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芾（1051—1107），字元章，41岁前名黻，号襄阳漫士、鬻熊后人、鹿门居士等。世称“米襄阳”、“米南宫”。工诗文，能词，书画精妙，既是宋代“书法四大家”（另三人是：蔡襄、苏轼、黄庭坚）之一，也是山水人物画的代表性画家，“米家山水”已是中国绘画史上的一座丰碑。著有《书史》、《画史》、《宝章待访录》、《宝晋英光集》等。在宋代乃至整个中国艺术史上，像米芾这样的怪异之才可谓绝无仅有。
米芾是中国古代少有的以“颠”著称的书法大家。
人们称其为“颠”，多见诸史料记载，如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十载：
米芾诙谲好奇，在真州，尝谒蔡太保攸于舟中，攸出所藏右军《王略帖》示之。芾惊叹，求以他画换易，攸意以为难。芾曰：“公若不见从，某不复生，即投此江死矣。”因大呼，据船舷欲坠，攸遽与之。知无为军，初入州廨，见立石颇奇，喜曰：“此足以当吾拜。”遂命左右取袍笏拜之，每呼曰：“石丈。”言事者闻而论之，朝廷亦传以为笑。
因为要得到《王略帖》，公然以投江相要挟；因为喜欢奇石，居然恭礼膜拜，似乎是有些“颠”。
米芾一生喜好砚。有一次，宋徽宗和蔡京讨论书法，召米芾进宫书写一张大屏，米芾看中了御案上的一方宝砚，于是，在完写大屏之后，捧着砚台跪在皇帝面前，说这方砚经他污染了，皇帝不能再使用，请求徽宗将砚赐给他，在得到应允之后，米芾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抱着满是墨汁的砚台，跑出宫中，以至于弄得浑身是墨渍。徽宗对蔡京说：“颠名不虚传也。”
此外，米芾有洁癖，洗手不用巾拭，以两手相拍至干为止。《宋史》本传说他“好洁成癖，至不与人同巾器。所为谲异，时有可传笑者”；他喜欢穿奇装异服，戴高檐帽，帽高妨碍轿顶，干脆撤轿顶而坐；他好收藏，让人欣赏却不让人用手触摸藏品，只能于一丈之外远观而已；他临死前一个月，给亲朋作死别之书，尽焚其所好书画奇物，做好一副楠木棺材后，饮食、坐卧、书判俱在其中。临终前七天，不食荤，更衣沐浴，焚香而坐，至合掌而逝。诸如此类怪异的言行举止，得到人们的评价是一个字——“颠”。
对于米芾的怪异举止，在同时代人中，似乎只有老朋友黄庭坚颇能理解，黄氏《书赠俞清老》中云：
米黻元章在扬州，游戏翰墨，声名籍甚。其冠带衣襦，多不用世法。起居语默，略以意行，人往往谓之狂生。然观其诗句，合处殊不狂。斯人盖既不偶于俗，遂故为此无町畦之行以惊俗尔。（《山谷集》卷二十五）
所谓“不偶与俗”，即不为世俗所认可、接纳；所谓“以惊俗尔”，即以怪异的言行举止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从而引人注目。
黄庭坚理解米芾的“颠”行与“狂”态，但语焉不详。对米芾的生平略加考察，就不难发现其中重要原因之一与其出身低微不无关系。他是因为母亲阎氏曾经为宋英宗的高皇后接过生，得到“荫庇”而踏入仕途的，21岁时的米芾被授以秘书省校书郎，旋补浛光县尉。但他既不是正宗贵族子弟，亦非正宗科班儒士，由此颇受人轻视。据《诚斋诗话》记载，公元1100年，润州（今镇江）一场大火，烧得只剩李卫公塔与米元章庵，米芾自然感到十分欣慰，于是题书道：“神护卫公塔，天留米老庵。”不料，竟有人在“塔”和“庵”字上添加“爷”、“娘”二字，米芾见之大骂，但大骂只能发泄愤怒，并不能阻止人们的恶作剧，后又有人在“塔”、“庵”下分别加注“飒”、“糟”二字，后一句即为“天留米老娘庵糟”，显然是嘲笑米芾的“肮脏”出身。因为俗称产婆为“老娘”，“庵糟”即腌臜。直到米芾做了礼部员外郎，御史的“弹章”还在说他：“倾邪险怪，诡诈不情，敢为奇言异行以欺惑愚众，怪诞之事，天下传以为笑，人皆曰之以颠。仪曹，春官之属，士人观望则效之地。今芾出身冗浊，冒玷兹选，无以训示四方。有旨罢知淮阳军。其曰出身冗浊者，以其亲故也。”（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二）米芾因出身“冗浊”的社会底层，又因“颠”行“狂”语而被下放淮阳军。由此可知，低微的出身，不仅严重地妨碍了他的仕途，同时也极大地伤害了他的自尊心，一代艺术天才，由此也形成了他反叛的心理。
米芾的颠行狂态既是一种身不由己的生存方式的选择，同时也是愤世嫉俗的一种抗争表现！
当然，也有如庄绰《鸡肋篇》等指出米芾有时也并非全然保持“洁癖”，因此他又被认为有作伪之嫌，但米芾天性中确有一种痴情的自然流露，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据宋代周《清波杂志》卷十一记载：
又一日，米回人书，亲旧有密于窗隙窥，其写至“芾再拜”，即放笔于案，整襟下两拜。
在独自一人的场合，不会作伪，应视为天性的自然流露，由此可见米芾性格中具有真率和矫饰、狂傲和谦卑、坦诚和隐瞒之类的双重性格。米芾以“颠”著称于世，但据袁中道《珂雪斋集》记载，米芾又有《辨颠帖》，既为“辨颠”，则说明其精神清醒，“颠”也不过是佯癫而已。
就其现象而论，“颠”是其现实生存方式的选择；就其本质而论，米芾张扬率真的个性到了近乎“颠狂”的程度，这在文人日趋学人化的宋代，彰显的是一种特立独行的品格，骨子里充满着一种反叛的精神。而这种特立独行的品格与强烈的反叛精神所形成的艺术创作的张力，是米芾作为书法大家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
从他的艺术理论与创作实践来看，的确体现出独特的艺术个性。他推崇萧散简远、无拘无束的“魏晋风流”，书法上，奉二王为圭臬，将《兰亭集》誉为“天下行书第一”，在《无题》诗中说：“翰墨风流冠古今，鹅池谁不赏山阴。此书虽向昭陵朽，刻石犹能易黄金。”在《题唐摹子敬范新妇帖三首》其二中亦云：“云物龙蛇森动纸，父子王家真济美。”在《王谢真迹赞序》中说：“家藏晋王、谢真迹五轴。……每开卷，使人目动神惊也。”由此可见他对以二王为代表的魏晋风流的推崇。
偏爱魏晋风流，造成了他对唐人的大肆贬低。在《论草书》中云：“草书若不入晋人格，辄徒成下品。张颠俗子，变乱古法，惊诸凡夫，自有识者。怀素少加平淡，稍到天成，而时代压之，不能高古。”他还借助颠狂之口说出“欧柳为恶札之祖”、“颜真书入俗品”等偏激话语。米“颠”批评张“颠”，说张旭、怀素等“变乱古法”、“不能高古”，说欧、柳为“恶札之祖”，说颜真卿的字入为俗品，似乎完全没有道理，因为稍有书法常识的人都知道，以欧阳询、张旭、怀素、颜真卿、柳公权为代表的唐代新兴的书法艺术，是唐代书法艺术最有代表性的成果，历一千二百多年，为历代书法爱好者所推崇，历久不衰。但明了他对魏晋风流崇尚的偏颇，也就不难明了他对唐人批评的偏激了。
事实上，米芾最初对对唐人书法并非如此恶意贬斥。他在《自叙帖》中说：“余初学颜，七八岁也，字至大一幅，写简不成。见柳而慕紧结，乃学柳《金刚经》。久之知出于欧，乃学欧。久之如印板排算，乃慕褚而学最久。又慕段季展转折肥美，八面皆全。”（《宝晋英光集》）米芾扬晋抑唐，不过是为了表现惊人耳目，独标“颠狂”的一种微妙心理而已。
然而，无论他推崇谁，批评谁，但有一点是无可怀疑的，米芾确实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书法风格。宋代的董史《皇宋书录》卷中评价道：米芾“于真楷、篆、隶不甚工，惟于行草诚入能品。以芾收六朝翰墨副在笔端，故沈著痛快，如乘骏马，进退裕如，不烦鞭勒，无不当人意。然喜效其法者不过得外貌，高视阔步，气韵轩昂，殊不究其中本六朝妙处，酝酿风骨，自然超逸也。昔人谓支遁道人爱马不韵，支曰：‘贫道特爱其神骏耳。’余于芾字亦然。”能达到“沈著痛快，如乘骏马，进退裕如，不烦鞭勒，无不当人意处”的境界，显然是米芾少有拘禁、任性而书的必然体现。米芾的“颠”，乃是一个真正懂得传统、尊重传统，而又张扬自我意识的艺术家的“颠”。对于米芾推崇魏晋风流，张扬个性的“颠”的表现，有时从批评者的话语中似可以得到更清楚的反证，如刘克庄就在《跋本朝名笔六家？米元章》中如是说：
米老字画极奇崛，诗文不陈腐，是书此诗于缓，不是得意之作。然为人矜诞，遂有颠名。余尝评其词翰，要是世俗诡异之观，非天地冲和之气也。学者当以欧公、蔡字为师。
所谓“世俗诡异之观，非天地冲和之气”，即不符合儒家所倡导的“中和”之美，这不正是魏晋风流的绝佳说明吗？米芾的“颠狂”言行，很容易使人联想到魏晋士人的种种任性、放诞之言行举止，那么，从艺术角度而论，他的书法作品成为了魏晋风流的艺术再现。
米芾崇尚魏晋风流而自成一格之处在于他的作品之中蕴含自我生命的感悟与体验。米芾的书法有着一种强烈的节奏韵律，繁复的牵引，凌厉的笔势，似乎要把淤塞在心头的一种不平之气尽吐为快。只要读他即兴寄情之作，他借助具有强烈生命特质的线条，张扬着自我刚健有为的精神与人生的理想。与二王书法相较，米芾显得更潇洒自如，更放浪不拘。以《多景楼诗卷》为例，大气包举、吞吐宇宙，将笔墨的轻重、曲直、疏密、避让、疾涩以及老辣与丰润、苍茫与浑穆等技法尽情挥洒，给予人以一种欹侧怒张、狂狷潇洒的艺术效果。前人言米芾书法“殆非侧、勒、弩、策、掠、啄、磔所能束缚也”（《佩文斋书画谱？米芾传》），是因为他的书法中蕴含着生命的律动，情感的冲突与精神的苦闷。
米芾出身于社会底层，一生官卑职微，在与宋徽宗、蔡京、章淳、杨次公以及欧阳修、王安石、苏东坡、黄庭坚之类的最高统治阶层的政治人物与社会精英的交往过程中，他深深感受到自己不过是政治游戏场外的旁观者，因为在当时新旧党争的宦海风波中，谁都不理会他的存在，米芾被排除在“政治游戏”圈外，成了“政治舞台”上一个多余的人。虽然他自我解嘲道：“庖丁解牛刀，无厚入有间。以此交世故，了不见后患。”（《庖丁解牛刀》）却掩饰不了他心中遭遇冷落的苦闷。他唯有在言行举止上以“颠”引人注目，在书画艺术创作中，自标一格，以凸显自我生命存在的价值。他说，一幅好字犹如一“佳士”，是“筋、骨、皮、肉、脂泽、风神皆全”。以艺术创作的肆意畅神、鲜活生动、自由无碍的审美追求，来补偿现实人生的缺憾，书法就成为了他最好的精神寄托。无论是他自恃最高的小字和跋尾书，如《皇太后挽词》、《兰亭》跋，还是他的痛快峻逸的大字《吴江舟中诗卷》、《群玉堂帖》、《蜀素诗卷》，甚至是最能代表他的率意放纵的手札，都是显现出来自心灵深处撼动人心的生命激情，以及由这种激情所创造出的奇情浪漫、神采四扬的“线外之象”。
米芾对自己的艺术成就颇为自赏，所谓“功名皆一戏，未觉负生平”（《题所得蒋氏帖》），“好艺心灵自不凡，臭秽功名皆一戏”（《题苏中令家故物薛稷鹤》），“晚薄功名归一戏，一奋尤胜三公贵”（《龙真行新添见英光堂帖》）之类的话语，无非是表白自己对功名利禄的鄙薄，对艺术成就的充分肯定。
苏轼在其《与米元章九首》中说：“岭海八年，亲友旷绝，亦未尝关念，独念吾元章迈往凌云之气，清雄绝世之文，超妙入神之字。何时见之，以洗我积岁瘴毒耶？今真见之矣，余无足云者。”（《苏东坡全集》下册第235页，中国书店）“迈往凌云之气，清雄绝世之文，超妙入神之字”，三者紧密相联，构成米芾独特的个性与艺术气质，亦可视为苏东坡对米芾这位“颠狂”艺术家的最好诠释。
明代董其昌根据东坡先生最权威的诠释，在其《画禅室随笔》给了米芾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定位：“吾尝评米字，以为宋朝第一，毕竟出于东坡之上。即米颠书自率更得之，晚年一变，有冰寒于水之奇。”在董其昌看来，米芾书法“宋朝第一”的地位是不可动摇了，事实也证明米芾的书法不仅广收博取，融会贯通，自成有宋第一大书家，而且影响深远，宋以降，自明代有文徵明、祝允明、陈淳、徐渭、王觉斯、傅山这样的大家，莫不从米字中取一“心经”，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当代的沈尹默、麦华三、周慧珺、杨再春等书法大家，无不取法米芾。
“衣冠唐制度，人物晋风流”的米芾，有了“宋朝第一”大书家的历史定位，有了泽被后世的巨大艺术成就，无论人们如何品评其“书颠”言行举止，米芾先生亦可以含笑九泉矣！
（孟修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