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时期，全国一流的学者来到湖北，湖北籍的一流学者又走向各地，他们在我国学术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介绍宋元儒学之前，有必要略说一下唐末时的一位诗人思想家――襄阳人皮日休（833—884年）。皮日休的思想颇为丰富。他发挥民本主义，新释孟子的“暴君放伐论”，投身农民起义，做了黄巢政权的翰林学士，起义军败亡后被杀。他有无神论思想，在美学方面有独到见解。他揭示虚伪道德，但又肯定道德教化；他是思想“异端”，又推崇孟子、韩愈，讲“穷理尽性”和“主静”。著作有《皮子文薮》十卷。皮日休可谓同时开启了几道思想闸门。
北宋最著名的五位哲学家被称为“五子”，其中程颢（1032—1085年）、程颐（1033—1107年）是亲兄弟，号称“二程”。二程生于且长于湖北黄陂。宋仁宗时期，二程的祖父程遹被任命为黄陂县令，于是举家从河南迁至黄陂。程遹卒于黄陂任上，后来二程之父程珦被任命为黄陂县尉。至今在黄陂流传着许多有关二程出生、儿时读书生活及其游憩之地的民间传说，如“双凤送子”、“二程晒书”、“双凤亭”、“夜月楼”、“望鲁台”、“聪明池”、“理趣林”、“流矢湖”、“程乡坊”、“程夫子桥”等。二程后来定居洛阳，其学被称为“洛学”。大程子为明道先生，小程子为伊川先生。
湖湘学派的思想宗师胡宏（1105—1155年或1102—1161年，五峰人）的父亲胡安国（1074—1138年）于北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年）进士及第后，任荆南教授，又从荆南入为太学博士，后又提举湖北、湖南、成都学政。胡安国在湖北任官时，对身份、地位比他低的谢良佐（时任应城知县，1050—1103年）持后学之礼，人们颇感惊讶。胡安国与程门高弟谢良佐、杨时、游酢等“义兼师友”，倡扬洛学。杨时曾任荆州教授，是安国子胡寅、胡宏兄弟的老师。谢良佐（上蔡先生）是把二程之学传于南方特别是荆楚的重要人物。谢氏学问的特点是以“知觉”、“生意”说仁，以“实理”论诚，以“常惺惺”论敬，对发明本心之说颇有推进，朱熹说他“最得明道教人之纲领”。谢氏的著名弟子有朱震、朱巽兄弟等人。朱震（1072—1138年），湖北荆门人。朱震的主要著作为《汉上易传》，以象数为宗，以义理为辅，阐发了他的理学思想。胡安国曾向朝廷推荐朱震，谢上蔡则对朱震称誉胡安国为大雪严冬挺立之松柏。以上胡、谢、朱等与荆楚地域的理学发展有密切关系。
关于洛学、湖湘学、闽学与湖北及其学者的联系：湖湘学创始人胡安国与程门中坚谢良佐等，正是在湖北交游过程中碰撞出思想火花的；胡宏通过杨时、侯师圣、吕大临而与洛学、关学发生密切联系，最终成为湖湘学的一代宗师与“性本论”者；朱熹曾从学于胡宪，与胡安国父子侄之学有关，而湖湘学与闽学因五峰朱子之间的文字因缘而相遇，又因张栻与朱子之间的频频交往相互论道而日益密切起来。朱子之学不仅与洛学、湖湘学以及荆楚之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正是朱子对洛学、湖湘学的继承以及与张栻等湖湘学者之间的讨论、论辩与问难，才造就了他那博大精深的理学体系。
谢良佐从学二程，然与明道、伊川都有不同，如谢氏提出“与天为一”的前提是“循理”和“穷理”，有综合二程的趋向。谢良佐认为儒之异于佛者，在于“下学而上达”的工夫论。谢氏认为儒家识得天理，加以下学工夫，则可以与天为一，为天之所为。与天为一、为天之所为，即为圣人。谢良佐的思路表达为：1．识仁（或天理）（立住根本）→2．下学而上达（穷理致知）→3．与天为一（圣人）。谢上蔡、胡安国等，开创了长江中游的理学世界。
荆门朱震易学的特征，一是以象数之学为易学研究的基础，二是综采百家，融汉代象数易与北宋先天河洛学为一体。朱震的“太极”观，将汉唐元气论与北宋时的体用论相结合，不仅以“气”解释“太极”，而且将“太极”视为《周易》象数和万物演变的根源，赋予它以本体的涵义，对南宋以后无论是象数派还是义理派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朱震以“体”“用”解释不用之“一”与“四十九数”的关系，得出“太极”乃四十九数之和的结论。他继承汉《易》和孔《疏》中的元气说，又参照北宋气学与理学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诠释、改造。重视变易及其法则，是朱震易学的核心。他以卦变说统率易学中的相关体例，并将卦变说建立在气论基础上，以阴阳二气运转不息作为阐发卦变的理论依据，进而将卦变说看成是体现易道变动不居的一个重要方面。
长期居住湖北长阳的程颐再传弟子郭雍（1103—1187年）的核心观点是：“《易》为三才之书，其言者三才之道。”他认为，三才产生的顺序是先有天地，而后有万物，人居于万物之中，天、地、人之间的关系是并列平等的；在《周易》的起源上，郭雍坚持四圣同揆说，认为四圣之旨一贯于三才之道；在本体论层面，郭雍提出道兼统三才的观点，将太极、大衍视为与道等同的概念。在卦与三才的关系方面，郭雍作了多层面的解析，就全《易》而言，乾尽天道，坤尽地道，余卦共为人道；从理及象的角度说，一卦皆备三才之象；从卦爻象而言，卦具天地而爻具人位；从爻之动而言，六爻也具备三才。在易学解释学上，郭氏注重引用儒家诸经互证，用《中庸》《尚书》等经典与《易》相互发明。郭雍与朱熹两人进行了往复辩论。这场辩论引起了历史上很多学者关注，对宋代以后的易学史产生一定的影响。
心学大家陆九渊（1139—1193年）晚年出知湖北荆门军，死在任上。陆九渊在荆门既勤政教民，注重事功，又有大疑惧，使知行合一的心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初步践行了心理合一、天人合一的政治理想，是王阳明哲学的先声。陆九渊在荆门“道外无事，事外无道”，把儒家的政治思想落到实处，他有非凡的社会活动才能和管理才能。
元代是蒙古族入主中原的时代。元代的统治者知道，靠杀戮不能统一中国。元初，朝廷必须解决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问题，以凝聚人心。这个重大的问题，在一定意义上是由湖北大学者赵复解决的。赵复，生卒年不详，字仁甫，宋末元初德安（今安陆）人，自号江汉，人称“江汉先生”。安陆沦陷后，赵复被俘，被姚枢发现，劝降，赵拒降，自杀未遂，被接到燕京。赵以所记程朱所著诸经传注，抄录给姚枢。赵复的名声随之在燕京传扬。忽必烈召见赵复，让赵复为伐宋的前导。赵复回答：宋是我的父母国，怎能引他人去攻打自己的父母呢？忽必烈闻之受到感动，不再强迫他做蒙古的官（赵复在元朝终身不仕）。
以中书令行宰相职权的杨惟中听赵复讲理学后，为之折服，遂与姚枢等筹建太极书院与周子（周敦颐）祠，“收集伊洛诸书，载送燕都”，“选取遗书八千余卷，请复讲授其中”。杨惟中还选拔青年才俊接受赵复等儒师的教育。从此，理学得以在北方推广。《元史》本传说：“北方知有程朱之学，自复始。”
赵复著《传道图》、《伊洛发挥》、《师友图》、《希贤录》等书，弘扬程朱理学，阐发“太极”“天理”，讲述《周易》。通过赵复的讲学与著述，元初的宰辅大臣与翰林学士杨惟中、姚枢、许衡、窦默、刘因、郝经等接受了理学，并以其中的文化理念安邦治国，这对朝廷接受汉法、减少野蛮破坏，起了良性的作用。赵复是元代理学的开创者，他的学生许衡、刘因是“元之所以立国者”。元代理学的特色是“和会”朱熹学与陆九渊学，又有实用与大众化的趋向，在学术渊源上则强调返回六经，对明清学术产生了重大影响。
宋代湖北是理学交会之地，以二程洛学、湖湘学、朱子学与陆学的碰撞为主，第一流学者胡安国、谢良佐、郭雍、陆九渊等纷纷来此会讲论学，砥砺品行，本地学者朱震在全国有着很大影响。元代以赵复一人使理学始复兴于北中国，居功甚伟。此期间湖北思想界显得很有底蕴，十分活跃。
（郭齐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