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乾嘉年间有一位思想家与诗人，名叫洪亮吉，号北江，常州人。他不仅诗文有奇气，而且精通地理，苦研经史，造诣极深。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发掘出他的人口理论，称他为中国的马尔萨斯。我们在这里要特别推崇他写过的一篇名文，题为《春秋时楚国人文最盛论》，高度评价了楚国的人才与文风。
他赞誉楚国出了一大批才气横溢的政治家，如辅佐秦穆公称霸的百里奚，协助吴王阖闾称雄的伍子胥，辅佐越王勾践卧薪尝胆、重振国威的文种和范蠡。这四位深谋远虑的相才与帅才，都是楚国人。
他颂扬楚国出了一大批文采风流的诗人骚客，如屈原、宋玉、唐勒、景差等我国第一代著名的辞赋家，吸取楚国民间歌风，创造了世界文学史上叹为观止的文化高峰――楚辞。
不仅如此，他特别推崇的是，在那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时代，楚国还涌现了一大批出类拔萃的哲学家、思想家。洪北江说：“诸子百家，亦大半出于楚。”儒、道、墨、兵、农、法、刑名、纵横等学派的代表人物，确有不少是楚人或者到过楚国。
作为开宗立派的楚人，当首推老子。老子的家乡是楚国苦县鹿邑。他曾担任过周朝图书馆与档案馆的馆长。老子不仅是主张“天道自然无为”的道家的开山鼻祖，而且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哲学家之一。他的五千言《道德经》文约义丰，是全球最重要最有影响力的经典之一。今天，《道德经》（或称《老子》）的印刷量在全世界排第二位，仅次于基督教的经典《圣经》（即《旧约》与《新约》）。老子哲学思想体系的核心是“道”。“道”混沌未分、无象无形、精微深远，是宇宙的本源。“道”的展开，生成了整个世界。老子主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柔弱胜刚强”。“道”是无限的、不盈满的。“道”是无与有、一与多、潜在与现实的统一。老子的哲学智慧，体大思精，包罗致广，具有现代价值与世界意义。
据郭沫若先生考证，老子的弟子蜎子（即环渊）也是楚人。道家另一位宗师庄子虽是宋人，但他的行踪多在楚境，他那汪洋恣肆的风格和奇妙无穷的思辨，与楚国的文化传统不是没有关系的。庄子也是世界级的哲学家。他强调“道”的普遍性，肯定“道”的特点是“通”，主张“道通为一”。他认为，“道”是“自本自根”的。在《庄子》中有著名的《逍遥游》与《齐物论》，作者提出了“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的理想人格论。庄子创造性地展示了道家放达、解脱的智慧与精神上独立自由的境界追求。《庄子》一书是中国艺术精神的源头。我国历朝历代的文人、艺术家，没有不读《庄子》的。
人们只知尹吉甫、屈原是诗人，不知他们也是哲学家。尹吉甫有重民敬德的思想，他在《诗？大雅？烝民》篇中咏叹：“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意思是说：上天生养了万物，有一类事物就有这类事物的法则；而老百姓秉执的常道，是趋向于美好的道德。这就肯定了人的善性。孔子赞扬这首诗是“知道”之诗。
荆楚学者擅长于自然哲学，屈原在《天问》这首罕见的奇诗中，一口气提出了涉及宇宙与生命起源和天人关系的一百七十多个问题。楚国著名辩才黄缭在与名家惠施辩论时，也曾大胆寻求着关于天地所以不坠及日月云雨风雷等自然现象产生、运动、变化的奥秘。据司马迁说，商鞅的老师尸子（佼）也是楚人。尸佼最早概括了时间与空间：“上下四方曰宇，往古来今曰宙。”
儒墨显学的创始人孔子、墨子都曾经来到楚国从事学术与政治活动。周游列国时，孔子使子路问津（渡口）处，即在今武汉市的新洲。佯狂不仕、讥讽孔子的隐士接舆是楚人，人称“楚狂”。孔子的一个学生公孙子石是楚人。儒家八派之一仲良氏之儒的领袖人物――陈良是楚人。他曾到北方游学，是高才生，其学识超过了北方的学者，后来又回到楚国任教。孟子赞扬道：“陈良，楚产也，悦周公、孔子之道，北学于中国。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据郭沫若考证，陈良是屈原的老师。
口若悬河的纵横家苏秦、张仪的老师鬼谷子是楚人，他长于养性持身和纵横捭阖之术。“初本黄老而末流迪于刑名”的鹖冠子是楚人，据近人研究，他有“后发制人”的军事思想。主张“贤者与民并耕而食”的农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许行是楚人。集先秦学术思想之大成的荀子虽是赵人，但战国四公子之一的春申君曾请荀子来楚国做兰陵令。提倡儒学与黄老杂糅的汉初思想家、辞赋家陆贾也是楚人。
限于篇幅，以下我们仅介绍几位不为人熟知的哲学思想家，从中不难窥见春秋及其前后时期随国、楚国哲人对中国哲学思想史的贡献。
季梁是春秋早期汉东诸侯随国大夫，活动年代约公元前700年前后。随侯是周的诸侯，姬姓。在强楚弱随的形势下，为随国的生存发展，季梁在政治、军事上提出了很好的建议，随国能成为“汉东大国”，他“与有功焉”。季梁是中国早期民本思想的代表。他说：“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在儒学的前史上，他较早地提出了“道”、“忠”、“信”的概念，指出：“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辞，信也。”他肯定政治事务中，尊重老百姓的意志是第一位的，甚至说民意重于神意，神意也即民意。他强调君臣上下各级官吏要有完善的德行，三季农事不扰民，修好五教（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亲睦亲族，“修政而亲兄弟之国”，敬祀神祇，神祇也会赐福随国。随侯一度听从了季梁的谏言，治理好国内的政治，楚国也就不敢来侵犯了。李白曾誉其为“神农之后，随之大贤”。
楚国君臣有传习《诗》、《书》、《礼》、《乐》、《易》的传统。楚庄王（前613―前591年在位）征伐陈国得美女夏氏，大臣申公巫臣引《周书·康诰》劝阻庄王纳夏氏为妃。当潘党建议收取晋军尸首回去暴骨观兵、炫耀武力时，庄王引用了《诗经》中武王的《颂》与《武》篇，纠正潘党的战争观，指出：武功，是用来禁止强暴、消弭战争、保持强大、巩固功业、安定百姓、和谐大众、丰富财物的。
申叔时是庄王时期的大夫。庄王委派士亹教育太子箴，士亹请教申叔时，问如何教育太子，申叔时回答说：教之《春秋》，通过历史教育使太子懂得褒扬善而贬抑恶；教之《世》，用先王的世系教育太子，使知有德行的人名声显扬，昏庸的人要被废黜，以鼓励或约束他；教之《诗》，使之以先王的美德来励志；教之《礼》，使之知规矩法度；教之《乐》，使之脱离污秽与轻浮；教之《令》，使之懂得百官职事；教之《语》，使之明德，懂得先王以德待民；教之《故志》，使之知历史兴废教训，而有所戒惧；教之《训典》，使之懂得族类的发展，必以道义为指南。由此可见当时楚国教育太子的教材，除楚国的历史读物外，还有来自中原的《春秋》、《诗》、《书》、《礼》、《乐》等。他希望通过读书和太子师傅、贤良的批评指点与辅佐，使太子明施舍以导之忠，明久长以导之信，明度量以导之义，明等级以导之礼，明恭俭以导之孝，明敬戒以导之事，明慈爱以导之仁，文武兼备，赏罚分明，严谨处事。申叔时在这里强调诗礼之教，重视仁德、孝顺、忠诚、信义的价值指引，得到士亹与楚庄王的肯定。总之，申叔时提倡善、德、忠、信、节、义、礼、孝、仁、文、武、罚、赏，其核心内容是“耸善而抑恶”，追求心之善。
观射父是楚昭王（前515—前488年在位）时期的大夫。他在回答楚昭王的提问时，详细解释了《周书》记录的上古社会颛顼“绝地天通”的意义。什么叫“绝地天通”呢？根据观射父的解释，上古时民神不相混杂，有专门的神职人员――男觋女巫与自然神灵或祖宗神灵相沟通，他们使得老百姓的祭祀活动有了秩序。后来就有了掌管天、地、民、神、物的官员，各司其职，不相杂乱。百姓因此能讲忠信，神灵因此有了明德，民和神的事不相混同，恭敬而不轻慢，所以神灵降福，五谷丰登，灾祸不来。但在少皞氏衰落之后，九黎族乱政，民神混杂，祭祀没有法度，百姓轻慢盟誓，没有敬畏之心，灾祸频发。面对当时的民神杂糅、淫祀，没有固定的神职人员，一方面崇拜的对象是散乱的，另一方面现实的部落的首领们也是散乱的，协调组织不够，颛顼使用重，命他为南正，“司天以属神”，即负责整理天上诸神的秩序；使用黎，命他做火正，“司地以属民”，即负责管理地上的百姓。这就断绝了各部落、各氏族的成员任意地和诸神交流的路径，把宗教事务完全统一起来。后来，三苗继承了九黎的凶德，尧又重新培养了重、黎的后代，让他们不忘先人的事业，再度主管天地。通过观射父的解读，我们知道，天人、民神之间，既分又合，不杂也不离，不离也不杂。统一对天上神灵的祭祀，实际上是为了统一地上的部落、氏族，这是中华先民不断整合、统一过程中的重要的阶段与步骤。观射父的解释，填补了历史的空白，成为中国宗教与哲学思想史的重要史料。
文种（？—前472年），楚国郢（今湖北江陵）人。楚平王时曾为楚国宛（今河南南阳）令，显示了卓越的从政才能。当时晋国要战胜楚国，拉拢吴国叛楚，侧击楚国。楚国派人到越国去，助越攻吴。在这种形势下，文种与范蠡受楚国的重托，辅佐越王勾践，可谓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成为卓越的战略家，受到越国人民的尊重，也为楚国赢得了荣誉。文种使用卑辞厚礼、忍辱求和的策略麻痹了吴国，利用并加深敌人的内外部矛盾，怂恿吴国伐齐。由于文种有高超的柔性政治家的智慧，深谋远虑，授伐吴七术，策略得当，使得处于劣势的弱小越国经过近二十年含垢忍辱、卧薪尝胆，终于战胜吴国。至此，勾践的地位比肩齐桓、晋文、楚庄等霸主。文种有民本、爱民思想，重视培养贤才。在他的思想中，不难看出他有普遍联系、整体与发展的观点。例如，他认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应处理好“夏资皮”与“冬资”、“旱资舟”与“水资车”、“本（农业）”与“末（商业）”、“贵”与“贱”、“知斗”与“修备”之间的关系，既不孤立地看待此，也不孤立地看待彼，而是把社会经济现象作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来加以把握。文种重视祸与福、强与弱、刚与柔、张与翕、退与进、屈与伸的辩证法，深得老子的真谛，强调因势利导，创造条件，促进矛盾的转化。
越灭吴后，勾践赐剑逼文种自杀。历代文人纷纷惋惜文种难逃“兔死狗烹”的结局，庆幸聪明的范蠡先期带着西施与财宝珠玉，乘舟浮海逃往齐国去做富商，变身为陶朱公。
范蠡（约公元前536—约前448年），楚国宛人。他关于天时人事、盈缩转化的讨论，十分精彩，充分表达了深邃的哲学智慧。他说：“天道皇皇，日月以为常。明者以为法，微者则是行。”人们应以天地日月和四时的运行规律为法则。“必有以知天地之恒制，乃可以有天下之成利”。“夫人事必与天地相参，然后乃可以成功”。这就是说，要尊重、遵循客观条件与规律，再加以主观努力，才能达到预期目标。他又说：“阳至而阴，阴至而阳；日困而还，月盈而匡。”国势的盛衰，盈缩转化，人们在战略战术上要因应天时、地利、人和与形势、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得时无怠，时不再来；天予不取，反为之灾”。条件不具备，绝不可蛮干；条件具备了，就要把握时机，迅速行动，争取成功。范蠡的讨论，包含有深刻的哲理，丰富了中国人的智慧。
近几十年来，以故楚地荆门为中心出土了大量的简帛文书，其中反映先秦诸子思想与经子之学的，首推郭店楚简，其次有上海博物馆楚简。1993年发掘的荆门郭店楚墓（墓葬为战国中晚期，地理位置更靠近荆州城）出土竹简中，有迄今最早的《老子》文本与孔门七十子的儒书十四篇出土，成为国际汉学界讨论的热门话题。上博楚简很可能出自湖北，其中有《周易》等。此外，江陵天星观楚简、江陵九店楚简、荆门包山楚简、云梦睡虎地秦简、江陵张家山汉简等，有很多关于当时民间信仰及官方法律文书的文字。2006年，湖北的考古专家又在云梦发掘出一批汉简，基本上是法律文书，与睡虎地、张家山的材料相呼应与补充，而且还有类似《说苑》一类的书。
楚地简帛所出《老子》就有郭店楚简本和马王堆帛书本。竹简《老子》属于选本，抄写于战国中期，是所见最早的本子，与今传本相比，没有“绝仁弃义”、“绝圣弃智”等与儒家学说相抵牾的内容，偏重于实用，当为楚国的一种传习读本。郭店楚简本《太一生水》和上海博物馆馆藏楚简《恒先》篇，是荆楚传习的十分珍贵的先秦道家佚籍，分别阐述道家的宇宙生成论、虚静思想，也涉及天地起源问题。可见，道家思想是荆楚文化的一大特色。
我们一定要改变一个先入为主的看法，人们一谈到荆楚文化往往只谈道家文化，以为荆楚文化中不包括儒家文化，或儒家文化在荆楚并不重要。其实，春秋战国时期北方与南方、中原诸国与楚国、儒家与道家在不断融合的过程之中。
儒学早就传入荆楚，一直是荆楚文化重要的内涵。郭店楚简和上海博物馆馆藏楚竹书中的《缁衣》（各一篇）、《性情论》（《性自命出》，各一篇）、《五行》、《唐虞之道》、《忠信之道》、《穷达以时》、《六德》、《成之闻之》、《尊德义》、《子羔》、《民之父母》、《武王践作》等篇估计是孔门七十子后学的作品，不同程度地展现出儒家思想的各个方面。这些文献为楚人所传习。可见，儒家思想早就成为荆楚文化的重要内容，荆楚学人对儒学有相当大的贡献。
由此看来，洪北江所谓“诸子百家，亦大半出于楚”，不是没有根据的。先民开发云梦古泽、洞庭平原，使得江南生产力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因此，楚国不仅在经济上、军事上可以与秦、齐相匹敌，而且在文化思想上，也与邹鲁、燕齐、三晋地区一样，成为俊才荟萃的中心。不错，楚国有奇杰瑰丽的山川和丰腴富饶的土产，有价值连城的珍宝――和氏之璧和随侯之珠，然而堪称壮美的却是异才辈出，人杰云蒸。人们常说：“惟楚有才。”研究和继承楚国思想文化的传统，对于促进生动活泼的学术争鸣，发现、培养有用之才，是有积极意义的。
（郭齐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