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斗争只可能失败。只有在精神上，他们的一切才具有意义。一本本地读着，我体味到，在他们的轨迹中，与其说贯穿着争取胜利的努力，不如说充满着对于极限和纯洁的追求本能。借这篇想了很久的文章，我总算多少还了心中的一个夙愿，或者说，减轻了一点负罪的痛苦。从一开始读到赤军的资料以来，这种负罪的感觉折磨了我很久。同时，我也大致地写清了我理解的日本。我想，我学习了它的优秀，也做到了对它的对立。我开始了对它必须的宣战，更深深地感知了它的美。
写到这最后一笔，我觉得异样的轻松和舒畅。
关于成吉思汗陵的思考
20余年来，我或者以一骑牧人之身，或者以一名考古队员之职，一直在中国大陆北方彷徨。后来久了才发觉自己有着一种观点，也许是大陆北方养育造成的一种脾性或烙印吧——我极度地要求一切外来人：首先要尊重这片大地的心情，然后才能进入。
草原、黄土高原、戈壁和沙漠都是沉默不语的。也许它们需要我代它们发言。
听说日本学者趁蒙古人民共和国沧桑巨变青黄不接之机，动员巨额坚挺的日元，与蒙古官方协议，要勘查成吉思汗陵寝——当然若找到了，发掘问题即将摆上桌面。
我听说后，一连几天，脑海里浮现的都是给我青春的乌珠穆沁草原。
我那永远无言的额吉（母亲——蒙语），若听说了，一定依然是无言的。
而我觉得这消息郁塞胸间，使我不安。
——世界从来如此，权与钱谈判，决定了一切。至于百姓的心情，是无关紧要的。
这就是学术吗？
事情既然以学术为名，我也从学术开始。
大名鼎鼎的成吉思汗殁后，葬在哪里呢？通常有两说：一在蒙古人民共和国东部的草原之间，一指中国宁夏南部的六盘山地。
在《元史》中，成吉思汗及元朝皇帝们的埋葬处，被写成“起辇谷”三字。一代代学者们推敲之后，拟音为Keluren谷，即元代汉译中的“怯绿涟”河。今天多用汉字“克鲁伦”音译——那是一条名河，河谷辽阔，地表上并没有封土（即“塚”）或其他陵寝遗痕。
认为成吉思汗葬在宁夏南部（陇东）六盘山者，主要据那位大英雄猝死于对西夏国战争之中——可能虚张声势作向漠北送葬状，其实已经就地埋了。
不知道是否日本学者已经与中国政府谈判过，双管齐下，同时也向中国回民聚居的六盘山一带调查。
——其实，我本人还可以编个游戏，再指一条并非不可能的路，以供当代富翁学者参考：清代蒙文史料《黄金史纲》讲成吉思汗葬地，音为“柴麻”（Chima），另外又有不少资料提及成吉思汗丧事与“萨里川”有关——那么或者可以推理“萨里川”即“萨里畏吾儿”即历史上的“黄头回鹘”居地——河西走廊之某地；若可说通，则河西大走廊尽头、甘肃西头倒是有一片神秘的山地，地名恰好叫做“昌马山”。有谁能说Chima与“昌马”其音不谐？虽作戏笔，也许在方法论上并没有与学者们相悖。
真正的成吉思汗葬地，若是动员本地人寻找，是一定可以找到的。至今尚未发现成陵，是因为学者们没有把功夫炼就——无论是在对牧人心情的尊重上，或是在因地制宜的田野考古技术上。
说到这里，我又联想起一些趣事：
若是在万顷牧草中丢了一件东西，可以用羊群来找。60年代，当我还是一个牧羊人时，曾经多次用这个办法。有时摘下眼镜，上马刚走开几步，就再也找不到了——后来学会了用羊群。让羊群自由自在地吃着草，散成一线，朝丢失了眼镜的那片草走去。突然间，羊群在一个点上惊炸四散，拼命逃开——盯住那个点，纵马跑过去，眼镜就在那里。
羊群对于草原上任何异样的东西——比如骨头、怪石、木头、皮鞭，都很敏感。我们不止一人、不只一次地用这个“羊群梳草法”找回过鞭子、书、套马竿等东西。
成吉思汗陵寝即使不起封土，也一定多少有留在地表的痕迹——如果“起辇谷”确是草原植被，那么至少应当有用羊群“梳”一遍的本领。这需要每个考古队员都应当有一点牧人味儿。
其次，也是更重要的：没有世世代代生息于斯的人不知道的事。这是一条定理。以前我当牧羊人时，从来没有留心我生活4年之久的汗乌拉有什么考古学遗址。后来，从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当时历史学系考古专业）毕业后，又几年来在新疆考古；有一年回到汗乌拉，便问我的蒙古哥哥阿洛华，问队里有没有什么坟呀古物的。
——结果令人吃惊：次日阿洛华哥哥领我去了年年驻夏的泰莱姆（我有4个夏天在那儿度过），泰莱姆山坡上有一串串几排链式古墓，在新疆我们称为乌孙或塞种墓。它们应当与斯基泰文化、汉代西域之乌孙国关系密切——那是我见过的亚洲最靠东部的这种古墓。
第三天我们又发现了突厥石人雕像，按照以前大学里和考古队里的常识，这种突厥石人很难在乌珠穆沁东头发现。
——考古学教科书就这样在两天之间过时了。然而我对于考古学的认识，从那两天之后，才刚刚开始。
我敢说：在确实埋葬着成吉思汗的那个地方，正生活着像阿洛华哥哥那样的人。他们不写书甚至不读书，但是他们熟知比书本更精确的细节。关键在于，学者们从来没有住进他们的泥屋或毡房，从来没有真正平等地以他们为师。也许还可以容忍我更尖锐的、但我自认为是更原初的质问：学者和学术难道就是如此吗？研究难道是一种新的歧视吗？
尚有其三，在沉睡安息的成吉思汗陵被惊扰之前还有一些话该说。
无论起辇谷或成吉思汗陵在蒙古草原还是在六盘山——那里都是一种宗教性很强的地域。
人人都知道藏族人的神鸟天葬，但很少有人知道蒙古人的葬法。至少在乌珠穆沁牧区，蒙古牧人对于埋葬，多少是有些忌讳的。对于这种葬法，我为了尊重，从来在作品中回避描写。比如拙作《黑骏马》中，主人公只是说：“自古以来，畜群从不来这儿吃草，人家也不靠近这儿居住。”——这就是蒙古牧人（或一部分）的天葬地。我从未进入过汗乌拉的天葬地；不进入，不言及——都是草原上无文的法律。为的是对逝者尊重，为的是遵循一种道德。
人们也许对六盘山周边的住民——回民的葬俗更生疏。我出身于回族，近年来一连6年参与着六盘山区哲合忍耶派回族的事业。在六盘山周边，处处都有回族——伊斯兰教的圣徒墓。穷苦的回民们洗过宗教的沐浴之后，虔诚地到那些圣墓上诵经悼念。我多次参加这样的活动。有时，随着一些年长的老人行走；路过一片坟园，老人捧起两掌，为死者接“都哇尔”（祈愿）；我注意到那是汉族墓，便问：“那不是回民啊。”老人对我说：
——要为众亡人举念！
举念，这是一个不易解释的词汇。它很深沉，含意尽在两字之中。
这样，我想我可以结束这篇文章了。
诚然是学术无国界，研究不签证。但是在考古队的铁铲上，究竟有没有一种更高的道德呢？
蒙古草原由于它承载的文化的游牧性质，用一句考古学行话：草原上很难形成文化层堆积。连续两千余年的北亚游牧文化，并没有如数地留存至今。我不能说，游牧的蒙古人只有成吉思汗陵这一处国宝；但是，成吉思汗陵确是蒙古人和北亚游牧民族拥有的最贵重的遗产，——若是匆匆挖了它，那么后世的蒙古孩子就用不着学习考古学了。
“心比天高，身为下贱”，也许是我们中国文人的固癖。但是对于蒙古高原的那万顷牧草来说，我并不是一名第三者。我在那片草海中度过了自己的青春，而且从那里获得了后日学术和文学的基础。听说了日本向成吉思汗陵伸手的消息之后，我无法安宁。我感到那茫茫青草在向我摇曳，我感到无言的牧人们正在凝视着我。明知日本富翁背后一定有数不清的蒙古人和中国人志愿当买办，我仍然决心再三挑起这个话题。
成吉思汗陵寝应当由蒙古牧民的子弟自己去决定发掘与否。如果连这样的事情也由有钱人说了算，那么人文科学便再无人道可言。
50年前，日本学者们在皇军的威风下进行了一系列考古活动；50年后，日本学者们又在日元的威风下卷土重来了。一介书生之美，清贫文章之美，难道已毫无价值了吗？
我相信，未来的某位蒙古学者——他曾经是一个牧羊小孩——会站出来为我作证：这并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这是一种学者的重要道德。
我没有钱，但我有笔，这就足够了。
我能够坦然地迎接草原神明的凝视了。
1991·1·东京
面纱
以前，我从未留心过女人的头巾。更不用说面纱——使我注意穆斯林女人头上面纱的，是一次无聊的中伤。有人说我主张女人全要戴头巾，抓革命促生产，禁止娱乐活动。我很吃惊，因为我不仅不可能有这样的言论，而且正兴致十足地研究苏菲主义思想，企图探寻挣脱教条束缚的思想和传统的源流。
波澜又沉降下去，中伤因为仅仅是谣言，也并没有造成伤害。然而我开始注意面纱了；从南疆八月的骄阳中走过，我望着川流不息的人潮，觉得每个蒙面的维吾尔女人都与自己有关。那真是一种奇特的感觉，当你正对着歧视的时候，你胸中突然涌起了为你并不赞成的事物，挺身辩护的冲动。
那是一个令人感动的夏天，我穿过四溢的明晃晃的银色阳光，钻进高插晴空的杨树林。浓荫下幽暗凉爽，心猛然静了下来。再推开漆蓝的小门，土坯花墙里面，葡萄架挡开的一方空间更加幽暗。阿富汗式的雕花廊下，摆着粗糙的宽敞凉床。再进屋，酷热完全被隔绝，凉快地坐在满地优雅的波斯连理枝花纹上，心情因为凉爽，莫名地变得愉悦。
然后就看见了她，蒙面的维吾尔女人。那天她谈得拘谨。问到一些较深的知识，她便说，还是问阿吉吧。她穿着一袭宽大的黑绸袍，棕色的头巾垂在胸前，随着她的话语不住抖动。我能感觉到她呼吸的气流，被显然是高高的鼻子挑起的褐色面纱，在轻微的抖动中把一个个词句分开连起。
四壁和地上都是浓郁的地毯图案。汗珠在皮肤上凝住了，我不顾擦汗，怕扰乱那和谐的维吾尔气息。面纱隔开了我们两个民族；我想最好的做法就是平常地对着它的遮挡，若无其事地寻找我们两族人都喜欢的话题。
只有当我请求和她一块留影纪念时，我才提到了她的头巾。若戴着头巾，能允许我和您照一张像么？这张照片如今被我珍藏着。画面上我戴着她的阿吉丈夫的有四瓣绿叶的小白帽，怯生生像一个进了叶尔羌汗王宫的青年。而她黑袍褐巾，胸前紧紧搂着一册巨大的红皮书。我的神情，她的蒙面，都小心地注视着镜头，认真地望着临近的瞬间。
离开后很久，我几乎失明了，视而不见地穿行在多姿的杨树巷子，以及蜿蜒的土坯花墙街区里，我的视野里只有满溢的波斯图案，还有那神秘的蒙面巾。
一年后，我选的是稍稍凉爽的秋天，那漆蓝的小门又出现在我面前。推开门时，我听见一个女声惊叫了一个词——仍是蒙面的她，身边有一个高高身材的女儿。
她急促地说着，飞快地给我们端来茶和馕，麻利地收拾着地毯上的东西。我看出她真地高兴了；因为我感到她要表达的，恰恰是无从表达的懊恼。
我是随着她的阿吉丈夫一块来的。不过这并非主要原因。要紧的是主人和客人中间窜进来一只叫做信赖的兔子，它弄得我们都莫名地兴奋了。
可以大开照像戒。这回不再是谨慎的两张了。在廊下，在静谧的小院，在真正的天方夜谭的风景中，我们拍了一张又一张。她快乐地换了鲜艳的裙子和西服上装，褐色头巾在胸前一摇一晃。
阿吉激动了。是不耐烦转译的费时，还是他相信更直截的交流？他粗声地独自吟唱起赞主辞：“俩依俩海——印兰拉！俩依俩海——印兰拉！”吟到尾音时重重地把头摇向左胸。他们的高身腰的女儿肤皮微黑，她不蒙面，发髻上束一条红花手绢，与银须飘飘的虬髯父亲，与褐巾遮盖的母亲各各不同。
当然吃了她俩亲手拉出来的拌面。这地道的喀什噶尔女人手制的面条，当然白细韧长，嚼着色浓味重。但是我觉察出他们生活的窘迫，拉条子端上以后，我在细嚼慢咽之间，发觉他们只是注视着。那么就是说，这精致的面食依然只供待客。
饭后，阿吉送女儿回婆家，戴面纱的女人急急倾诉起来。我们已经是亲戚，以后希望你们全家都来。这里你们已经熟悉了，你已经了解我们。这块衣料不好，但是请你一定带回北京，代我送给你的妻子。啊，若是我能够朝觐，那我也许会在北京看到你们……黄昏在那一天降临得那么迅疾，映在地毯上的庭院杨树的婆娑疏影，已然是渲染的黑色。她显然意识着时光的短暂，想尽量多表达一些。而我则只能点头。我不会给她讲述关于面纱的闲话，那会玷污这难得的一刻。对于我，如此一刻贵重无比，与一个民族的相遇，与一种传说的接触，眼看就要结束了。
回到北京已是岁末，我小心地包好了洗印好的照片，又包上了一本精致的经典，用摹仿的维吾尔文和汉文写好地址，给他们一家寄去。同时寄出的还有几包，都是那一年在南疆结识的“一千零一夜”里的人们。仔细核对了邮政编码，亲眼看着邮局人员收下以后，我就不再操心。礼貌已经顾全，更多地也再难做到。曾经想找民族学院的朋友帮忙，给他们写一封维文信，想想又觉得未必妥当。接着世事工作，人渐渐忙乱起来，心思便引向别处了。
如同默契，他们也都不再写信。两个月之后，有一封信寄来。它夹杂在许多信刊中间，我不经心地撕开封口，习惯地向外一抽——
一帧她们母女的全身照片，拿在我的手中。她没有蒙上面纱，穿着一件新大衣，静静地站着，一双苍凉的深目注视着我。这是一位中年的维吾尔妇女，平凡而端庄，正如常常见到的一样。一瞬间我感到强烈的震动，心里一下涨起难以形容的感受。
我从未料到会有这样的结果。她的表达出人意料，她的行为背后的逻辑耐人寻味。她用摘下面纱的方式，传达了严肃的信赖。我凝视着照片上那典型的维吾尔脸庞，却觉得看见的是他们的心情。受到信任的惊喜很快变成沉思，我回忆着两年来的风风雨雨，回忆着我在她们面前的举动。一幅面纱掀起，那时的一言一语突然闪光，有了含意。
是的，对于可以信任的人，面纱头巾可以除去。纱巾只是女人的传统，只是文明的传统，当你懂得尊重这传统的时候，纱巾就为你掀起来了。
我把三帧照片并排放在一块，久久地端详着。我不禁笑了：确实，我不知道在露面与蒙面之间，究竟哪一种更美。
我只知道，能够体验这样一个始终，能够让照片编成这样的奇遇，是我个人履历上的一件大事。它远比那些出名得奖之类，更具备成功的性质。
难的是下一步，我该做些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