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特琳·卡纳毕这样解释事件：一个陌生人拜访她，交给她一张一个朗德医生开的处方，请她代买一些有毒的危险药品，他需要这些药品做化学试验。她把药买回交给了那个不速之客，他道谢以后扬长走了，以后再没来过，不过他后来给她写来两封信，她已把这些信交给了法庭。
陌生人在信中的说法同卡特琳的解释完全一样，但对法庭不起作用。经过好几个笔迹专家鉴定，两封信都出自卡特琳本人的同一只手。普拉代-巴拉德庭长似乎胸有成竹，不慌不忙地说出了下面令人震惊的事实：在卡纳毕疾病发作前两个星期，卡特琳曾经找过童年的一个朋友——十七年前希望娶她为妻的彼埃尔·拉波。在全场哗然骚动之时，埃米尔·卡纳毕拄着拐杖走到栏杆前申辩说，“法官先生，你暗示的一切是很不高尚的。彼埃尔·拉波是我最好的朋友，是我所有朋友中最忠实最可珍贵的一个朋友。我的妻子是清白无辜的，懂吗？她从来没有想要毒死我。”埃米尔·卡纳毕的母亲也来到栏杆前，可敬的老太太的证词给人以深刻印象：“我以我的名誉担保，我的儿子不可能搞错，他的妻子无可指责。我可以肯定，卡特琳只是城里无聊的恶意中伤的一个可怜受害者。”
一个小时又十五分钟的辩论宣告结束。法官们经过商议，由庭长普拉代-巴拉德宣读判决：卡特琳·卡纳毕（原姓萨布兰）与投毒罪无涉，但被确认犯有伪造和使用伪造品罪。她被判处十五个月徒刑和一百法郎罚金。
卡特琳以后永远没有在夏特隆沿江大道居所出现。可怕的宗族团为了宗族的荣誉，坚决不让家丑外扬，硬是倒转乾坤，并把戏一直演到幕落。事实上，他们对卡特琳的犯罪行为深信不疑。卡特琳被抛弃的命运已经不可避免，她被赶出家门，被剥夺了继承权。
卡特琳孑然一身，她在孤独中打发余生时，不断重复有一天晚上曾经不小心对拉波说的话：“我为了你把他杀死。”
（张驰译）
堂·布劳利奥神魂颠倒
［西班牙］塞拉
那天，堂·布劳利奥的心情糟透了。有好几件事情都不顺，他的脾气坏得赛过魔鬼。堂·布劳利奥一遇到不顺心的事，脾气就坏得吓人。他开始在走廊里散步，从上走到下，最后他吼了起来，口喷着白沫子，发出大声的粗鲁的诅咒，说他自己是个傻瓜，十足的傻瓜，而且，更糟糕的是，人们慢慢都知道了这一点。
堂·布劳利奥的事情总不顺当，因为，一般来说，他总琢磨出一些异想天开的点子。堂·布劳利奥是个工业家，在他的名片上印着：“布劳利奥·塞沃奥内，驻各国进出口贸易公司代办。”堂·布劳利奥在撒谎，他在哪个国家也不是什么代办。
堂·布劳利奥是个资本很少的商人，他拥有的只是想象，把资本和想象混淆起来，说实在话，糟糕得很。为了在商业上取得胜利，他所需要的是：要么拥有许多资本而毫无想象，要么是想象力极其丰富而没有资本，没有任何资本。把这二者按小剂量混合在一起，常常是最要命的。堂·布劳利奥，具有缺滋少味的诗人的想象力和五千比塞塔的资本——这是从他可怜的母亲那里继承的，但愿塞沃奥内的寡妻堂娜·布劳利奥·瓦连特夫人得到安息！——他已经穷愁潦倒，确实如此。由于1918年的那场流感，他得到了这笔遗产。如果那时他开一家商店，现在大概也发财了。由于在打欧洲战争，一家拥有一千杜罗的买卖，毫无疑问，也算相当可观的了，算得上是一家巴黎式商号了。但是，不，堂·布劳利奥，也许他盯上了更高的目标，也许，由于他想入非非，当他从云端跌落时，总摔得颈骨脱臼。
堂·布劳利奥把一切都想得很大。
“我现在呀，”他对自己的朋友们说，“在准备五吨锡，由‘卡门圣母’号轮船运往加拿大。我和我的好朋友恩利克开了一次会，事情就算定下来了。”
他的朋友们以前所未有的敬佩，甚至是崇拜的心情听他讲话。他的好朋友恩利克，也就是亨利·福特。
“我手头有一桩小买卖，我相信能叫我赚几个钱。我的好朋友莱昂从布鲁塞尔给我写信，我们已经有了总体规划，姑且把它叫作前期规划吧。这就是要在西班牙创建一家证券发行所。先生们，现存的垄断状况只有利于所谓的西班牙银行，难道这种现象合法吗？”
他的朋友们傻了眼、惊呆了。好家伙，乍一看，他挺不起眼，可他的好朋友莱昂，就是莱昂·罗森蔡尔德。
“你们知道吗？我接到一份我的好朋友胡安打来的电报，告诉我说，参议员打算把亚利桑那州拨给我，用来办一个大型实验农场。”
“真的吗？”
“真的。”堂·布劳利奥回答，鼻孔里喷出烟，两只眼睛傲慢地望着天花板。
在狩猎及钓鱼爱好者协会的聚会上，大家都感到万分惊奇，因为，他的朋友就是约翰·洛克菲勒。
可是，有一天，气候突然变了，天气特别热。堂·布劳利奥，谁能想得到呢？他忽然说起胡话来。他有点发烧，后来他的秃顶上长出一个小疱疹，然后他就开始说胡话了。一开头，邻居们议论着堂·布劳利奥的胡言乱语，为他找原因。
“这不新鲜，他脑子里有这么多事要操心，不发疯才怪呢。”
但后来，他们渐渐明白了，因为邻居们总会把事情弄明白的；他们清楚了，堂·布劳利奥脑袋里装的问题早就足以使他发疯，完完全全地、足足实实地使他发疯。
“可怜的堂·布劳利奥，”他们说，“不，事情已经很清楚了。身体比什么都要紧。最好当心点，哪怕少赚点钱，哪怕日子过得苦点儿呢？你不这么认为吗，老伴？”他们这样问妻子。
“当然，当然，身体是最要紧的。”妻子们都这样回答。
于是，邻居们打心眼里感到满意，因为他们已经为自己犯的天生懒惰病找到了新的论据。他们继续偷懒，仍旧溜溜逛逛。
“是的，确实如此。我们是过得差点儿，但是，说实在话，没有什么比身体更重要。”
（段若川译）
铁十字勋章
［德国］米勒
1945年4月，梅克伦堡区施塔加德市有个纸商从顾客那里听到希特勒举行婚礼和自杀的消息以后，决定用枪把自己的妻子、十四岁的女儿和自己打死。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这个纸商曾当过预备军官，至今还保存着一支左轮手枪和十发子弹。
一天傍晚，他的妻子端着晚饭从厨房里出来时，他正站在桌旁擦枪，上衣翻口上佩戴着一枚铁十字勋章，往常只有节日才有这副装饰。
他回答妻子的问话说，元首已选择了自杀的道路。他要对元首表示忠诚，并问妻子是否也愿意学元首的榜样。他深信，他的女儿会宁愿通过父亲的手光荣死去而不愿可耻地偷生。
他把女儿叫来，果然她没有使他失望。
他不等妻子回答就催促她俩穿上大衣，因为他要把她们带到市郊一个适当的地方去，以免惹人注目。她们顺从了。于是，他把子弹装入左轮手枪，让女儿帮他穿上大衣，接着锁上住房，将钥匙投进信箱。
他们穿过几条阴沉沉的大街出城。这时天下着雨，他走在前面，没有回头看跟在他后面、离他有一段距离的母女两人。他只听到她们在柏油路上的脚步声。
在他们离开公路，走上通向毛榉林的小路以后，他转过头来，催她们快走。这时刮起一阵强烈的夜风，吹过荒凉的大地。她们的脚步在雨水浸湿的土地上没有发出什么响声。
他大声向她们呼喊，要她们走在前头。自己跟在她们后面，他此时也说不准，究竟担心她们逃跑，还是自己想逃跑。不一会儿，她们已远远走在他前头。他已看不见她们了。这时他才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害怕得压根儿不敢逃跑。但他十分希望她们逃跑。他停下来撒了一泡尿。左轮手枪在他裤袋里，通过单薄的裤料感到它是冰凉的。他加快脚步，以便赶上她们，手枪在每走一步时不断地敲打着他的腿。于是他放慢脚步。但是，当他把手插进裤袋、想掏出手枪丢掉时，他看到妻子和女儿站在路当中等他。
他早该在树林里下手了。但这儿听到枪声的危险性较小。
他把左轮手枪拿到手里，扳开保险。这时妻子扑到他身上，呜咽不停。她的身体很重。他费了好大的劲才把她推开。然后，他向呆板地凝视着自己的女儿走去，把左轮手枪对准她的太阳穴，闭上眼睛，扣动扳机。他希望子弹打不响。但是他听到了枪声。看到女儿摇晃着身子倒下。
这时妻子浑身发抖，惨叫起来。他不得不把她抓住。连打三枪，她才沉默下来。
他现在是一个人了。
现在没有人命令他把左轮手枪的枪口放到自己的太阳穴上。这两个死人看不见他，也没有其他人看见他。这出戏演完了。幕已落下。他可去卸装了。
他把左轮手枪放进裤袋，俯身看了看女儿，然后奔跑起来。
他跑回来的道路，直到公路，沿着公路又跑了一段路，但不是朝城里的方向，而是朝西。他跑了一会儿在路边坐下，背靠树，艰难地喘着气，考虑自己的处境。他觉得还没有到达绝望的地步。
他必须继续跑，一直向西，避开最近的村镇。这样，他可随便在什么地方潜伏下来，最好潜伏在一座较大的城市里，改名换姓，做一个默默无闻的逃亡者，一个普通而勤劳的人。
他把左轮手枪丢进路边的沟渠，站起来。走路时突然想起忘记扔掉铁十字勋章。于是他把它扔了。
（董祖棋译）
托玛斯先生
［澳大利亚］马歇尔
比尔·托玛斯先生是本地的铁匠，又是长老会的长老。他的那张脸好似经历过无数次感情冲突的战场，屡遭失败的打击使之留下了深深的皱痕。
关于性的问题，他一定想得很多。他从不盯着妇女瞧，——教堂的长老们不贪淫好色的，即使如此，他那竭力回避的目光，也有着迅速一瞥的含义。他向前探着身子和你搭讪，脸上堆起了奉承的笑容，口里露出坚如铁砧的大牙。
每逢星期日早上做礼拜，他总穿着黑衣，一马当先，走在前面，他老婆紧紧相随，唯恐躜赶不及。她是一个又矮又瘦的女人，时常对我粲然微笑，“她有一张漂亮的脸蛋。”有人说。我认为这千真万确。
到了教堂，他站到一旁让她先进，他对妇女总是彬彬有礼。他一边鞠躬，一边和妇女连连招呼。对她们的丈夫他就不这样讲礼节了。
他和一个姑娘搭话，这姑娘名叫耐莉·芭丝特，是收容所的一个孤儿。她来到图拉拉和病魔缠身的弗兰克太太居住。现在弗兰克太太已无须做事，活儿都由耐莉承担了。
过去，耐莉时常去铁匠铺子和托玛斯聊天。她总是坐在铁砧上，但在她欲坐之前，托玛斯先生每次要用一块破棉纱布把铁砧擦得干干净净。他爱干净，不愿弄脏了她的衣服。他扶她坐好，这时他的手就不由自主地抚摸她的大腿和臀部。耐莉毫不在意。
一天在学校，有个孩子告诉我说耐莉有身孕了，我不知这意味着什么，但晓得这事一定很可怕。因为当这小家伙的妈妈在和别人说此事的时候，发现他在一旁偷听，曾经暴跳如雷，喝令他滚蛋。
乔告诉我说，这就意味着耐莉要生小孩了。
“所有的姑娘都生小孩。”我说道。姑娘们的事我可比乔知道得多。
“当然，但她们未成人是不准生孩子的。”乔解释道。
“耐莉已经长大啦——噢，差不多成人了吧。”我说道，我对乔是有耐心的。
“这很难说。”乔说。
托玛斯一定认为她还没长大成人，因为他为她殚精竭虑，忧心忡忡，每逢有人来到铁匠铺子，他就和人絮叨。他说：“如果我能抓到那个弄得她怀孕的人，我就宰了他。奸污一个孤儿真是下流透顶。”
说到这里，他抬起马蹄，开始钉掌。
每个人都对托玛斯钦佩不已。“你也许不喜欢他，”我听一个人说，“但你应该实事求是地评价他。他甚至为她破费金钱，因为她孤苦伶仃，他也怜悯弗兰克太太呢。”
托玛斯先生去拜访弗兰克太太。弗兰克太太听说耐莉就要生产，人马上就瘫了，不得不在床上躺着，于是托玛斯就在床边和她商谈。
“别发愁，弗兰克太太，”他说，“一切由我来处理。”
“我已对她仁至义尽了。”弗兰克太太呻吟着。
“当然，当然，这我清楚。”托玛斯先生喃喃地应声说。
“既然发生了这事，我可不能在家里养着这样的姑娘。”
“所见略同，我也这么想。”托玛斯一边说，一边解开紧裹脖子的衣领，满脸苦相，“在巴勒拉特有一所孤儿院，他们会料理此事。我将要……”
“是吗？”弗兰克太太问道。她宽慰之极，穿着睡衣一骨碌从床上坐了起来。
“是的。”托玛斯答道，低垂下双眼。
“啊，你真是个好人！”弗兰克太太叹了一口气，她脸上露出厌恶的神情，“我希望你能将耐莉的一切都办妥。处在我的位置，我不能和她说话——情况原来是这样，你知道——一切都是这样的卑鄙、肮脏。”
“都交给我来办吧。”托玛斯先生说时感到轻松得多了。
耐莉不愿说出谁是孩子的父亲。每当有人问她，她总是缄默不语地看着问话的人。他们说，她像骡子一样顽固。妇女想比男人们知道更多的情况，但她们也不能使耐莉开口说话。耐莉像个送葬者一直默然无语。
托玛斯带她乘火车到巴勒拉特去了，从此杳无音信。她太坏了，人们这样说，但我总很喜欢她，她以往是经常嘻嘻哈哈的。
（朱中卫译）
女岛民
［斐济］格里芬
在防波堤上盘腿坐着一个妇女。她把鱼饵安在钓钩上，往鱼饵上吐了一口唾沫，然后站起来，将手一挥，尼龙钓丝便嗖的一声飞了出去，钓钩落到远处。这个女人一动不动地站了一会儿，凝视着钓钩激起的涟漪，接着撩起裙子，屏着气坐下。
看上去，她似乎准备无限期地坐等下去。她双手安稳地握住钓丝，警觉地注视着水下的细微动静。瞧，鱼好像要上钩了——她连忙一拉，想把鱼钩住，然后敏捷而熟练地将渔钩提出水面，一看，钩上什么也没有。她不慌不忙，重新安上鱼饵，往鱼饵上吐了口唾沫，搓了搓手，钓钩再次落到远处海水里，她重新坐下来等着。
她不时地站起身来，脸朝着太阳，褐色的裙子在风中飘舞。她身边放着一只用椰树叶编的篮子，篮子里放着鱼饵。妇女钓鱼，这在斐济是司空见惯的事。一个钟头过去了，两个钟头、三个钟头过去了，她还在耐心地坐着等待，偶尔搔搔后脑勺。由于强烈阳光的照射，她眯缝着双眼，目送那往返于各岛屿之间的喷着汽的小轮船，而双手仍然警觉地握住钓丝。几只海鸥落到黑色的浮标上。浮标近处，在阳光底下露出高高低低的礁石。大海景色诱人，然而这个女人每天都看着它，已经觉不出它的美丽了。
终于，她的耐心得到了报偿——她提起了钓丝，钓钩上一条小鱼在蹦跶。她紧握钓丝，用劲把那条银光闪闪的小鱼摔到石头上，小鱼便不再动弹了。现在可以把鱼从钓钩上取下来放到篮子里了。
女人再次安好鱼饵，往鱼饵上吐一口唾沫，挥手把鱼钩扔到远处，然后盘腿坐下。太阳已经西斜，不那么灼人了，海风习习。
四周一片静谧。突然闯来一只狗，闻了闻篮子。女人正扬手赶狗，却发现有两个欧洲人朝她走来。看样子是一对夫妇，女的脸上立刻堆满和蔼可亲的笑容，男的一边召唤狗，一边矜持地笑了笑说：“别害怕，它不咬人。”
其实，女人担心的不是自己，而是鱼。两个欧洲人已经走了，她却还心有余悸。她不时看着篮子，把苍蝇赶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