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般人都以为高长虹是鲁迅的学生，其实并不然。高长虹并不曾在鲁迅任教的学校中听过鲁迅的课，也并非是在鲁迅的指点和提携下发表作品进入文坛的，还不曾如旧塾中那样拜过师；至于他确实曾称鲁迅为“先生”，那也只是一种尊称而已，并非是狭义的学生对老师的称呼；当然，高长虹得识鲁迅后对他是非常尊敬的，鲁迅也一度对高长虹非常赏识，但高长虹与鲁迅的关系大体也只能定位在亦师亦友之间。这样的关系当然足可使二人定交，但同时也为二人最后的反目埋下了伏笔。
我们今天形容“五四”运动后的一段历史，最常用的一个词语恐怕便是“狂飙突进”了，这说起来恐怕还真与高长虹分不开。高长虹是携着“狂飙”在“五四”后不久进入文坛的。这样说并非因为他早在1922年便在《小说月报》上发表诗作、在《新学生》《晨报副刊》上发表杂感与组诗了，而主要是因为他曾于1924年8月，于太原成立了一贫民艺术团，并创办了一本文学月刊《狂飙》，并将它从太原办到北京，后又从北京办到上海。事实上高长虹是“五四”时期“狂飙”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并且在认识鲁迅之前，已经是一位小有成就的青年作家了。
高长虹得识鲁迅是在1924年底，那年，《狂飙》在太原出至第三期便难以继，于是高长虹便来到北京，将《狂飙》作为《国风日报》副刊继续出版。12月的一天，高长虹在《京报》副刊孙伏园处得知，鲁迅对《狂飙》评价很好，并且因为鲁迅的评价，郁达夫也对《狂飙》十分认可。而此时的《狂飙》发行量并不大，处境正十分艰难，于是高长虹便前去拜访鲁迅，其主要目的很显然，是想得到此时作为文坛领袖的鲁迅的支持。后来高长虹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对此有详细的记载：
在一个大风的晚上，我带了几份《狂飙》，初次去访鲁迅。这次鲁迅的精神特别奋发，态度特别诚恳，言谈特别坦率，虽思想不同，然使我想象到亚拉籍夫与绥惠略夫会面时情形之仿佛。我走时，鲁迅谓我可常来谈谈，我问以每日何时在家而去。此后大概有三四次会面，鲁迅都还是同样好的态度，我那时以为是走入了一新的世界，即向来所没有看见过的实际世界了。我与鲁迅，会面只不过百次，然他所给我的印象，实以此一短促的时期为最清新，彼此实在为真正的艺术家面目。
高长虹这里所说的“新的世界”和“向来所没有看见过的实际世界”当然是指鲁迅的世界，只是他走入这个世界多少有点偶然和突然，或许他并没有做好准备，因为他此时想到的是“亚拉籍夫与绥惠略夫”。此时高长虹27岁，鲁迅45岁，虽然无论是年龄上，还是学识和威望上，此时的鲁迅都足可以做高长虹的老师，后来事实上高长虹对鲁迅确实尊敬如师长，但在他心目中，他们二人的关系只是如“亚拉籍夫与绥惠略夫”一般。这足可以看出，高长虹与鲁迅相识时，身上确实携着一股无羁的“狂飙”。而鲁迅看重高长虹的恰恰正是这一点。
见证鲁迅对高长虹看重的便是《莽原》。
1925年3月底，高长虹的《狂飙》停刊，4月11日，鲁迅就邀高长虹、向培良、章衣萍等人来家共饮，并于席间商定创办《莽原》周刊。
《莽原》的创刊，高长虹是“奔走最力者”，对于这一点，鲁迅也是承认的；当然鲁迅对此投入的心血也是很多的。李霁野在《忆鲁迅先生》一文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有一次，我去访问他时，见他的神色不好，问起来，他并不介意地答道：昨夜校长虹的稿子，吐了血。”当然，我们并不能据此说鲁迅的吐血是因为校对高长虹的稿子造成的，但是或许可以说，鲁迅在吐血的情况下还在为高长虹校稿，这也足可以说明，鲁迅对高长虹是看重的、欣赏的、热忱的。
鲁迅后来在谈到创办《莽原》的目的时说：“我早就很希望中国的青年站出来，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因此曾编印《莽原周刊》，作为发言之地。”还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起创刊的情形时说：“这种漆黑的染缸不打破，中国即无希望，但正在准备毁坏者，目下也仿佛有人，只可惜数目太少。然而既然已有，即可望多起来……我总想对于根深蒂固的所谓旧文明施行袭击，令其动摇，冀于将来有万一之希望。而且留心看看，居然也有几个不问成败而要战斗的人，虽然意见和我并不尽相同，但这是前几年所没有遇到的。”鲁迅在这里所说的“目下也仿佛有人”和“几个不问成败而要战斗的人”显然是指高长虹等几个创办《莽原》的人。鲁迅对高长虹如此高看，其欣赏不可谓不高。当然，鲁迅也明确表示出了，高长虹等“意见和我并不尽相同”。究竟是哪些意见不尽相同，鲁迅这里没有明说，但或许也是后来双方互相反目的伏笔之一。不过由此看来，鲁迅对于高长虹走入他的世界会发生的后果，多少还是有所准备的。
在合办《莽原》期间，高长虹成了鲁迅家里的常客，有人依据双方的文字记载对此做过统计，从1925年4月后到8月，高长虹平均每个月都要到鲁迅家里六次以上，此足可见二人之间的关系达到了非常密切的程度。可是8月后，高长虹到鲁迅家的次数明显减少。这不能不说到一件事情。
二
鲁迅看重的是高长虹身上的这种“狂飙突进”的精神和“准备毁坏”的劲头，可是不曾想到，高长虹竟有朝一日几乎是对鲁迅首先发起“飙”来。
1925年8月5日，《民报》上刊出了一则广告：
现本报自八月五日起增加副刊一张，专登学术思想及文艺等，并特约中国思想界之权威者鲁迅、钱玄同、周作人、徐旭生、李伯诸先生为副刊撰著，实学界大好消息……
高长虹对其中“中国思想界之权威”的说法大不以为然，他认为，中国刚经历了“五四”运动，国民的思想尚处于刚刚启蒙阶段，在这时还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而这时提出“中国思想界之权威”的说法，无疑会阻碍人们思想的解放。心直口快的高长虹有一次竟然当着鲁迅的面将自己的意见说了出来。不过按逻辑推断，高长虹之所以将自己的意见向鲁迅当面说出，可想而知他这意见并不是主要针对鲁迅的，可能主要是针对报社的，对于这一点我想鲁迅也应该是理解的。但是这《民报》副刊的主编韦素园是鲁迅的学生，听了高长虹的意见，或许鲁迅也多半是为了帮自己的学生开脱一下，也兼为高长虹与韦素园二人间调和一下，于是似乎不经意间对高长虹说：权威一词外国人用得多了。意思也就是说，未必是你理解的意思，无非是一种商业炒作而已，不必太当真。
可是显然高长虹是当了真了，他口头上虽没再多说什么，但是行动上却表现了出来，最明显之处便是到鲁迅家的频率和次数显著减少。对于高长虹的这种表现，敏感的鲁迅不可能不觉察到，只是鲁迅也并没对此说什么和做什么，但心中的芥蒂算是开始结下了——或许两人间关系的裂痕便从此开始了。
不可否认，高长虹与鲁迅关系的密切程度是因为《莽原》而达到高峰的，但后来事实上也是因为《莽原》而引起反目的，因此就两人关系来说，正所谓成也《莽原》，坏也《莽原》。
如上面所说，高长虹并非鲁迅的学生，而他在杂志社中事实上又是除鲁迅外第二号重要人物，因此在莽原杂志社中，似乎自然而然间便形成了各自围绕着高长虹与鲁迅的两个人际小圈子，前者以高长虹的山西高乡为主，其中包括高长虹的弟弟高歌；后者自然是鲁迅的学生。二者在关系上似油与水一般不能相溶，工作中自然也很难能相容。但是当鲁迅和高长虹都在杂志社时，大家都面对面共事，在具体事情上还不太容易产生误会，可一旦离开了，许多事情不能面对面处理，这就很容易发生误会。
果不其然！
1926年6月高长虹离开北京，去上海重办《狂飙》，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借尸还魂”；8月鲁迅也离开北京南下厦门。这样一来，事实上两个刊物的主要人物都离开了《莽原》，鲁迅便让韦素园暂时负责编务。
韦素园接管《莽原》编务后，将高歌的一部小说退稿处理了，同时又将向培良的一个剧本压着老不发稿，于是很自然地高、向便写信给高长虹告诉此事。高长虹得知后，高长虹便写了两封公开信发表于复刊后的《狂飙》上，一封是给韦素园的，一封是给鲁迅的，前者措辞激烈，大有一种兴师问罪的架势；但可能是鉴于自己对韦素园在《民报》副刊上的那个启事发表过意见，也鉴于鲁迅与韦素园的师生关系，更鉴于鲁迅之于《莽原》的领袖地位，给鲁迅的信口气还是很有分寸的，主旨是要鲁迅“主持公道”，并问鲁迅何时让李霁野主持编务，因为鲁迅曾说过这个话；另外高长虹还在这封信中说准备写一篇鲁迅小说的评论。因此，由这封信本身就足可以说明，高长虹此时不仅对鲁迅在《莽原》中的地位很尊重，而且对于鲁迅本人也还是很尊重的。
照理说，事情到此，之于“思想权威事件”鲁迅既已原谅了高长虹，那么鲁迅岂会因为高长虹仅仅代表高歌和向培良告了自己学生韦素园的状而迁怒于高长虹呢？难道鲁迅会如此地护着自己的学生？
鲁迅当然不会这么小气。事情另有原因。
或许是见鲁迅没有反应吧，高长虹在给鲁迅写信不久，又写了一篇题为《一九二六，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的文章，并发表于《狂飙》第五期上。或许是高长虹想到，之所以韦素园会退稿、压稿，是因为自己曾经对他编发的那个启事有过非议吧，他竟然干脆在这篇文章中旧话重提，大有干脆论个是非短长的架势：
试问，中国所需要的正是自由思想的发展，岂明这样说，鲁迅也不是不这样说，然则要权威者何用？为鲁迅计，拥此空名，无裨实际，反增自己的怠慢，引他人的反感利害又如何者？
如果说一年前高长虹的意见主要是冲着韦素园的，但是这一次显然已不是了，而是直接冲着鲁迅的了。
可是尽管如此，或许是因为鲁迅觉得高长虹虽然行为失“礼”，但话本身似言之有“理”；或许是他此时还不想“自家人”论战而让别人笑话；或许是他此时正忙着与许广平写“两地书”而没有空也没有心情来做出反击吧；或是鲁迅在等待最好的反击机会……总之，鲁迅此时仍然没有立即对高长虹进行反击，不过这一回他真的生气了。
倒是这个高长虹，此时还傻乎乎的，并没感觉到鲁迅的生气，因为他主持的狂飙社办的另一份杂志《新女性》刊，竟于当年作月刊出的一个启事，其中称鲁迅为“思想界先驱者”。
这让鲁迅看到了最好的反击机会。1926年12月，鲁迅在《莽原》第十三期上发表了《所谓“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启事》一文，大体意思是，人家说我“思想界权威”你竭力反对，你怎么也说起我“思想界先驱”来了？同时，鲁迅在写给韦素园的信上说：高长虹在《狂飙》上骂我，我作了一个启事，与他开一个玩笑。说实话，鲁迅这样的反击很是手下留情的，甚至可以说是多有善意的；其原因或许是鲁迅对于高长虹这种身携“狂飙”走入自己世界的文学青年言行之过激是早有思想准备的。
事情至此，照理说也就为止了，可为什么后来鲁迅会对高长虹不依不饶，大有将“痛打落水狗”的原则用来对付高长虹了呢？
这又另有原因。
三
鲁迅写过一篇小说叫《补天》，里面的主人公当然是女娲，可女娲的裤裆里竟出现了一个“衣冠小丈夫”。高鲁反目后，许多人都以为鲁迅在这篇小说中塑造这个“小丈夫”是在影射高长虹，其实不然。因为高鲁反目是在1926年的事，《补天》写于1922年，那时高鲁二人还没有相识哩。
不过在高鲁的彻底反目的过程中，确有一个“小丈夫”的角色起了作用。
1926年12月20日，韦素园几乎在将鲁迅的《所谓“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启事》发表于《莽原》的同时，竟给鲁迅写了一封长信，其中的主要意思有两点：一是高长虹之所以与鲁迅接近，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是为了追求许广平；二是高曾发表于《莽原》上的一首爱情诗《给——》原是写给许广平的。他说了这一切以后，还在末了要向鲁迅问个仔细。
收到韦素园此信，鲁迅终于忍无可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