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与陆小曼的结合在许多人看来都有点突然和奇怪，但是细想一想，突然或许有一点，但是实在没什么奇怪，因为此时，本身天性就热情似火的徐志摩，最需要的实在不是女人的理智与矜持了，而是热情、火焰、燃烧，而陆小曼恰恰是能够让他燃烧的一个女人。
凌叔华后来与朋友说：“说真话，我对志摩向来没有动过感情，我的原因很简单，我已计划同陈西滢结婚，小曼又是我的知己朋友，况且当年我自视甚高。”她这话说得其实不但有点对徐志摩不够意思，而且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因为她与陈西滢的订婚、徐志摩与陆小曼的交好，都在她与徐志摩通信以后，至少是后期才发生的事，她几乎是将“因”和“果”倒过来了；再则，即使顺着她的话说，也不合逻辑—如果她不与陈西滢订婚，陆小曼她不认识，是不是就可以“动感情”了？其实一个人“动感情”和“不动感情”都是不需要理由的，凌叔华说自己是有原因才“从来没动过感情”，实际上已不打自招出了她一定是动了感情的！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要如此密集地通信，难道是敷衍？难道是欺骗？显然不是吧！不过她最后一句话我以为倒是道出了实情，是的，都是因为“当年我自视甚高”。看来凌富彭当年对女儿的“富养”，真还是起到了作用！
不过这一次总算还好，徐志摩毕竟没有与凌叔华捅破这层窗户纸，于是他们还能做最好的朋友。
四
泰戈尔希望徐志摩能与凌叔华在一起，徐志摩也做了努力，但是半年的努力宣告无果。1925年3月，徐志摩去欧洲找泰戈尔。或许他此行的主要目的便是想让自己的这位老朋友能对自己几乎一团糟的生活指点迷津吧！
临行前，似乎是鬼使神差，徐志摩将一只小手提箱交给凌叔华，要她好好保管，并告诉她，里面是他的一些很重要的日记、信件和文稿，自己此行如不能回来，将来请她为他写一部传记，而这些东西或许对写作有用。
如此重大的托付，徐志摩选择的对象是凌叔华，尽管她此时已与陈西滢订婚，尽管她此时还只能算是一个文学新秀，也尽管他此时已与陆小曼交好，尽管他有那么多的朋友，这足可说明徐志摩还是将凌叔华当作最可靠的朋友。
徐志摩的言行自然也让凌叔华在接受了重托后而又非常不安，但她权当这只是他的一个玩笑。
四个多月后，徐志摩平安归来。凌叔华自然欲将这“八宝箱”完璧归赵，但是徐志摩不知何故一再推托，所以它一直都寄存在凌叔华处。尽管后来凌叔华曾离开北京前去武汉大学任教，但这个“八宝箱”她都一直带在身边；尽管现在有许多文学史家说，后来它也曾一度离开过凌叔华而回到徐志摩手上过，但是究竟有没有，究竟情形如何，似乎又都没有定论，但一个事实是，直到徐志摩遇难，那“八宝箱”仍在凌叔华处；由此也可以换句话说，徐志摩直到临死，都是将凌叔华当作自己最可信任的朋友的。
然而，哪知道正是徐志摩如此的信任，却将凌叔华扯进了一场没完没了的纠纷中。
1931年11月19日，一架中国航空公司的邮政飞机“济南号”，在济南附近的开山触山坠毁，那一声巨大的爆炸声震惊了整个中国文坛，也将几个女人惊呆了，因为她们的那个欢喜冤家徐志摩正在那架飞机上。在她们心中与震惊同时升起的当然是悲痛，林徽因在得到消息的当场就昏了过去，陆小曼得到消息时当场口吐鲜血；然而，她们似乎很快从悲痛中转向了仇恨：林徽因恨陆小曼—在她看来正是因为陆小曼的不断挥霍才弄得徐志摩在北京、南京和上海间兼课和奔走，并为了省钱而乘坐免费的飞机；陆小曼恨林徽因—在她看来，正是因为林徽因与徐志摩在北京的藕断丝连，她才愿独居上海而不愿去北京，以至郁郁寡欢欲在不断挥霍中寻求安慰，更何况徐志摩这次之所以要坐这免费的飞机，是为了赶回去为林徽因的一个演讲会捧场；早已与徐志摩离婚但一直没改嫁的张幼仪，自然在这件事上是既恨林徽因，也恨陆小曼；此时此刻，唯有悲痛的，似乎反倒只有那与徐志摩关系相对最远的凌叔华！她怎么也不能相信，徐志摩或许只是开玩笑说过的一句话，竟然真的一语成谶。这时候，她越发感到了那只“八宝箱”的分量，也或许正是在这时候，凌叔华才打开那只“八宝箱”看见了里面的内容的吧！
这“八宝箱”虽然作为徐志摩的遗物，按法律上本应该交给他的法定妻子陆小曼，但她这一看之下，觉得无论如何不能交给她，因为有徐志摩生前的相托，更因为里面有相当的内容陆小曼并不宜看到。只是既出乎她意料之外可又在情理之中的是，第一个向凌叔华索要“八宝箱”的倒不是陆小曼，而是林徽因。但在凌叔华看来，这“八宝箱”又是无论如何也不宜交与林徽因的—这既不合法，同时也因为里面有内容并不宜让林徽因看到。哪知道林徽因不依不饶。好在凌叔华有徐志摩生前的相托，所以任凭林徽因如何不依不饶，她都以欲为徐志摩写传记为由，拒绝得理直气壮并心安理得。
然而林徽因是何等聪明的女人呵！凌叔华越不肯给她，越说其中有她“不必看也不宜看”的内容，那她便越要看，并越要得到，因为那一定是会影响自己的名节的东西。比如说，他是不是将当年在英国康河之上的那个夜晚的情景都如实记录在案了？自己有意无意并真真假假地给过他的那个承诺，他是否也都记录在案了？虽说已有聪明的读者从《再别康桥》中读出了徐志摩对她背叛的怨恨，但那毕竟只是诗；只是文学，既然“诗无达诂”，那便大可只算是一种读者的发挥，尽可对此说“并不是真的”；然而如果日记之中清清楚楚地记录在案，那又如何可以抵赖得了！
林徽因的聪明不但在于她能想到这些，更在于她总有办法达到自己的目的。凌叔华不是以要为徐志摩写传记而不肯交出“八宝箱”吗？那么，让有着文坛领袖地位的胡适出面，同时以“徐志摩全集编辑委员会”的名义去讨，凌叔华岂能再不交出来。善良的凌叔华在得到了胡适的有关承诺后，虽然明知道有违亡友的心愿和托付，但也只好将“八宝箱”中的东西分几次陆续交给了胡适。可是胡适根本就不会按承诺只是将这些东西作为徐志摩全集的编辑之用，而是不但将林徽因想要的部分给了林徽因，而且也将他自己想留的自己留了下来，从此天日难见。1947年2月，为了纪念徐志摩五十岁生日，陆小曼编成一本薄薄《志摩的日记》，那是她将家里将徐志摩的旧日记搜罗殆尽才编成的薄薄一本，为此她在序言中无奈地写道：“其他日记倒还有几本，可惜不在我处，别人不肯拿出来，我也没有办法！”是的，林徽因们、胡适们怎么能将那些有损于自己名节的东西见诸天日呢？
至于凌叔华，终究没能完成徐志摩所托，为他写出一篇传记。在这一场“八宝箱事件”中，被“富养”大的凌叔华终究显得太单纯、太轻信、太善良，正是为此，她的后半生一直生活在对于亡友的愧疚中。
五
有人说凌叔华是因为她的理智而多方讨喜，林徽因则因为其理智而貌似多情实无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