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的发源地是印度，于汉代传入中国，逐渐成为中国流传最广泛的宗教之一。湖北在中国佛教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具体可以概括为：鄂州译经，襄阳奠基，玉泉立宗，禅起黄梅，武昌转型。三国时期，东吴黄武三年（224年）印度梵僧维难带着《法句经》来武昌（今鄂州市）传译经文，这是湖北佛教信僧首次见到经文的实证。两晋南北朝时，佛教最盛，东晋著名高僧道安法师带领弟子四百多人来到湖北襄阳，倡导僧人以释为姓，传教四方，为中国佛教的传播奠定了制度基础。隋开皇十三年（593年），中国第一个佛教宗派天台宗的创始人智顗在当阳建立玉泉寺，提出“五时八教”和“一心三观”等天台宗教义，故天台宗虽然以智者大师晚年驻地天台山立名，而实际成熟于湖北。唐武德七年（624年），著名高僧四祖道信法师，在黄梅创建正觉禅寺，期间他倡导集众传法，农禅双修，其弟子五祖弘忍法师继承和发扬道信法师的禅法，创立“东山法门”，大弘宗风，培养出了禅宗六祖慧能大师，逐渐形成了“天下无寺不禅、天下禅林皆属黄梅东山法门”的局面。民国时期，太虚法师在武昌创办“武昌佛学院”，成为佛教现代转型的开始。由此可见，湖北佛教在中国佛教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和贡献。在湖北佛教史之中，最有代表性的还是黄梅的禅宗文化，在中国禅宗的祖师之中，四祖、五祖长居黄梅，六祖慧能得法于黄梅，将黄梅东山法门弘扬光大。宋代以后，黄梅还出现过法演、克勤、师戒、宝寿等禅宗大师。
根据大乘佛教经典《大梵天王问佛决疑经》记载，有一次大梵天王在灵鹫山把一朵金婆罗花献给佛祖，行礼之后退坐一旁。佛祖拈起一朵金婆罗花，瞬目扬眉，展现给大众，大家面面相觑，不解何意，唯有迦叶破颜轻轻一笑。佛祖当即宣布：“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即付嘱于汝。汝能护持，相续不断。”这就是禅宗“拈花一笑”的典故。中国禅宗把迦叶列为“西天第一代祖师”。禅宗经过印度二十八代的传播，在梁武帝时期，由印度僧人达摩传入中国。达摩是中国禅宗初祖，他居住在嵩山少林寺时，一个籍贯洛阳的僧人神光非常真诚地向他学习禅法，在雪夜之中站了一夜，并断其左臂以示诚心，达摩感而许之，改其名曰慧可。慧可受达摩衣钵，继禅宗之法统，为第二祖。三祖僧璨是今河南省开封人，四十多岁在河南光福寺拜二祖慧可为师，刚准备出家，他就问什么是佛法。慧可说：“是心即是佛，是心即是法，法佛本无二，僧宝也是这个道理。”僧璨因此悟道，慧可十分器重，当即为他剃发，取名僧璨，璨就是珍宝的意思。由于僧璨的活动时期恰逢后周武帝宇文邕灭佛之时，僧璨隐居在今安徽省皖公山、司空山一带，居住无常，隐姓埋名，行化山野，前后10余年，竟无人知晓。隋文帝开皇十年（590年），僧璨才正式驻锡皖公山山谷寺，公开传经布法，教化四众。
禅宗第四祖道信（580—651年），是湖北武穴人，俗姓司马，幼慕空门而出家。隋开皇十二年（592年）入皖公山，拜谒僧璨，当时僧璨正在洞里参禅。道信说：“求大和尚为我解缚。”三祖问他：“谁缚你了？”道信回答：“没有人缚我。”三祖说：“我已经给你解了缚。”道信闻言大悟。从此，在三祖身边侍奉九载。601年，三祖传衣法给道信，成为中国禅宗四祖。隋大业十三年（617年），道信率徒众至江西吉州庐陵，遇到强盗围城七旬，后来盗贼感于道信之威德，解围而去。道信后又想到南岳衡山，中途停在庐山大林寺，居住了数年。唐武德七年（624年）回到湖北，在今黄梅县双峰山建寺度众，大振法道，学侣云集。禅宗自此在湖北黄梅扎根。
贞观十七年（643年），唐太宗李世民听说了道信的大名，三次诏请他去长安，道信上表辞谢不就。唐太宗又第四次派使臣前来邀请，说：“如果再请不动他，就把他的头拿来。”使者宣布旨意以后，道信大师伸着脖子等着刀来割，神情俨然，使者没有办法，只好回去禀告唐太宗，太宗对他赞叹有加。唐永徽二年（651年）闰九月四日，道信在最后训诫弟子之后，安坐圆寂，终年七十二岁，后来葬于黄梅东山。著有《菩萨戒法》、《入道安心要方便门》等。
道信以前的几代禅师，在传法方式上均以“游化为务”。他们随缘而住，“不恒其所”，“行无轨迹，动无彰记”，“随其所止，诲以禅教”。道信改变“游化为务”的传统，入双峰山“择地开居，营宇立像，存没有迹，旌榜有闻”（《传法宝纪》），采取定居传法的方式。这一传法方式的改变，对禅宗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因为很明显，“游化为务”的传法方式，禅师来去不定，很难发展门徒，因而从达摩到僧璨，弟子寥寥无几。道信定居双峰山后，才出现“诸州学道无远不至”，门徒多达五百余人的盛况。道信所著的《入道安心要方便门》，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大乘禅宗的修持理论和方法，不仅直接为“东山法门”的创立奠定了基础，而且包含了往后禅宗多向发展的端绪，因而成为中国禅宗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禅宗五祖弘忍（601—674年），俗姓周，湖北黄梅人。607年，四祖道信到黄梅县办事，途逢一骨相奇秀之周姓小儿，乃请其父母准其出家，七岁为沙弥，年十三，正式剃度为僧。他就是五祖弘忍。道信常以禅宗宗旨考验弘忍。弘忍根性聪慧，尽得道信的禅法。永徽三年（652年）道信付法传衣给他。同年九月道信圆寂，由他继承法席，后世称他为禅宗的第五祖。因为四方来学的人日多，便在双峰山的东面冯茂山另建道场，名东山寺，后世以此称呼禅宗为东山法门。弘忍移居东山后二十余年，徒众多至七百人。他们实行生产自给，把运水、搬柴及农业生产一切劳动都当做禅的修行，这也是中国佛教农禅并重思想的源头。
弘忍得法之后，先后住双峰山和东山寺两地数十年，足不下山，唐高宗曾两次遣使请他到京城讨论佛法，都被他婉拒。高宗仰慕其德行，专门送衣药到山供养。在禅宗思想上，四祖道信自说他的法门一依《楞伽经》以心为宗、二依《文殊般若经》的一行三昧。弘忍继承了老师的禅学传统，又增加了以《金刚经》印心的新内容。弘忍常说：“欲知法要，心是十二部经之根本。”又说：“诸佛只是以心传心，达者印可，更无别法。”这也体现出禅宗与大乘佛学一脉相承。唐咸亨五年（674年）十月二十三日，弘忍圆寂，终年七十四岁，葬于东山之冈。唐代宗赠谥号为“大满禅师”。
禅宗六祖慧能（638—713年），俗姓卢，籍贯是河北范阳，其父谪官至广东新州（今新兴县东）。慧能幼年丧父，家境贫困，靠卖柴养母。有一天，慧能在市中，闻客店有人诵《金刚经》，颇有领会，便问此经何处得来，客人告以从黄梅东山弘忍禅师受持此经。他因之有寻师之志。他把母亲安顿后，即向北行，到达湖北黄梅东山。弘忍见着他即问：“居士从何处来，欲求何物？”慧能说：“弟子是岭南人，唯求作佛！”弘忍说：“你是岭南人，又是獦獠（当时中原对南方少数民族的称呼），如何堪作佛？”慧能说：“人有南北，佛性岂有南北？和尚佛性与獦獠佛性无别；和尚能作佛，弟子当能作佛。”弘忍知道他不是一般人，就先命他随众劳动，在碓房舂米，积累福德，等待时机。
慧能以在家居士的身份在碓房间踏碓捣米八个月。有一天，弘忍为了考验大众智慧领悟程度，命各人作诗歌偈语表达自己的见地，有悟道者可以付以衣法。时神秀法师即作一偈云：“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一时传诵全寺。弘忍看后对大众说：“后世如能依此修行，亦得胜果。”并劝大众诵之。慧能在碓房间，闻僧诵这一偈，以为还不究竟，便改作一偈，请人写在壁上。偈云：“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敦煌本《坛经》此句作“佛性本清净”），何处惹尘埃！”众见此偈，皆甚惊异。弘忍觉得其比较有智慧，就在夜里给他讲《金刚经》，慧能于“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一句言下大悟。弘忍于是将衣钵传给了这个还没有出家的后勤杂役，这就如今天大学不聘在校教书多年的博士当教授，转而聘任一个不识字的食堂炊事员当教授，势必引起轩然大波。弘忍在付给他衣钵以后，让他到南方隐居，韬光养晦，等待弘法的时机。
慧能在广东、广西隐居了十余年，后至广州的法性寺，值印宗法师讲《涅槃经》，因有二僧辩风幡，一个说风动，一个说幡动，争论不已。慧能便说：“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大家听了很为诧异。印宗便延他至上席，请问深义，慧能回答，言简理当。印宗便问：“久闻黄梅衣法南来，莫非就是行者？”慧能便出示衣钵，印宗欢喜赞叹，即集众就法性寺菩提树下为慧能剃发。又请名德智光律师等为他授具足戒。慧能到这个时候才成为一名正式的僧人。而后慧能在广东各地传播禅宗，自此黄梅东山法门经广东而传遍天下。
“禅”本意是端身正座，结跏趺坐，不起思虑分别，专注于某一对象而入禅定。慧能根据大乘佛教“直指本心”的原则，对于“禅定”和“坐禅”进行了全新的解释。他说：“此门坐禅，元不著心，亦不著净，亦不是不动。若言著心，心元是妄，知心如幻，故无所著也。若言著净，人性本净，由妄念故，盖覆真如，但无妄想，性自清净。起心著净，却生净妄，妄无处所，著者是妄。净无形相，却立净相，言是工夫；作此见者，障自本性，却被净缚。”他要求坐禅者不可系心净念，因为净念本就是一个妄想。在行住坐卧之中无有执著，“见一切人时，不见人之是非善恶过患”，就可以契悟本心，体证“自性”。慧能的“禅”是对于《金刚经》“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灵活运用，经过慧能的诠释，使“禅”脱离“禅定之学”的窠臼，发挥出大乘佛学的精义，“禅宗”之名至此得以真正确立。他以开启智慧、契悟自性为核心，创造出灵活多样的教育方法，使大乘佛法超越了文字思辨和空心静坐的束缚，灵活地展现在华夏大地，开创了中国佛教的新时代。
唐神龙元年（705年），唐中宗即遣内侍薛简往曹溪召慧能入京。慧能以病推辞。薛简恳请说法，将记录带回送唐中宗阅览。唐先天二年（713年）慧能圆寂于新州国恩寺，世寿七十六。唐宪宗赠以“大鉴禅师”谥号。
宋代以后，湖北黄梅还出现过法演、克勤、师戒等大禅师，续写了湖北佛学的辉煌，这些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值得我们深入挖掘弘扬。禅宗还有一个著名的典故“宝寿生姜辣万年”，就发生在宋代黄梅五祖寺内。师戒禅师是为云门文偃禅师的再传弟子，大约在公元1015—1039年间作为黄梅五祖寺方丈。当时，宝寿禅师作为司库，掌管寺庙的库房。有一天，师戒禅师感风寒，需要服用姜汤，他的侍者于是就来到库房要取生姜，按照规定库房之物属于寺院公共财产，方丈个人不应私自取用，宝寿禅师并不顾及方丈的颜面，对侍者加以斥责。师戒禅师知道之后，就让侍者拿钱去库房买生姜，宝寿禅师这才把生姜给他。师戒禅师自此非常看重坚持原则的宝寿禅师，后来宝寿到江西洞山云游，洞山寺的住持也非常看重他，临终之时也遗言令宝寿禅师继任方丈，洞山当地的郡守也为此专门给师戒禅师去信，征求意见，师戒禅师回答说：“卖生姜汉住得也。”于是，宝寿禅师在江西洞山大弘禅宗。
在四祖、五祖去世百余年后，唐代宗赐谥四祖为“大医禅师”、毗卢塔为“慈云之塔”；赐谥五祖为“大满禅师”、毗卢塔为“法雨之塔”。“慈云”代表着禅法之云正在蕴育积聚，而“法雨”则代表禅法之甘霖普降，润泽众生心田。“慈云”与“法雨”很好地概括了居于湖北黄梅的四祖、五祖在禅宗史上的地位，而在湖北学法快道的六祖，则把源于荆楚大地的慈云、法雨汇聚为岭南曹溪之水，流向中华大地的各个角落，使得禅宗、黄梅东山法门发扬光大。
（孙劲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