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儿泪，坎坷的童年
几年前和朋友聊电影《画魂》，当时深为感叹出生青楼的潘玉良，不仅得遇良人，还与画画结缘，从此走上一条脱胎换骨之路。
那个年代，要么是不太念书的，要么是将才艺做装饰的，学有所成甚而作出番成绩的，潘玉良的特立独行，其阻力和争议可想而知。电影《画魂》中巩俐饰演的潘玉良在公共浴场临摹女子的戏，结果被人发觉而遭了顿打，她忍着挨揍拼命保护画作不遭人毁损。
在法国，潘玉良被称为“三不女人”，不恋爱、不加入外国国籍，为保持创作的独立性，她甚至不与画廊签约。这意味着她没有固定收入，没有单独的画室，生活拮据，需救济金度日。她的倔强不屈，是流在骨子里的血液，到老至死，尚不能撼动。
没有一个男人或者女人不经受过苦难的洗礼，能变得更强壮或者更美丽。她出生在扬州一个底层贫困的家庭，1岁丧父，两岁时姐姐去世，母亲难以承受这样的打击，终日以泪洗面，在潘玉良8岁时，唯一的亲人母亲也郁郁而终，被舅舅收养6年后，14岁豆蔻之年，被卖去芜湖县城的怡春院，当了雏妓。
人世凉薄，不过如此。
《画魂》里借红姑娘的口，对还是清倌人的玉良说：“看准一个，死缠着他，直到他赎你出去。”青楼女子有两样看得最准：一是首饰，二是男人。
潘赞化这样的男人可遇而不可求，放眼整个民国时代，甚至是现在，他都是稀有的。潘赞化是张知行将军的表兄，与陈独秀是好友，后来陈还是他和玉良的证婚人。潘赞化在日本期间加入孙中山在东京组织的“兴中会”，曾就读早稻田大学兽医专业。
安徽都督柏文蔚派潘赞化担任芜湖海关监督时期，当地政府和工商各界为减免相关费用，为新任海关监督的潘赞化接风洗尘。玉良是酒宴中助兴的清倌人，电影中这一番会面，巩俐出人意料地唱了段男腔，使得原本持反感之态的尔冬升眼前一亮。我是不大相信玉良会唱什么严蕊词《卜算子》，太过诗情画意的女子，多半会安心守着潘赞化这样的男人，独自漂泊异乡追求理想的可能性较小。连陆小曼这么大胆追求爱情、自由，又极有家境的女子也没有这份勇气。
男人的成功，背后有位默默支持的伟大女人；女人的成功，背后至少有一段惨败经历。旧史资料以及潘家的后人亲友回忆，无不显示潘赞化的温文儒雅，他见玉良有绘画天赋，出钱让她去法国留学，光凭这份赏识和支持，有几人能做到。
名女人闹离婚了，纠纷、指责最后都指向女人不够“宅家”相夫教子，再有天分，婚后还得抛弃。玉良却得到了丈夫的大力支持，他们之间的故事或许并不缠绵悱恻，更非惊天动地，对当时人们的观念却有着强大的冲击力。《画魂》有个玉良和赞化坐车从宜春院门口经过的情节，想是特意为玉良出口气，人们辱骂她、诋毁她，她偏偏比她们都早早地脱离苦海。电影中并未直接称呼她“妓女”，后嗣亲友也澄清了这一说法，但在电视剧中的玉良在法国竟直直地对人自称“妓女”，什么人会这样称呼自己？不敢想象。电视版的导演是关锦鹏，电影版的特邀监制是张艺谋，这点来说，电影在资料核实上是很下了番工夫的。
潘赞化对她的肯定，对那时的玉良来说，比什么都珍贵。因为他的宽容，坚定了她的勇敢。
电影、电视中饰演潘玉良的分别是巩俐、李嘉欣，太漂亮了。稍微翻下资料就知道，真实的玉良并非如花美眷，表情甚至透着股不善言笑的刚毅，也许正是她的这种性格，才有了后来孤身在法的四十多年岁月，这份凄清和长情难以想象。
真实的潘赞化，儒雅、相貌堂堂、身材高大，蓄胡须，穿着的服装样式与众不同，比《画魂》中尔冬升的扮相还胜出一筹。同人不同命，和另9位民国女子相较之下，她不仅“输在起跑线上”，还有足够让人诟病的地方，能遇见潘赞化铸就后来的潘玉良，她是她们中最大的赢家。也偏偏是这位使她重生的男人，让人无限唏嘘他们之间的感情。
玉良嫁给潘赞化之前，他已有原配夫人，她是妾侍，嫁人后她随夫姓，此前一直姓张。电影、电视中都表现出夫妻俩深厚的感情，但潘家的后人指出，当年潘赞化出于恻隐之心，把玉良从妓院赎出，并没有想过要娶她当小老婆，“是她自己说如果出来了就嫁给他，并把姓由张改成了潘。那个时候潘玉良只有15岁左右。”所以，潘赞化对潘玉良一开始并没有爱情，是在后来共同生活中慢慢有的感情，“不过感情没有电视剧中表现的那么深”。潘赞化教潘玉良学文化，并请来法国老师教她学画，“电视剧里说是刘海粟用公款送潘玉良出国，那个时候一所私立学校哪来的公款，实际上是她的法国老师介绍她去的，潘赞化掏的钱。”
如果说潘赞化不爱她，让人很难辩驳，但即便这个不爱她的男人，仍然竭力帮助她，这样的不爱更甚大爱。
对潘赞化原配夫人的描写，也表现出了更多正面和宽容。娶小妾在彼时，也正渐渐不被接受，虽然很多旧时文人并未与原配离婚，在外也有风流绯闻之事，真娶过小妾进门还是很少的，更何况玉良的出身，名门大家族都表现出如临大敌，玉良即便遭到正室的刁难，也是人之常情，如果正室表现出宽容和不在意，说明正室并不爱丈夫，也不打算死缠，这种可能性很小。
唯一的可能，玉良与正室相处安好。早先，正室夫人并未随丈夫住在上海，而是和婆婆住在桐城乡下。玉良提议把丈夫的儿子接到上海念书，正室听闻后才与儿子一同前往。玉良不算有什么心计，这结果不能猜测。玉良生病时，正室夫人还不远千里到北京去看望她。
后来潘玉良赴法生活，还让其子、其孙帮忙办理回国的手续，可想而知，一生没有子嗣的玉良，潘家终是她的归宿，家里的人也都念着她，那时丈夫潘赞化已经去世了，最终因十年浩劫，她未能归来。
“红姑娘”的那番话很是及时，玉良看人很准，她的天赋、才艺理应有此造化。酒宴之后，她奔赴潘府，跪求潘赞化收留她脱离火坑。
一个正直而有怜悯心的男人最能触动女人心，他重情重义到不看低一个青楼女子。童年的悲苦，怡春院的皮肉生涯，在玉良心里这个男人占据着极重极重的分量。1977年，她在法国去世时，身边携带着潘赞化送给她的项链与怀表，项链的鸡心盒中有一男一女两张照片，一个是丈夫，一个是她，怀表是蔡锷将军送给潘赞化的，他当作信物送给了前往法国留学的妻子玉良。这两样东西一直陪了潘玉良四十多年，从未丢弃。
女人最终能否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归宿，和她的出身、才华甚至容貌都无关。
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
童年的不幸，转嫁到艺术家所擅长的创作上，必将是惊人的爆发力。
不幸是不可或缺的成功要素，只有在这番大洗礼后才会清楚自己的内心究竟想要的是什么。幼年便已目睹人世凄苦的潘玉良，心里潜藏着诉求。无论电影中安排的“千岁红”姑娘是否确有其人，她最后的命运是被弃尸怡春院大门口，玉良称呼她姐姐，服侍她多年，感情很深，看到千岁红的下场，玉良也看到她的命运。
潘赞化赎下她，坐着黄包车经过怡春院，昔日的姐妹都跟着她，一遍遍喊着她的名字，喊声凄凉，男人们唾弃她，少个被侮辱被毁灭的女子，他们感觉伤了自尊心。
玉良记住她们的方式，只有通过她的画笔，那是她世界里最初的构筑框架，色彩浓烈、神韵哀伤，浓墨重彩是最强烈的情深和苍凉。
潘赞化是一个开明的知识分子、一个革命者、同盟会会员，曾追随蔡锷将军的护国军讨袁。财政大权握在北洋军阀手中时，他不愿将关税解缴北京，他与陈独秀商议后，将税款悉数汇寄给上海同盟会，他的此举受到孙中山的当面称赞。潘赞化行事离经叛道，青年时身高体魁，长髯拂胸，举止潇洒，与僧尼、居士交往甚密，主张儒、释、道三元合一，加之行为怪异，遂被乡人称为“桐城怪杰”。
玉良脱身火坑，以她的身份无论去哪儿，最后还是会重新回到妓院，父母去世后，她无处安身。潘赞化娶她，有道义上的责任，也有赏识。潘玉良并非软弱小女子，她个性强，颇有男子气概，说话、做事直来直去，善于唱京戏，但只唱老生。后来在上海美专任教时曾有人出言不逊，被她赏以耳光。
这股子刚毅劲是她的血脉。
潘赞化与她结婚前，亲戚、朋友以及同事认为潘“伤风败俗”，均表示不会出席其婚礼。无计可施之下，潘想到了好友陈独秀，便向其发出邀请。接到潘赞化的邀请后，一生珍视友情、愤恨旧观念的陈独秀慨然赴约，并作为唯一的来宾和证婚人出席了这场婚礼。
陈独秀也非常赏识潘玉良在艺术上的潜能，力荐好友送玉良去上海美专学习，还对他俩说：“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时代应该死去了……如果尽心栽培她，说不定将来会在艺术方面有些出息呢！”
丈夫教她读书写字，居住上海时期，潘家与洪家是邻居，主人洪野当时是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色彩学教授。灰砖砌的围墙，半旧的房屋，院子里一棵香樟，细碎的花瓣铺撒一地，余香芬芳。他们住进了上海重庆路渔洋里一幢石库门房子，渔洋里是上海的一条普通的街道，路窄房低，居住的多为中下层知识分子，《新青年》杂志就诞生在这里。潘赞化平日常在外奔波，就为潘玉良聘请了个教师，每天上午为玉良上三小时课，下午玉良就做练习。
画家思想大多前卫、创新，更有不少惊世骇俗者。
《画魂》中，楼上窗口边的洪野将一篮子水果用木叉子递给对面楼上的玉良，下着雨，水果淋了雨水，随意一摆弄，就是一幅静物写生。
她和正室夫人或许并不如影视作品中刻画得这般祥和，龃龉、口角在所难免，正室是旧式传统的裹脚妇人，她容不下玉良是人之常情。潘赞化是破除封建传统的革命党人，他反对纳妾这样的陋习，出于责任他不得不救玉良，他没有与原配离婚，也是道德和责任，心里是不好受。受五四运动的影响，潘赞化的选择为他带来了诸多谴责和冷眼。
在我看过的两个版本潘玉良的故事中，潘赞化无疑都是情深义重的男子，他对玉良的付出，无论是财力抑或精神上的，无不让人钦佩。可却还为他带来了另一种质疑，他的形象最后让人觉得懦弱了？玉良在艺术上的追求，成为他们争执不断的原因，但这未必是真的。
认识潘赞化的人，在回忆文中指出：他性格温文儒雅，连大声说话都没有过，何况与妻子不断争吵这样的事。从挑选饰演潘玉良的女演员看，每个都漂亮得过分，这是显而易见的暗示，男人看女人是否入眼，以貌取人是关键。真相着实扇人一记大耳光，玉良并不好看，甚至有些丑，人们的观念是长得丑的女人凭什么有这样的造化，难以服众。
她不仅没有民国名媛们的身世背景，甚至外表更不及她们中的任何一个，潘赞化也是诗人，徐志摩之流的诗人是绝然看不上玉良的，再多天大的天才也是“土包子”行列。
她并非后世夸赞的艺术天才，走上艺术道路离不开“贵人”的鼎力相助。1919年入上海美专学画，并不是全凭成绩出众，是潘赞化请托陈独秀在刘海粟处介绍、斡旋的结果，陆小曼也曾拜刘海粟为师。
刘海粟在1912年11月与乌始光、张聿光在上海创办现代中国第一所美术学校“上海图画美术院”（后改名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简称上海美专），刘海粟任校长。男女同校，采用人体模特儿和旅行写生，被责骂为“艺术叛徒”，得到蔡元培等学者的支持。
刘大师在学术之外，也是位大红人。他说和翻译家傅雷是好朋友，在法国时阻止因失恋想自杀的傅雷，他在三本杂志上发表的回忆文章（由别人代为记录），三次情节各不相同，我差点看成是三次自杀。刘大师多次说，徐志摩和陆小曼结婚，他从中帮了很大忙，据知情人回忆和徐志摩研究专家考究表明，这事根本和刘无关。他吹嘘周恩来是他老友，周恩来主持的重庆《新华日报》1945年8月23日版，刊有《文化汉奸名录》，第一名文化汉奸是周作人，第二名文化汉奸是管翼贤，第六名文化汉奸就是刘大师，在“刘海粟”三字旁边打了三个黑点（重点号），下面还有一段文字说明：这位有名的画家在太平洋事变后由南洋到上海，受敌伪利欲诱引，下了水，公然对伪新闻记者发表谈话，称颂“大日本”的“王道”了。
文化名人，在时代变迁之即能屈能伸，只要不太过于较真儿事实真相，也还能耐着性子关心其“发家史”。
潘玉良进入美专后同学们并不知道她的出身，有次外出写生时她唱了段京戏，出众的老生演唱水平使在场者大为惊异，这让一些爱管闲事的人打听到了她的来历。学校里，她和男同学有交往，有人悄悄向潘赞化打小报告：潘玉良常和男同学出去写生。潘赞化听了后，反而明确表示他支持妻子：男女社交公开嘛！
她与徐悲鸿成为同学，早在上海美专便已有之。刘海粟办“上海图画美术院”，徐悲鸿曾投门下。后徐悲鸿留法学成归来，受聘于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在《申报》上痛斥当年的上海图画美术学院“纯粹野鸡学校也”，而刘海粟系“流氓西渡，唯学吹牛”。更直指刘的艺术造诣不及自己，差得远了：“汝乃不及（除非撒谎），绘画之事容有可为，先洗俗骨除娇气，亲有道用苦功，待汝十年，我不诬过。”
鲁迅在文章中对刘大师也很不屑：“‘刘大师’的那一个展览会，我没有去看，但从报上，知道是他包办的，包办如何能好呢？听说内容全是‘国画’，现在的‘国画’，一定是贫乏的，但因为欧洲人没有看惯，莫名其妙，所以，这次也许要‘载誉归来’。”
不论刘大师是否为郭沫若式人物，郭大师对其的评价是“艺术叛徒胆量大，别开蹊径作奇画”，这或许就是大师惜大师吧。电影中借演员之口说：你们的刘校长是艺术界的淫贼。
潘玉良最终还是顺利进入上海美专学画了，后因人体模特事件，画室被砸。1921年，潘玉良成为里昂中法大学第一批学生。
上天给予每个人的天赋，要自己去发现
潘玉良自己说：“不止一次地从梦中笑醒。”
1921年留法勤工俭学兴起，她考取留法深造，从此远渡重洋，同行的还有苏雪林、林宝权、罗振英、杨润余等13名女生，在“法华教育会”安排下，离开上海港口驶向遥远的欧洲。
一般都说玉良考取的是官费留学，潘家后人指出，刘海粟的美专是私立学校，根本没有钱提供留学，是潘玉良的法国老师介绍过去，丈夫潘赞化支付了留学费用。
西洋画在当时国内的生存环境很受限制，要找到合适的模特更是难上加难，电影里有场巩俐对着镜子自画裸体的戏，在浴场偷画被人发现一顿暴打。她的画作不乏表现女性曼妙、丰腴身姿的，且色彩浓烈，她通过画笔释放长久以来的压抑心理，旧式女性柔弱的身影不足以表达画家内心的狂热，退去惺惺作态的“皇帝新装”，这是她最强烈的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