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名警察略胖，留着乱蓬蓬的小胡子，眼睛快活地眨来眨去，衣服穿得也不那么严谨，看起来有点儿松松垮垮的。这大叔非常健谈，几乎接近话痨。在等车的无聊时刻，他实在是个聊天的好对象。
我问售票点在哪里，他说就在边上。我这才注意到那个看起来像厕所的房子，开着个小窗口，有铁栏杆，果然是售票窗口的模样。
这俩警察装备齐全，可在这站台上的办公家具总共是三把胶皮椅子。俩人或坐或站的，固守着以他们为中心的一小片区域，也偶尔看一眼西边人群密集处的动静。
胖警察笑着邀请我坐下，我们并排坐着聊天。刚才办手续的护照拿在手里半天，一直忘记放回去，他就拿过去翻着玩。翻了半天，晃着一本护照扉页上的照片说：这位女士是谁？我看她不在你们的同伴里。我也没注意看，随口说，这都是我们的护照啊，人人在场，完全可以对号入座的。他就递给我看，我看了之后就感到郁闷，不想解释了。
小高多嘴多舌说：就是他。胖子又仔细看了一眼照片，再看看我，有些尴尬地乐了。又指着我们队伍里的一名同伴，自找台阶说：过分瘦了，不好看。我忍不住瞟了他的同伴一眼，这家伙瘦得跟竹竿似的，听了岂非会有唇亡齿寒之感……但是那瘦子漠然听着，好像说的是别人，直到看见我打量的目光，才涩然微笑一下。
后来我被他这些跳跃性过大的问题和奇奇怪怪的疑惑搞怕了，就开始不停地问他问题。你家几口人啊？几个孩子，都几岁了？你信什么宗教？你上班多久了？你住这火车站附近还是阿姆利则市内，或者别的地方？……
他大概非常乐于回答这些问题，解说得堪称详细，有时候还带着生动的细节。于是这些细节又催生了更多问题，就这样源源不断地一问一答下去。我发觉自己此时简直就像一名媒体从业者，把提问当自己的工作了。
但是他说的内容我确实比较感兴趣，就像我对很多普通印度人的生活也都感兴趣一样，一旦这名胖警察以平民而不是国家机器部件的姿态和我对话，他谈论的种种信息对我而言，就具有一定的吸引力。
从他说的这些话当中，可以体会到他生活得比较辛苦。上班地点在这个偏僻却有较高风险的小火车站上，工作量大，任务繁重，但是回家并不方便。他的家在阿姆利则乡下，老婆孩子都离得远，平时见不着面，只有不值班的周末才有机会去看望他们。应该说在每个国家都有和他做相同工作并且面临这种种困境的人。我认为，假如把我放在同样的处境中，我很难做到像他这样乐呵呵的。
这样东拉西扯不知过了多久，他忽然提醒我说：车快要来了，该买票了。那时候售票窗口果然打开，刘师傅和小高他们在站台上来回走了很多次，这时就高兴地跑去给全体成员买票。这趟火车的票是20卢比，车票是一张窄小的硬纸片，有一段时间中国这个样子的火车票比较常见，后来似乎很少了。
两名警察就离开这里，往站台上人多的地段走过去，多半是要维护秩序。我们于是也往西边略微走了几步，归置好行李，预备上车。就在这时候，彬子从那边的人群中挤过来，还扛着他的自行车，行李也捆在上面。我们看到他能平安无事地被放过都很高兴。
彬子说：他们后来又问了一会儿，也没别的，就让我离开了。
如果这件事他没有额外花钱，在印度就算是难得了--想想当初我们合法入境时被额外收取的贿赂就知道。
一列火车
这列固定在每周一和周四发往拉合尔的火车终于到来，此时是下午四点半，而我们到达阿塔里车站的时候大概是上午九点半，在这车站混了七个小时的样子。
之前那胖警察已说过，每趟车都这样，要尽可能收齐过境的乘客才发车，这也是为了效率。我们这一行人则被时刻表上的“9：30开始进站”这句话给蒙住了，过早地来到这里。
火车是那种看起来比较老和旧，但也不算闷罐车的列车。车厢里的凳子是铁架子上搭块硬木板，坐在上面硬邦邦的。座位上方也是淡绿漆的铁栏杆，又像是铺位，又像是货架。坐我们对面的老妇人就把她的行李放那上面。
我到那上面躺了躺，非常不舒服，如果不是特别困特别累，要在这栏杆床上睡着，还是很需要点忍耐功夫的。
虽然站台上的人看起来那么多，分流到车厢里并不见拥挤，每个人都找到了座位。邻近的陌生人中，有大胡子缠头戴眼镜的锡克老人，也有戴着小白帽、随着火车前进的节奏点着头打瞌睡的老年******。印度教徒中的女性好辨认，但我没有看到特别明显的男印度教徒。
刘师傅和彬子面对面坐在左边靠窗的单人椅子上。我和小高坐在同一张多人座椅上。我们正对面椅子则被一名上了年纪的******大妈独自占据，反正大家都有座，也没人和她争。
她斜靠在一个当枕头的鼓鼓囊囊的白布口袋上，头巾半遮着脸，有时候会打呼噜。看她的胳膊腿不算强健，金色底上撒着小碎花的女袍裹着她的身体，凸显出一个较为壮观的小腹。她肯定不是在怀孕，这状态应该是生完很多个孩子之后的发体。小高说她跟活菩萨似的。我觉得她主要是太发福了，赘肉掩盖了脖子和腰线。
不远处另一名黑披肩砖红袍的大妈和她情况类似，都是腹部太显眼，看不大出来腰身在哪里。但是她们对首饰颇用了些心思。金袍大妈的披肩是金的，手臂上就是一串金色的镯子；红袍大妈的披肩是黑色滚金边镶小珍珠的，她戴的镯子就是金黑相间的釉彩玻璃镯，每一个都很细，大概有十多个，拢在手腕上老大一串。
我们坐着这列什么都硬邦邦、堪称很硬朗的火车，说了一会儿话，也觉得疲累了。之前在车站耗了太久，此时都不大有精神。但这也不是睡觉的时候，起码我睡不着，只能看着外面的田野发呆。
旁遮普一带无论对印度还是巴基斯坦而言，都是富饶之地，因为这里有五条河流，水源充足。旁遮普这个地名就是“五河”之意，令人想起中国的四川。这一路上几乎全部是旱田旱地，具体种的什么作物，在火车里一样也辨认不出来，总之是一片油绿。
中途看见一个地方，天上拉着几道电线，地上用很高的木栅栏配合乱成团的铁丝密密地缠绕，把田地分剖成两半，看起来是非常显眼的一道界线。我怀疑这就是印巴分治在旁遮普田野上的表达方式。
这是可以理解的。除了双方在边境和关口设立驻军对峙，还有广阔的土地毗邻，总不能让军人组成一道人墙去当界碑。
一道伤痕
将旁遮普平原撕裂的那道充满敌意的结实栅栏，在油绿的背景中，非常冲击人的视觉，从远处看起来甚至可以说有点儿美感，令人忍不住要想起和它有关的很多事情。它实际上是一道丑陋的栅栏，简直可以说是印巴分治留下的伤痕之一。
1947年的印巴分治，固然有英国人在其中做手脚，更大的原因是印度的宗教和种族冲突问题。这次分治，把原来的英属印度划成三块，印度在中间，左右两块属于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当时称东巴，现在的巴基斯坦称西巴）。散居各地的印度教徒和******因此背井离乡，进行了一次规模宏大的迁徙，据说牵涉的人口大约有3000万人。在这迁徙过程中，宗教冲突和种族仇恨引发的骚乱开始了，至少有100万人被杀。甚至有火车被拦截在路上围攻，无论老人还是孩子，整整一车人中极少有人能够侥幸存活下来。
这是当时震惊世界的一件大惨案和大悲剧。牵涉进去的不仅有印度教徒和******，还有为数不少的锡克人。
印巴分治时的种族屠杀，不仅是一次政治危机。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的分析，此事同时是一次身份认同的危机。
这些在冲突中肆无忌惮屠杀他人的人，忘记了人的身份的多重属性，忘记了自己首先是一个人，其次才属于某个国家、宗教或种族。但是冲突的双方直接把自己划归于“印度教徒”或“******”的概念之下，在极少数狂热分子的挑动下，大批印巴人失去理性，卷入冲突，在世界历史上留下了极为不堪的一幕。
然而这场屠杀没有赢家，尽管双方死伤的人数并不相当。两个国家和不同的宗教、种族都被严重伤害了，分治时的惨烈经历从此被写入历史和民族的记忆，成为某种长时间的阴影。这种沉淀为集体记忆的重大事件，又将为后来的人提供新的身份认同材料，造成更多的恶果。
这一场酷烈的冲突，后来在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文学艺术作品中都有重大反映。巴基斯坦后来更出现分治后的一个重要文学流派，叫作“分治文学”（中国研究者习惯称“伤痕文学”），其中很多作品都对分治和仇杀进行了深刻反思。
在这场大骚乱中，同在旁遮普的锡克人当然也无法置身事外，他们不可避免地要从西旁遮普（巴基斯坦拉合尔方向）向东旁遮普（印度阿姆利则方向）迁徙，中间也和******发生了冲突。一部叫作《悲恋印巴》的电影，就讲述了分治冲突期间一名锡克男子和一名******姑娘的悲剧爱情故事。
而印巴分治六十多年来，那道刻画在两个国家和相关民族身心上的伤口，并不能说已经平复。纵贯旁遮普平原、将它撕裂成两半的那道严防死守的栅栏，则是这巨大伤痕的外在表现形式之一。更不用说两国驻军对峙、连升旗降旗都充满敌意的瓦伽关口。
从阿塔利开往拉合尔的火车，经常成为恐怖袭击的对象，以致每一趟火车都要被严密检查，同样是分治及骚乱留下来的后果。也许每一次袭击都是在重新撕裂这道伤疤，让两国人民再次回忆起令人恐惧的1947年。
看见旁遮普田野里那道栅栏之后，没过多久，我们的火车就有到站的光景了。即将靠拢的站台是瓦伽关口的站台，但是已经属于巴基斯坦。月台上的警察穿的制服都与印度警察有所区别。
于是，这次的印度之旅，留在我记忆中的最后一个镜头就是那道缠绕着铁丝的木栅栏。它是历史留给印巴两国的伤痕，也是它们今天所面临的某种困境的象征。
眼前已是巴基斯坦，印度则被留在身后。
据说，它们曾经是一个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