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艰难历程中，湖北30年红旗不倒，70万英雄儿女献出了宝贵生命，其中31位是省委书记或担任过省委书记职务。当年同李先念一起参加黄麻起义的244名乡亲，活下来的只有4人。与陈锡联一起参加红军的77人，只有他一人看到了新中国诞生。戴克敏一家14人参加革命，牺牲了11人。王树声一家为革命献出了17条生命。徐海东一家67人参加革命，到新中国成立只剩下伤病缠身的徐海东一人，牺牲了66人。
这些烈士，大部分牺牲在战场上。1927年11月13日黄麻起义军攻克黄安县城后，整编为工农革命军鄂东军。12月5日夜，驻宋埠国民党第十二军教导师奔袭黄安，鄂东军总指挥潘忠汝和副总指挥吴光浩、党代表戴克敏决定：“冲出县城，转至七里坪！”突围战斗打得异常激烈。吴光浩率领鄂东军大部、农民义勇队和其他农民武装向城外冲击，潘忠汝带鄂东军一部掩护。当部队将要冲出城门时，敌疯狂堵击，子弹像雨点一样射来。潘忠汝一手握盒子枪，一手挥舞大刀，率领部队杀开一条血路。鄂东军冲出一部分，但大部仍被堵在城内。潘忠汝先后七出六进黄安城。当他第七次掩护战友向外冲杀的时候，敌人的子弹打中他的腹部，顿时血流如注，肠子冒了出来。他推开前来抢救的战士，用一只手托住冒出来的肠子，一边挥刀砍杀敌人，一边大声呼喊：“同志们！为保卫我们的革命政权和革命军队，为革命的胜利，冲啊！”最后终因失血过多，一头栽倒在地。几名战士飞步上前，将他背起，冲出城门。行至七里潭畈河，戴克敏的八叔戴叔先闻讯赶来抢救。终因其伤势严重，医术高明的戴叔先也无力回天。潘忠汝使尽全身力气对吴光浩和身边的同志们说：“我……我不行了，你们把队伍带到七里坪集合，一定……要……要保存、发展这支革命……队伍……”潘忠汝以自己对革命的坚定信念和献身精神，实践了他“不肯昏庸同草木，愿输血汗改山河”的誓言。
1932年10月9日，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战斗中，红二十五军军长蔡申熙率部在黄安河口至冯寿二一带与敌激战昼夜，打退敌人多次冲击，守住了阵地。10日上午，天下大雨，部队三面被围，情况十分危急，蔡申熙赶到枪炮声最密集的仙人洞，指挥部队与敌人打了整整半天，一直相持到下午2时许。他饿了大半天，战士们趁枪声暂停把他拉进工事，请他吃饭。刚端起饭碗，敌人进攻的枪声又响了起来。他扔下饭碗就往外跑，一直奔到仙人洞下面的周家田，命令部队向新的阵地转移，自己则率领一支小分队阻击敌人。警卫员见敌人快扑到跟前，几次请求他退下火线。他却说：“队伍还没全部撤到安全地带，我不能走！”谁知，就在这时，一颗子弹射进他的下腹部，血流如注。经救护队简单包扎，他仍躺在担架上，捂住伤口，指挥战斗，直到昏迷不醒，救护队才把他送到距此五六里地的黄柴畈村。这时已是下午3点多钟。浑身是血的蔡申熙苏醒了，疼得直叫。徐向前从前线赶来看他，他要人补他一枪。徐向前安慰一番后，急忙去指挥部队作战。他的妻子曾广澜边给他擦洗边伤心地哭泣。蔡申熙吃力地对妻子说出了他最后的一席话：“广澜，不要难过了。革命哪有不流血牺牲的。女儿萍迹才3岁，她需要你照顾。你要坚强，要永远跟党走。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1935年8月21日，长征中的红二十五军来到王母宫塬，准备徒涉汭河。平时，汭河水流平缓，深不过膝。这时，却由于接连下了两天大雨，河水猛涨。军政委吴焕先首先指挥手枪团和二二五团抢渡，占领南岸高地警戒，防止敌人突袭。先头部队过河后，吴焕先继续指挥军直机关分队渡河。不料，山洪突然暴发，汹涌的巨浪劈头盖脸扑来，几名指战员被激流卷走。军直机关及军直属队和担任后卫的二二三团都被阻于北岸。就在这时，敌第三十五师一○四旅二○八团1000余人突然袭来，二二三团三营首先与敌接火，凭借房屋、土墙和窑洞与敌激战。已经过河的大部队听到枪声，非常着急，却只能隔河相望，难以回援。二二三团完全处于背水作战状态，如不迅速打退敌人进攻，后果不堪设想。吴焕先和副军长徐海东决定分头指挥部队，反击进攻之敌。徐海东赶到二二三团，指挥一、二营投入战斗，从正面反击；吴焕先带领交通队和学兵连150余人从右翼插入敌后，拦腰截击。战斗打响，吴焕先振臂高呼：“同志们，压住敌人就是胜利，决不能让敌人逼近河边！一定要坚决地打！”话音未落，人已经冲了上去。战士们勇猛冲锋，迅速抢占制高点，从侧翼向敌发起冲击。与此同时，三营在重机枪火力掩护下展开反击，对敌形成夹击之势。敌人顿时混乱，纷纷溃散。激战中，吴焕先身中7弹，还在坚持指挥，直到一颗子弹穿入前胸，他才倒下。这场恶战将敌二○八团全部歼灭，但指战员们谁也没有胜利的喜悦，因为就在战斗即将结束的时候，他们的军政委停止了呼吸。
革命战争年代，战场牺牲可谓家常便饭。1930年12月，红二军团南征中在松滋杨林市的一次战斗，红军即伤亡2000余人，其中红六师减员达四分之一。红七师在湘鄂西苏区第四次反“围剿”作战中，仅1932年8月31日一天苦战，就损失一个多团的兵力，师政委鲁易和三个团长、一个团政委英勇牺牲。1934年1月，在湘鄂赣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红三师在阳新王文驿中敌埋伏，仓促应战，伤亡2000余人，仅1000余人突出重围，转移到通山九宫山地区。红四方面军独立第二师4000余名指战员，全部在战斗中先后牺牲，没有一个人看到革命胜利。
史料表明，湖北的革命烈士中，大部分是在战场牺牲的，仅次于战场牺牲的，就是刑场就义。
1929年2月，中共监利县委副书记陈步云在剅口附近的黄桥召开群众大会，会场突然被敌人包围。在敌人要群众交出县委干部并用机枪对着群众准备射击的时候，陈步云挺身而出。群众和其他干部得救了，陈步云却落入敌手。敌人备了一桌酒席，想用荣华富贵、高官厚禄诱他投降，陈步云怒火中烧，厉声痛斥：“撼山易，撼共产党的信仰难！我陈步云生是共产党的人，死做共产党的鬼，你要杀就杀，要剐就剐，少来这一套鬼花招！”说完将一桌酒菜掀翻在地。敌人恼羞成怒，对陈步云施用各种酷刑。然而，一个多月的严刑拷打，根本不能动摇这位共产党人的钢铁意志。敌人无可奈何，又把他的母亲和妻子押来探监，妄图以亲情软化。陈步云对母亲说：“娘，您不要伤心，儿干的是光明正大的事业。儿死后，您一不要给儿烧纸，二不要给儿做斋，只要给儿做件列宁服穿上就行了。”陈步云对妻子说：“等到全国胜利的那一天，请你在我的坟头放一挂鞭炮，好让我和你们一起高兴高兴！”敌人的阴谋彻底破产，陈步云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1939年9月，共产党员、新四军独立游击第五大队医务主任戴醒群在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夏家山事件”中被俘。当顽固派知道戴醒群是五大队大队长张体学的妻子后，便逼她投降并发表与张体学脱离夫妻关系的声明。戴醒群严词拒绝，并厉声痛斥：“你们这些卖国贼，放下家门口的日本鬼子不打，还要残害坚决抗日的新四军，良心何在？你们根本不配当中国人！”顽固派见软的不行，就用尽各种刑罚，想使她屈服。此时已怀有八个月身孕的戴醒群，始终大义凛然，坚贞不屈。顽固派恼羞成怒，竟对戴醒群采取最野蛮、最无耻的分尸酷刑。刽子手把戴醒群绑在黄冈贾庙的一棵大树上，当着全体被俘人员的面，先用小刀割掉她的乳房，又用大刀剁掉她的四肢，然后割下她的头颅。年仅22岁的戴醒群，就这样为民族、为人民、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美丽青春和宝贵生命！
1941年7月，新四军鄂南独立第五团宿营地突然被日军包围，鄂南特委书记兼五团政委黄全德率少数干部战士掩护部队突围，大部分同志英勇牺牲。通讯员要保护黄全德跳湖突围，黄全德说：“我不能丢下群众不管。”日军占领村庄，将所有人赶到晒场上，逼群众交出新四军。当日军挥刀向群众砍来的时候，黄全德大吼一声：“住手！不关老百姓的事，我是新四军！”其余17名干部战士也挺身而出。在日军的牢房里，黄全德受尽酷刑，始终坚贞不屈，最后被投进警犬房，壮烈牺牲。
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第二次反共高潮达到顶峰。由于叛徒出卖，中共湘鄂西区党委书记何功伟在恩施被捕。何功伟听说湖北省政府主席陈诚要他的父亲来劝降，立即给父亲寄去一信：“……微闻当局已电召大人来施，意在挟大人以屈儿，当局以‘仁至义尽’之态度千方百计促儿‘转向’，用心亦良苦矣。而奈儿献身真理早具决心，苟义之所在，纵刀锯斧钺加诸颈项，父母兄弟环泣于前，此心亦万不可动，此志亦万不可移……”父亲来到恩施，当面劝说无效，又给儿子写信。何功伟含泪回信：“……今日跪接慈谕，训戒谆谆，一字一泪，不忍卒读……而儿之所以始终忍心背弃大人养育之恩，断绝妻子之爱，每顾而不悔者，实不愿背弃大多数人之永久利益，以换取我一家之幸福也……”无奈之下，父亲和儿子在牢房睡了一夜，告诉儿子陈诚说不要他写自首书，只点一下头，就可以放他回去。何功伟说：“爷啊！您不要上他们的当了！我为天地存正气，为个人全人格，头可断，不可点！”在走向山顶刑场的路上，行刑官说只要他回一下头，就可以马上回去。何功伟却昂首挺胸，目不斜视，直到山顶，也不曾偏一下头。就这样，一位真正的共产党人，一个大写的“人”，永远挺立在历史的峰巅！
红安“九月暴动”主要领导人之一、共产党员程昭续被捕后，敌人用刺刀顶着他的脖子问：“你是要脖子还是要共产党？”程昭续果断回答：“头是我爹娘给的，是我个人的，共产党是劳苦大众的，老子要的当然是共产党！”松滋九岭冈起义领导人之一、共产党员周维新面对敌人抓捕，坦然而自信地告诉敌人：“共产党是天上的太阳，今天从西边落下去，明天又会从东边升起来！”说完吞下预先准备的鸦片，从容就义。沔阳戴家场暴动主要领导人、沔阳临时县委书记刘绍南在刑场上高声朗诵自己在狱中写下的《壮烈歌》：“铡刀下不变节，要杀就杀，要砍就砍。要我脱党，我决不脱！杀死我一人，革命杀不绝。直到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眼睛哪肯把敌瞥！宁死不屈，烈！烈！烈！”著名妇女领袖、湖北省委机关刊物《大江》主编向警予被捕以后，对前来探监的好友说：“为主义牺牲，我视死如归。”在刑场上，高唱“热血浇开自由花”，从容走向永生。
尤其令人震撼的是，这些在刑场上视死如归的烈士中，还有一些是少年英雄。鄂豫皖苏区14岁的林清芝就是他们中杰出的代表。1933年农历6月16日，林清芝和她的母亲冯振觉被捕。敌人把林清芝母女押到宝印山，准备杀害。冯振觉想请乡亲们保女儿一命，就对在场的群众说：“乡亲们，我革命不后悔，死了不可惜。只是女儿清芝还是一个孩子呀！求求你们想想办法救下她，她就是你们的女儿，让她一生为你们尽忠尽孝！”这时，人群中有人说：“留下清芝吧，她还没满15岁，还是个孩子。”敌人却用枪逼退了上前去拉林清芝的群众。林清芝却对敌人大声说：“要杀要剐就快来吧，让我死在我母亲前面！”冯振觉对女儿说：“我的好孩子，不要怕，革命总是有牺牲的，让母亲先走吧！”敌人故意先对林清芝行刑，要让冯振觉亲眼看到女儿的惨死。刽子手面对怒目横视的林清芝，握枪的双手直打哆嗦，扳机连扣8下，一直未响。敌人将子弹退出，放在鞋底下擦拭几下，又颤抖着扣动扳机。林清芝倒在血泊中，殷红的鲜血浸透了白色的衬衣。接着，母亲被敌人用锄头、梭標和石头打昏，抛在半山腰，太阳暴晒至死。
湖北还有一些烈士是在长期艰苦的斗争中积劳成疾而病逝的。中共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就是这样一位令人肃然起敬的烈士。沈泽民是1931年5月由中央派遣来到鄂豫皖苏区的，后来担任鄂豫皖省委书记。1932年10月第四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沈泽民留下坚持领导根据地斗争。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影响，鄂豫皖根据地斗争受到严重损失。这时，沈泽民已是重病缠身。他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便抱病主持召开省委会议，总结工作，检讨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会议结束，他又亲自执笔给中央写了一份长达1.4万字的检讨报告。他在报告中主动承担红二十五军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受到严重损失的责任，并作出沉痛的检讨，表示今后要“洗心革面，从[重]新做起”。他写道：“在郭家河、潘家河之战轰轰烈烈的胜利后，到现在弄得如此局面，完全是过去错误所造成的。读到中央指示信后，更加痛自追悔，我们真成了工农的罪人。”“这完全由于我们自己的路线差误与实际工作中的拙劣，逐渐削弱到如此情形，今后惟有万死的决心来转变。”他还在报告中明确请求中央撤销他省委书记职务。他写道：“我们的省委书记沈泽民同志实在还是一个书生，在政治知识上是一个杂货店，（不）但不（能）够好好地领导实际工作，并且身体太弱，也不能领导积极工作……请中央注意派军事和政治上的主持人来，并给我们的具体指示……”字里行间，充分体现出一个身居高位的共产党员光明磊落、襟怀坦白、严于律己的高尚品质。沈泽民这份报告的落款时间是1933年11月10日。十天后，也就是11月20日，沈泽民就与世长辞。他生前吃下的最后一餐饭是半个烂柿子和小半碗煮熟的葛根；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对房东讲的：“我很感谢你们对我的照顾，感谢根据地群众对省委的信任和支持。大家坚持下去，革命终将获胜！”
这些在战场上英勇牺牲、刑场上慷慨就义、工作中积劳成疾的烈士令人痛惜，那些遭“左”倾路线错误处理而含冤离世的烈士尤其令人痛心。红三师政委叶金波被“左”倾路线执行者诬陷为“国民党改组派”秘密拘押后，有人要放他逃走，他却说：“我自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以来，随时准备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党，早把生死置之度外。我要用自己的生命来证明一个共产党员对革命的赤胆忠心。”临刑前，叶金波要求给他送来一碗青菜汤。喝完后，脱下身上的棉背心递给身旁的人，说：“现在革命很困难，留给同志们挡挡风寒吧，不要让它沾上了血迹……”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红九师师长段德昌临刑时提出一个要求：“如今三军子弹极缺，处决我时，不要用子弹，那子弹留给敌人吧，对我，刀砍、火烧都可以。”走上刑场时，昂首挺胸，面无惧色，高声喊道：“同志们，永别了！祝革命早日成功！中国共产党万岁！苏维埃万岁！”
为什么不管是在战场上英勇牺牲、刑场上慷慨就义，还是在工作中积劳成疾、遭“左”倾路线错误处理，湖北的革命烈士们全都心甘情愿，无怨无悔？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夏明翰临刑前写下的那首气壮山河、义薄云天的《就义诗》，道出了这些慷慨赴死的烈士们的心声：“砍头不要紧，只有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自有后来人。”正是他们这种在主义与生命之间的理性抉择，成就了一个大写的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也正是他们这种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精神，激励一代又一代后来人继承他们的遗志，把他们为之奋斗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方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