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贤能多为孤傲之士，良禽择木而栖，他们既然为贤能，自然能够看清国君能否成就事业。道不同不相为谋，国君若非德才兼备，贤良自然不会轻易屈从。诸葛亮为刘备三顾的恩情所感动，鞠躬尽瘁。燕昭王拜郭隗为师，为其建造宫殿，顿时吸引了一大批以才能自负的志士，一时间“乐毅自魏往，邹衍自齐往，剧辛自赵往，士争凑燕”，燕国顿时人才济济，一度走向繁荣富强。
没有至诚之心，贤良也不能得其为用。秦王嬴政在统一六国的过程中，想尽一切办法延揽他国人才。当时秦国有个名士叫顿弱，长于谋略。嬴政单独召见。顿弱走到秦王面前，直接说：“大王允许我不施参拜之礼，我就与大王谈一谈，否则免谈。”顿弱的傲慢无礼，实际是试探秦王是否有胸怀度量。嬴政知道，奇人必有奇行，便同意了。
交谈中，顿弱影射嬴政有名无实，嬴政也没生气，反倒说：“先生说得对，怎么才能有名有实呢？”这一句话，顿弱不仅为之感动，而且为之感激，顿时就被折服了，开始认真提出自己的建议：一是收大臣之权，操生杀之柄于国君之手，二是以万金离间各国君臣，三是将六国被国君疏远的贤才搜罗到秦国。这三招，一为秦奠定了帝制基础，二是削弱了六国势力，三为秦延揽了一批人才。
那么，如何使用不同类型的人才，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能呢？《草庐经略·选能》中讲：
兵家之用人，非一途也。贵在因能而器使之，使智、使勇、使贪、使愚、使才、使艺，惟视其长，尽归擢用。……盖聋者善视，瞽者善听，原无可弃之人，惟用违其才，始有难成之绩。夫梗楠寸蠹，良匠必收，奇士跅弛，良将必用。故雄才硕彦，推诚礼之，谦恭下之；智能技艺，恩信联之，资给厚之。
即人各有长，管理者要善于量才使用。尤其是普通员工，只要有一技之长便可以引以为用。
内心仁善的人，长处不在于杀戮斗狠，勉强使用，会使他倦于杀伐而丧失勇气，反而对团队造成不利。比如关羽，傲上而不欺下，恃强而不凌弱，在华容道必然会义释曹操。而谨慎保守的人，就不能让他负责进攻，否则会因过于拘谨而贻误战机，使军队陷于被动。比如宋襄公，不击半渡，转胜为败。
精悍强劲、能够以一敌百的人，可以负责正面进攻，充当先锋，如北伐战争中的叶挺独立团，所向披靡。冷静稳重而又坚毅顽强的人，可以把守关隘，拒敌断后，如曹操与马超交战败北，而令许褚临河断后。
贪图小利的人不可以派去管理粮草辎重，因其会中饱私囊，如明武宗宠幸的“八虎”之一张永，九江监军聚敛民财，克扣军饷。满腹韬略而又冷静果断的人，临战应敌的时候可以多听他的意见，比如司马懿在关羽生擒于禁后，献计曹操鼓动孙权北上，逼关羽退兵。
行动轻快迅速的人可以用来充当引诱敌人的佯兵，比如博望坡之战中，孔明任用赵云做佯兵诱敌。刚愎自信的人可以用来当先锋，比如关羽于群雄之中果敢请战，最终温酒斩华雄。
言辞善辩的人可以做游说辩士，比如晏婴、张仪。善于偷窃隐藏的人可以用来打探敌情，如孟尝君任用鸡鸣狗盗之徒。善于辱骂讥讽的人可以用来诋毁、激怒敌军，比如诸葛亮骂死王朗。
在这其中，关键是要知道，用人不是人才为我所用，而是人才帮我建功立业。唯唯诺诺者自然驯服，平平庸庸者容易依附，唯有贤能需要动其心，才能为我服务，帮我助我。《草庐经略》中强调，对于深谋远略的雄才，应该推诚置腹，放下尊贵的架子，真心地恭请人家，这是因为，贤良不会被小恩小惠和花言巧语所蒙蔽。只有以真诚礼遇，取得他们的信任，一旦任用，这些人必定会披肝沥胆，竭尽所能。
二、抚士：“爱兵如子”才是软实力
抚士，即关爱和抚恤士卒，这是增强军队凝聚力、维护上下团结的根本方法。历代兵家都将“爱兵如子”视为将领的基本素养。将领关爱士卒，士卒拥戴将领，军队自然上下一心，达到《司马法·严位》所说的“凡战，三军一人，胜”，即“一众”，这是抚士的目的。
一个团队是否能劲往一处使，心往一处想，这是古代兵法中判断军队是否有战斗力的重要参数。
一众，就是能够统一思想、增强团队的凝聚力。这个“一”，指的是步调一致，是一个团队各个有机体能够同心协力，劲往一处使，心往一处想。这是古代兵法中判断军队是否具有战斗力的重要参数。《三略》记载为“士众欲一”，《司马法》说的是“气闲，心一”，《孙子兵法》称为“齐勇若一”，都是强调三军将士一心，共同作战。
《草庐经略·一众》在总结前人对这一问题的阐述时说：
兵法曰：千人同心，则有千人之力；万人异心，则无一人之用。众心不一，则彼此互诿，进退疑二；敌人薄之，前阵数顾，后阵欲走。虽百万之众，竟亦何益！故一众之说，兵家所同。
团队最忌讳上下不一，左右猜忌，一盘散沙，各自为战。“师克在和，不在多。”一支部队能否经受住挑战和考验，最终赢取胜利，其关键因素不在于人数的多寡，而在于人心是否一致，军队是否团结。一千人的队伍，如果团结一致、众志成城，那么整个团队的力量必然大于一千人的合力；一万人的队伍，如果各怀己私、分崩离析，那么这个团队必然是一群乌合之众，毫无作战能力。
战国晚期，苏秦尽管身佩六国相印，游说东方六国，力主合众弱而攻强秦，六国表面上看似合作，也共同进行了几次联合战争，但是由于诸侯各怀己私，六国联合只能停留在盟誓的竹节和玉版之间，没有多少实际的举动。秦国纵然强大，如果六国同心携手，那么力量之和必然远大于秦国，可他们却貌合神离，各怀鬼胎，使得这种理论上的设想没有成为实践。
号令统一的士兵，即便人数很少，也能同仇敌忾，这就是《六韬》所谓的“独往独来”之兵，《尉缭子》所言的“独出独入”之兵。这里的“独”，不是散兵游勇，而是三军之众，一心同力，齐至死战。
典型的战例，是巨鹿之战中，项羽的破釜沉舟。据《史记·项羽本纪》记载，项羽率领将士渡过漳河，把船沉了，把锅釜凿坏了，把庐舍烧了，仅带三天的粮食，来显示士卒以死相战，没有一个人有生还之打算。此次作战，项羽兵力不足，没有后勤保障，又背水作战，似乎败局已定，但其破釜沉舟的举动，使得士卒以必死之心应战，充分激发了士卒的战斗力，最终以少胜多。
团队的管理中，作为下属，一要坚决服从上级命令，保证完成任务；二要思考问题能从全局和整体出发，必要时不惜做出牺牲，以保证整体计划的实现，保证组织的运转有序。一个国家，如果上至战略决策层，中到行省郡县，下到村社家族，皆能政令畅通，风俗整齐，那么内可以安定和谐，外能够开拓进取。
《草庐经略·一众》总结了历代“一众”的方法：
附循欲厚，激劝欲勤，号令欲严，赏罚欲信。俾士卒戴我而乐于一，畏我而不敢不一。又顿兵死地，示之以必死，令不得不致其死而一。所以万人一心，奋勇直前，人莫能御，如《吴子》所称“父子之兵”者是也。
一是“附循欲厚”，即吸纳和安抚属下要厚重，既指物质层面，也指情感层面。也就是说以仁爱之心去爱护士卒。吴起治军，十分注意军队内部的团结，他在魏国担负防守西河的任务时，与普通士卒同衣同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与士卒同甘共苦，深得士兵拥戴。据《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中记载，魏文侯十八年（前408年），吴起协助乐羊进攻中山国时，看到一个士兵创伤化脓，他亲自“跪而自吮其脓”。当这个伤兵的母亲听说了这件事，伤心不已。当年孩子的父亲，就是因被吴起吮伤，心生感激，在泾水之战中，不旋踵而死。现在吴起又为其子吮伤，说不定，孩子在哪场战争中就会奋不顾身地战死。这就是将领的情感攻势。
二是“激劝欲勤”，即为将者勤于激励劝勉士卒，使得他们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所谓“号令欲严”，即为将者要严守军法律令，也就是孔子所讲的“齐之以礼”。在建立制度化的管理后，秉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原则。蜀建兴六年（228年）春，诸葛亮出斜谷，令赵云、邓芝为疑军，占据箕谷，魏国大将军曹真举众拒之。诸葛亮亲自率军攻祁山，由于准备充足，士气高昂，南安、天水、永安三郡的守将都叛魏呼应蜀军。魏明帝不得已亲自坐镇长安，督令张郃抗拒诸葛亮。诸葛亮让马谡督军在前，与张郃大战于街亭。结果马谡违背诸葛亮当道扎营的决定，临时变动，以致举动失宜，为张郃所破。诸葛亮不得已拔西县千余家，还于汉中，丧失了最有可能成功的机会，最终只能处斩马谡，以平息众怒。
三是“赏罚欲信”，即赏罚严明，一方面要“赏不避微，罚必就大”；另一方面要“言出即行，树威立信”。比如商鞅通过移木赐金的方法树立威信，使得士卒乐于听从上级号令，即使那些不畏惧将领的人也能严格遵守。
总的来说，一众，就是要求将领，一要在平时能够与众同好、与众同恶，寒暑予均，劳逸与齐，饥渴与同，做到上下一心，得到士卒的信任。非独患难时同滋味，平处时亦要同滋味，平时感得动，战时才能调得动。平日得其心，临战才能得其死力。二要在战时，与士兵安危与共、生死与同，遇有危难，则以身先士卒。
人才能够为我所用，只有三种可能：一是给他足够的平台，让他实现建功立业的抱负。二是情感投资，但光凭动嘴，久而久之就会显得苍白无力，显得虚伪。三是厚禄。第三种是最立竿见影的，屡试不爽，用得最多。
人才能够为我所用，只有三种可能：一是给他足够的平台，让他实现建功立业的抱负，从而成就他的事业，即使条件艰苦，也会为我所用。二是情感投资，但光凭动嘴，久而久之就会显得苍白无力，显得虚伪。三是厚禄，即丰厚的利禄，泛指以美名、厚禄、高爵来吸引人才。第三种是最立竿见影的，屡试不爽，用得最多。《三略》就引《军谶》说：
军无财，则士不来；军无赏，士不往。……香饵之下必有悬鱼，重赏之下必有死夫。故礼者，士之所归也；赏者，士之所死。昭其所归，示其所死。……故礼而后悔者，士不止；赏而后悔者，士不使。礼赏不倦，则士争死。
俗话说：招兵买马。买马当然要用钱，招兵，恐怕至少要提供吃住。平时，军中没有粮草保证，士卒就会流散；军队没有资金支持，就不能吸引人才，很容易造成人才流失。战时，没有赏赐嘉奖，就不能激励士卒杀敌，而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自古都是如此，礼遇能让人才归顺，赏赐能让士卒赴死。如果将领能够始终坚持以礼让、厚赏对待部下，就会人才济济，用之不竭，使之效命疆场，出生入死。
秦国原是边鄙小国，国力原本较弱，但经商鞅变法之后，兵农合一，迅速强大，关键在于其推行军功爵制。
军功爵制的核心，就是不论出身门第，凡立军功，皆可以享受爵禄。而军功是累积的，按照时人的说法，秦制爵二十等，是根据作战获取的首级数量计爵，这就导致秦人作战，以杀伐为主，有些士卒一仗下来，计功赏至万数。秦人平时种地，辛苦做一辈子，顶不上打一场仗获得的赏赐多，因而逐渐养成了好战、能战的传统。
这种高官厚禄封赏，后来被东方六国学习。比如燕昭王被齐国打得一败涂地，想要复国报仇，苦于国内没有人才，便向贤士郭隗请教如何招贤纳士。郭隗给他讲了一个故事：
有个国君想用千金的高价求购千里马，三年也未能求到。他的一个侍从说：“这事交给我去办吧！”国君打发他去了。过了三个月，他回来了，只带回一具马骨，对国君说：“我见到千里马时，它已经死了，我花了五百金，将马骨买了回来。”国君大怒，说：“我所寻求的是活的千里马，要这匹死马有什么用？而且还花费五百金！”侍从说：“死马还肯花五百金的高价买下，何况活马呢？天下的人必定以为大王是真心要买好马的人，千里马很快就会来到的！”果然，不到一年，先后有人将三匹千里马献给了国君。
讲完这个故事后，郭隗说：“大王若想招纳贤士，请先从我开始。我这样的人都被重用了，更何况那些贤于我的人呢？他们肯定会不远千里而来的！”于是燕昭王便给郭隗建造了一所宏伟华丽的住宅，给予足够的尊敬，并在都城外筑高台，上面放了千两黄金，以招揽天下有才之人。
乐毅就是看到燕昭王有诚意，来到了燕国。最终助燕破齐，被封为昌国君。各国为了争强，主动或被动推行有功者赏、无功者黜的原则，起用了一大批出身卑微的人，如刑徒孙膑，平民白起、王翦，小吏赵奢、蔺相如、李斯等，以及游士吴起、苏秦、张仪、陈轸、范雎、蔡泽等，内辅国政，外御强敌，各逞其才。
刘邦能够立汉，正在于敢破格提拔人才，而且给予厚赏。当年，韩信打算攻打齐国，就派属下对刘邦说：“齐国狡诈多变，反复无常，南邻楚国，不设立君王来镇抚，局势就不能稳定。现在我权不重，不能抚齐，请求允许自立为代理齐王。”此时，楚军正在荥阳围困刘邦，刘邦一看书信，勃然大怒：“我们被困在这里，日夜等待救援，韩信却想自立为王！”张良暗暗踩了刘邦一脚，附耳说：“我们正处在困境，怎么能禁止韩信自称为王呢？不如趁机册立他，好好地待他，让他为我们镇守齐国。否则可能发生变乱。”刘邦顿时醒悟，就势骂道：“大丈夫平定了诸侯，就做真王罢了，何必做个暂时代理的王呢？”于是遣派张良前往册立韩信为齐王，征调他的军队攻打楚军。面对韩信提出的过分要求，刘邦尽管不满而怒骂，但转而听从张良、陈平的劝说，应允了韩信，关键是以此获得了韩信的援兵，解了荥阳之围。
中国历史上能够成就大业者，皆能通过封赏激励部下。建安二十年（215年）后，曹操获得了“承制封拜诸侯守相”之权，立刻直接给部下封侯，任命郡守国相。他设置了六等七十二级爵位，名号侯十八级，关中侯十七级，皆金印紫绶；关外侯十六级，铜印龟纽墨绶；五大夫侯十五级，铜印环纽墨绶，皆不食租，与旧列侯、关内侯凡六等。虽然“虚封”自此开始，但得到了上下官员的热烈拥戴，为曹丕代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将领树立威严的关键法则：赏小罚大，提倡“以诛大为威”，要敢于惩罚那些权贵；女赏不逾时，罚不迁列，让部属随时随地看到功罪的利害。
论功即论功行赏，如果说厚禄是优待的话，论功则是考核。《将苑·厉士》中说：
夫用兵之道，尊之以爵，赡之以财，则士无不至矣；接之以礼，厉之以信，则士无不死矣；畜恩不倦，法若画一，则士无不服矣；先之以身，后之以人，则士无不勇矣；小善必录，小功必赏，则士无不劝矣。
“尊之以爵”，就是通过提升官职、授予爵位来嘉奖士兵。秦国在走向强盛的过程中，坚持以军功爵制激励将士，使百姓意识到国强与家富休戚与共。
“赡之以财”，就是用财货金钱来激励士卒。战争到了攻坚阶段，常常要组建敢死队之类的精锐部队执行关键任务，厚赏往往成为最为直接的激励方式，尽管士卒可能在任务中牺牲，但这笔钱财足以赡养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