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教材教辅这才是中国最好的语文书(散文分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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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 读书乐(2)

呆人常自作聪明,吴宓自编年谱中,大言不惭承认《学衡》杂志总编辑一职,是“毅然自取得之”,又在年谱的前几页,明白地说自己应聘东南大学,是因为:“拟由我等编辑杂志(月出一期)名曰《学衡》,而由中华书局印刷发行。此杂志之总编辑,尤非宓归来担任不可。”在日记中,吴宓屡屡自我表扬,言过其实,这种流露正是“呆”之所在,只是不可恶,反而有些可爱。一九二四年七月,吴宓去上海拜见中华书局大老板陆费逵,明明是恳求对方开恩继续办《学衡》,但是日记上只说他“痛陈《学衡》之声名、实在之价值及将来前途之远大”,对方“意颇活动,谓与局中间人细商后再缓复”。毕竟是从美国回来,吴宓深知宣传的重要,而宣传就是说大话。自从建立民国,中国人不论文武,都明白洋人支持的重要。当军阀,不依靠日本,就是借助英美,文化人也不能避开此俗例。《学衡》创刊之后,吴宓不仅增入英文目录,而且不忘将刊物寄往国外的知名图书馆,赠送西方名牌大学的汉学家。在吴宓拟定的赠刊名单中,可以看到诸如“巴黎大学东方学院”“牛津大学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和“哈佛大学图书馆”。欧风盛行的年代里,《学衡》如果有来自西方汉学家的支持,对新派人士无疑将是最有力的打击。

《学衡》并不像吹嘘的那么出色,这一点吴宓心里很明白,也很无奈。事实上,这根本不是一本能实现心中理想的刊物。前几年,吴宓成了出土文物,着实热了一阵,有关的书甚至成了畅销书,他也因此和陈寅恪一样,罩上了通今博古的光环,有人甚至趁机为《学衡》翻案。以学术成就论,吴宓比不上陈寅恪和胡适,也比不上他的学生钱锺书。吴宓的失算在于知其不可为而硬为,像编《学衡》这样的杂务,陈寅恪、钱锺书绝对不会去干,一个真正做学问的人,没那么多时间和精力耽误。吴宓的旧学根底较弱,刚回国那阵,他跟着胡先和邵祖平学写过江西诗派风格的旧诗。老实说,不仅新派看不上,旧派同人也不把他放在眼里,所谓“敌笑亲讥无一可”。梅光迪就对外人说过《学衡》越办越坏,原因当然是吴宓不行。吴宓不擅长训诂音韵,也不屑于做考据一类的文字,《学衡》发表谈甲骨文的文章,引起外国学者的注意,很认真地写信来请教,这让吴宓感到很恼火,因为他理想中的《学衡》,应该是“有关国事与时局”,应该担负维护中国文化优秀传统之大任,而不是旧派学人的自留地,整日来几首小诗几篇游记,玩点考证索引,大谈文章义法。旧的沼泽地里折腾不出新名堂,玩物丧志是吴宓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学衡》给读者留下太深的陈旧印象,真发表了有观点的好文章,实际上也没什么人愿意读。

分析

吴宓和他主编的《学衡》曾经一度广受赞誉,但叶兆言在这里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指出这种赞誉并不恰当——《学衡》并不像吹嘘的那么出色。这点吴宓心里很明白,也很无奈。现实与理想的差距,让一个复杂的理想主义者变成空想主义者。

一百年前,一个美国学者预测未来的发展,认定中国会发生激烈的革命,古老文化传统很可能被毁灭,孔子的偶像将不复存在。这个忧心忡忡的美国佬就是吴宓的恩师白璧德,他的焦虑传染给了他的学生,结果吴宓的一生都取保守姿态,以维护中国文化传统为己任。除了保守,吴宓信奉好好主义,对人类的一切文化遗产都敬若神明。他画了一个简图,把苏格拉底、耶稣犹太、佛陀印度,以及中国孔子,概括为人类文化的精华。世界的文明大厦靠这四根柱子支撑,缺了任何一根都可能倾斜,基于这样的观点,吴宓打算写出一本关于人生哲学的书。这本书没有写出来,也不可能完成,因为基本的观点并非吴宓独创,他志大才疏,充其量只是一个好学生,一生都在宣传老师的观点。

吴宓出过一本诗集,自恃很高,给学生上课,常以自己诗歌为例。他成不了哲人,也算不上一个优秀诗人,中国旧诗太伟大,出人头地十分困难。吴宓的弟子郑朝宗先生曾说吴宓的诗,“限于天赋,造诣并不甚高”,但是他的诗集长短都收,优劣并存,还配有插图,加上注,更像一部有韵自传,拜伦《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就是这种风格。吴宓一生并不满足于诗人称号,他更大的理想是当一名小说家,写一本能和《红楼梦》媲美的小说《新旧因缘》。在吴宓日记中,常提到某人某事可入《新旧因缘》,毛彦文和朱君毅分手,把自己的一大摞情书奉送给了吴宓,供他日后写小说参考。可惜这部小说压根没动过笔,他总是说要写,或许计划太庞大,结果也就是说说而已。

分析

吴宓自恃甚高,总有各种计划,但他志大才疏,缺乏把这些事情完成的恒心和能力——也许除了坚持记日记之外。

吴宓一生,为女人耗费了太多心血,无论潇洒的新派作家,还是风流的旧派文人,在花心方面都无法和他相比。他一生都在强烈追求异性的爱,和死心蹋地维护旧道德一样,这种过分的冲动,很容易被人造成误解。况且,保守和浪漫本来就尖锐对立,很难想象两者会如此有机地结合在他一个人的身上。一九二一年八月,留学归来的吴宓没休息两天,便匆匆赶往杭州见陈心一。自订年谱中,他又对这次见面,做了一番极具戏剧性的描述。到了陈家,稍坐,从未谋面的陈心一被引出来相见,大家默默相对,“至多十五分钟以后”,毛彦文来了,“神采飞扬,态度活泼”,说要去北京上学,正好路过,没想到遇上了他。吴宓在年谱中,故意淡化了陈心一,说那天她无多言语,主要是毛彦文在说话。下午四点钟,毛告辞,吴宓紧接着也告辞,当天就返回上海。十三天以后,吴宓和陈心一结婚。

这是一部爱情小说的开始,两位女主角初次亮相,同时出场。陈心一和毛彦文是吴宓生命中有着极其重要地位的女人,陈为吴宓生了三个女儿,毛则是他至死不渝的情人。知道吴宓身世的人,读到这段文字,肯定会有所感叹。不过,这文字做了手脚,事实是,吴宓当天并没有离开杭州,而是留了下来,一待就是三天。根据吴宓日记的记载,他五日回国抵达上海,找了一家旅馆住下,次日回家看父母,八日去了杭州。日记中和陈心一的见面是这么写的:

最后心一出,与宓一见如故,一若久已识面者然。宓殊欣慰,坐谈久之……四时,岳丈命心一至西湖游览。并肩坐小艇中,荡漾湖中。景至清幽,殊快适。

在“一见如故”和“殊欣慰”下面,吴宓都加点表示注重。第二天,两人一起游了西湖,乘小艇,湖中一日,涉历名胜地方多处,吃茶数次,又在壶春楼吃午饭,并且“一切均由心一作东”。

是日之游,较昨日之游尤乐。家国身世友朋之事,随意所倾,无所不谈……此日之清福,为十余年来所未数得者矣。

分析

吴宓的复杂爱情关系,是他学术与人生都比较混乱的一个因素。

吴宓日记中,此三日无一字谈到毛彦文。根据他的风格,如此重要之事不会不记,因此毛在自编年谱中的出现,很可能是杜撰。吴宓一生中,最喜欢和别人诉说与毛彦文的爱情故事,说多了,难免加工,临了,自己也会被加工的东西所蒙蔽。吴宓一生都在唱爱情高调,稍不仔细,就会上他的当。以今天的观点看,吴宓当年的婚姻态度很有问题,既迫不及待,又敷衍了事。一九一九年三月,正在美国留学的吴宓,因为看见玻璃橱窗上的裸体美人招牌,和陈寅恪等一起“共论西洋风俗之坏”,谈到“巴黎之裸体美人戏园”,第一次听说“秘室之中,云雨之事,任人观览。至于男与男交,女与女交,人与犬交,穷形尽相”。这番议论,当然带着批判,然而内心深处对异性的渴望,也跃然纸上。当天的日记中,经过批判,吴宓笔锋一转,振振有词地写道:

盖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大丈夫生而愿为之有室,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夫情欲如河水,无所宣泄,则必泛滥溃决。如以不婚为教,则其结果,普通人趋于逾闲荡检,肆无忌惮。即高明之人,亦流于乖僻郁愁,abnormalperversion……

宓更掬诚以告我国中之少年男女,曰公等而欲完贞德而求乐生也,则毋采邪说,及时婚嫁,用情于正道。一与之齐,终身不改。离婚断不可为训。自由结婚,本无此物,而不婚与迟婚,欺人行事,志廉耻,更不可慕名强效。

日记中的洋文是“性反常行为”,吴宓虽然是外国文学教授,日记中的洋文并不多见。他不可能像郁达夫那样直露地表达性的苦闷,爱情这两个字,也暂时想不到。有朋友寄照片来,托他在留学生中寻找佳婿,他竟然自荐,吓得对方连声说不,觉得他“思想甚多谬误,望速自检查身心”。这个细节说明了身在异乡的吴宓魂不守舍,这种心情下,也是留美的陈心一弟弟为其姐择婿找到他时,他显得有些心急,好友一番“回国后,可恣意选择对象”的劝阻也顾不上,毫不犹豫答应下来。成为爱情至上主义者是后来的事情,此时的吴宓对婚姻听天由命。一方面,他慎重地转托友人朱君毅的未婚妻毛彦文在国内打听陈心一的情况,毛和陈是同校同学,当时并非知友,毛很认真地探听了消息,对陈进行了一番考察,然后通过未婚夫向吴宓汇报,大致意思是人还不错,交朋友可以,贸然订婚则没有这种必要。另一方面,吴宓又很草率地决定先订婚,好友陈寅恪的观点似乎影响了他的婚姻态度。陈寅恪觉得一个男人,学问不如人,这是很可耻的;大丈夫娶妻不如人,又有什么难为情。

既然如此,不就是找个老婆,何苦顶真。吴宓评价自己,小事聪明,大事糊涂。结婚七年以后,吴宓突然忽发奇想,开始大谈爱情,他决定和陈心一离婚,开始对毛彦文的漫长追逐。毛是他朋友的未婚妻,是妻子的同学兼好友,吴宓和陈心一结婚以后,毛是他家的常客。朱君毅和毛彦文后来闹翻了,死活不肯和毛成为夫妻,给毛造成了很大痛苦,吴宓最初作为中间人,往返于两人之间,本来只是救火,临了,却引火烧身,把自己烧得半死。吴宓是在一种很尴尬的状态下离婚的。陈心一不能接受娥皇女英的暗示,这种大小老婆的如意算盘,也不可能为毛彦文所接受,在一开始,毛只是一位被动的第三者,吴宓郑重其事地表达了爱意,毛毫不含糊地一口拒绝。在男女问题上,吴宓始终自以为是,改不了一厢情愿的老毛病。他的离婚和结婚一样草率,也许内心深处真的是不太爱陈心一,他感到委屈,不是自己好端端的家庭被拆散,而是这种拆散之后,毛彦文仍然不肯老老实实就范。吴宓对毛的追逐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一场伟大的爱情马拉松,中间包含了太多的故事,这些故事全是写小说的好材料。

分析

吴宓和毛彦文的关系,是最有名的爱情故事,但这段故事在叶兆言先生笔下被剖析得很透彻。这就是一种奇怪的追逐——“吴宓对毛的追逐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一场伟大的爱情马拉松,中间包含了太多的故事,这些故事全是写小说的好材料”。

吴宓给人留下了一个严谨的学者印象,随着时间推移,这种印象很可能成为一种定评。三十年代初,吴宓去欧洲进修,临行前,同人为他饯行,朱自清喝得大醉,席间就呕吐不止,吴宓于是感叹,觉得自己为人太拘谨,喝酒从不敢过分,颇羡慕别人能有一醉方休的豪情。我所以提到朱先生,是因为朱也是有定评的严谨学人,如果就此推断吴宓为人更古板严肃,毫无浪漫情调,则大错特错。事实上,吴宓是一个地道的“好色之徒”,他的不安分,陈寅恪看得最透彻,说他本性浪漫,不过为旧礼教旧道德所“拘系”,感情不得发抒,积久而濒于破裂,因此“犹壶水受热而沸腾,揭盖以出汽,比之任壶炸裂,殊为胜过”。

吴宓和陈心一离婚,让许多人感到震惊,《学衡》同人一致谴责,其父怒斥他“无情无礼无法无天,以维持旧礼教者而倒行逆施”。吴宓的尴尬在于,老派的娶妾,新派的离婚,偏偏他不新也不旧。像吴宓这么浪漫的人,注定不应该有婚姻,解除婚姻的束缚,犹如“揭盖以出汽”,和陈心一离婚以后,吴宓有过无数次婚姻机会,他不断地向别人求爱,别人也做好准备和他结婚,仅仅和毛彦文就起码有两次机会,然而关键时刻,都鬼使神差,成了泡影。吴宓一生都在追求毛彦文,这是事实,毛真准备嫁给他,他又犹豫,活生生地把到手的幸福耽误了,这也是事实。

既想和毛成为夫妻,又担心婚后会不和谐,两种截然不同的心情,使吴宓成为一个十分矛盾的人。矛盾是人之常情,但是矛盾尖锐到吴宓这样的,实在少见。一九九〇年出版的《回忆吴宓先生》,因为是多人的纪念集,提到吴宓和毛彦文的情事,大多采取吴为了毛离婚,毛失约另嫁,吴于是终身不娶。这一说法是把吴宓的爱情故事,描绘成一场伟大的柏拉图之恋,真相却和事实相去甚远。吴宓一生最喜欢和别人谈他和毛的情事,吴宓日记中,屡屡提到和谁谁谁“说彦”,粗粗估计,不会少于一百次。任何一个与吴宓打过交道的人,只要乐意听,吴宓就会讲述不同版本的故事。这些故事是他博得女人好感的有效武器,女人生来就容易被爱情故事打动。

吴宓的柏拉图之恋在一开始就自欺欺人,离婚前有娥皇女英之戏语,离婚后,他索性撕下脸来,死缠着毛嫁给他。吴宓的胡搅蛮缠还是有效的,因为骨子里,女人总喜欢被爱,尤其喜欢吴宓那种全力以赴的爱,而且女人的爱是希望有婚姻做保障。事实是,吴宓并不是只爱毛一个人,离婚不久,他就同时爱上了另外一个人,在日记中不断地比较她们的优劣,为究竟娶谁而心猿意马。在后来的岁月中,吴宓成了大观园里的贾宝玉,除了毛彦文,马不停蹄地爱别的女人,其中有结过婚的,有离了婚的,有美国人,有法国人,正所谓,见一个爱一个,年龄差距也越拉越大,从几岁到十几岁,到二十几岁甚至几十岁。

分析

作为一名严谨学者形象的吴宓背后,是不怎么严谨的生活与爱情态度。

对异性如饥似渴,对婚姻胆战心惊,吴宓变得让人难以捉摸。一九三一年一月,吴宓拜访了艾略特,与其大谈白璧德,然后一起散步,去大都会饭店午餐。是谁付钞尚待考证,吴宓只随手记下来两件事:艾的女秘书很漂亮,艾为他介绍了多名英法文化名人,这些文化名人成为日后讲学的重要资本。到欧洲的时间很短,但是在西风的劲吹下,他迅速欧化。首先是对毛彦文的态度开始强硬,他拍电报去美国,让毛放弃学业,迅速赶到欧洲结婚,否则从此拉倒。他动辄就向毛发出最后通牒,甚至十分恶毒地称毛为“Doginthemanger”(占着马槽的狗),这俗语正好与一句中文对应,所谓“占着茅坑不拉屎”。此时的吴宓充满了单身贵族的潇洒,一头一脸大丈夫何患无妻的气概,除了和毛彦文纠缠,他还写信回国,向一位叫贤的女人示爱,同时又和一位在法留学的美国女人H打得火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