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中国面临两大焦虑问题：现代化与民族性。举凡忧国忧民之读书人，其立言行事多在回应这两大问题。
从历史上看，林则徐、龚自珍、魏源、郭嵩焘、王韬、容闳、曾纪泽、吴汝纶、郑观应、黄遵宪、杨深秀、皮锡瑞、沈增植、林纾、廖平、严复、文廷式、杨锐、刘鹗、辜鸿铭、康有为、谭嗣同、章太炎、徐锡麟、梁启超、王国维、刘师培、邹容、邵飘萍、陶行知、史量才、张伯苓、陈独秀、张元济、蔡元培、王宠惠、梁漱溟、胡适之、吴虞、梅光迪、傅斯年、唐君毅、张君劢、汤用彤、赵元任、陈寅恪……都属于这一谱系的人物。他们以不同的方式致思于不同的方向（政治的、伦理的、学术的、经济的、儒学的等等），也给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但究其实，是在回应现代化和民族性这两大焦虑问题。
鲁迅也属于这一谱系。他们的共同特征是期望现代化并坚守民族性，对传统给予理性批判的同时又坚持同情理解。他们习惯于汉字正体字的书写，沉吟三千年遗留的典章文明，继承经世济民的儒家思想和道义担当，恪守士大夫的生活方式。他们是传统士大夫向着近现代转化的一批人，可以称之为近代士大夫或现代士大夫。
鲁迅就是现代士大夫。
鲁迅对传统的批判，令今人产生了错觉（且不论其他），以为鲁迅是“反传统”的。其实，这是鲁迅坚持士大夫“清议”精神，向着文化纵深展开理性批判的一种努力。明代的李贽也是如此。当我们众口一词，说李贽“反对儒学”如何如何的时候，只要看看他的《藏书》、《续藏书》、《焚书》、《续焚书》，看看他在书中对大儒、真儒的赞誉，就可以知道，李贽所谓的“反儒”，其实是在“批儒”，是在批判腐儒和伪儒。对大儒、真儒，李贽是心存敬意的。鲁迅“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但这“毒气”和“鬼气”所向，恒是传统中的丑恶。对“中国的脊梁”，鲁迅是心存敬意的。显然，批判腐儒和伪儒并不就是反对儒学；儒学并不逻辑上等义于腐儒或伪儒。批判传统中的丑恶并不就是反对传统；传统中的丑恶并不等义于传统。要之，“批判”并不等义于“反对”。
常识如此浅显，但却经常遭遇遮蔽。半个多世纪来，人们在激进风潮的影响下，生成了一种奇怪思维：
仿佛批判什么，就是反对什么，就是势不两立、不共戴天。这种非此即彼之奇怪的思维，迄今不绝。
我想说清这个浅显的问题。
《论语·子张》记录子夏的一句话说：“小人之过也必文。”朱熹《四书集注》说：“小人惮于改过，而不惮于自欺，故必文以重其过。”我已经反复说过多次：可以将这类看法视为儒学正见。
“文过”，就是遮蔽错误与罪过。经常可以看到“文过”的“小人”，但这不过是个人的操行问题；“文过”者若是王公，就会影响到公共领域；若是一个民族共同体也来“文过”，就可能成为这个共同体的灾难。传统士大夫坚持在野立场，坚持“清议”，并不限于道德伦理畛域，它也同时指向政治哲学领域，向着君王公侯，给出了具有儒学特点的德治教化、政治监督和理性批判。近代士大夫更将“清议”精神介入到传统批判中，如王夫之，如顾炎武，如黄宗羲。现代士大夫亦如是，如陈独秀，如胡适之，如鲁迅。如果将传统视为一个有机体，鲁迅乃是代民族自我批判的大贤。传统中窳陋愚妄的一面，一向少被人知，鲁迅的“清议”，要做的就是将这些真相揭开给众人看。
认识鲁迅和儒学的“清议”特点，我们可以引入卡尔·波普尔的“批判理性”说。卡尔·波普尔在他的自传性著作《无尽的探索》中，对人类的“可错性”研究直接源自“人可能犯错误”这一西贤古训。赫尔穆特·科尔在为波普尔所做的《序》中，认为波普尔对未来的信念就是——“我们必须仍然保持警惕；批判理性是人民和国家在尊严与和平中共处的先决条件。”
波普尔这里继承了近代传统中资产阶级的优秀传统。资产阶级总是错误百出且往往罪恶深重，但在它跌跌撞撞的历程中有一个意味深长的有趣现象：它总是由自身产生出来一个又一个自我批判的知识分子（Intellectual）。
这些知识分子对自己赖以生存的社会制度以及生活方式总是不遗余力地批评甚至抗议。他们的言论不断给当局制造着麻烦。如果可以将资产阶级视为一个有机的社会系统，那么这个系统自我审视和自我矫正的能力是非常出色的。自我批判，就是一种审视与矫正。它的最大的综合效益在于：知道自己错在哪里，并因此引起疗救的注意，在整个共同体范围内（而不是寄希望于一两个领袖人物）寻找医治的药方。正是在批判声中，民族共同体才有希望警悟到自己最应当注意或改进的是什么。越是严厉的批判，越有希望免除这个共同体的沉沦或罪恶。
法国传记作家安德烈·莫洛亚在论及罗歇·马丁·杜加尔的早期小说《变化》时评价道：“整本书是对正统资产阶级的一次攻击。看来，正统的资产阶级是要相信自己那种倒霉的本事了，那就是培养本阶级最有天赋的子弟来反对自己。”莫洛亚在论及让·保罗·萨特和西蒙娜·德·波伏瓦伉俪时又说：“他们与无产阶级隔绝；他们的主观思想又使他们与资产阶级相对立。可是他们的作品的大部分读者却是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喜欢自己被人打倒。”
“资产阶级喜欢自己被人打倒”这一饱含深邃政治智能的奇妙原理，即使在现代社会，也是适用的。“资产阶级喜欢自己被人打倒”的理论翻版就是“批判理性”，它构成了文明社会的显豁前景。
“批判”，与“文过”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立场和文明形态。现在可以看到，传统儒学并不缺少“批判”精神。
《郭店楚简·鲁穆公问子思》载过一段对话，很有意味：
“鲁穆公问于子思曰：‘何如而可谓忠臣？’子思曰：‘恒称其君之恶者，可谓忠臣矣。’公不悦，揖而退之。成孙弋见，公曰：‘向者吾问忠臣于子思，子思曰：恒称其君之恶者可谓忠臣矣。寡人惑焉，而未之得也。’成孙弋曰：‘噫，善哉，言乎！夫为其君之故杀其身者，尝有之矣。恒称其君之恶者未之有也。夫为其君之故杀其身者，效禄爵者也。恒称其君之恶者，远禄爵者也。为义而远禄爵，非子思，吾无闻之矣。’”
子思此处所论，就是“清议”。“清议”于儒学、于传统，大义极重。“清议”就是古典式“批判”，“批判”就是现代式“清议”。本土传统，从孔子、子思、孟子、荀子到李贽、到鲁迅，是不乏“清议”暨“批判”精神的。他们从不试图“文过”。要之，无论传统抑现代，“清议”暨“批判”，恒是知识分子之特色，一落“文过”言诠，便非知识分子。“清议”暨“批判”，是传统士大夫也是现代士大夫大义所在。这样就可以理解，从孔子到鲁迅这一谱系中人，就是波普尔所赞誉、莫洛亚所表彰的那个人类谱系中的知识分子。
在中国，这样的知识分子也就是秉承儒学传统的士大夫。中国人回应民族性和现代化这两大问题的正解种种，首要条件就是不能“文过”，因此，“清议”暨“批判”成为邦国演进中趋于文明的充分且必要条件。“清议”暨“批判”，是儒学的政治叙事及道义担当，是儒学中最为珍贵的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儒学是由士大夫证成的——传统儒学由传统士大夫证成，现代儒学由现代士大夫证成。现代儒学如果省略了对现代王公的理性批判，也即省略了“清议”暨“批判”立场，也就永久性地死掉了。
鲁迅的深刻就在于，他从未试图“文过”，因此从未省略过“批判”立场，因此成就为高张传统“清议”精神的现代士大夫。
——我之所以疼爱鲁迅，一源于此。
我作《论语鼓吹》（注释：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9月出版）历时多年，彼时经常萦回着的两个概念就是“清议”和“现代士大夫”。我坚信“清议”应是儒学大义，“现代士大夫”应是现代儒学的证成者。
但是，“现代士大夫”何在？问题浮出之际，我想到的是鲁迅。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有一个精彩意见。他说：
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校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
所谓“取今”即“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如此，则需要批判传统，别立新宗；所谓“复古”即“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如此，则需要融会新知，昌明国故。此正理性批判与同情理解之要义。
但这里的“复古”之“复”当为“覆按”义。《且介亭杂文二编·论“人言可畏”》：“……那些记载，大抵采自经官的事实，绝非捏造的谣言，旧报具在，可以复按。”所谓“覆按”有考核、验证、梳理诸义，并非一味“回到古代”。“仍弗失固有之血脉”，是在“覆按”前提下的恪守。因此，鲁迅之“取今复古”说，就有了审视古典的怀疑精神。孔子论“信而好古”之“信”有“考信”之义，否则就不会有“阙疑”之论。“考信”与“覆按”相通。这方面，鲁迅与孔子同途。
“取今复古，别立新宗”论，非士大夫不能言。这是鲁迅最重要的文化见地，是鲁迅一生中最为重要的文化洞识。理解这一段话，可以理解鲁迅的现代士大夫风范。
鲁迅为何会一生坚守“清议”暨“批判”姿态？与传统士大夫比较，现代士大夫鲁迅，如何于恪守传统“固有之血脉”之际，复“洞达世界之大势”？鲁迅之思想资源何在？鲁迅之精神资源何在？
……
当我考察这些问题的时候，发现了鲁迅丰富的阅读。鲁迅的阅读史，从精神到思想，影响鲁迅，构成了鲁迅的“光荣与漏洞”，就像我发见“圣贤的光荣与漏洞”一样。
坚守“清议”暨“批判”姿态的现代士大夫，是我进入思想史，长久关注的“政治-文化”生态问题。考察这些问题，考察鲁迅个案，梳理鲁迅的阅读经历也许不失为一个重要方向。
于是，有《鲁迅读过的书》。
现在，我愿意倾听并乐于回应读者的批评。
金纲
2011年4月12于津门体院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