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房屋太少，杂物，农具没处放，父亲便用泥土搭了个院子，院子搭好塑来望去，还少了一扇门，门料子却没处着落。
父亲终于狠狠心，主意打到正扬花的两株碗口粗的刺槐身上，它们就在门前不远处的场地上。木匠师傅先摇摇头：“活树，怕变形。”后又点点头：“关系也不太大，栅子门，只用下几根条，再用火育一育，可能行。”就这样说定了。父亲找来了二叔、小叔兄弟俩，他们是隔房的老大老二，因比父亲小，我这么称呼惯了。一棵树伐倒了，又一棵树在溅得遍处是碎屑的斧声中倒地，接下来是帮忙只管饭不领工钱的两位叔子拿弯刀剐皮、削枝，树一会便赤条条的了。那树脱了衣服，白骨的身子滑溜溜，淌着树汁，师傅站一旁拿墨斗弹线，指出如何如何下锯。指教二叔，因为二叔比小叔机灵：“从这儿切断，从那儿锯开。”手指处，锯就“咔嘛咔哧”响了。圪圪挞挞，料子太潮，拉不动，拉得他俩满头大汗，我真怪父亲怎么就这么急着要扇门呢？，可我的心里不也是盼着小院子有那么一扇新门吗？树裁断了，好不容易剖开了，“用火”。师傅痩得只剩一脸青皮和鸡肫皮样皱巴巴的耳朵，他正踩着一节骨子料站在高砍凳上打眼线。顿时，堂屋里湿烟猛生，熏得人睁不开眼喘不过气：一堆草灰上，树身架在两块砖垫起的两头，二叔小叔兄弟俩就站在树身上狠劲地踩，烟灰飞到脸上，汗水又把黑烟末冲下来，一会儿又结在脸上。一片咳嗽声，我们一班孩子都吓得奔出屋外，不想看合伙卖力整治一棵死去的树。为了一扇好看的新门，我看见二叔龇着牙，不时朝我无可奈何地笑，笑得很滑稽，我也笑了。师傅的斧头已在砍竟上“砰砰砰”猛烈地响起。
门打起来的时候，很是风光了一阵子。可是十五年后，别说这门，就连那低矮的院子也不见踪影了。可这两棵开花的刺槐，在我的心里白着，还泛着幽香。
又过了若干年，我家院子里堆着一些大大小小的树段，父亲听人说，这些段子如果拖到锯木厂变成分板，可以打一房好家具。我家里最缺的就是像样的家具，儿子长大了，房里没有家具，不油漆得清光锃亮，是没法娶媳妇，谁都这么认为的。可是过了许多年，这一堆树段子成了麻烦，放在场地上碍事，搬走又不知放到哪儿，拿斧子劈开父亲没这个力气，只好听任烂掉。送人也没人喜欢。但家里有了一张光洁的白木大饭桌。将一棵树变成一张桌子对于木匠师傅没什么难处，更不用惊异，可对于亲手栽成的一棵树在栽者不知道的情况下突然成了另一种物什，这惊讶当不言而喻了。
吃饭的时候，我惊问：“家里啥时买了桌子啊！”母亲答道：“哪会买？前不久把那苦楝树伐了，打的。”我摸摸桌子的另一面，还感到隐隐的树汁。“就不怕变形？”“师傅说不变，只要关节眼儿上紧了，连缝都不松一条。”我拖一拖，好沉。以指尖戳戳，不留一痕。苦楝树坚实，我好心疼，可它毕竟在一个家庭里派上了用场。它长在地上是一种不朽，现在，一家人都在用它，它在消耗，同样是走向朽的不朽。一棵树长大了，它不该做点事又当何用呢？只是我看不到那淡紫色的繁花和嗅吸不到那淡淡的苦香罢了。
在祖母的房间里有一个灰黑色的橱子，门是空的，我放学回家做作业，正好把双腿放进去坐在凳上，不累。一次，我把灯打翻了，煤油很快在橱面上燃着，但很快，煤油烧光了，加上用水浇，火就熄了。“这是泡桐树，不容易烧着，烧也没火焰，又轻”。这木质就很难说了，上面有我许多指甲痕。我回头看我家窗外隐在一处大院里挺拔参天的开花泡桐，我对这棵泡桐的印象好极了。长得快不算，发头，一棵变十棵，叶大，干直，开着大红或淡红的花朵，花形大而长，像喇叭在吹，偶有落下的，落下的仍泛着古怪的浓香，祖母的那个橱子听说是上祖辈分家析产时给她的，一直没有门，后来终于用松木做了一个，安是安了，不久，又丢了。树之间原来也不是什么都可以匹配的，何况人乎？
那只泡桐橱子至今仍搁在祖母的小房子里，祖母走了，每次我回来看见它，如同看见了祖母。我也有了一个院子，在另一处村庄，墙根下一株高大挺拔的松树。筑墙时，那个头发染霜的老人来了：“如果碍事。你就砍掉它吧。”我告诉他：“您放心吧，这树如果卖给我请开个价，如果不卖永远归您。”他摇头表示不卖，放心地转过背，那微驼的背影使我感动且神伤。一个人与一棵树究竟有多大关系呢？他放心不下的是这棵树的归属却不是未来，他可以舍弃自己的利益却要拥有一棵松树Q让自己的树活在别人的院子里，这，需要一种多大的雅量！这様树，落着松子，松针，风把它们吹向屋顶，春天水来，平屋顶上的水漏堵塞住了，浮起一层松针，而我就居在这松针和水的下面静听滴漏的水响，好像这水是从远古以前流过，于是，院子里到处开始弥漫着水的气息和树脂的气息。
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没法纪念生活里的那些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