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厚黑学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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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0章 为官要懂处世之法(3)

第二个缺失是自去年开言路以来,难道没有一两个上乘之计,然而它们的归宿,大抵都以“不用议”三字了结。其中有被特殊嘉奖的,如颁布诏令褒扬倭仁,但不久便将他疏远到万里之外,降旨以答谢苏廷魁,不久便将他斥为乱道之流,这些足以说明皇上缺少求言的真意,只以纳谏的虚文来掩饰。

第三指出皇帝“威福自专”:在最近的圣旨中,都说罢黜大权,由皇上亲自掌握。皇上的本意,认为中间没有毫丝的私心。自古的重要直臣,不只使他成名而已。所以将借助他的药石,以折损皇上骄傲奢侈的萌芽,培养他的风骨,养育他的威风,以防在有事时折冲之用,所谓疾风知劲草。如果不取这种人,就必然专门录取那种阿谀奉承的人,可以肯定这种人绝对不敢说出一句逆耳的话而违背皇上的意图。而稍有锋芒的人,必然磨他的棱角而折损他的骨气。一旦有事,则满朝都是拖沓泄气之流,袖手旁观,一筹莫展而已。平常不储备刚强正直而有能力的人,以培养其风骨和养其威棱,有事的时候哪里有人才可以供使用!

这一奏疏大有孟子批评专制的遗风。这样激切亢直的谏疏,不但那些日保富贵的官僚们无人敢写,就是初生之犊不怕虎的曾国藩,也是壮着胆子头一遭。据说,咸丰审读后,开始是发怒,将原疏掷于地;继而又说“拘执太甚,迁腐久通”;再后来心里平静下来,为表示开明,又加以褒答。

这几次上疏,是曾国藩在这一时期的主要作为。一方面表现了他的政治抱负和远见;另一方面也显示了不谙世故、直道而行的书生本色。几篇谏疏使他在朝野内外赢得敢于直谏、忠诚为国的政治声名。

从清廷到湖南老家,有许多人称赞曾国藩的这种做法。就在上疏不久,好友胡大任给曾国藩来信,盛赞他不顾个人安危,上疏朝廷,并具体谈了自己的想法。曾国藩读信十分感佩,回信说:

“今天才知老朋友的心。你能为民众的痛苦而伤心,想拯桑梓于水火,起疮痍而沐浴之,我表示钦佩。”

在曾国藩上书咸丰的缺失之前,他的同乡好友罗泽南去信责怪曾国藩只上言枝叶,不讲求根本,其中有“有所畏而不敢言者,人臣贪位之私心也;不务其本而徒言其末者,后世苟且之学也”四句话,曾国藩读后,感触很深。

实际上,当时曾国藩己上书咸丰,但罗泽南还不知此事。当曾国藩接到好友的信后,说“与我上疏的意见相符,万里神交,真是不可思议”,立即将上书摘录全文,请罗泽南阅读并指教。并请山中老朋友如刘蓉、郭嵩焘、江岷樵、彭筱房、朱尧阶、欧晓岭等人,一一阅看。果然,老朋友得知真实情况后,对曾国藩更加刮目相看,曾国藩的名气着实大了许多。

曾国藩在京师为官时以敢言著称,经历许多世变后,人变得聪明起来,即对不关己的事有时装糊涂。其中有两个例子比较典型。

一是同治时太监安德海因慈禧宠信而肆无忌惮,贪婪成性。朝野之人早有欲杀之而谢国人之心。适逢安德海出京,经直隶时,曾国藩作为直隶总督完全可以按“本朝家法”将安太监捉拿,但他知道事情轻重,不敢造次。同时,他为免与太监相结交之嫌,对这位权势炙手可热的人避而不见。这充分说明曾国藩处世之圆通。后来安德海入山东境,终被处死。晚清人说,这一“令名本可得之曾公”,即是说曾国藩可以以此成名。但曾国藩处世一向谨慎,尤其是晚年,唯恐跌蹶,因而慎之又慎。

另一例是曾国藩对清廷处理苗沛霖一案的态度。

苗沛霖本是文生员,后为团练首领,以布政使衔任川北道员,后举兵围攻寿州城,曾国藩把这看成是“天下之变也”。事情发生后,寿州富绅孙家泰、练总徐立壮为抗苗沛霖,竟引捻军相助,曾国藩说这是“变中之变也”。清廷得报后,又令李世忠秘设圈套,设法将苗歼灭,曾国藩称之为“变中之又一变也”。

一方面,看准时机,冒着生命危险犯颜直谏,另一方面,在小利小惠的情况下,明知不对,少说为佳,其中除了年纪经历不同使人变得谨慎的因素之外,恐怕与曾国藩入局与避局的方圆之道不无关系吧。

不拘泥于全国化的规则与方法

若想做事做大做强,求得发展,非一日之功,而是个逐步积累的过程,需要与时代的节奏同步。也就是说在时势变化时,要跟得上“节拍”,以变应变,寻找出路,不然自己会处于被动地位。所以,曾国藩在做事上又有了“变”字功夫。他说,必须顺应时势善于变化,及时调整自己的行动方案,这是成大事者适应现实的一种方法。

曾国藩知道自己想要成功就应审时度势,顺势而变才行。他的处世之道,实际上是一种灵活辩证的处世态度和方法。因此,虽然他处世中勤于功名,以儒家思想为核心,恪守仁义的宗旨未改,但在做事为人的“形”上,却是一生三变。正是这“三变”,引来了人们对他的褒贬。但不管怎样,没有这适时的“三变”,便不会有他更大的成功和成名。

有些人这样评价曾国藩:“其一生善变,书字初学柳宗元,中年学黄山谷,晚年学李黄海,而参以刘石,故挺健之中,愈饶妩媚。”这是说曾国藩习字善变。“其学问初为翰林词赋,即与庸镜海太常游,究心儒先语录,后又为六书之学,博览乾嘉训话诸书,而不以宋人注经为然。在京为官时以程朱为依归,至出而办理团练军务,义变而为申韩。尝自欲著《挺经》,言其刚也。”这里说的是他学问上善变。

曾国藩的同乡好友欧阳北熊认是这么评价曾国藩的:曾国藩早年在京城时信奉儒家,治理湘军、镇压太平天国时采用法家,晚年功成名就后则转向了老庄的道家。这个说法大体上描绘了曾国藩一生三个时期的“变”字功夫。

纵观曾国藩一生的处世之道。他是以儒家为本,杂以百家为用,各家思想几乎在他的每个时期都有所体现。随着形势、处境和地位的变化,各家学说在他思想中体现的强弱程度又有所不同,这些都反映了他深谙各家学说的“变”字功夫。

曾国藩扎实的儒家功底,是道光十八年(1838年)至咸丰二年(1852年)做京官这个时期打下的。他对程朱理学进行了深入研究,又受到唐鉴、倭仁等理学大家的指点,以致在理学素养上有了巨大的进展,进行了理学所重视的身心修养的系统训练,建立起为人处世的各种“功夫”,包括“变”字功夫。

儒家所说的“身心修养”是一种“内圣”的功夫,通过这种克己的“内圣”功夫,最终达到处世(治国平天下)的目的。曾国藩还发挥了儒家的“外王”之道,主张经世致用。唐鉴曾对他说,经济,即经世致用包括在义理之中。曾国藩完全赞成,并大大地加以发挥。他非常重视对现实问题的考察,重视研究解决的办法,提出了不少改革措施,是洋务运动的促进派。

儒家的“自强不息”是一种“变”与“化”的过程,但曾国藩意识到如果只信奉儒家,思想一定会有所缺失,“变”与“化”也仍旧是僵死的,所以,他在对待太平军和捻军的镇压上,以及湘军管理的问题上,做出的一系列主张措施,表现为对法家“严峻刑法”思想的“时用”。他提出要“纯用重典”,认为非采取“狠”的手段不能为治。而且他还向朝廷表示,即使由此而得残忍严酷之名也在所不辞。他确实是这样做的,他设立审案局,对所捕的土匪严刑拷打,任意杀戮。他还规定,不纳粮者一经抓获,就地正法。在他看来,儒家的“中庸”之道,在这个时候得让位于“严峻刑法”的法家思想。

曾国藩的“变”字功夫,好像是对他其他功夫的反动,其实不然,儒道两家都提倡“变化”,荀子有“逆取之法”,强调的就是“变”;庄子说:“化则无常。”即顺应变化就不执滞常理。做事如果不善变化,是很难成功的。变化是权宜之计,也是应对之策。

咸丰三年(1853年),曾国藩写信给魁联,说:“我在公寓内设立了审案局,十天之内已处斩了五个人。世风不厚之后,人们各自都怀有不安分的心思,一些恶人造谣惑众,希望天下大乱而去作恶为害,稍微对他们宽大仁慈些,他们就更加嚣张放肆,光天化日之下竟敢在都市抢劫,将官府君子视同无物。不拿严厉的刑法处治他们,那么,坏人就会纷纷而起,酿成大祸就无法收拾了。因此,哪怕只能起一丁点的作用,也要用残酷的措施来挽回这败坏已久的社会风气。读书人哪里喜欢大开杀戒,关键是被眼下的形势所逼迫的,不这样就无法铲除强暴,从而安抚我们软弱的人民。这一点,我与您的施政方针恐怕比较吻合吧!”

曾国藩在为官方面,地位越高,越倾向于“清静无为”的老庄思想。他常表示,于名利之处须存退让之心。太平天国败局已定,即将大功告成之时,这种思想愈加强烈,一种兔死狗烹的危机感时常萦绕在心头。

他写信给弟弟说,自古以来,权高名重之人没有几个能有善终,而要将权力推让几成才能保持晚节。天京攻陷之后,曾国藩便立即遣散湘军,并作功成身退的打算,以免除清政府的疑忌。

不同的时期,曾国藩有不同的应对办法,说明他善于从诸子百家中吸取养分充实“变”字功夫。后来容闳称曾国藩是“旧教育中之典型人物”。

在曾国藩身上,熔铸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各种基因,正是这些基因,才使他成为中国古代社会“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人物之一和最后一个精神偶像。

凡是成大事者,均有识时务、谋深计的功夫,这是他们成功的两大砝码。初尝成功的甜头就忘乎所以,不栽跟头才怪;一受打击就没劲儿了,抹着眼泪暗自叹息,这种人也成不了大业,因为泪眼朦胧,物象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