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感动中国的名家散文:长街短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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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 吹箫的人/林海音(2)

“敢!”她骄傲地说了以后,又天真地笑了,仿佛回到年轻的年月,她就是那无上威风的女王。“他所写的无非是讨论学问思想,当然字里行间也带着些情意。我一封也不回他,让他高兴就写他的!”

“见面说话不说?”上一代“新人物”的恋爱,在我们看来有时是不可想象的,所以我不由得想多问几句。

“见面应酬话是说的,但他可不敢提写信的事,我只是在说话间透露出我已经看过他的信就是了。”

“多有意思!”我不禁惊叹。

“1928年北伐成功后,迁都南京,端木一家都回南京了。这以前,他家曾央人来求亲,可是先父一口就回绝了,我连影子都不知道。家里只知道我和他同事,并不知道他写信的事,那年月,我们更新,可是家庭还守旧得很呢!我们再开通,也是半新不旧的,因为许多地方仍要顾到古老的传统,不能一下子就变过来。他家回南京时,他也同去了,因为他是独子。他回南京后,信写得更勤,这时的信就明显地表现出他的意思了。”

“那么这回您该回他信了吧?”我问。

她笑笑摇摇头,接着说:

“可是有那么一天,他事先并没有写信说过,竟在学校里出现了,当然使我很惊奇,但他不远千里而来的坚决的情意,也不能说没感动我。这时我已经知道父亲拒绝求婚,所以答应和他在学校以外的地方见面,瞒着我的家庭。见面也只是见面罢了,我还是无意的。直到有一次,我们学校几个接近的同事相约到北海赏月,大家带了乐器去,我吹箫是许多人都知道的。在北海的那天晚上,我才知道朴生吹笛子。我独奏“梅花三弄”,他竟悄悄地,悄悄地吹起笛子来随着我的箫,吹着吹着,我们就变成二重奏了!……”

朱先生说到这里,起身到炉边去拿炖在火上的那壶酽茶,给我斟了一杯,她自己斟了一杯。然后又用煤钩子去拨弄那炉火,炉门一打开,火光反映到她的脸上,红亮亮的。我两手捧着那杯茶,停了好一会没说话,看着她的脸,脑中幻想着当年夏夜太液池中箫笛合奏的情景,仿佛我也是客人中的一个。我不由得笑说:

“那首‘梅花三弄’一定是您和端木先生的定情曲啦!”

她笑笑,回到桌前坐下,从桌上拿起那支笛子:

“喏,始终是这支笛子陪着我,这么些年了。他走的匆忙,留在家里没带着,笛子留下了,吹笛的人可再没回来呢!”她不胜感慨地说着,把笛子又挂回到墙上去。

“端木先生教我们的时候,您和他已经结婚了吧?”我也回忆起那吹笛的人了。

“他教你是哪年的事?”

“1931年,我在初中二。”

“已经结婚喽!我们结婚也还是经过一场奋斗呢!虽然我答应了他的求婚,但是不能得到父亲的谅解。他放弃了父亲给他在南京中央政府找到的好职位,而来北平做个中学教员,他的母亲也不满意他,这一切还不都是为了我。父亲后来算勉强答应了,也还是有婚后仍住在北平的约定。”

“对于您来说,还是那笛子的力量吧?您的婚姻的故事多么美,它使我想起了‘吹箫引凤’的故事,您是那弄玉,端木先生正是箫史……”但是朱先生打断我的话,说:

“箫史和弄玉是夫妇双双飞升而去,我们可是一个飞了,一个还在这儿挣扎求生呢!”

“在心灵上,您仍是和端木先生在一起的,您的夜半箫声,怎么能知道他不是在冥冥中也跟您在合奏呢!”

爱情的故事,常常是因为那爱情发生了障碍,才使得故事更美,更动人。我后来听大嫂说,当初朱家的老太爷不答应这门亲事,是因为端木先生是庶出的关系,母亲的出身微贱,在家庭中没有地位,连带着儿子也遭了殃。端木先生排行第三,前面还有两个相差很多岁的哥哥,是嫡出的。在那讲究门第与身世的上一代,怎能怪他们为儿女的多方操心呢!可惜这一对在新旧时代交替中奋斗的夫妇,在如愿以偿之后,终不能白头偕老,他们只有短短不到八年的相守。端木先生是“七七”抗战那年由北平到内地去,在一次汽车失事中丧命的。意外的死,生者难堪,她怎么能不日日以箫声唤回那荒野中的孤魂呢!箫声可以使她回到往昔月夜泛舟的情景中去,无怪其声哀以思了。

有一次在偶然的闲谈中,又提到了她的箫,她曾这么说过:

“没有孩子的夫妻和有孩子的夫妻,毕竟不同啊!看你们小两口子虽然有时拌嘴,但是半天都忍不了,你们就忘了,因为有孩子一打岔就过去了。我们可就不同喽!婚后的现实环境,到底不是婚前所想到的,我从小长大,什么苦头都没受过,所以有一点点不遂意,就使我几天不愉快,不和朴生说话。长日无聊,我只有吹箫来解心头之闷。常常在这种情形下,朴生便也不知什么时候,拿起笛来,和着我一起吹奏了。这样,一根笛一根箫,便像你家的老大和老二,把我们的不愉快,无形中合开了。”

我听说过,朱先生在婚后和婆母不和,这也是常引起他们夫妻不愉快的因素,端木先生在母亲的独子与爱妻的丈夫的夹层中,常常左右为难。据说在端木先生死后,婆媳反倒相安无事了。

一个冬天在蜷缩中过去了,今年春暖得早,阴历的正月过不久,家里的火炉就拆了。屋门敞开着,孩子们就骑在屋门坎上,享受着春日的阳光。但是南屋的炉火挨到阴历二月才拆除,因为朱先生在闹病,她有畏寒的毛病。上班也就是那么回事了,年轻的男女同事们听说她病了,倒是常常来看她。有时她们带了菜来做,哄着她说笑,像女儿对妈妈似的。

开春以来,她就很少吹箫了,看见墙上挂的笛子,我总会想起箫,也偶然问她:

“朱先生,好久没吹箫解闷了吧?听你吹箫,对于我也是一种享受呢!”

“提不起兴趣。怎么?又想听着箫声想心事了吗?”

“其实我听着箫声,多半想的还是您呢!”我玩笑地说,但确是实在的话。有一次我偶然读到杜牧的“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木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的诗,不知怎么却想到端木先生了。

入夏以后,时局急转直下的紧张起来,五月间凡去上海看全国运动会的热闹,到八九月,我们就筹划着到台湾的事了。要离开一个依赖了多年的地方,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没出过远门,一下子就让我来个大迁徙,说实话,我连行李都不会捆呢!

“我留在这儿慢慢的结束,你一个人先走,你到台湾都安顿好,再来接我们。”我对他曾经这样建议,并且屡次讨论时,都坚持这个主张。

这时宋妈来告诉我,朱先生让我过去一趟。她病病怏怏地躺在床上,我真抱歉不安,好多天都把她忘了,只顾闹我自己的情绪。

她倚在床栏上,用责备的口吻对我说:“为什么不跟丈夫一起走呢?兵荒马乱的时候,不要分离,一家人的手还是紧紧捏在一起的好,更不应当在这个时候闹别扭。”

她一定是从宋妈的嘴里知道这一切的,我告诉她我的不安的情绪和一些困难。她忽然拉住我的手,悲痛地说:“如果十二年前我和朴生一道走,我今天的情形也许不是这样子了。”她说着拍拍盖在身上的那条被,“我跟你说了那么多我和朴生的事,只有一件没说过。”她停了一下,好像要拣个最合适的方法说出来,“在‘七七事变’前,我因为家庭的苦恼——你知道就是为了朴生的母亲,和朴生闹得很不愉快。‘七七事变’一起,朴生和我商量说,把母亲送到上海跟大哥过,然后我们一道南下。但是我不肯,我要他把母亲送到上海去,自己南下,我要先在北平清静清静。无论他怎么说,我执意不肯,直到他已被敌人注意而不能不走了,一切都来不及打算,便先离开北平。到上海他来信说,情绪很不好,因为担心着我们婆媳的安全,和想到没来得及安排我们的生活就离开了,心中始终是不安的。他要我仍及时准备,立刻和母亲到上海去,他有半个月的时间可以等待。我接到他的信,虽然心中略有所动,可是始终不肯去跟婆母商量,半个月这样过去了,朴生在上海不得不动身南下,还没走出江苏省境,他就死了。你不能让一个人不安地离开家,是不是?心中不安就会有不幸,这常是连带的。总要生活在一起,才能彼此安慰与照顾。听见没有!”

她的一大篇话,使我恍然明白这一对夫妻的整个故事,我一直知道的是那前半部完美的,但那一时的过错,却能使一个人永生赎不完。朱先生的箫声,不只是怀念和幽怨,还有着遗憾与忏悔,所以那声音才使人心弦震动。

晚上我同意了凡的建议,我们一起到台湾去,他感动而欣慰地吻着我,并且紧紧地捏住我的手。晚上我睡在被里,忽然听朱先生又吹起箫来,声音是那么微弱,一个调子重复了几次,都吹不成腔,想着她白天为我说出她隐藏了多年的秘密,真是肺腑之言,但是我们就要离开她了,而她又正在病中。

来到台湾以后,立刻就给接住北屋的弟妇写信,除了报告平安抵达之外,还问候朱先生的病况,弟妇的信却没提起,她准是在匆忙中忘了。很迅速的,以后就音讯不通了。

在台湾,十年的厮守,全凭朱先生的一篇爱情的故事。朱先生如果还健在的话,算一算,真不信,当年在太液池上吹箫的女人,如今已是望七之年了。

1959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