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一个地方发生灾害的时候,大家都会伸出援手,帮助受灾地区的同胞,这是一个社会文明的标志,它表现出的才是道德的真正意义。那就是营造一个良好的氛围,有这样的氛围在,每个人都是受益的。因为谁也不能保证自己不受灾,而如果有这样的环境,你帮助受灾的人,当你受灾的时候,别人帮你的几率当然会更大些。这是对谁都有利的。
但是很多人在执行的过程中却将之变了味道,他们将道德当成了戒律,不仅别人没有捐款的时候,他们会用道德大棒打击那人,当别人捐得少了,依然会这么做,这就是另一种温情暴力了。
当有灾区出现的时候,各路企业自然是捐助的大户,因为他们有钱。可是,即使再有钱,肯定也要出于自身的考量,根据自己的现金流和利润资产情况来决定到底捐多少钱。可是在道德卫道士们的眼里却看不到这点,他们只是盯着那一个个具体的数字。如果两家声誉差不多的企业,一个捐得多,一个捐得少,他们就会说那捐得少的企业没有道德,是不够善良的。这就是畸形道德观念的另一种表现了。
不要做一个畸形道德观念下的暴力者,要明白道德的真正意义是对每个人都有利,而不是一种散发内心积郁的渠道,更不要将其当成是一种武器。
畸形心态,才会看见他们的“伟大”
既然我们有用道德打击别人的传统思维,又有着用道德衡量一切的惯习做法,那么自然就有人会利用这点。
有些盗贼为了显示自己的正义,让别人喜欢,既赚得钱财又拥有好名声,就想出了另一种“正义”的强抢,那就是“盗盗”,即抢强盗的钱,行话叫作“抢蛋”。
“抢蛋”行为一般这样实施:先摸清同行们的老巢,之后在外面时刻观察。待到强盗们集体出动去讨活计的时候,他们趁着对方老巢空虚,去偷或者抢。这时候强盗老巢内没几个人,自然好对付。有的则是更加胆大一点,事先侦察好强盗们的行走路线,然后堵在路上,玩一出强盗抢强盗的游戏。这类人是盗贼中最为狡猾的,因为他的偷抢对象是强盗,那么他们可以说自己不是在偷盗,而是在做好事,但实际上他们也是偷盗者,不过是掩耳盗铃罢了。对这样的人,官府没有具体的惩罚条令,盗贼们又没有办法制服他们,可谓是狡猾之极。
《清稗类钞》中就曾介绍过类似的故事,其用心之深,让人惊叹。杨某是一个胆大心细的人,他常年在江湖上行走,以摆渡为业。
有一年,杨某去苏州,中途跟四艘强盗的船一起停泊在一个港口。天黑之后,杨某怕盗贼打他的主意,来抢他,便定了一条计策,先将盗贼们震慑住。他拿了一根竹篙,然后去盗贼的船上借火。盗贼们说你拿的这个竹子太粗了,不好点。杨某就双手用力,将竹篙捏碎了,弄成了一条条的小竹条。盗贼们看到杨某露了这一手,很是吃惊,便邀请杨某到他们的船上,殷勤款待。
第二天,杨某问盗贼们要去哪里,盗贼们说去劫苏州城外的一个典当行,并说谁能想出好主意,就让谁做这次行动的总指挥。杨某听了之后,笑着说只要你们听我的,包你们不费吹灰力便能得手。然后他就说出了自己的计策,群盗听了,不禁赞叹。
两天之后,一行人到了地方。杨某和一个盗贼装作仆人模样,拿着名帖来到典当行。他们撒谎说自家主人要去某省赴任,没想中途遇到了盗贼,被抢去了九只皮箱,五只黑的,四只黄的。如果有人拿着这样的箱子来你这里典当,希望能够到我们的船上报告一声,我们好派兵来抓,如果抓住了盗贼,家主人愿意以五百两银子为谢礼。之后说了他们船只停泊的地方,便走了。
第二天下午,果然有人提了九只皮箱过来,外形跟杨某描述得一样,要典当银子。店主见状,便将那人带到了后院,打开一个箱子,里面全是衣物。店主故意拖延时间,因此拿着衣物跟那人争论品质好坏。这边早已经叫家人去杨某船只停泊处找人了。
没多久,杨某带着十来个穿着卫兵服饰的人就到了。他们进了典当铺之后,就命令正在柜台上交易的客人马上离开,要关店门。那些人看到这样的情形,以为怕贼跑了,因此让自己出去并关上大门,便一个个都走了,谁也没有多想。
店门关上之后,杨某一行人马上抽出腰刀,制住了店伙计,然后将其押到了后院,拿出箱子里的绳子等将伙计们捆了起来。原来,那些箱子本就是杨某同伙拿来的,只有第一个是衣物,其他都是些绳索之类,用于抢劫的东西。
绑完了人之后,自然就是抢东西了。杨某众人将店家的值钱物件和现金银钞都搜了去,满满装了几大箱,然后又在店铺内找了些吃食,饱饱地吃了一顿。天黑之后,运着几箱子钱财,回到了船上。
他们抢来的东西,一大半放到了杨某的船上,其余的放在了盗贼们的船上。半夜的时候,杨某喊起了自己的伙计,让其扬上帆,开船跑路。他们刚走不远,盗贼们就发现了,也赶紧扯满了帆,从后面追了上来。可是没一会儿,盗贼们的船帆桅杆就被风吹断了,只能看着杨某越开越远,毫无办法。
后来,盗贼们才发现,他们船上桅杆的断裂处都有被锯过的痕迹。这才明白,他们跟杨某一同去抢劫的时候,杨某就已经命令自己的伙计在船上干这些事了,将盗贼船上的桅杆都锯出了豁口,因此船帆张起来之后,桅杆一受力,便断了。这都是杨某的诡计。在一般的人眼里,贼是不好的,是我们的敌人,由于我们一直信奉的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的逻辑,那这偷贼的人就是我们的朋友了。因此,部分人会给予杨某点赞。
而且,强盗是有些人不喜欢的,这些人看到自己不喜欢的人倒了霉,便会高兴。而那让自己不喜欢的人倒霉的人,就必然能够得到他们的认可了。我们总是把能够给自己带来心理愉悦的人当成是好人。这种想法一般来说是没问题的,可是如果到了是非不分的地步,即使那人用了并不光彩的手段让我们获得了愉悦,也去喜欢他,那么就有问题了。这种风气一旦形成,那么早晚有一天,我们都是受害者。
由此可见,人们的思维,大多时候是只讲立场不分是非的。哪怕你是个贼或强盗,只要你愿意对付我的敌人,那么我就当你是朋友。多么可怕的一种思维!不过在我们的身边,却满是这样的人。
很多人都是以《古惑仔》那类的电影里面的黑帮人物为偶像的。看那些黑帮、流氓的电影,会从中找到情感释放,从而获得快感。觉得他们江湖、仗义,却不明白,如果身边有这样一个人,那么一定是众人的噩梦。
这就是心理补偿机制了。因为长期受到道德的压制,总做些自己不想做但又不得不做的事情,因此心理会变得异常压抑,情绪上也会很紧张,所以不管什么渠道,也不管正义、善良与否,只要能将这情感释放出去,也就不在乎了。
很多人却不知道,在自己眼中的那些所谓侠盗、仗义江湖的好汉,不仅不值得崇拜,而且还往往是些穷凶极恶的家伙。
李逵就是一个杀人恶魔,他平生所杀无辜无数,而那些无辜,正是跟我们一样地位的生活在古代的寻常百姓。
当然,李逵是小说里的人物,有人会觉得说服力不够。其实,这是不切实的,不管李逵是否存在过,只要我们认同他的做法,就说明我们的思想中有一些太过邪恶、太过暴力的成分,这跟李逵是否存在过,没有关系。而且,史书里,这类人也是不少的。他们手段残忍,完全没有道义。在这一点上,一个比较奇异、巧合甚多的故事可供参考。
清朝咸丰和同治年间,广东地方盗寇甚多,难以平定。于是曾国藩招募乡勇,进行训练,组成了湘军。在招募过程中,有一个叫作王友雄的人,也应征入了伍。这王友雄二十多岁,家里有妻子和一个儿子,儿子刚刚满周岁。他从军之后,就跟家人断了联系。家中一切都是靠着妻子在维持,苦是自然不会少吃的,不过还好,虽然不富裕,但至少还能自给。
慢慢地,王友雄的儿子一点点长大了。因为家中贫困,没有钱上学,王家小子早早就闲在家里了,整天就是跟一些无赖瞎胡混。时间久了,养成了流氓性格,最后沦为强盗,有时候划着船在河上胡逛,遇到单身客商,就上前将甚杀掉,然后抢些钱财来。他母亲虽然知道他在做这些坏事,但无奈孩子已经长大,早已管束不住,因此也只能干看着。
王友雄当兵多年,也立了些战功,最后被提拔做了都司。无奈他目不识丁,不能给家里写信,所以二十几年来,也没跟家里联系过,儿子当了强盗的事自然不知道。
又过了几年,王友雄被调往兰州当差,他想自己离开家二三十年了,妻子也不知还在不在,怎么说也应该回去看看了。于是,他趁调职的间歇,带着行李,水陆奔驰,一路往家中赶去。
到湖南境内之后,王友雄雇了一条船,想要直接坐船回家。船上的四个人都是划船的好手,因此船开得很迅速,王友雄见马上就能回到家了,不禁也有些兴奋。可没想到,半夜时候,船被划到了僻静处,几个划船的人拿着刀进入了船舱,用刀逼住王友雄的脖子,让他交出钱财。王友雄一见此情景,赶紧下跪求饶,求几个人放自己一条生路,结果对方不干,后来王友雄求他们给自己留个全尸,四人同意了。于是,他们将王友雄抬了起来,扔到江里去了。
王友雄自小在江边长大,深谙水性,而且身上还有点零钱,于是自己游到岸上,又买了套新衣服。然后一路边走边打听,最终找到了家门。
回到家后,王友雄的妻子已经不认识他了,他跟妻子一番解释之后,妻子才确定这就是自己的丈夫。两人叙了离别苦之后,妻子问王友雄怎么没带行李,这一路是如何回来的。王友雄便跟妻子说了自己在路上的遭遇,说完之后两口子嗟叹不已。
后来王友雄问妻子,儿子去了哪里。妻子告诉他说,跟一些无赖出去玩耍,已经好几天没回来了。妻子正在给王友雄介绍儿子的境况时,家门被打开了,有几个人抬着大箱子走了进来,王友雄一看,正是自己被劫去的行李。没一会儿,一个男子大喇喇走了进来,正是抢劫王友雄的那几个人中的一个。那人进来后,王友雄的妻子马上将他拉了过来,让他认父亲。原来,这人就是王友雄的儿子。
男子见到王友雄,不禁惊诧异常,勉强拜见了,之后坐在那里神色慌张,一副不安的模样。王友雄知道他紧张的原因,因此好言劝了几句,让他别放在心上。
不几天,王友雄召集了乡亲父老,一起来到了祖宗祠堂大摆筵宴。
一番推杯换盏之后,王友雄将儿子用锁链带到了祠堂,述说儿子的罪行,然后拔刀出来,要杀他。父老乡亲们一见,马上上前求情,儿子也跪在地上求饶。可王友雄不听,凛然说道:“我从军几十年,杀掉的贼人不计其数,岂能独独放过自己家里的贼呢?今天我就要为社会除去一害。”说完,就将自己的儿子杀死了。
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悲剧,王家儿子是恶的,可谓罪有应得,但由他的父亲来执行这刑罚合适吗?儿子的堕落,跟王友雄的离家和抛弃肯定也是有一定的关系的,他并没有尽到父亲的责任,儿子的今天跟他也是有着莫大干系的,他儿子可能欠别人的,但他绝对是亏欠自己儿子的。但他还是做了,而且做得大义凛然,这就是古时候的父子所属关系使然了。
王家儿子跟所谓的盗亦有道、劫富济贫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他就是一个恶魔,不仅抢人钱财,还害人性命。
然而,在历史上,强盗们主要干的就是类似王家儿子做的勾当。我们心中的所谓“侠盗”和令人羡慕的黑帮老大的正义、义气形象不过是我们的一厢情愿罢了,这种形象的人,大都出现在艺术作品中,而且即使是艺术作品,也只有畸形的心理才能看到他们的“伟大”。
我们一厢情愿地将情赋予他们身上,不过是内心的暴力和压抑的一种外泄罢了。中国人被各种礼教压抑得太久,因此心中对自由有一种病态的渴望。更多的时候,我们想要的不是真正有利于自己和社会的自由,而是毫无约束的绝对的自由。而强盗们和黑帮的老大,所拥有的正是这种凌驾于别人人身权之上的绝对自由。这就是这类文艺作品被吹捧的原因所在。虽然我们对绝对的自由有强烈的渴望,但由于胆小,现实中往往不敢表露,而且已经被礼教洗脑了的人们,即使想要表现,也会被加上一个“义气”“锄强扶弱”的标签。因此侠盗们的出现也就不难理解了。事实上,强盗们更多的时候不是义气的宋江,而是残忍的王友雄的儿子。
历史上真正困扰着老百姓的,还不是王友雄儿子这类的强盗,而是更加残忍和可怕的一种,那就是官匪。这些人,才是最让人齿冷和心寒的。强盗们虽然凶残,但至少还是有所忌惮的,因为官府会管着他们,但是官匪就不一样了,他们本身就是为老百姓主张正义的,如果他们开始行偷抢之事了,那么,能管的人就没有了。
民国时候,就曾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杭州的一个镇子里面,有很多当铺。盗贼们对当铺内的财物垂涎欲滴,老早就盯上了,因此镇子里常常会发生偷抢的事情。但普通百姓们害怕盗贼报复,因此虽然本地治安很乱,也没有人敢于出声。后来,当地的几位知名人士对此感到忧虑,就联名上书给上级官府,祈求派官兵来,惩治盗贼,还百姓安宁。
不久,上级官府果然派了一队士兵来。当地百姓知道这件事后,欢喜异常,觉得这回有人保护,治安肯定就不会差了。
可是,任谁也没想到,几天之后的一个晚上,镇子里突然来了一伙强盗,都用黑炭涂黑了脸,手里拿着各式武器,见什么抢什么。而上面派来的驻兵,并没有抓捕这些强盗,反而紧锁大门。
又过了一些天,有人抓住了一个人,就是那天晚上的盗贼之一。审问之后,那人说自己是官府的人,正是上面派来驻守的士兵之一。人们将这个事情说给了上面派下来的驻防队长,要他严惩自己的部下,查办当天参加抢劫的人。但是,这个请求被对方严词拒绝了,驻防队长拒不承认自己的士兵参与强抢民财。众人无奈,就将自己抓到的人带给驻防队长看。可是,驻防队长却一口咬定,这个人早已经不在这里服役了,很久之前就离开了队伍,不再是他的人了。
最后,这件事就这样不了了之。遇到这种情况,只能自认倒霉。不过这些派驻官兵虽然残暴,但多少还知道避人,选择天黑后涂了脸出来。而有些就近似于大白天明抢了。据载,清朝时候,青浦地方的赵屯镇,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贼窝。
这个贼窝的老大姓姚,从小就做贼,在当地非常有名,附近的贼人们都投奔到了他的门下,寻求庇护。
这伙贼人非常猖狂,附近一带的人家,如果丢了东西的,都可以到贼窝去认领。不过,东西可以任你去认,但想要拿走就没那么容易了,必须要付一笔钱,叫作赎金,而且,不能讲价,如果想要划价,那么东西拿不走不说,搞不好家里还会接着丢点什么。
这伙贼人为什么这么猖狂呢?原因就是他们跟衙门的衙役捕快都有联系,那些人是从这贼窝中抽取利润的。正是这官匪勾结,让贼人们如此大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