人。我和赵纪彬、李大山于第三天在去武汉前先到北京找到了李素若（此人是赵纪彬的同学，好朋友，已经参加党组织，住在府右街罗圈胡同甲字14号），让他帮我们和北方区党委联系，当时北方区党的机关设在苏联大使馆内（已被敌人监视），很不容易进去，我们就把来意和要求写成报告通过李素若送上。3月下旬，一天晚上，李素若领我们到政法大学的宿舍，见到了刘伯庄同志，刘说：“组织决定，你们三个人中只准有一个人去武汉学习，其他两个人回大名坚持工作。”谁去谁回呢？我们商量决定我去武汉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受训，赵、李回大名。随后我们就给谢台臣、晁哲甫、王振华写信，说明我们求学有困难，想回去。谢等收到信后马上给我们发了电报：“在京求学既有困难速回”。1927年8月，赵纪彬、李大山自北京回大名七师。我从北京出发，途经天津、上海，然后登上了去武汉的船只。
我到武汉后，先找到王虞传（接任冯品毅英文课的七师老师），又到顺直省委驻武汉办事处见李希夷，证明我是党员，拿上介绍信，又找到屈楚豪才介绍我到中央农讲所去学习。农讲所负责人是毛泽东、邓演达、陈克文，教育长是周以栗，学员按军队编制，开始学军事多，后来讲课比较多。毛泽东讲的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5月21日，“马日事变”前后，武汉的部队出师河南，夏斗寅部偷袭武昌，打到离武汉40里处的纸坊附近。武汉为应付紧急情况，组织了中央独立师，约3000人，师长叫侯连瀛，恽代英是党代表，由叶挺（武汉卫戍司令）率领开到纸坊打了一仗，把夏斗寅打跑了。这次我们农讲所的学员没去，只是整装待命，白天上课、打靶、搞军事训练，夜间到城墙上担负从农讲所到北门一带的城防。我们6月下旬毕业。
我在农训所毕业后，7月初，由武汉派去顺直省委工作。我原道返回，到天津见了省委负责同志，令我以特派员的身份回大名工作。这时大名正在打仗。驻守大名的是直鲁联军孙殿英师，冯玉祥的暂编第二集团军暂编第三军梁寿恺率部前来攻打。我没直接去大名，绕道到了南乐，到南乐后住在县党部，因为北伐军已驻扎在这一带了，濮阳、清丰、南乐等县的国民党县党部都公开了，县党部里绝大多数是我们跨党的党员，真正的国民党员很少。当梁寿恺部由大名撤到新乡，孙殿英的部队又占领了濮阳和南乐一带，这已是8月份了。在此之前，武汉发生“七·一五”反革命叛变，我党举行“八一”南昌起义。因为我在农讲所毕业后离开了武汉，对武汉国民党公开反共及宁汉合流等情况不清楚，就到新乡找到汪静涵（共产党员，是梁寿恺部队的政治部主任），让他为我弄了一套军衣穿上，去临颍张本固（又名张培深，农讲所同学，中共党员）家拿我的书。张本固给我讲：“两河书店”是开封党组织接头处，张和尚在那里。由于形势紧张，赵纪彬、李大山、成润、石仙洲、谢台臣等在家呆不住都到了新乡。我回新乡后就把张本固告诉我的情况又告诉了谢台臣。谢台臣穿了一身军衣（营级军服，借的）去开封找张和尚。张和尚接见了他，并把他引见给河南省委周以栗（原武汉农讲所教育长）。周以栗给谢台臣讲了“八七”会议精神，大意是：要举行秋收起义，保卫革命胜利果实。只要各地都起来搞暴动，国民党就没有办法啦。“八七”会议以后各地党组织应如何开展工作，周以栗没有具体讲。于是我和在新乡的赵纪彬、成润、石仙洲等同志回到濮阳县井店镇，找到了喻屏（南门里小学教师），我们就在一起商量今后应如何工作，没料到他们却提出让我就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关系问题，今后活动是否还用国民党的名义等问题去天津请示顺直省委。我走到南乐时，收到了顺直省委寄来的一卷报纸，我就赶紧用药水洗出来，一看是“八七”会议文件，有告全体党员书，关于秋收起义的决定和关于共产党员一律退出国民党，否则开除的通知等。我不再去省委了，就带着文件去找赵纪彬等几个党员研究文件精神，并把几个同学王从吾、王卓如、喻屏、刘汉生、蔡兆麟也找来，共同商量如何贯彻执行“八七”会议文件精神。大家认为，现在我们还没有多大力量，组织暴动恐怕暴动不起来，就决定在我们这里组织农民夜校，通过夜校对农民进行教育和发动工作。这时千口、化村、井店等村都已组织了夜校，我们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宣讲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彭湃同志的《海陆丰农民运动》，效果良好。根据当时的情况（8月份），我们决定，在大名、濮阳、清丰、南乐这几个县共同成立大名地方委员会，我任书记，赵纪彬任组织委员，李大山任宣传委员，成润任团的书记，从此，我们不再打国民党的招牌了，而是用共产党的名义开展工作，组织农民协会。12月，县委机关移到南乐城西佛善村我家。这时主要是领导组织农民进行一些经济斗争，如发动群众算公账，年关卖公地，向富户借钱粮等，并组织我们的人参加红枪会和领导红枪会的工作，扩大实力。
1928年初，县委机关又搬到大名七师。这年2月，我带着关于成立大名县委后的领导分工、开展工作情况的报告等，到天津顺直省委，蔡和森同志和我谈话说：直南的党是有基础的，是几省交界的地方，工作很重要。我回来带了些文件，还有瞿秋白的《机会主义史》等书。4月间，冯玉祥部的刘振华率军又攻克南乐、大名两县，公开成立了县党部，南乐是郭敬颜、大名是姚玉、郭湛波等，当时我们在这几县和国民党的斗争还不很尖锐。在大名舆论界中，因为有七师及谢台臣、晁哲甫、王振华同志的影响，我们始终占着优势。在大名西北儒家寨等村有曾则西、解蕴山等同志的活动。我们在农民中发展不少党员，建立了党的组织。党的六大文件是9月传达到大名的。与此同期，顺直省委改名为河北省委，通知我在指定地点派人与我谈话，我按通知要求准时到达，这次给我谈话的是彭真同志。谈后让我带回一份“六大”文件，并让我给磁县党组织带去一份。此后，我们与磁县党组织也有了联系。我回到大名正是中秋节，我们根据党的“六大”精神，研究决定更深一步组织与发动群众斗争工作。因在南乐搞秋收斗争基本上没搞成，而井店一带工作有进展，喻屏、李大山、赵纪彬都在井店镇教书，李世英在该校做饭。后来县委领导机关又从大名搬到井店，还出了刊物叫《白杨书札》，实际是党的通讯。这年冬成立了濮阳县委。
1929年初，濮阳县千口一带农民反豪绅斗争进行的很激烈，学校将放寒假，我们研究了对蔡鸿宾的斗争。在开展这次斗争之前，我跟赵纪彬、李大山、喻屏一起商量过，要利用濮阳国民党县党部一下，因为这是跟带枪杆的人作斗争，万一发生问题，让他们打个掩护。我到了县党部（李素若、平杰三在县党部工作，章质平也在，他是代表省党部来指导濮阳县党部工作，在农讲所时有来往）讲：“我们斗争蔡鸿宾，如果出了事，就说是你们的农协会在开会哩。”他们答应了。这时学校放寒假，我回家过春节。正月初八、九，喻屏到我家告诉我说：“初六在温邢固开大会斗争蔡鸿宾时，民团开枪镇压农民集会，逮捕了赵纪彬、李大山、王卓如、刘汉生同志。这时国民党濮阳县党部出来讲话，说是他们的农民协会在那里开会，土豪劣绅破坏农民协会等。于是，就把大地主温振纲、民团团长杜金声、蔡兆麟之父蔡鸿宾及蔡兆麟四人也同时抓了起来。”到4月下旬，赵纪彬、李大山、刘汉生、王卓如从濮阳被押到大名，由河北省高等法院大名分院审理此案。
据赵纪彬讲，他们到大名后，谢台臣、晁哲甫拿出600块现洋，让晁哲甫去北平、大名等地活动，其目的是让把案子判得轻些。当时判罪的主要证据是《白杨书札》（是蔡兆麟叛变后供出来的），上边的字又是李大山写的。李大山为了避免对笔体，他又改写别的字体了。法院审判时，我们请的律师是我和赵纪彬同学的父亲。他就辩护说，中国字不好讲，说它像某个人写的，它就像，说它不像某个人写的，它就不像。因为写某一种字体的人很多，不好辨认。结果以“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为由，判赵纪彬、李大山各2年半徒刑。刘汉生和王卓如说是看热闹的，取保外押，随传随到。
大名七师开学了，谢台臣、晁哲甫、王振华先生等均回到了学校，并请来了一些革命的教员，有原政庭、李梦龄（1959年任吉林省委书记）、王痴吾、王眉征等。上课讲马列主义，下课就进行革命活动，党组织有了很大发展，工友成国文、张银祥分别参加了党团组织。于1929年3月在大名七师建立了大名县委，解蕴山任书记、裴志耕任组织委员，成润是委员兼团书记。4月间，陈潭秋同志来直南检查工作，在邢台城西南郭小庄张信卿家召开了一次会议，成润参加了。在会上确定成立邢台中心县委，书记是冯和斋（又名冯温，邢台四师毕业，参加过南昌起义，后经香港、上海，回到肥乡老家接上组织关系，参加了邢台会议，以后被捕叛变），我是组织部长。这个中心县委实际是直南特委的前身，领导直南十几个县的党组织，有南宫、隆平、邢台、任县、肥乡、巨鹿、南和、邯郸、磁县，大名、濮阳、清丰、南乐等县。5月，我到邢台中心县委任职，这时的工作是贯彻“六大”精神，组织群众，积蓄革命力量，进行日常的、合法的、非法的、经济的、政治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