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一手缔造的湘军，成为了晚清史上的主角，他又培养出李鸿章、左宗棠、胡林翼这样的名将，左右晚清政局。李鸿章培养出了袁世凯，袁世凯又培养出北洋军阀的众多将领。这些人能够脱颖而出成为地方大员或国事倚重的重臣，正是领悟了兵法里的将帅之道。
为什么说军队是效率最高的组织呢？一方面，凡是国家有急难险重的任务，最终依靠的还是军队，这是因为军队有严密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系统运转有序，能够沉着应对突发事件。另一方面，军队是一个高危行业，尤其在战乱年代，对个人而言，胜则生，败则死；对国家而言，胜则兴，败则亡。非智勇之士不敢为、不能为。高人、豪杰、英雄、贤才、志士聚集在一起，若是没有效率，岂不辜负了此类美名。
但是，高人、豪杰、英雄、贤才、志士就像刺猬，各有锋芒，一旦靠近了就要相互扎。如何既能用好这些刺猬，一致对外，又能让他们保持合适的距离，不相互伤害？这只能有两个办法：一是寻找那些不惹是生非的“好刺猬”，这就需要去选将；二是让他们各安其所，这就需要去组织。
一、将德：敢于露才、善于藏拙
在军队里，一支队伍组织得好不好，不是取决于兵，而是取决于将。历史上的岳家军、湘军、淮军都很能打仗，就在于他们的将领皆为一时豪杰。俗话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一把手不行，部队要么陷于瘫痪，要么一事无成，谈何发展？谈何稳定？那么，作为一把手的“将”，应该具备哪些基本素养呢？
北宋时，皇室也总是在寻找可资培养的官员，认为可堪朝廷重用的，就先贬官观察他们的反应，以此来考察这些官员的修养与品行。有的人一被疏远，立刻连骂带牢骚，最后气得不行，如屈原；有的人一被贬谪，悔恨生气哭开了，最后郁郁而终，比如贾谊；有的人贬官之后，吃喝玩乐，放荡不羁，比如苏轼。
《孙子兵法》中对将领提出了五个要求，即“智、信、仁、勇、严”。一个将领能不能打胜仗，看的就是这五方面，这些素养即是选将最重要的依据。
一是智，也就是智慧。在传统文化中，智与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智的含义是“日知”，也就是每天学一点，即“聪明在于积累”。那么，智的特征是什么呢？举个例子，几个小孩子在一块玩，提出一个问题，有的孩子反应比较快，我们就说他聪明。从这个角度来说，“智”是比别人反应得快一点，利索一点。聪明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传统文化中最忌讳一个人“聪明外露”，因为反应快、脑筋急转弯之类的，都是“小聪明”。聪明的人往往是起步快，但坚持难。聪明是条件，而对于人的成长、事业，坚持往往起到更为决定性的作用，是根本。
在一个社会中，在一个组织里，最重要的不是“聪明”，有的人“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而是要能比别人看得远，看得深，看得广，这就是慧。“慧”是人经过思考所悟到的东西，比如下象棋不是步步紧逼，而是走一步看三步，最终一将制敌。“慧”是佛教传进来之后逐渐形成的概念，孙武写兵法时，佛教还没有传进来。但我们要理解这里讲的智，不是聪明，而是睿智，凡事看得很透彻、很广远。
二是信。信就是诚信。管理者失去威望，往往是因为有诺不行。传统文化中要求君子应该“轻然诺，重践诺”，就是说不要轻易地答应别人，一旦答应就要认真践行诺言。从商业的角度而言，信指的是公司的诚信，品牌的价值；从个人角度来说，信是周围人对你的认可。将无威不立，民无信不立。我们想：一个人有多少钱，一个人当多大的官，对你周围的邻居和单位的同事来说，并不重要。但是作为一个人，讲不讲信用，有没有德行，却对大家很重要。
无论治军还是治国，都要首先立信。有个历史典故叫“徙木立信”，讲的是商鞅变法，出台了许多新法，对于这些新法能否得到认真的贯彻落实，秦国上下颇不以为然。于是，商鞅在南门外立了一根大木，发出布告说：谁能将这个大木搬到北门，就给谁十镒黄金。始终没有人来搬，最后涨到五十镒黄金，终于有人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把这根木头搬到了北门，商鞅马上把五十镒黄金赏赐给他。这一下，秦国人都认为商鞅是个说话算话的人，他立的奖惩制度一定能够如实执行。
古代军队在执行一些急难险重的任务时，要立军令状，类似于现在的责任书。
《三国演义》中关羽就曾立下军令状，说若遇上曹操，绝不会放走。但最后关羽仍放不下一个“义”字，“华容道义释曹操”。回来后，诸葛亮就拿军令状来说事，在刘备劝说后，才雷声大雨点小地发落了。还有，马谡痛失街亭，诸葛亮也是拿出先前立下的军令状，挥泪斩马谡。这就是立信中的赏罚分明。
这样的例子很多，战国时齐国任命司马穰苴为大将军，率军应对来犯的燕国军队，军队出征前，他向齐王提出两个条件：第一，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齐王不能牵制我的指挥权；第二，要求派给自己一个监军。齐王便把自己最宠信的一个宦官庄贾派去做监军，司马穰苴与他约好中午见面会合出征。然而，等到下午庄贾才醉醺醺地来，司马穰苴不顾其他将领的反对，将庄贾以军法问斩。全军一看，新任的大将军不是个善茬，谁都敢杀，立刻肃穆起来，气势俨然。燕国本来要趁齐国文恬武嬉，乘虚而入，一听说这件事，立刻意识到敢情齐国还有这么狠的主儿啊，算了，别跟他斗了，便撤军返回了燕国。司马穰苴“杀一人而三军皆惊”，未曾交战而致胜千里，正在于其信。
信，讲究“赏不避小，罚必就大”。惩罚问责，要从高官下手，才能服众；奖赏鼓励，要从卑微的职位入手，才能激励一大片。要是获得奖励的都是领导，代罪受过的全是下属，干得好，功劳是领导的，干不好，罪责全是自己的，干得少错误少，要么索性不干了，要么干脆，想办法当领导。这样一来，看着大家都很努力，但不是在做事，而是为了往上爬。不做事而往上爬的，其实只顾自己的利益，久而久之，组织就会贤者畏退，小人蜂拥。
将领的第三个要求是仁。“仁”和“爱”不同，“爱”在于珍惜，是一己之私情。仁，从字形来讲，是由“二”字和人字旁组成，二人在一起，便有了人际上的关系。因而，“仁”更多用于形容人际关系，如扶老携幼、济困救危之类的美德，这都属于“仁”的范畴。孔子主张“仁”，在《论语》里有很多种解释，最通俗的是“仁者爱人”，就是尊重别人、关怀别人、爱护别人。《孙子兵法》里的“仁”，主要讲的是关爱下属，平等对待手下，关心他们的发展，“己欲达则达人，己欲立则立人”，体谅他们的苦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样慢慢地就会得到大家的拥护，最终天下归心。
四是勇。这里讲的是勇敢。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勇”有三种：一是匹夫之勇，就是外在的凶狠；二是战卒之勇，将勇气用于杀敌报国，这是英勇；三是最高层次的心性之勇，即善于认错，敢于认错。子路当年曾以决斗之心去挑战孔子，但最终被孔子的仁德感化而向他拜师学习。儒家讲的“勇”，更多的是要敢于自我批评、自我反思、自我约束，不断拓展自己，让内心足够强大。只有内心足够强大的人，才能无私无畏，不忧不惧。
古代考察干部都是暗中进行，比如北宋，皇室总是在寻找年轻有为、可资培养的官员，认为是未来国之栋梁、可堪朝廷重用的，就先贬官观察他们的反应，以此来考察这些年轻人的修养与品行。我们知道，有的人一旦被疏远，立刻连骂带牢骚，最后气得不行，自杀了，如屈原；有的人一贬谪，悔恨生气哭开了，最后郁郁而终，比如贾谊；有的人贬官之后，吃喝玩乐，放荡不羁，比如苏轼。当然，要通过贬谪得到锻炼，但贬谪不一定都是锻炼。关键是有的人就能不受罢黜的影响，安心做好自己的事。比如白居易、范仲淹被贬后，读书写文章，安心理政事，态度端正，而且毫不懈怠，表现出怡然自乐的坦然与平静。最典型的是欧阳修，他生性刚正坦荡，但缺少一种浑然包容之气，被贬的磨砺使他能够反思自己，改变自己，被召回后，参政理事，最终成为国家栋梁之材。
五是严。带兵作战，必须严格法令。“师出以律，失律则凶”，要求军纪严明。军纪之严，在于“严正辑众”，即通过严明法纪，达到严密组织、严肃纪律，来管理士卒、团结部属。无组织、无纪律的军队是没有战斗力的，托名诸葛亮的《兵要》也说：“有制之兵，无能之将，不可以败；无制之兵，有能之将，不可以胜。”湘军之所以能战，在于曾国藩强调“溺爱不可以治家，宽纵不可以治军”，他经常申诫部属，湘军要立法行令，做到“规矩森严”、“进止画一”。由于日常管理能够“待勇不可大宽，平日规矩宜更整严，庶临阵时勇心知畏，不敢违令”，才铸造出了一支纪律严明、能征善战的部队。
严明军纪，一是要严肃群众纪律，不害民、不扰民、不滥杀、不掘焚、不抢夺。岳飞靠着“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的军纪，得到沦陷区百姓的拥护。二是要严肃军事纪律，令行禁止，犯命者戮，从命者赏。时刻做到部伍不乱，进退有节。三是严肃军容营规，平时军容整肃，营垒整洁，衣甲鲜明，操练有序，作战才能不失其次，井然有序。可以说，勇，是指堂堂正正，没事不惹事，出事不怕事；严，则是作为领导者，一定要管理好手下人，建立起威信。
这五条只是《孙子兵法》中的见解，到了秦汉时，《吴子》、《六韬》等对将德的要求又出现了很多的描述，而且，这一时期将帅的个性特征日趋明显，开始意识到应该充分地尊重、发挥将领的不同长处，有智谋的人可以做参谋，坚持原则的人可以做监军，各尽其才，各尽其用。桓范的《世要论》说：“古之论将者，言长于计策，则课以将敌；言善于治军，则考以事政；勇于奋击，则责以战斗。若无此三者，则不委之以境外之任，付之以安危之事。”谈及的就是这个问题。
历朝历代，无不把“忠”视为评价官僚士大夫的首要标准，今天的“忠”，内涵却很复杂，一是这个词很容易和奴颜婢膝联系在一起，带有明显的人身依附关系。二是由于任人唯亲随处可见，不进入圈子很难有所发展，为了避嫌，我们只好提倡“德才兼备”。
《六韬》中，把“将德”分为“勇、智、仁、信、忠”，相较《孙子兵法》而言，《六韬》增加了“忠”，且把它列为“将德”的重要标准。这是因为，战国时的国君最怕的就是手下将领不忠于自己。
这在秦始皇的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秦国功臣名将常被他除掉，其中包括兢兢业业、辅秦强盛的秦始皇义父吕不韦，在征伐六国中立下汗马功劳的大将白起等。但唯有王翦能得以善终，这在于他很清楚秦始皇内心深处的恐惧，那就是担心手下统兵的大将不忠于自己。当时王翦率领六十万大军伐楚，国之精兵，皆在王翦手中。他每打下一座城池，就向秦王上表请求赏赐土地，嬴政也很高兴地把土地封赏给他。这种小商小贩式的斤斤计较，连王翦的部下，包括他的儿子都很不理解，王翦却笑而不答。他最终率领秦军灭掉了楚国，回到秦国后领到了嬴政赏赐给他的大片土地，终老一生。王翦之所以每每攻城拔寨立下功劳时，就向嬴政请求赏赐土地，意在通过这样的举动来让秦王相信，自己的最终目的不过是想通过军功来获取些土地，并没有什么政治野心，以此消除秦王的防备之心。王翦能够善终，正在于他清楚为臣的本分，即是“忠”。
历朝历代，无不把“忠”视为评价官僚士大夫的首要标准。今天我们看到“忠”时情绪很复杂，一是这个词很容易和奴颜婢膝联系在一起，带有明显的人身依附关系；二是由于任人唯亲随处可见，不进入圈子很难有所发展。为了避嫌，我们提倡“德才兼备”，即把忠于事业、忠于组织之类的品行操守都涵盖在其中。
关于德、才的关系，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有精辟的论述：
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是故才德全尽之谓圣人，才德兼亡之谓愚人；德胜才之谓君子；才胜德之谓小人。……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
德出于品行，才出于能力。圣人德才兼备，君子德胜于才，小人才胜于德，最愚蠢之人无才无德。期望天下士人“苟不能得圣人君子，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这是从道德修养上来说的。可惜自古圣人不可多得，历朝历代统治者只能在君子和小人之间选择，政权能用君子者，以德治国，国家蒸蒸日上；政权爱用小人者，以权治国，国家江河日下。翻检史册，察亡国之所用，多为无才无德之人。
从理论上，几乎所有人都明白：有德有才要破格重用，有德无才要培养使用，有才无德要提防着用，无德无才坚决不用。问题是，现实中总有无才无德之人飞黄腾达。他们何以能扶摇直上？一用谄媚，二用贿赂。昏君喜欢逢迎，庸官最恨才士，贪官最喜财货，无德无才之人便利用了人性之私，成一己之发达。但是，无才无德之人只谋私不治国，不是把从政看成责任，而是把当官看成生意，结果身败名裂不说，还拉了个政权作陪葬。
那么，“有才无德提防着用”如何理解呢？看看诸葛亮用魏延的例子吧。有才无德的人，虽能力超群，而不知报恩、不顾情义，会轻易背叛，敢胆大妄行。诸葛亮很早就认为魏延有弑主投降的倾向，脑后有“反骨”，早晚会叛变造反。但蜀国真是缺乏人才，诸葛亮只好暂将魏延留下，任用为将领，但一直没有对魏延委以重任，魏延也因不能提拔、不受重用而心存不满。等诸葛亮一去世，他就“反相毕露”。多亏诸葛亮生前早已设下对策，魏延才被马岱斩于马下，没有给蜀国造成大的损失。
吴起在《吴子》一书中把“将德”理解为“理、备、果、戒、约”，也不妨可以看成战国时期对将的新理解。
在其中，理即条理，行军备战要有条理、有秩序。备即全面，作战要考虑方方面面，细致入微。果即果断，勇敢，作决策的时候要当机立断，犹犹豫豫只会贻误战机乃至全军涉险。戒即当行当止，能够约束住自己。约即简约，军规军法应该简约凝练而不应繁冗驳杂，这样做是为了使士卒能够清楚、直白地了解和遵守军法军规。
做人与做事，要求不同，做事关键在于能否“扬长”，能将长处发挥到极致，就是有用之才；而做人的关键在于能否“避短”，要知道自己会毁在什么地方。
这一点在吴起本人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吴起既不像孙武那样能够功成身退，也不像姜太公那样能够成就大业，他只是个执行力很强的将领，战术高明，战略却一塌糊涂，一生辗转三个国家，最后落得个走投无路而被杀。所谓“戒”，就是要知道自己的短处，清楚自己最后因为什么而败亡。可惜吴起一生没想明白，毁在了只看眼前，不顾未来。
《孙子兵法》所说的“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从做事做人的角度来看，也颇为贴切。
一个将领，对于自己的缺点要想办法去改，如果不能彻底改过，那就要想办法去藏，藏的时候要藏得住，不能让对手发现，否则会成为战略战术的隐患；而自己的优点则要充分展现出来，利用的时候要无所不至，让对手无法抵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