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话
两月前在上海晤邵洵美先生，因为他正在对于西洋文学中的鬼故事发生很大的兴趣，我也曾表示想写一篇关于鬼怪文学的小文及一篇介绍英国鬼怪小说家勒法虞（LeFanu）的文字，但这只是一种夸张的述愿，虽然洵美先生竭力怂恿我把它们写出来，但回头一想，在种种情形之下，尤其是因为现在据说是一个崇尚现实主义的时代，我的文章似乎还是以不写为妙。
这回《论语》要出一个鬼故事专号了，洵美连写了两封快信来要我供给一点文章，来凑个热闹，因为，据他说这个专号之成为事实，乃我“当时捧场”之故。所以，非给写文章不可。这样说来，我竟无意中做了这个专号的发起人，即使不写文章，也已逃不了提倡鬼怪文学的嫌疑，于是索性放笔来谈谈鬼了。
罗两峰以画鬼趣图出名，然而有人却以为这本领并不稀罕。理由是画鬼容易画人难。画人的眉眼精神，像不像有活人可对证；画鬼的眉眼精神，像不像便无可对证，惟其无可对证，便可任意画之。因此，罗两峰笔下之鬼，说不来还是罗两峰心底之人，鬼趣图实在还是人趣图。非鱼者子安知鱼之乐，鬼趣图之是否逼真，实在连罗两峰自己也不明白，而况乎非罗两峰心底人之鬼，更而况乎非罗两峰画中鬼之人！
喔唷！这样一来，大有要把鬼故事专号这个计划全部推翻的气概，未免做了杀风景事。诚然，即使有人以“姑妄言之妄听之”这句妙话来打圆场，这个“风景”也是准“杀”定了。倘若是你来“妄言”，那么我既然知道你是妄言，如何还能“妄听”得进去？倘若要我来“妄言”，即使你有“妄听”的本领，我也实在“妄”不出“言”来。真的，就是“姑”也无从“姑”起。眼前老老实实的都是人，加紧工夫说人，也还没说得像一个，那里还有工夫和能力去说一些素昧平生的鬼？
若是学学罗两峰，做挂羊头卖狗肉的勾当，说是讲鬼了，而讲出来的还是人，在我是不甘愿的。然而世界上却真有人喜欢这个，言者与听者皆无不然。《阅微草堂笔记》里的鬼更不必说，那非但决不是鬼，（其实我也不知道要怎么样才决然是鬼！）简直更不是人了；就是被称为讲鬼讲得最好的《聊斋志异》，那些鬼，似乎也个个都不是鬼——若不是已经转世投胎的鬼，便是还未死却的人。
而言者和听者双方都承认这是讲得很好的鬼故事，好就好在那些鬼都不是鬼。这情形有一个专门名词，叫做“讽刺”，据说也是属于现实主义范围里的。
我虽然不能说要怎样讲鬼故事才使人觉得这实在讲的是鬼而不是人，但我以为既然要讲鬼故事（最好自然是根本不讲），那至少限度就应该讲得一点也不像是人。但是我知道，倘若真有这样一个伟大的讲鬼故事者，人们非但会忽略了他，甚至会攒殴他的，理由是：谁叫他讲得一点也不像鬼！
这个伟大的讲鬼故事者，不仅在人间会遭逢到不被了解的命运，便是在鬼域中也是如此。让我们先承认真有一个群鬼咻咻的鬼域的存在。若把这伟大的讲鬼故事者的杰作送到鬼域中去，在第一流作家们所主办的杂志上发表，也不见得会有一个鬼读者来捧场的，因为这些鬼们也需要“讽刺”，定要把题目改过，说是讲的是人的故事才行。
呜呼，关于鬼的事情，不亦难言已哉！罗两峰若以他的鬼趣图改题作人趣图，就不会得盛名藉藉如此了。人岂可以有“趣”？有“趣”斯有闲矣。有闲之人，尚且有干罪戾，而况画“有闲之人”之人哉！为罗两峰计，若要把“鬼”字改做“人”字，必须连带的把“趣”字改做“苦”字。因为人是只许有痛苦的，虽然脸上实在显着笑容，并不妨事。再说蒲松龄笔下之鬼，若当时直截痛快地一概说明是人，他的小说就是“鸳鸯蝴蝶派”，因为有饮食男女而无革命也。人有三等，上等人有革命意识而无饮食男女之欲，中等人有革命意识亦有饮食男女之欲，下等人则仅有饮食男女之欲而无革命意识。写上等人的文章叫做社会的现实主义，写中等人的文章叫做革命的浪漫主义，写下等人的文章叫做鸳鸯蝴蝶派。所以蒲松龄如果要把他笔下的鬼一律说明了仍旧是人，必须把这些人派做是上中两等的，才可以庶几免乎不现实不革命之讥，虽然说这些人的革命意识到底还是为了饮食男女，并不妨事。
我的话似乎愈说愈远了。然而实在并不远，还是在这里说鬼话。我承认我的惟一的失败，无论我用什么理由去反罗两峰和蒲松龄，但在大多数人的心理，前者总是善画鬼的人，后者总是善讲鬼故事的人。而这所谓大多数人的心理，可以分做两派，一派是以对于人的认识去了解罗两峰蒲松龄所“创造”出来的鬼，以为真像鬼，这就是现实主义的杰作。一派是明知其画鬼和讲鬼，实在是画人和讲人，因为一口咬定了说是“鬼”，觉得够味儿，这就是“讽刺”，这就好！
而我呢，看看画的是人，听听讲的是人，而画者讲者却坚执说是鬼，我不明白。我明知道如果真有鬼，那一定有异于人的眉目精神。而眼前却没有一个真能讲鬼故事的人，来给我讲一些眉目精神迥异于人的鬼的故事。我愿意把这个意见供献给《论语》鬼故事专号的作者与读者，要谈鬼故事就得找一些真正的鬼来谈谈，若要在讲鬼故事的时候还不能忘情于人，那才腐气得可以！
名
老年人，或老实人，似乎都服膺着“名者实之宾”这句格言。但在我，不是老年人，也不想自夸是老实人，对于“名”有时候是比“实”更重视的。在许多日常生活的经验里，我觉得，“名”真是不可轻忽的。在适宜的时候，它能增加它所代表的“实”之价值，反之，在不适宜的时候，却也真能贬损了它所代表着的“实”之价值，无论那“实”之本身是怎样地完美，崇高，或尊贵。
对于“名”这样地着重，在我自己，也真没有明白为了什么。也许是由于不幸而识了字，对于字的意义声形能就自己之爱憎而定取舍。但这个疑问，我们不必在这里研究，因为即使是为了这缘故，反正我也未曾有过一次“人生识字忧患始”的感慨。
曾有过一次，从灼热的盛夏的阳光中，走入林荫树下的一家咖啡店去。在小小的桌子边猎得了一个座位之后，瞪眼看路上的熙熙攘攘的行人，心中踌躇着“饮些什么呢”？急躁的侍者将茜红色的冷饮食谱展呈在我眼前，于是这样艳佚的名字就首先溜进了我的眸子：“夫人之舄”（Lady’s Slipper）。
啜着这新奇的冷饮，我实在并不曾细细地如一个古董鉴赏家似的辨别它的好歹。与其说我是在啜冷饮而袪暑，不如说我是在玩味这“夫人之舄”以忘热。这样地付给了小账出来，我是踌躇满志了。
人如果问：“滋味如何？”
我会说：“我没有留心到这方面，先生。”
倘若是个欠聪明的人，他会得再问：“那么你怎么饮着的？”
“我单是饮着一个名字。”我一定愿意这样回答他。
而且，当他一笑而去的时候，我心里会这样想着：如果目的单是为了避暑解热，自来水不是随处可以不费代价而喝到的么？
一座简陋的小楼，建造在半山间，这是无意中在漫游的时候找到的。因为有些闲暇的人在里边饮茶，便也不自主地就了一隅的藤椅。呆坐了片刻，并不曾有七碗的量，已经想离去了这烦嚣，简单，平淡的处所了。但是，不幸——或者应当说幸而——一抬头看见小小的白匾额，飘逸地写着：“扫叶楼”。
并不曾预先知道它的历史，自从到了那六朝金粉地以后，也并没有人为我提起这个胜地，仅仅是这样的一个名字，在这样的清秋天气接触了我的视觉，便立刻使我觉得环境都变幻了。这周围的山色是如此之萧瑟，青空又如此之寥泬，木叶惊风，又多少的令人触起无名的愁绪，这个楼，这个名字的楼，在这里真是和谐得完全使我中意了。结果是，在茶客之集团中，我又多占了许多时间。
有了这样的癖性，十足地有些傻气了。自己也承认是太过分，太“好名”了。但是，另一方面，我也并不是没有充足的理由来为我辩诉的。对于近代人的生活，我觉得随处都有五官兼用的必要了。为了口腹的缘故，试走进旧式的酒楼菜馆，当你登楼就座——大概都是雅座的时候，便会觉得千百种的不舒服都丛集到你的感官。光线是异常的昏暗；油味辛辣味又这样的刺激了你的鼻子，你的喉咙，使你忍不住咳呛；人声，锅杓声又这样地喧乱了你的耳鼓。在这样的环境里，即使是旨酒嘉肴，我想你食量纵然不完全告了消乏，也多少要打些折扣的。但如果你走进了现代式的食堂，冠生园也好，新雅当然更好，耳目口鼻都能够担保你受到相当的供养。这是有过经验的人，或富于想象的人，都会得比较其优劣的。再说，如果为了视听之娱，而低下了头钻进污秽的小茶馆中去听光裕社员的说唱，或是侧身在凌乱的茶寮中听本国式的管弦乐队之演奏，这种至多能满足一个感官的生活方法，到如今自然地有人要感觉到不满意了。所以音乐的园会在目下也有中国人举行的了，梅兰芳博士的清歌妙舞也居然能够在黄金大戏院的银幕前听到和看到了。然则我之看了名字而去饮食游览，也似乎未必便是怪癖罢。
这种倾向，变本加厉起来，凡是耳目口鼻所享用的东西而蒙着一个丑恶的名字者，遂往往失去了我的恩宠。这是我所深为引咎的。反之，幸而因为名字之中我的意而被我享受过一回的较劣的或很恶的东西，一方面，我虽然对它怀着不满，而一方面却毕竟还因了它的美丽的名字而宽恕了它。
异国情调在我这好名的观念上，也有过很大的作用。曾经有一次，天天走过一家名叫春阳馆的菜馆，只觉得它的名字之庸俗，总没有起过一次进去试试看的意思。但是，有一天，偶然在一本日本的“细见”上发现了东京有一个名字相同的著名的料理店，我顿然间对于这个天天憎厌着的菜馆发生了无量的好感。就在这天的晚晌，我终于忍着刺鼻的油腥，踏进了这日本风的名字的菜馆了。
诸如此类，凡是供给我的五官之享受的东西，在我国似乎必须有一个夸张的美“名”来掩饰其恶劣的本质——或者这里又应当说是“实”了。我很怀疑将来如果有机会作一次国外的漫游，可还会有这种希望没有。但愿我不至于如此罢。
啊！感伤地说来，像我这样的一介细民，在饮食观赏之间，不敢企求其真实之能使我满意，只是掩耳盗铃似的拥着一个浮华的美名，聊以自满，这情状也好像颇足怆然了。崇尚实际，当然是我的本愿；不虚负盛名的五官之享受的幸福，我也是十分吁求着的；但是国家——啊，我很想不要说得太大了，可是请宽恕我，没有相当的字呀——如果没有能力把那样的幸福赐予我们，则让我们享受几个美名，以为过屠门而大嚼之道，我们也已经沐着宏深的恩泽了。
才与德
衡量人品的标准，大致不外乎“才”与“德”。才有通才，有专才；德有盛德，有美德。通才与盛德，可说全面发展，专才与美德，仅是一节之长。具有通才或盛德，已极不易，才德兼备，更是难得。大抵承平之世，丰于德而啬于才者较多；因为此时生存竞争并不尖锐，人民缺少磨炼才能的机会。离乱之世丰于才而啬于德者较多，因为此时生存竞争剧烈，非有才能不易生存，但为了逞才能以求生存，德操便不免会沾些瑕疵了。
方今国家任用领导干部，显然有任德不任才的倾向，而德的标准又很高，要求的是共产主义的品德，这已是超于我们传统的盛德以上了。这一方策本来不坏，如果所有领导干部都具有这样高的德行，才虽不足，亦决不致偾事。因为一般的说来，有才无德的人较多，有德无才的人较少。具有共产主义品德的干部，我相信他决不在中才以下。
可惜近来各方面暴露出来的某些干部，品德之坏，在旧社会里都是骇人听闻的。父子之亲，而有协议离弃的文书；师道之尊，而有渔色女学生的风流校长。这些人距离共产主义品德，似乎甚远，虽说是个别干部的事情，但在人民大众心里，总是为党惋惜而不是为这些干部惋惜的。
由此看来，任人以德，现在恐怕不很妥当，因为我们在最近二十年中，经过好几次大变革，可以说是一个离乱之世，有德之人，实在太少。“老子打过游击”，只能算是“功”，不能算是“德”。有功则酬以利禄，何必以位？
从历史上来看，英俊有为之君，总是任人以才的，只有比较保守的帝王，才任人以德。然而也必须是继世之君方可。若创业开国之君，则天下离乱方定，如果无才俊之士，相与共治天下，单靠几个拘拘于小德的乡愿，那是打不开大局面来的。
汉武帝刘彻，在元封五年，因为文武臣僚不够用，故下诏求人才。诏曰：“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千里马是不容易驯服的，有才干的人往往是被一般人所指摘的，但汉武帝并不因此而不用此马此人，因为他自信有能力驾驭得了，可以用其所长，制其所短。
魏武帝曹操更为突出。他下过三个命令，要不拘品德，登用人才。甚至说：“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都应该由地方官吏保举出来，使他“得而用之”。这就可以看出，一个国家在百废俱兴的时候，“才”的需要尤甚于“德”。尚书说命曰：“惟治乱，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恶德，惟其贤。”亦就是说，要按才能以任命官吏，按品德以评薪评级也。
我们今天要做的事情多，专业分工又细，如果以“德”为任用各级领导干部的标准，即使有超于传统道德以上的共产主义品德者，如果一点不了解业务，也还恐怕不顶事。何况今天之所谓“德”，还只是一些表面的组织性，纪律性，革命性，积极性而已。“樊迟请学稼，孔子曰：‘吾不如老圃’”。可以想见，盛德如孔子，如果要他去领导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他一定自认不如一个老农民的。现在改两句龚定庵的诗，以结束这一点点感想罢：
“我愿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用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