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是一个智慧而理性的女人，这样的女人固然有她的可爱，但这样的女人对于男人的杀伤力绝对是两方面的，正因此，有的男人会对这样的女人敬而远之，他们宁愿爱一个没头没脑的“傻大姐”。陆小曼当然不是一个“傻大姐”，但是她遇事大胆，为人感性，这一点正与林徽因相反。当受够了林徽因理性伤害的徐志摩遇到陆小曼时，她身上的这种大胆和感性不能不对徐志摩产生巨大的吸引力。再则，别忘了徐志摩原本也是一团火，一团火遇到另一团火，只会烧得更旺，于是两人很快便以感情重组的方式，将人生的快乐提高到了一个极致，此时，他们走向婚姻的殿堂已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了的了。看起来徐志摩的婚姻有点种瓜得豆——“豆”不是“瓜”，初看似乎风马牛不相及，但毕竟是当初的种“瓜”而得来的呵，而与徐志摩当初一起种“瓜”的那个人正是林徽因！
俗话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徐志摩与陆小曼的爱情看起来似乎修成了正果，然而由此开始的却正是一段走向坟墓的过程。
又有俗话说，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徐志摩终究没有得到林徽因，所以他一生挚爱着她。
林徽因到美洲和梁思成结婚后过得并不好，生活中他们经常发生矛盾，拌嘴、吵架也是家常便饭，甚至有时吵着吵着还有违中国传统的“君子动口不动手”的雅训。这一切，林徽因都曾写信告诉远在国内的徐志摩。今天，我们已很难确切地知道林徽因给徐志摩写这些信的原因和目的，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切地知道，徐志摩在收到这些信时，除了痛苦外，心灵深处一定又会燃起一丝爱的希望。
再后来，林徽因与梁思成一道学成归国任教于东北大学，不久因为林徽因身染肺病，独自来北京西山养病，当时正在北大任教的徐志摩便经常去西山看望她。然而此时的徐志摩已是陆小曼的丈夫了，对于这一切，陆小曼不可能一无所知。有一个事实可以为证，这就是她宁可一人住在上海也不愿来北京与徐志摩同住，这便直接造成了徐志摩只得在北京、上海、南京间飞来飞去。
徐志摩这样的生活状态终于导致了悲剧的发生：1931年，徐志摩因飞机失事死了，一代诗哲就这样死于非命。追究其悲剧的原因时，陆小曼首先想到的便是指责林徽因，因为徐志摩是为了赶去北京参加林徽因的一个展览才坐免费的飞机的。但是似乎指责陆小曼的人更多，在他们看来，是因为她的挥金如土才迫使徐志摩不得不到处兼课，在北京、上海、南京间飞来飞去。但是指责陆小曼的人只看到了她的挥金如土、抽大烟和养情人等，并没太在意这一切的原因除了她本来养成的习性外，更有她对徐志摩与林徽因藕断丝连的不满——原来她只得到了徐志摩的人，而他的心早在1921年便给了林徽因，且事实上从来不曾收回过。
“志摩害了小曼，小曼也害了志摩。”这是陆小曼的母亲说过的一句话，它实在是意味深长！
六
徐志摩的诗歌代表作无疑是那首著名的《再别康桥》，是这首诗帮徐志摩奠定了他在中国新诗史上无可动摇的崇高地位，甚至有人说，如果没有《再别康桥》，也就没有诗人徐志摩了。此话虽说得有点过，但足可以说明它对于徐志摩来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轻轻的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轻轻的招手，
作别西天的云彩。
那河畔的金柳，
是夕阳中的新娘；
波光里的艳影，
在我的心头荡漾。
软泥上的青荇，
油油的在水底招摇；
在康河的柔波里，
我甘心做一条水草！
那榆荫下的一潭，
不是清泉，是天上虹，
揉碎在浮藻间，
沉淀着彩虹似的梦。
寻梦？撑一支长篙，
向青草更青处漫溯，
满载一船星辉，
在星辉斑斓里放歌。
但我不能放歌，
悄悄是别离的笙箫；
夏虫也为我沉默，
沉默是今晚的康桥！
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我在此之所以要将这首多数人在中学时代就曾读熟了的诗完整地引在这里，是为了读者更方便地将它与前面所引的林徽因的《那一夜》比读。我们中学时代的教科书上说，这首《再别康桥》是一首抒情诗，表达了徐志摩对母校的热爱之情，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简单。首先凭感觉来判断，对一所学校的告别之情哪能如此缠绵悱恻，这也太矫情了吧！其次，只要我们翻一翻有关史料便不难发现一个事实，林徽因与梁思成在加拿大温哥华结婚时在1928年春天，而同年秋天徐志摩在剑桥得到消息，并写下了这首《再别康桥》——这更让我们不能相信这首诗只是表达了诗人徐志摩对母校的热爱。果然，有专家如此指出：
《再别康桥》就是一首悼亡的抒情诗，也就是说，它是哀悼爱情的死亡与埋葬的挽歌，也许叫做Elegy更恰当。它的基调仍是凄美的、悲伤的，一如华兹华斯的“露西组诗”……隐藏在《再别康桥》一诗背后的深层结构里，是盟誓被背弃后的原先的美梦之破碎，与深入地写寻梦之不可能性。这个意旨，由诗中的“云彩”、“金柳”、“虹”、“彩虹似的梦”与“寻梦”等意象组成。最为关键之处，是对夕阳中的新娘的“金柳”之文学隐喻的理解。假如在这里把“金柳”理解为“欺骗”的话，那么，诗人徐志摩在这首诗里就不单只是“有怨言”而已，根本就是控诉云彩化身为金柳，对他的感情的欺骗以及背弃了他，也就是说，诗中使用了隐晦的方式指责林徽因欺骗了他的感情与背弃了婚约。（廖钟庆《徐志摩〈再别康桥〉试释》）
我们或许并不能肯定诗论家的分析是否确是徐志摩的本意，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只要我们将《再别康桥》与林徽因《那一夜》放在一起来读一读，便能读出别样的滋味：徐志摩要挥手告别的其实并不是1928年金秋时节的某一夜，而是1921年春天的某一夜——那也是林徽因的“那一夜”。
在诗中徐志摩想“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地与“那一夜”彻底告别，然而，事实上他并没有做到，他带走的东西太多，因而他终生也没能走出“那一夜”。而林徽因呢，她又何曾走出过呢——她既想告别又想重回，所以注定了她更没有走出的可能，事实上她一生都生活在1921年的“那一夜”。
1955年月4月林徽因以仅51岁的盛年在北京死于肺结核——跟茶花女一样，这病使她的死似乎也不失风雅——只是直到死，她的卧室里一直挂着徐志摩失事飞机上的一块残片。我曾想，林徽因每天都要面对着这块残片，内心会是什么滋味，而梁思成的内心又是什么滋味呢……我们不难想象。
陆小曼于文革前一年的1965年4月去世，终年65岁。据说，她在徐志摩死后的30多年里，每天都要在徐志摩的灵前献一束花——无疑这是一种小资情调的怀念方式，为此有人担心，她若再活下去，活到那个暴风骤雨的红色年代，这种小资情调的怀念方式一定会给她带来麻烦，因为徐志摩并不是什么红色诗人；但又有人说，她任至终生的上海文史馆馆员的职位是毛泽东为她谋得的，既是这样，她若能继续活下去，她的怀念恐怕也还会继续下去吧！
张幼仪于1988年1月逝世于美国，终年88岁，临终前她跟她的侄孙女，也即她的传记作者张邦梅说过这么一段话：
你总是问我，爱不爱徐志摩。你晓得，我没办法回答这个问题。我对这个问题很迷惑，因为每个人总是告诉我，我为徐志摩做了这么多的事，我一定是爱他的。可是，我没办法说什么叫爱，我这辈子从来没跟人说过“我爱你”。如果照顾徐志摩和他家人叫做爱的话，那我大概爱他吧。在他一生当中遇到的几个女人里面，说不定我最爱他。（张邦梅著，谭家瑜译《小脚与西服——张幼仪与徐志摩的家变》，智库股份有限公司1966年版）
三个女人似乎终生都没能走出徐志摩的阴影，只是我真不知道这究竟是她们的崇高呢，还是她们的悲哀；而对于徐志摩来说，我更不知道这究竟是他的光荣呢，还是他的罪过！
很长一个阶段，许多当年被鲁迅“骂”过的人似乎都被注入了另册；可近年来，他们中的许多人又似乎如“出土文物”一般而被人们重新“发掘”了出来，其“文选”“论集”“回忆录”等一版再版，对他们的方方面面都有了重新的评价和认识，如林语堂、梁实秋、陈西滢和杨荫榆等。然而，即使在今天这样的背景下，有一个人，提起他的名字人们或许仍觉得既熟悉而又陌生，熟悉的是他的名字的确多次出现在鲁迅的著作中，通俗地说，多次被鲁迅“骂”过；陌生的是我们一般人对他的了解似乎也就仅此而已，至于他与鲁迅究竟有过怎样的关系，鲁迅又究竟是为什么“骂”他，他被鲁迅“骂”过后他究竟又有着怎样的命运与人生……一般人多数都不太清楚。
——此人就是高长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