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感动中国的名家散文:思想拾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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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章 张承志(2)

他们的斗争只可能失败。只有在精神上,他们的一切才具有意义。一本本地读着,我体味到,在他们的轨迹中,与其说贯穿着争取胜利的努力,不如说充满着对于极限和纯洁的追求本能。借这篇想了很久的文章,我总算多少还了心中的一个夙愿,或者说,减轻了一点负罪的痛苦。从一开始读到赤军的资料以来,这种负罪的感觉折磨了我很久。同时,我也大致地写清了我理解的日本。我想,我学习了它的优秀,也做到了对它的对立。我开始了对它必须的宣战,更深深地感知了它的美。

写到这最后一笔,我觉得异样的轻松和舒畅。

关于成吉思汗陵的思考

20余年来,我或者以一骑牧人之身,或者以一名考古队员之职,一直在中国大陆北方彷徨。后来久了才发觉自己有着一种观点,也许是大陆北方养育造成的一种脾性或烙印吧——我极度地要求一切外来人:首先要尊重这片大地的心情,然后才能进入。

草原、黄土高原、戈壁和沙漠都是沉默不语的。也许它们需要我代它们发言。

听说日本学者趁蒙古人民共和国沧桑巨变青黄不接之机,动员巨额坚挺的日元,与蒙古官方协议,要勘查成吉思汗陵寝——当然若找到了,发掘问题即将摆上桌面。

我听说后,一连几天,脑海里浮现的都是给我青春的乌珠穆沁草原。

我那永远无言的额吉(母亲——蒙语),若听说了,一定依然是无言的。

而我觉得这消息郁塞胸间,使我不安。

——世界从来如此,权与钱谈判,决定了一切。至于百姓的心情,是无关紧要的。

这就是学术吗?

事情既然以学术为名,我也从学术开始。

大名鼎鼎的成吉思汗殁后,葬在哪里呢?通常有两说:一在蒙古人民共和国东部的草原之间,一指中国宁夏南部的六盘山地。

在《元史》中,成吉思汗及元朝皇帝们的埋葬处,被写成“起辇谷”三字。一代代学者们推敲之后,拟音为Keluren谷,即元代汉译中的“怯绿涟”河。今天多用汉字“克鲁伦”音译——那是一条名河,河谷辽阔,地表上并没有封土(即“塚”)或其他陵寝遗痕。

认为成吉思汗葬在宁夏南部(陇东)六盘山者,主要据那位大英雄猝死于对西夏国战争之中——可能虚张声势作向漠北送葬状,其实已经就地埋了。

不知道是否日本学者已经与中国政府谈判过,双管齐下,同时也向中国回民聚居的六盘山一带调查。

——其实,我本人还可以编个游戏,再指一条并非不可能的路,以供当代富翁学者参考:清代蒙文史料《黄金史纲》讲成吉思汗葬地,音为“柴麻”(Chima),另外又有不少资料提及成吉思汗丧事与“萨里川”有关——那么或者可以推理“萨里川”即“萨里畏吾儿”即历史上的“黄头回鹘”居地——河西走廊之某地;若可说通,则河西大走廊尽头、甘肃西头倒是有一片神秘的山地,地名恰好叫做“昌马山”。有谁能说Chima与“昌马”其音不谐?虽作戏笔,也许在方法论上并没有与学者们相悖。

真正的成吉思汗葬地,若是动员本地人寻找,是一定可以找到的。至今尚未发现成陵,是因为学者们没有把功夫炼就——无论是在对牧人心情的尊重上,或是在因地制宜的田野考古技术上。

说到这里,我又联想起一些趣事:

若是在万顷牧草中丢了一件东西,可以用羊群来找。60年代,当我还是一个牧羊人时,曾经多次用这个办法。有时摘下眼镜,上马刚走开几步,就再也找不到了——后来学会了用羊群。让羊群自由自在地吃着草,散成一线,朝丢失了眼镜的那片草走去。突然间,羊群在一个点上惊炸四散,拼命逃开——盯住那个点,纵马跑过去,眼镜就在那里。

羊群对于草原上任何异样的东西——比如骨头、怪石、木头、皮鞭,都很敏感。我们不止一人、不只一次地用这个“羊群梳草法”找回过鞭子、书、套马竿等东西。

成吉思汗陵寝即使不起封土,也一定多少有留在地表的痕迹——如果“起辇谷”确是草原植被,那么至少应当有用羊群“梳”一遍的本领。这需要每个考古队员都应当有一点牧人味儿。

其次,也是更重要的:没有世世代代生息于斯的人不知道的事。这是一条定理。以前我当牧羊人时,从来没有留心我生活4年之久的汗乌拉有什么考古学遗址。后来,从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当时历史学系考古专业)毕业后,又几年来在新疆考古;有一年回到汗乌拉,便问我的蒙古哥哥阿洛华,问队里有没有什么坟呀古物的。

——结果令人吃惊:次日阿洛华哥哥领我去了年年驻夏的泰莱姆(我有4个夏天在那儿度过),泰莱姆山坡上有一串串几排链式古墓,在新疆我们称为乌孙或塞种墓。它们应当与斯基泰文化、汉代西域之乌孙国关系密切——那是我见过的亚洲最靠东部的这种古墓。

第三天我们又发现了突厥石人雕像,按照以前大学里和考古队里的常识,这种突厥石人很难在乌珠穆沁东头发现。

——考古学教科书就这样在两天之间过时了。然而我对于考古学的认识,从那两天之后,才刚刚开始。

我敢说:在确实埋葬着成吉思汗的那个地方,正生活着像阿洛华哥哥那样的人。他们不写书甚至不读书,但是他们熟知比书本更精确的细节。关键在于,学者们从来没有住进他们的泥屋或毡房,从来没有真正平等地以他们为师。也许还可以容忍我更尖锐的、但我自认为是更原初的质问:学者和学术难道就是如此吗?研究难道是一种新的歧视吗?

尚有其三,在沉睡安息的成吉思汗陵被惊扰之前还有一些话该说。

无论起辇谷或成吉思汗陵在蒙古草原还是在六盘山——那里都是一种宗教性很强的地域。

人人都知道藏族人的神鸟天葬,但很少有人知道蒙古人的葬法。至少在乌珠穆沁牧区,蒙古牧人对于埋葬,多少是有些忌讳的。对于这种葬法,我为了尊重,从来在作品中回避描写。比如拙作《黑骏马》中,主人公只是说:“自古以来,畜群从不来这儿吃草,人家也不靠近这儿居住。”——这就是蒙古牧人(或一部分)的天葬地。我从未进入过汗乌拉的天葬地;不进入,不言及——都是草原上无文的法律。为的是对逝者尊重,为的是遵循一种道德。

人们也许对六盘山周边的住民——回民的葬俗更生疏。我出身于回族,近年来一连6年参与着六盘山区哲合忍耶派回族的事业。在六盘山周边,处处都有回族——伊斯兰教的圣徒墓。穷苦的回民们洗过宗教的沐浴之后,虔诚地到那些圣墓上诵经悼念。我多次参加这样的活动。有时,随着一些年长的老人行走;路过一片坟园,老人捧起两掌,为死者接“都哇尔”(祈愿);我注意到那是汉族墓,便问:“那不是回民啊。”老人对我说:

——要为众亡人举念!

举念,这是一个不易解释的词汇。它很深沉,含意尽在两字之中。

这样,我想我可以结束这篇文章了。

诚然是学术无国界,研究不签证。但是在考古队的铁铲上,究竟有没有一种更高的道德呢?

蒙古草原由于它承载的文化的游牧性质,用一句考古学行话:草原上很难形成文化层堆积。连续两千余年的北亚游牧文化,并没有如数地留存至今。我不能说,游牧的蒙古人只有成吉思汗陵这一处国宝;但是,成吉思汗陵确是蒙古人和北亚游牧民族拥有的最贵重的遗产,——若是匆匆挖了它,那么后世的蒙古孩子就用不着学习考古学了。

“心比天高,身为下贱”,也许是我们中国文人的固癖。但是对于蒙古高原的那万顷牧草来说,我并不是一名第三者。我在那片草海中度过了自己的青春,而且从那里获得了后日学术和文学的基础。听说了日本向成吉思汗陵伸手的消息之后,我无法安宁。我感到那茫茫青草在向我摇曳,我感到无言的牧人们正在凝视着我。明知日本富翁背后一定有数不清的蒙古人和中国人志愿当买办,我仍然决心再三挑起这个话题。

成吉思汗陵寝应当由蒙古牧民的子弟自己去决定发掘与否。如果连这样的事情也由有钱人说了算,那么人文科学便再无人道可言。

50年前,日本学者们在皇军的威风下进行了一系列考古活动;50年后,日本学者们又在日元的威风下卷土重来了。一介书生之美,清贫文章之美,难道已毫无价值了吗?

我相信,未来的某位蒙古学者——他曾经是一个牧羊小孩——会站出来为我作证:这并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这是一种学者的重要道德。

我没有钱,但我有笔,这就足够了。

我能够坦然地迎接草原神明的凝视了。

1991·1·东京

面纱

以前,我从未留心过女人的头巾。更不用说面纱——使我注意穆斯林女人头上面纱的,是一次无聊的中伤。有人说我主张女人全要戴头巾,抓革命促生产,禁止娱乐活动。我很吃惊,因为我不仅不可能有这样的言论,而且正兴致十足地研究苏菲主义思想,企图探寻挣脱教条束缚的思想和传统的源流。

波澜又沉降下去,中伤因为仅仅是谣言,也并没有造成伤害。然而我开始注意面纱了;从南疆八月的骄阳中走过,我望着川流不息的人潮,觉得每个蒙面的维吾尔女人都与自己有关。那真是一种奇特的感觉,当你正对着歧视的时候,你胸中突然涌起了为你并不赞成的事物,挺身辩护的冲动。

那是一个令人感动的夏天,我穿过四溢的明晃晃的银色阳光,钻进高插晴空的杨树林。浓荫下幽暗凉爽,心猛然静了下来。再推开漆蓝的小门,土坯花墙里面,葡萄架挡开的一方空间更加幽暗。阿富汗式的雕花廊下,摆着粗糙的宽敞凉床。再进屋,酷热完全被隔绝,凉快地坐在满地优雅的波斯连理枝花纹上,心情因为凉爽,莫名地变得愉悦。

然后就看见了她,蒙面的维吾尔女人。那天她谈得拘谨。问到一些较深的知识,她便说,还是问阿吉吧。她穿着一袭宽大的黑绸袍,棕色的头巾垂在胸前,随着她的话语不住抖动。我能感觉到她呼吸的气流,被显然是高高的鼻子挑起的褐色面纱,在轻微的抖动中把一个个词句分开连起。

四壁和地上都是浓郁的地毯图案。汗珠在皮肤上凝住了,我不顾擦汗,怕扰乱那和谐的维吾尔气息。面纱隔开了我们两个民族;我想最好的做法就是平常地对着它的遮挡,若无其事地寻找我们两族人都喜欢的话题。

只有当我请求和她一块留影纪念时,我才提到了她的头巾。若戴着头巾,能允许我和您照一张像么?这张照片如今被我珍藏着。画面上我戴着她的阿吉丈夫的有四瓣绿叶的小白帽,怯生生像一个进了叶尔羌汗王宫的青年。而她黑袍褐巾,胸前紧紧搂着一册巨大的红皮书。我的神情,她的蒙面,都小心地注视着镜头,认真地望着临近的瞬间。

离开后很久,我几乎失明了,视而不见地穿行在多姿的杨树巷子,以及蜿蜒的土坯花墙街区里,我的视野里只有满溢的波斯图案,还有那神秘的蒙面巾。

一年后,我选的是稍稍凉爽的秋天,那漆蓝的小门又出现在我面前。推开门时,我听见一个女声惊叫了一个词——仍是蒙面的她,身边有一个高高身材的女儿。

她急促地说着,飞快地给我们端来茶和馕,麻利地收拾着地毯上的东西。我看出她真地高兴了;因为我感到她要表达的,恰恰是无从表达的懊恼。

我是随着她的阿吉丈夫一块来的。不过这并非主要原因。要紧的是主人和客人中间窜进来一只叫做信赖的兔子,它弄得我们都莫名地兴奋了。

可以大开照像戒。这回不再是谨慎的两张了。在廊下,在静谧的小院,在真正的天方夜谭的风景中,我们拍了一张又一张。她快乐地换了鲜艳的裙子和西服上装,褐色头巾在胸前一摇一晃。

阿吉激动了。是不耐烦转译的费时,还是他相信更直截的交流?他粗声地独自吟唱起赞主辞:“俩依俩海——印兰拉!俩依俩海——印兰拉!”吟到尾音时重重地把头摇向左胸。他们的高身腰的女儿肤皮微黑,她不蒙面,发髻上束一条红花手绢,与银须飘飘的虬髯父亲,与褐巾遮盖的母亲各各不同。

当然吃了她俩亲手拉出来的拌面。这地道的喀什噶尔女人手制的面条,当然白细韧长,嚼着色浓味重。但是我觉察出他们生活的窘迫,拉条子端上以后,我在细嚼慢咽之间,发觉他们只是注视着。那么就是说,这精致的面食依然只供待客。

饭后,阿吉送女儿回婆家,戴面纱的女人急急倾诉起来。我们已经是亲戚,以后希望你们全家都来。这里你们已经熟悉了,你已经了解我们。这块衣料不好,但是请你一定带回北京,代我送给你的妻子。啊,若是我能够朝觐,那我也许会在北京看到你们……黄昏在那一天降临得那么迅疾,映在地毯上的庭院杨树的婆娑疏影,已然是渲染的黑色。她显然意识着时光的短暂,想尽量多表达一些。而我则只能点头。我不会给她讲述关于面纱的闲话,那会玷污这难得的一刻。对于我,如此一刻贵重无比,与一个民族的相遇,与一种传说的接触,眼看就要结束了。

回到北京已是岁末,我小心地包好了洗印好的照片,又包上了一本精致的经典,用摹仿的维吾尔文和汉文写好地址,给他们一家寄去。同时寄出的还有几包,都是那一年在南疆结识的“一千零一夜”里的人们。仔细核对了邮政编码,亲眼看着邮局人员收下以后,我就不再操心。礼貌已经顾全,更多地也再难做到。曾经想找民族学院的朋友帮忙,给他们写一封维文信,想想又觉得未必妥当。接着世事工作,人渐渐忙乱起来,心思便引向别处了。

如同默契,他们也都不再写信。两个月之后,有一封信寄来。它夹杂在许多信刊中间,我不经心地撕开封口,习惯地向外一抽——

一帧她们母女的全身照片,拿在我的手中。她没有蒙上面纱,穿着一件新大衣,静静地站着,一双苍凉的深目注视着我。这是一位中年的维吾尔妇女,平凡而端庄,正如常常见到的一样。一瞬间我感到强烈的震动,心里一下涨起难以形容的感受。

我从未料到会有这样的结果。她的表达出人意料,她的行为背后的逻辑耐人寻味。她用摘下面纱的方式,传达了严肃的信赖。我凝视着照片上那典型的维吾尔脸庞,却觉得看见的是他们的心情。受到信任的惊喜很快变成沉思,我回忆着两年来的风风雨雨,回忆着我在她们面前的举动。一幅面纱掀起,那时的一言一语突然闪光,有了含意。

是的,对于可以信任的人,面纱头巾可以除去。纱巾只是女人的传统,只是文明的传统,当你懂得尊重这传统的时候,纱巾就为你掀起来了。

我把三帧照片并排放在一块,久久地端详着。我不禁笑了:确实,我不知道在露面与蒙面之间,究竟哪一种更美。

我只知道,能够体验这样一个始终,能够让照片编成这样的奇遇,是我个人履历上的一件大事。它远比那些出名得奖之类,更具备成功的性质。

难的是下一步,我该做些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