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觉得解释得未尽其意，但是往深又说不出什么。于是我查找了材料，才知道，我那种应付差事，实在是知识淡薄的表现，实在是有些“唬弄孩子”。为了弥补这一不足，我照材料上说的，解释了其真意：我国古代的风筝是用木片或竹片做成的，所以那时候叫“木鸢”，据说是春秋时代有个叫鲁班的工匠发明的。后来我国发明了造纸，人们就用纸糊风筝了，那木鸢就成“纸鸢”了。到了五代时，有个叫李邺的人，在纸鸢头上装了个竹笛，风吹竹笛，声如筝鸣，从此就有“风筝”这个名字了。唐代有个诗人叫高骈在《风筝》诗中写到：“夜静弦声响碧空，宫商信任往来风，依稀似曲才堪听，又被风吹别调中。”“宫商”是指风筝发出的各种音调。这样一解释，孩子似乎明白了，自己也心安理得了。
我国是风筝的故乡，风筝作为工具早被人们使用了。楚汉相争之际，韩信为了测知项羽军队的距离，用的就是风筝。到了公元八世纪，风筝开始传入日本，后来又传入欧洲，所以法国人管风筝叫“飞龙”，德国人管风筝叫“飞唐”，这“龙”和“唐”都是中国的象征。所以著名的英国学者李约瑟把风筝列入中华民族向欧洲传播的重大科学发明之一是有道理的。
这次在代表队里，听一些有经验的老艺人和运动员介绍，得到许多闻所未闻的知识。随着今天科学技术的发展，风筝的工艺也大有发展了。现在许多风筝基本是以尼龙绸、塑料薄膜、塑料纸为蒙面材料，其骨架多为塑料棍和铝合金的，这些风筝轻盈、坚固、携带方便。据说在国际风筝赛上，有五百平方米的大风筝，放飞是用绞车来牵行的。而最小的风筝是中国选手夏振国制做的，它小到一寸四分，可以装入火柴盒内，被称为“掌上风筝”。这一风筝在潍坊国际风筝赛上，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春光融融，和风徐徐，正是放风筝的大好时节。到大自然中去吧！让风筝陶冶孩子们的性格，让风筝唤起长者的童心，让春天的使者——风筝永驻人们的心中。
童年记事
千里
我的童年是在松花江畔度过的。
在我出生之前，东北就已经被踩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了。虽然那里的黑土地肥得流油，可是老百姓的生活却非常困苦。那时候我还小，没接触过日本人，可是二哥、三哥都已上了小学。为了对中国人实行奴化教育，学校强迫学生学习日语，还经常体罚学生。甚至为了取乐，有的日本老师常常让学生面对面站成两排，互相打耳光，直打得面红腮肿，甚至嘴角流血。两个哥哥的手掌和脸都被打肿过。他俩打心眼里恨日本人，怎么能愿意学他们的语言呢？
我的母亲是一位爱国的知识分子，她整日投身到抗日救亡的工作中，根本无暇照顾子女，看到孩子在学校受日本人的气，便将我们兄妹三人送到乡下的奶奶家，只将十四岁的大哥留在身边。大哥受母亲进步思想的影响，十五岁就参了军，次年就在一次战役中牺牲了。
当时已经是1946年，大哥牺牲于内战。
那时的北大荒地广人稀，真是名符其实的荒凉。无边无际的荒草甸子是兔子和野狼的乐园。有一次，叔叔从外地踏雪归来，走得又冷又累，看到不远处有个草窝，便不假思索的钻进去点燃一支烟休息。不一会儿，一只大个儿的灰狼回来了，原来这里竟是狼窝。它看见自己的窝里往外冒烟，没敢冒然进去，便蹲坐在附近守着。叔叔也看见了狼，着实吓得不轻，但他凭着多年在北大荒生活的经验，没有慌张逃跑，跟狼对峙了一会儿，突然灵机一动，划一根火柴将狼窝里的枯草点燃，呼呼的北风使火苗很快就串起了老高，野狼“嗷”的一声转身就跑，叔叔得以幸免于难。
那里的狼可真多呀，夜里躺在被窝里都能听到吓人的狼嚎。天刚一擦黑儿，人们就赶紧躲进屋里关紧门窗，即使是白天，小孩子也不敢到村外去玩儿，所以，我的童年是很乏味的，幸好有两个哥哥跟我在一起，他们有时会带着我找些有趣的事来做。
由于日子贫穷，小时候什么吃食也没有。春天，两个哥哥带我到门前的菜地里挖野菜，那种野菜很好找，露在外面的是一个绿缨，土里是一条长长的白色的根，只有根可以吃。我们将它从土里拔出来后。将根部的泥土撸去，便放在嘴里嚼，那味道有点甜又有点辣，并不是很好吃。
夏秋时节，我们偶尔能到有大人干活的苞米地里寻野菇娘儿。那里的野菇娘儿熟了以后是紫色的，又大又甜，很好吃，只是数量不多，我们又不能走得太远，所以有时也摘黑天天儿吃，那也是一种低矮的草本植物，果实成熟后呈黑色，如黄豆粒般大小，长大后才知道它学名叫作黑加仑。味道尽管不如野菇娘儿好吃，但也不错。
听大人说，草甸子里才好玩儿呢，里面有洁白鲜嫩的草菇，蒲草塘边还常能捡到成窝的野鸭蛋，一窝大约二十余个，比家里的鸭蛋好吃多了。可惜，这些乐趣我们却从未尝到。北大荒的原野是那样的丰美和辽阔，而我们这些孩子却只能被禁锢在小小的村子里。
平原的太阳落得很晚，百无聊赖的白天是那样的漫长，我常常坐在窗台上，看高远的蓝天，那天空经常是单调的连云彩都没有，偶尔有一队雁群掠过，都会引起我一阵惊喜。望着那远去的雁群，我就会深深地思念奔波在外的母亲。
北国的冬天异常寒冷，大雪一场接着一场，几场雪下来就积得没膝盖深，鸟雀们找食可就困难了，这是捉麻雀的最好时机。哥哥们将院门口的雪扫净，用短棍支起一个大箩筐，短棍上拴一条绳子，再往地上撒些米粒，然后拉住绳子另一头躲在门后，过不多会儿，便会有成群的麻雀飞来，小心翼翼地啄地上的米，逐渐走进了箩筐，这时候突然一拉绳子；就会扣住好几只麻雀。然后用干玉米叶包好后放在火盆里烧，那便是我们解馋的美味。现在想起来也真够残忍的了。
穷人家的孩子打小就能干活，农忙季节两个哥哥都得下地莳弄庄稼，我在家照顾小弟弟。那年我六岁，弟弟两岁，我已完全学会了照顾孩子的一切本领。一年以后，又一个弟弟出生了，从此，我的童年也就提早结束了。
那年，我回河北老家李元
我家的祖籍是处于河北、山东交界的河北省南宫县（市）徐马寨村。我虽然没有在那里生活过，但那块土地却深深地影响了我。这是因为父亲于1925年才八岁时就闯关东来到了沈阳，阔别故里三十八载，到了1963年才回了一趟老家，那次父亲特意将时年十四岁的我带了去，这次难忘的回关里老家省亲，使我受益匪浅，至今想来，还历历在目。
回到关里家的第二天，父亲领我到爷爷的坟上磕了头，烧了纸，并告诉我：“你爷爷开过镖局，凭武艺为人保镖，曾称誉一方，不想手枪等新式武器问世，加上交通发展，镖局衰落，后来又染上鸦片，穷困潦倒，不到四十岁就死了。害得你奶奶领着六岁的我改嫁他人，后来无奈才去闯关东的。人啊，得能折能弯，不能只求轰轰烈烈。”当年父亲在爷爷的坟前给我讲述的这番话，经过三四十年的人生磨炼，我才逐渐理解了这番话的深刻内涵。父亲十一岁时在沈阳一家资本家开的纱厂当过童工，后来熬成了技师。
建国初，资本家纱厂倒闭，父亲失了业，但父亲能折能弯，为了养家糊口，扛过板凳，满街喊“磨剪子喽，抢菜刀”。他又当过三轮车夫，走街串巷拉车送货。
后来还当过水暖工、采购员……无论干啥，无论多苦，都踏踏实实，不辞辛苦。特别是蹬三轮车的那几年，冬日脚踏冰凌，气喘吁吁，负重前行，每挪一步，好似登一座山；夏日酷暑，大汗淋漓，滴到滚烫的柏油路上的颗颗汗珠，立刻就被蒸发掉了。由于吃苦太多，每逢春节，爸爸总要哭上一场。
赶上三年自然灾害的那次回关里家，有一件事情让父亲难受了多时。这是因为，返沈那天，邻居的一位大伯领着我们爷儿俩，从凌晨起身，一直走到上午十点多钟，才从黄金庄走到了几十里外的大营汽车站。
父亲同那位大伯千恩万谢地告了别，尔后，又几步一回头，像有什么事似的。后来回到沈阳，父亲才对我说了那件愧心事：“我本想拿出几斤全国粮票作为答谢，可粮票来时被你妈妈结结实实地缝在裤腰上，拿不出来啊！我又拿不出钱来感谢人家，人这辈子，可千万别欠了人家的情啊！”
1968年夏天，我下乡插队前，爸爸嘱咐我：“我带你回关里家为你爷爷上坟时讲过，你爷爷不该那么早地离去，你离开爸爸下乡插队，可别学抽烟，别沾不良嗜好呀！”遵照父亲的家训，至今，我不吸烟，不打麻将……1970年的一个冬日，父亲公亡，从此长眠在沈阳这块土地上。
作为关里人的后代，作为祖辈是镖师的我，曾遗憾自己什么也没继承下来。但参加工作至今，在许多情况下还是能仗义执言的，或许这也算有一点点“侠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