茫茫九派流中国，
沉沉一线穿南北。
烟雨莽苍苍，
龟蛇锁大江。
黄鹤知何去？
剩有游人处。
把酒酹滔滔，
心潮逐浪高。
这首沉郁顿挫的《菩萨蛮·黄鹤楼》，是毛泽东20世纪20年代在武汉填写的。几十年后公开发表时，毛泽东曾如此追述这首词的写作背景：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的前夕，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是那年的春季。”
1926年底，随着革命洪流从珠江流域推进到长江流域，国民政府从广州迁到武汉。1927年春，中共中央机关从上海迁到武汉。武汉成为全国大革命的中心。正当汹涌澎湃的革命洪流日益高涨的时候，国民党新右派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革命遭到局部失败。
在革命面临严重危机的紧急关头，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指导下，在武汉举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时，离四一二政变刚刚半个月。
中共五大是中共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是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革命道路艰难历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中共五大通过的决议案，提出了指导中国革命的一些正确原则，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大会初步提出了健全党的领导体制和组织系统的一系列措施，在党的组织建设上前进了一大步。大会上不少代表对总书记陈独秀的批评，拉开了纠正党内右倾错误、实现历史性转变的序幕。
但是，由于共产国际和陈独秀右倾错误的影响，大会没能提出挽救革命的具体措施。这时，党还没有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妥善解决中国革命一系列理论和实际问题的能力，只能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初步提出一些正确思想。随着革命的发展，党不断总结历史经验，逐步认识中国革命规律，才领导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中共五大闭幕后，面对日益严重的革命形势，中共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继续进行艰难探索、积极应变。6月初，以张太雷为书记的中共湖北省委制定《关于对国民党及工运、农运之策略要点》，明确提出武装农民“上山”和争取地方武装等策略。7月4日，被紧急从湖南召回的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提出农民武装可以“上山”或加入同党有联系的军队中去，以保存革命力量的主张。此前，他就要来自湖南的基层干部，拿起武器，上山下湖，同反动派进行斗争。然而，这些奋斗也未能挽狂澜于既倒。7月15日，曾经在中共五大高叫“革命”的武汉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公开“分共”，叛变革命，大革命全面失败。这时，离中共五大闭幕才两个月零六天。
就在汪精卫公开“分共”的前三天，也就是7月12日，中共中央改组，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组成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务委员会，陈独秀离开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岗位。从7月13日到26日，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在汉口德林公寓连续召开会议，初步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讨论通过了挽救革命的三项重大决策：一、武装反抗国民党；二、独立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三、召开一次中央紧急会议。
8月3日，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决定立即召开中央紧急会议，并确定紧急会议议题。这时，周恩来已经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党直接掌握和影响的军队2万余人，在南昌举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这次起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树立起一面革命武装斗争的旗帜。
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这是一次在敌人眼皮底下召开的会议。这时，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屠杀，已使原来生气蓬勃的中国南部陷入一片腥风血雨之中，年轻的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遭受到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
经过反复选择，会址定在汉口原俄租界三教街41号（现鄱阳街139号）二楼。这里是武汉国民政府农民问题顾问拉祖莫夫夫妇的住所。这幢楼房是英国人1920年修建的公寓，前后有楼梯，后门通小巷，屋顶凉台与邻居凉台相通，发生情况，便于撤离；一楼是印度人开的百货商店，周围居住的大多是富有的外国人，不大引人注意。因此，在这里开会比较安全。
会务工作交给了邓小平。邓小平原名邓希贤，此前在西北军政治部工作，1927年6月下旬来到武汉，担任中共中央秘书，改名邓小平。邓小平接受担任这次紧急会议会务工作的任务后，提前三天进入拉祖莫夫家，对会场和代表的食宿、安全、撤离等事宜作出周密安排。会议期间，他负责文件、机要，交通等工作。会后三天，邓小平才结束工作离开这里。这是邓小平第一次参与筹备和参加中央的重要会议。这一年，他23岁。
这次会议是一次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紧急会议，所以出席会议代表的身份呈现出明显的多样性。因为中共五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候补监察委员中，一部分人如周恩来、谭平山、张国焘、李立三、恽代英、彭湃、贺昌等已赴南昌发动起义，一部分人如彭述之、罗章龙、刘少奇、易礼容、夏曦等不在武汉无法参加会议。由于“时局紧张，交通异常不便”，“北方、上海、广东等地代表来不及召集”，江西省委书记汪泽楷接到了通知，赶到武汉时会议已经结束。因此，地方代表只有湖北、湖南和上海3处。所以，八七会议的正式代表只有21名。其中中央委员10人，即李维汉、瞿秋白、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顾顺章、罗亦农、陈乔年、蔡和森；候补中央委员3人，即李震瀛、陆沉、毛泽东；中央监察委员2人，即杨匏安、王荷波；青年团代表3人，即李子芬、杨善南、陆定一；湖南、湖北、军委代表各1人，即彭公达、郑超麟、王一飞。参加会议的还有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及其助手牛曼和中共中央秘书邓小平。
会议参加者中青年团的三名代表都是团中央委员，却以正式代表身份参加党中央的重要会议。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次会议中极为少见。时任团中央宣传部长、建国后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的陆定一1996年谈到这件事的时候曾感慨地说：“那时能参加这样的会议，现在不行了！”
这次会议原定于7月28日举行，会期一再推迟，等到8月7日，“不得已只能尽在武汉的中央执监委员、青年团中央委员及湖北、湖南、上海的负责同志开会”。会后第四天，新的中央即发文，向全党说明这次会议不是正式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
8月7日，代表们分批到场，有的是按通知自己找来，有的由交通员带来；有的从前门进，有的从后门入。毛泽东来到会场的时候，看到会场是一间20多平方米的客厅，一张条桌算是主席台，罗米那兹、瞿秋白、李维汉坐在桌子旁边，代表们则围坐在一起。
会议在严肃紧张的气氛中开始。主持人李维汉在介绍召开这次会议的缘由和会议筹备情况以后，宣布会议有四项议程，只能开一天。
首先，由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作主旨报告。这位30出头的共产国际代表，是7月23日才带着助手牛曼赶到武汉接替鲍罗廷的。虽然初来乍到，但他是共产国际的“钦差大臣”，是来指导中共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新的革命方针的，因而是会议的中心人物。他的主旨报告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不点名地批评了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的右倾错误，指出中国革命已进入土地革命时期，要求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中国革命，提出将土地革命和武装暴动结合起来。在报告中，罗米那兹肯定举行南昌起义是正确的。罗米纳兹作报告，瞿秋白当翻译，罗米那兹讲一段，瞿秋白翻译一段，用了整整一个上午。
罗米那兹作完报告，已到中午，李维汉宣布会议休息半小时。女主人拉祖莫娃为大家准备了俄式中餐――“大列巴”、罐头牛肉和茶水。接着，继续开会，讨论罗米那兹的报告。毛泽东第一个发言。他首先肯定罗米纳兹的报告“是很重要的”，接着以亲身经历严厉批评中央的右倾错误。
在说到国共合作的时候，毛泽东谈起了新姑娘上花轿。他说：“当时大家的根本观念都以为国民党是人家的，不知他是一架空房子等人去住。其后像新姑娘上花轿一样勉强挪到此空房子去了，但始终无当此房子主人的决心。我认为这是一大错误。”
毛泽东在发言中特别强调农民土地问题的重要性。他说：“农民要革命……我曾将我的意见在湖南作了一个报告，同时向中央也作了一个报告。此报告在湖南产生了影响，对中央则毫无影响，广大党内外的群众要革命，党的指导却不革命，实在有点反革命的嫌疑。”接着，他提出了一个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具体建议。这个建议符合湘、鄂、赣、粤一带的土地占有情况，可惜没有被共产国际代表采纳。在两个月前的中共五大上，毛泽东曾提交一份关于农民土地和农民斗争问题的议案，也没有被大会接受。
谈到军事问题，毛泽东说：“从前我们骂孙中山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注意此问题。”新的中央要重视军事斗争，“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就是这段话，后来演化成一句经典名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毛泽东的这个思想由来已久，早在马日事变以后，他就对从湖南来武汉向国民政府请愿的同志们说：“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长沙站不住，城市站不住，就到农村去，下乡组织农民。要发动群众，恢复工作，山区的上山，滨湖的上船，拿起枪杆子进行斗争，武装保卫革命。”7月4日，他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明确提出：农民武装可以“上山”或加入同党有联系的军队中去，以保存革命力量；“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
据会议记录记载，讨论罗米那兹的报告，先后有9人次发言，毛泽东在会上一共7次发言，是发言最多、思想最活跃的代表。
罗亦农在发言中公开批评共产国际，认为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不了解中国国情，不能正确指导中国革命，对中国大革命失败要负责任。蔡和森、邓中夏、任弼时等人在发言中，都表示接受共产国际代表的报告，都批评了中央的右倾错误，提出了纠正错误的建议，要求党内民主化，实行集体领导，并明确要求中央更换领导人。
讨论罗米那兹的报告以后，瞿秋白代表中央常委作报告。瞿秋白在严厉批评中央右倾错误、分析当前形势后说：“要以我们的军队来发展土地革命”，领导各地农民举行暴动，在当前“我们的策略是独立的工农阶级斗争”，“在此时我们更要注意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我们目前最主要的敌人是汪精卫……打倒汪精卫……是我们的主要方针”，“我们要坚决地干！”
瞿秋白作完报告，代表们开始讨论《中国共产党告全党党员书》、《最近农民斗争议决案》、《最近工人斗争议决案》、《最近组织问题议决案》。这四个文件包括了中国共产党实行革命总方针转变的具体内容，是全党工作实行战略性转移的纲领性文件，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新的方向。经过讨论，代表们一致通过。
最后一项议程，是选举新的中央领导机构。会议经过讨论，选出瞿秋白、苏兆征、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向忠发9人为政治局委员，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7人为候补委员。讨论中，李维汉、蔡和森、陆沉提议毛泽东为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推辞说，他要去基层工作。最后，他以12票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8月9日，政治局召开第一次会议，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当选为政治局常委，瞿秋白成为继陈独秀之后的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
这次紧急会议因为只开了一天，后来被称为八七会议。八七会议旗帜鲜明地清算了大革命后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错误。会议认为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错误的主要表现：一是在同国民党的关系上，完全放弃共产党独立的政治立场，实行妥协退让政策；二是在革命武装问题上，不想武装工农，不想组织真正的革命军队；三是在民众运动问题上，不支持和领导农民革命运动，不能提出革命的行动政纲解决土地问题；四是在党的建设上，中央不受群众监督，党内缺乏民主生活。当然，大革命失败的责任不能只归于陈独秀个人，会上所作的批评也有不尽恰当的地方；但是，如果不像八七会议那样对过去有一个毫不含糊的批判，要使全党在精神上迅速振奋起来，在指导思想上实行根本转变，是不可能的。
八七会议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关于土地革命，会议明确提出土地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是中国革命新阶段的主要的社会经济内容，决定用“平民式”的革命手段来解决土地问题。这一决定，既反映了中国革命的根本要求，又适应了现实斗争的需要，回答了此时中国革命所面临的要害问题。关于武装起义，会议明确提出：党的现实最主要的任务是有系统、有计划地、尽可能地在广大区域内准备农民的总暴动。会议作出的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决定，是党在付出惨重的牺牲之后得出的正确结论，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认识的一个重大进步。
由于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左”倾思想及党内“左”倾情绪的影响，八七会议在反对右倾错误时没有注意防止和纠正“左”的错误，对在革命处于低潮形势下党应当组织必要的退却缺乏认识，容许和助长了盲目发动工人罢工和组织城市暴动的倾向。同时，在组织上不适当地强调党的领导机关和党员的单纯工人成分的意义，在思想上认为反对封建制度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必须实现于反对已成反革命的资产阶级的斗争之中，为后来“左”倾错误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给中国革命造成很大危害。八七会议没有通知陈独秀参加，只是指责犯错误的领导人，没有着重从思想上、理论上对所犯错误的教训进行认真总结，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局限。
尽管如此，“在中国革命处于严重危机的情况下，八七会议的及时召开，并制定出继续进行革命斗争的正确方针，使全党没有为极其严重的白色恐怖而惊慌失措，重新鼓起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勇气，从而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革命从此开始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
八七会议以后，中国共产党人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和八七会议确定的方针，在黑暗中高举起革命的旗帜，以血与火的抗争回答国民党的屠杀政策。党派出许多干部分赴各地，恢复和整顿党的组织，组织武装起义。
会上，瞿秋白曾提议毛泽东随中央去上海工作。毛泽东说：“我要跟绿林交朋友。我定上山下湖，在山林之中跟绿林交朋友。”于是，他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回到湖南，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9月9日，秋收起义爆发。随后，毛泽东率部走上井冈山，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开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井冈山因此成为中国革命的摇篮。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后两个月，黄麻特委领导的黄麻起义爆发。又过了一个月，张太雷、叶挺、叶剑英等领导的广州起义爆发。除这几次规模较大的起义外，党还先后领导了海陆丰、琼崖、鄂豫边、赣西南、赣东北、湘南、湘鄂西、闽西、陕西等地区的武装起义。
到1928年初，党先后发动近百次武装起义。这些起义，一部分很快失败了。它们的失败证明：在中国企图通过城市暴动或攻占大城市来夺取革命胜利，是行不通的。而一些坚持下来的起义军，大多活动在位于数省边界、距离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城市较远的偏僻农村地区，这就为后来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
作为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历史性转变的标志，八七会议以其在中共历史、中国革命史、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其对中共历史、中国革命史、中国现代史发展的深远影响，永载史册。作为八七会议会址所在地的湖北，也因此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一次历史性转变的战略枢纽而名播中外。
（方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