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初十，风雪交加，天气奇寒，旌旗都被冻裂，道旁常见人马冻死者。李愬决定利用这足不能出户的鬼天气，突袭蔡州。唐军人人自以为必死无疑，但畏惧李愬，只能硬着头皮进军。四更时，唐军抵达蔡州城下，暴雪障眼，守城者没有发觉。将帅们身先士卒，登上城头，杀死熟睡的士卒，打开城门应纳唐军。然后突袭内城，逼近吴元济外宅。此时吴元济还在安卧之中，不得不仓促应战。两天后，吴元济投降，淮西遂平。淮西割据三十年，一方面在于唐军畏战，另一方面也在于淮西军作战能力强。
李愬所督唐军，亦非精兵，故其示弱而谋强，逐步蚕食蔡州外围的据点；招降叛军，使得力量逐步发生变化，最终达到“我众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方可主动出击。但从战斗力而言，李愬部远远不及叛军，一是雪夜进军，兵士畏缩；二是唐军围攻吴元济牙城，二日才下。虽然数量众多，但仍是以弱击强，以寡战众。刘伯温在《百战奇略》中强调：“凡战，若以寡敌众，必以日暮，或伏于深草，或邀于隘路，战则必胜。”李愬利用暴雪之夜，奇袭蔡州，成为淮西之战取胜的关键。
众寡之间是一个变化的互动量，再弱少的兵马，集中使用得当就能变成强悍，而再多的兵马不能有效使用，则变为薄弱。以少击多，关键在于能分对手之众，使其“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最后将薄弱处暴露于己方精兵之前，在局部以强击弱，以多胜少，使战术优势成为战场形势转化的枢机。
众战法是大兵团的作战方式，其优势在于力量集中，易于攻坚。韩信说自己带兵，多多益善，在于他善用大军作战。
《百战奇略》上说：“若我众敌寡，不可战于险阻之间，须要平易宽广之地。闻鼓则进，闻金则止，无有不胜。”众战对天时、地利的依赖不像寡战那样重要，但仍要注意使军队能够自如布开，万不能局促于一地，这就要避开险阻狭隘之地，以免阻滞大兵团的行动，或者成为对手伏击的凭借。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所组织的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皆在平易开阔的地区展开，正据此理。
众战，没办法藏住实力，起初可能秘密调兵，一旦两军阵前展开，兵力多寡、武器优劣、阵地布置很难掩藏，几无什么秘密可言，取胜靠的是堂堂之阵，打的是赳赳士气。
大兵团作战，由于锋线过长，军队层级多，战场反馈时间长，往往采用分级指挥，要求作战计划详备，作战协调顺畅，对指挥系统要求较高。此处强调鼓、金等信号，意在说明作战行动必须一致，战场管理必须有效，方可展开。
众战，最忌讳号令不整。当年有可能统一全国的苻坚，就在淝水自毁前程。苻坚屯兵寿阳，在淝水北岸扎营列阵，与谢玄所率东晋军队临河相对。淝水北岸土地开阔，非常利于前秦大兵团作战；南岸丘山连绵，也利于东晋防守。苻坚要是守，倒是选对了战场；要是攻，却选错了方向。
不知道是他忘了，还是根本就不知道大军最忌讳进退失据。当谢玄派遣使者要求前秦军队后退一下，便于双方决战时，他居然同意了。
因为使者说：“您跋山涉水攻打晋朝，已经临水摆阵，是不是不想打啊？你要打，咱们战场上打。这样吧，你稍微后退一下，给我们留点地方，咱们厮杀一场如何？”
苻坚手下坚决不同意，都说：“我们不应该退，应该把他们消灭在淝水之南，我众敌寡，怎能退兵？”苻坚主张退兵，主要是想起了兵法上讲的“半渡而击之”。说的是趁敌人渡河登岸的转换时期，突然袭击，歼灭敌人。我们知道，渡河、登岛之类的作战，要求防得住、渡得过、登得上、站得稳，上船、下船的水路转换之际，陆军几乎是没有战斗力的。所以，利用敌军航渡、登陆之际，率军掩杀，敌军后临江河，援军无法协助，正是一举歼灭的好时机。
由此可知，苻坚是读过兵书的，不幸的是，他读的只是半吊子，估计和项羽差不多，率一支部队绰绰有余，统三军则捉襟见肘。殊不知，大军扎营，需肃穆如山，安能随意进退？本来，苻坚的军队就是杂凑而来，缺少从上到下的配合，参战将领有些并不支持南征，正在忧虑狐疑、观望徘徊之际，苻坚命令军队后撤，后军不知道前军发生了什么事，以为打了大败仗，那还等什么，跑啊。
说实话，谢玄、谢琰、桓伊等人也就八千精锐，趁着苻坚后退之际，迅速渡过淝水，一阵掩杀。前秦军还没有来得及组织迎敌，后军已经撒开脚丫子跑了。“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生于狐疑”，军心一散，苻坚也糊涂了，怎么乱了？也跟着撤吧。
淝水之战苻坚的失利，一是选错了战场，不该处平坦而仰攻八公山；二是选错了时机，不该让晋军呈现有攻击态势的半渡；三是选错了方向，不该让附庸部队先退。这三者即便错，要是精兵强将，也不至于全军溃败，关键在于苻坚指挥大军，不懂得众战“用众进止”是基本的法则，即使退，也要后军变前军，前军做后军，鳞次栉比，从容不迫。结果大军扎堆，号令不畅，一旦作战，各部不能呼应，最终成全了谢玄以少胜多的美名。
寡战和众战，是相对而言。通过分化、分解、分割，可使得众变为寡，通过合围、合成、合同、联合，可使寡汇为众。寡战，长于灵活机动，弊在各自为战；众战，便于分进合击，弊在难以协调同步。
先后
虚实与众寡，谈的是实力和人数，侧重于根据条件作战。先后，即先发制人和后发制人，谈的则是如何把握时机。
先发制人，即先下手为强。《百战奇略》说：
若敌人初来，阵势未定，行阵未整，先兵以急击之，则胜。法曰：“先人，有夺人之心。”
自古先处战地者胜，先下手能占据战场主动权，抓住最有利的时机，在敌人阵势还没有站稳，或者懈怠之时，先声夺人，摧枯拉朽，给对方突然一击。李世民发动玄武门政变，就是采用了先发制人的策略。
唐高祖李渊立长子李建成为太子，可次子李世民率军东征西讨，屡立战功，并因手下能征善战的将士最多，实力最强。太子总觉得李世民是个威胁，就和弟弟李元吉密谋除掉李世民。
李世民手下将领们早就觉得形势不妙，不断提醒他早做防备，以防不测。武德九年（626年），唐高祖命令李元吉率兵抵御突厥入侵。李元吉却召集军队，准备除掉李世民。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尉迟敬德、侯君集等人催促李世民早作决断，以免后患。于是，李世民带着心腹九人埋伏在玄武门，等李建成、李元吉上朝时，伏兵出击，当场诛杀兄弟二人，迅速铲除了其他残余势力，逼迫李渊退位，李世民登大统，即为唐太宗。
作战讲究一鼓作气，先声夺人。《鬼谷子》说：“制人者，握权也；见制于人者，制命也。”说的是先发制人控制局面，后发制人，则容易被别人控制。“权先加人者，敌不力交；武先加人者，敌无威接”，先声夺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主动取得胜利，优势不言而喻。
从宫廷争斗到军事斗争，先发制人的优势是明显的。但先发制人也有条件，一是需要力量足够强大，能够一招制敌，使得对手没有还击之力，从而压倒性地取得控制权；二是要能够出其不意，利用对手未建防范或者立足未稳闪击，方可掌握主动；三是先发制人只能在短时间内实行。克劳塞维茨《战争论》说：“胜利常常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有一个顶点。”这个顶点，就是军队效能最大化时所形成的突击力。
1939年9月开始，德军发动“闪电战”，靠的就是坦克、飞机和装甲部队所形成的快速推进力，其疾如风，侵掠如火，先发制人、速战速决，10个月闪击了半个欧洲。其中，27天征服波兰，1天征服丹麦，23天征服挪威，5天征服荷兰，18天征服比利时，39天征服法国，主动的优势发挥到极致，充分显示出了先发制人的威力。
而后发制人，则是等待形势转化。比如敌军阵列整齐，兵势强劲，不可以与之交锋，那就坚壁待之，固守城池。待到敌军兵势衰弱之时，奋起反击。后发制人的关键在于“后于人以待其衰”。
后发制人往往是军备、实力上远远无法与对手直接抗衡，因而若抵挡住对手的第一波冲锋，就能挫其锐气，收拢军队，守得住，站得稳，便可为后来居上积储实力。李世民玄武门政变用的是先发制人，之前平定窦建德，却用的是后发制人。
武德初年，李世民围击王世充，窦建德来救，双方在虎牢关遭遇。窦建德在汜水东列阵，军队弥亘数里，气势汹汹。唐军诸将面露惧色，因为王世充、窦建德合兵一处，实力远强过李世民。李世民率领数骑登高观察敌情后，对部将说：“这些乱贼从山东起家，没有系统军训，从未打过大仗、硬仗。如今渡过汜水，轻狂不知天高地厚，逼近己方布阵，说明其轻视己方。我们姑且按兵不动，等敌人进攻不得，便士气衰落，人困马乏，自会退军，到时我们发动袭击，定会取胜！”
窦建德军排开阵势，从早上喊到中午，唐军却一直按兵不动。窦建德军的将士们饥倦难耐，一休息，马上就争抢着饮水，行阵顿时散乱不堪。
看到这情形，李世民命令宇文士及率领三百骑，从窦建德军阵的西端，向南奔驰，以吸引敌军的注意力。李世民说：“敌军如果不动，你要迅速返回；敌军若发觉转而追击，你就率兵向东迂回而出。”三百骑兵出动，敌方不动，说明窦建德军仍能军令如一，专心致志备战主要防线，唐军就不可贸然攻打。如果对方注意力被吸引过去，说明军心躁动，战机便来了。
果不其然，一看到这三百骑兵，窦建德军随之骚动，将士们马上东张西望，猜想李世民是不是要派前锋突围。李世民果断下令出击，骑兵建旗列阵，从虎牢关乘高进入南山，沿山谷向东进发，掩杀过去。窦建德军此时已来不及整理行列，只能仓促应战。李世民率轻骑出击，所向披靡。程咬金等部将直击敌后，齐张旗帜，窦军大溃，窦建德被生擒。
从战术上看，“先”为不可测，因为主动出击容易暴露自己的作战目标、战术特点，让对手抓住己方的劣势，所以强调“以迂为直，以患为利”，利用坚固的防守，避开对方兵锋，“避其锐气，击其惰归”，从而后发制人。所以说，谁笑到最后，才笑得最好。从战略上，后发制人常常能够赢得舆论的支持，有利于争取民心和盟友。苏秦曾对齐闵王说：“臣闻用兵而喜先天下者忧，约结而喜主怨者孤。夫后起者藉也，而远怨者时也。”（《战国策·齐策》）春秋时的齐鲁长勺之战、晋楚城濮之战，战国时齐魏桂陵之战、马陵之战，楚汉战争中成皋之战，三国时吴蜀夷陵之战，取胜的一方都是采用后发制人的策略，不仅赢得了战术的胜利，也赢得了战略上的主动。
强弱
强弱，是指作战双方的实力对比。从形势转化来看，强弱只是相对的。强兵置于死地，力量也就变弱了；弱兵置于活地，力量反而可能增强。
如果己方实力较强，是不是就要以强击强，与敌人硬碰硬呢？答案是否定的。兵法的终极追求，是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利益，基于这一效能原则，要求为将者懂得“以强击弱、避实就虚”，能以石击卵，而不是以石击石，甚至还能够做到“以弱胜强，以弱克刚”。
如果敌我双方实力相差无几，打起来是半斤八两，即使大战了三百回合，也只是在逞匹夫之勇，对最终的战局于事无补。这种情况下不可“力胜”，要尽量避免与敌方正面直接作战，因为即使勉强取胜，也必然会付出惨痛的代价，只能依靠“智取”。
这就要善于权衡双方的强弱，当强则强，当弱则弱。《孙子兵法》所谓的“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就是从土地、物产、兵源推算出双方力量的强弱。知己知彼后，强有强的战术，弱有弱的战术。
《百战奇略》这样描述强战：
凡与敌战，若我众强，可伪示怯弱以诱之，敌必轻来与我战，吾以锐卒击之，其军必败。法曰：“能而示之不能。”
大凡与敌方作战，若己方兵力众多，且兵势强劲，可以伪装示弱，化实为虚，化强为弱，诱导敌军轻敌，与我军交战。我军就以精锐部队攻击敌方，敌军一定会失败。强战法不是以强击强，而是掩藏实力，本来可以做到，却要显示出做不到，绵里藏针。
战国时期的赵国名将李牧，常年驻守代地和雁门防备匈奴。他每天宰牛犒劳将士，练习骑射，厚爱士卒，与士卒休戚与共。但他却立下军令说：“如果匈奴入境抢掠，我们要赶快收拾财货，隐藏起来自保，如有擅自捕杀匈奴的士兵，格杀勿论。”这样谨慎防守，几年下来，匈奴人都认为，李牧是胆小怕死之辈，甚至连赵国的百姓和士兵也如此认为。
赵王忍不住了，询问李牧应对匈奴之策，李牧说要自守保财。赵王觉得李牧毫无建树，就将他召回邯郸，另派人接替。可接下来一年多时间里，每有匈奴劫掠，赵军主将便率军出战，常打败仗，人力物力损失严重，以致边境地区都快找不到耕田的牲口了。
这也不是办法呀。赵王只得请李牧重回边境统率。李牧却称患病，闭门不出。赵王一再召见，李牧才说：“如果我统兵，还会按照之前的方式应对匈奴，如果您答应，我才敢奉命守边。”赵王一想，打不了胜战不要紧，先不打败仗吧。便允准了李牧的要求。
李牧按照老办法守边。匈奴前来劫掠，每次都空手而归，无计可施。其实，李牧不是消极防守，而是在暗自储备军力。经过长时间的备战，终于积累了足够的力量，李牧挑选战车一千三百乘，选骑兵一万三千匹，步兵五万人，弓箭手十万人。他看准时机，故意放出许多牲口和百姓，引诱匈奴前来劫掠。双方军队一接触，赵军佯装败退，让匈奴俘获了数千人。
匈奴更加坚信李牧胆怯，不足为虑。于是，匈奴单于亲率大军来袭。李牧便让赵军左右两翼迎击敌军主力，形成对匈奴军队的包围。一次出击，斩杀数万匈奴骑兵，匈奴单于也落荒而逃。此后十余年，匈奴都不敢再侵犯赵国边境。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冲突，是贯穿中国历史的大问题。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居无定所，骑射本领高超，骑兵机动灵活，游击奔袭作战，具有农耕民族军队无法比拟的优势。但游牧的生产力低下、生产方式很不稳定，秋冬季节习惯南下，遭逢天灾习惯掠夺，成为历代中原政权的心头之患。李牧正是基于赵军长于固守，而匈奴便于游击的习性，若弃城而击，追不上匈奴，诱敌深入，缺乏战略纵深，又不能撤出防线，只能引诱匈奴倾巢而出，寻机一举解决边患。这是赵国的军事实力所决定的，也是最为稳妥的战略战术。
后来，汉武帝时期，一改守势，主动出击，派卫青、霍去病进行战略反攻。虽然也可以长久解决边患，但需要有充足的国力作为支撑。因为长途奔袭作战，需要长期训练骑兵，需要长距离供给粮草，尽管可以深入漠北，但大举进军，却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等匈奴暂时平定了，西汉也由盛转衰了。
弱战，那就完全依靠示形。当己方实力不如对方，只能用假象迷惑对方，“示敌以强”，使对方做出错误的分析和举措，寻找战机取胜。《百战奇略》说：
凡战，若敌众我寡，敌强我弱，须多设旌旗，倍增火灶，示强于敌，使彼莫能测我众寡、强弱之势，则敌必不轻与我战，我可速去，则全军远害。